龚松柏[1]2002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文中研究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根据其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指导思想在实现经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国营外贸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统制外贸体制，同时根据当时所处国际环境的特点实施了加强与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而又不忽视与资本主义国家往来的对外经济交往政策，并允许外资在华企业暂时存在。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这一演变过程的开始，战争期间，新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急剧恶化，而与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则进一步加强，外资在华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私营进出口商的经营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新中国的外贸体制开始向国营垄断演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实施使这一演变最终完成，期间，尽管新中国在继续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私营进出口商以多种形式完成了其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最终形成了国营垄断外贸体制，外资在华企业也在此期间基本消失，从而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终结。本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强调外贸为工业化服务等主张的合理性及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认识上的诸多局限及由此给新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最终得出了该时期对外经济关系对新时期的借鉴与启示。
张淑珍[2]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指出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朱宗友[3]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它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必将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很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的解读。据考证,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是福音抑或灾难,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巨大的历史同步性与契合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近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30年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60-70年代以来,在这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某些改组和分化,形成了在美苏两极对立条件下的叁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终结,形成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极化趋势。然而无论在哪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化进程都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步伐,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新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道路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还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展现了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张立影[4]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文中指出无论是在新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事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在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曲折坎坷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相发展,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已经是不容回避和毋庸讳言的事实。当今中国百舸争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更好地认识当今的非公有制经济,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由导言和五章正文共六部分构成。导言对选题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对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扼要的介绍。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初识资本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前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四节,详细分析了土地革命之前、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政策。总的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由不全面走向全面的时期,是由以形而上学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唯物辩证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的时期。具体地说,在中国革命方式上,由认为在中国直接消灭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二步,在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由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转变为将其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两者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由害怕资本主义到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上,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对不同帝国主义采取分别对待的原则。第叁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叁节,分别论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曲折反复的时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变为利用、限制、改造,由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转变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政策,由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转变为与资本主义国家针锋相对、实行事实上的封闭政策,后又根据形势的需要,重新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本章分为叁节,首先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然后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对建国以来党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些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由对私营经济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发展到把私营经济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再到把私营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最后将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彻底。本着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在经济层面上学习借鉴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所长,并为自己所用。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经验。在对中国共产党长期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六条主要的经验,分别是: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要历史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陈聚芳[5]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由两条历史洪流汇合而成。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近现代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剧烈。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最终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逢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系统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利于今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从思想源泉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叁个来源:(1)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和践行的文化背景。(2)在本质属性上,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发展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3)近现代世界的各种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本文对上述叁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论述。从发展历程看,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历程。(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爱国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是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认清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2)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分析了世界发展的态势,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目标的统领下,在发展道路上,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努力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过程;在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于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发展阶段、矛盾运动、发展动力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由于各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徘徊摇摆,最终政治斗争压倒了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挫折。(3)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针对世界发展呈现的许多新特点,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确定了中国“叁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大文明都要搞好的战略布局,领导中国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制订了“叁个有利于”的社会发展评判标准,并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中国发展机遇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深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思想。江泽民认为,世界各国应该主动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共创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这个背景下,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叁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进行了的新思考,提出了充满时代气息的创新动力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争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发展战略。胡锦涛强调,中国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奋斗。论文最后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基本内容。择其大要有: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国家现代化;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中国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骨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孜孜不倦的求索,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些经验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任;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进行改革;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理论作指导;要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之中。希望这些经验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减少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迎接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
