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1979-2005年中国大陆主流报纸新闻中的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成见论文,新闻论文,年中论文,国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形象”(image)或“媒介形象”(media image)，及有关媒介“再现”或“呈现”(representation)的研究，数十年来受到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等学科的关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许多新闻传播学者采用内容分析法探讨媒介对特定社会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或著名群体)的形象建构。此类研究“主要用来评估针对这些群体媒介政策的改变，推断媒介对群体改善形象这一要求的反应，或记录社会趋势”(Wimmer & Dominick,2003,PP.137-138)。由于新闻生产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化的行为，故研究媒介形象亦有宏观意义，藉此可透视一个社会的新闻生产机制，并可预测传播之社会影响。
素来形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因其更能折射出传播公平的意义。强势群体凭借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虽在媒介上占据话语强势，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被真实地传播了，也不必然意味着其媒介形象在社会群体间的沟通中产生了正效应。而如果某一强势群体的媒介形象长期与公众的现实认知不符，则将影响到媒介的公信力。这是本研究关注党员和精英的媒介形象的意义之一。
本研究锁定党员和精英的媒介形象为考察对象。本文所指“精英”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是与政治精英一起决定社会运行方向的主要力量，是媒介关注的重点。根据我国的社会现实，政治精英几乎囊括于中共党员群体。须指出的是，党员与精英并非截然两分的群体，二者之间有相当高的重合度(即一个人可能既是党员同时又是高收入者或高学历者，或三者合一)①；而据我们的观察，大陆媒介在报道党员和精英时往往采用不同的新闻框架。因此，分析媒介上的党员框架和精英框架分别如何呈现，以及为何选择党员或精英框架来呈现同一人，有助于考量媒介的传播策略。
此外，在我国，党政形象的传播历来受到特别重视，塑造党政形象是大陆主流媒体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宣传管理的重点(夏倩芳、张明新，2007)。因此，研究媒介上的党员形象，揭示其变迁，将为媒体从业者勾勒出较准确的党员媒介形象，并有助于改善和修正此类传播。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精英”与“形象”的概念
“精英”的概念出现于17世纪，主要用于指优秀的物品，后来又被用以指优秀的社会群体。自19世纪末起，这一表述在欧洲大陆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和政治著作中。1923年，“精英”(elite)一词开始出现于《牛津英语词典》，用于指称优秀的社会群体。
精英概念起初专指政治精英，这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共和国》(Res publica，又译《理想国》)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现代精英理论的先驱帕累托和莫斯卡也都将精英界定为统治阶级。意大利学者帕累托以“精英循环理论”而知名，他最早在政治学上使用“精英”(elite)一词并使之普遍化，并提出了“精英统治”和“民众”的概念(陆学艺，2001)。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论”亦笼统地将统治阶级视为精英。此后许多政治和社会学者运用此概念时强调的是权力分层而不是经济或文化分层的意义。如吉登斯(Giddens,1973,P.120)指出：“精英是指那些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占据正式位置的个人。”
在现代社会，由于资源的分散化，可能存在着一个以上的重要组织或群体在不同领域控制着社会资源，故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可能是多个集团。在当代西方社会，名声、地位、荣誉、身份、成就等皆已成为考察精英的指标。一般认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包括经济精英(或企业精英)、政治精英、军事精英、文化精英、专业精英(或技术精英)等。陆学艺(2001)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精英”定义应包括三个要件：比较资源优势、一定程度的个人成就、这种成就对社会结构的维持或变化所具有的一定的社会学意义。简言之，所谓“精英”是在社区中某一个或多个领域拥有优势资源，且利用其资源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获得个人成功，并使其行动