张蕾蕾[6]2011年在《社会身份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外交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外交日益旱现出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趋势。政党外交的兴起正是外交领域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从国与国的官方关系到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高政治”议题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低政治”议题,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到全球性问题——政党外交越来越多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由主权国家政府扮演主角的传统外交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口起就开始了国际交往,但是从事真正意义上着眼于国家关系发展的政党外交还是在建国后以执政党的身份与外国各种类型政党的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在范围、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格局日臻成熟。这一发展过程也是个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大党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丰富多彩,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然而最重要的、最能反映成长特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身份的不同选择决定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方法的变化,它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如何行动,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的关系。近年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身份”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大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将文化、认同、观念等因素作为结构体系整体层次上的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从而为分析、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新思路。社会身份理论沿用这一新思路将研究的范围从心理学拓展到国际关系领域中来。社会身份理论认为：行为体是在不同的团体划分中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般需要经过社会比较、社会类化、社会区辨和社会定位四个阶段,最后才会形成一种“我们感”的共同体,也就基本确立了行为体的身份认同。根据社会身份理论,我们还可以对行为体的行动提出如下假设：行为体会更偏向于内团体成员,对于自己所认同的成员集团会从双赢的思维出发,选择积极合作的战略；对于准内团体成员,一般会采取支持的策略,对于双边事务会选择部分的参与和合作,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对于外团体成员,一般会从非零和的思维出发,在双边事务中选择部分的参与和合作；而对于敌对性较高的外团体成员,一般会从零和的思维出发,在战略上选择不合作或冲突现代国际关系是伴随着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相关理论一般也都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元。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决策中发挥着不同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特殊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事无小事”、“外事工作授权有限”一直是国家外交体制运行的总原则,并且通过“党管外交”的原则在实践中加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外交事务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人们常说的“外交大权在中央”的原则,即中共中央享有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权和管理权,负责制定重大外交政策。因此,社会身份理论的基本观点也可以应用于分析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所进行的政党外交的研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政党外交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身份选择几经变换。本论文引入社会身份理论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基于身份的衍变而进行的政党外交。作为无产阶级类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际关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同世界打交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的身份出发主要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以及亚洲部分邻国的共产党进行直接交往,其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寻求国际同情和支持。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分为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身份选择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1978年之前的身份选择在“世界革命”的斗争理念指引下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也就是说1978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国际社会的互动中界定自己的身份(这种互动在国内外各因素的影响下呈现的是一种被动的、非良性的景象),而且身份的定位非常明确,主要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的身份转变。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多关注国内建设,这种关注也经历了一个从落后于世界现代化浪潮之后的奋力追赶专心国家经济建设到经济实力初步增强后开始自信执政的成长过程。中国共产党源自于内在发展需求的政党外交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在政党外交中日益重视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这导致中国共产党身份发生新的变化,具体而言是在经过挑战意识淡化和参与意识增强的一系列调整之后,先后确立了注重国家利益的身份和平崛起中大国执政党的新身份。论文先从历史起点的角度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党身份开展的对外交往进行了简单梳理,随后根据身份维度并结合政党外交战略将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1949——1956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身份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1957——1976年)、注重国家利益身份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1977——2002年)以及和平崛起中大国执政党身份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2003年至今)。同时,运用翔实的史料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中身份选择的过程、对外战略的确定以及政党外交的实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力图全面描绘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展的历程。
朱继东[7]2013年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指出十一届叁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叁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叁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张吉军[8]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于江涛[9]2016年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文中提出论文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展现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毛泽东构想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探索的历史地位。基于此,论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毛泽东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源于青年时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求学期间,他接触过多种主义,但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清算,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把个人政治抱负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懈探索。二是毛泽东如何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从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把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想,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叁是毛泽东如何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最终指向,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也有着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转变,并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开拓性的,他找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创建和改革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制度现代化问题认识不足等历史局限。
王立华[10]2014年在《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中国由过去的“天下”之中国，逐步向“世界”之中国演变。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的进步人士先后掀起学习西方宗教、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尝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使中国人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并非具有相同的含义。中国道路是指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选择、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不懈努力的过程。而“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具有非常相近的含义，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开创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起点。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式”发展理论。中国道路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主要任务不同。中国道路是一个历经曲折不断纠错的过程，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是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且预示着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古今的中国具有超文明、超国家的包容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但没有实现的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设想，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证明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困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D]. 龚松柏.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2].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3].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D]. 朱宗友. 河南大学. 2010
[4].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进程[D]. 张立影.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5]. 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D]. 陈聚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6]. 社会身份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D]. 张蕾蕾. 复旦大学. 2011
[7].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8].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
[9].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D]. 于江涛. 清华大学. 2016
[10]. 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D]. 王立华. 华侨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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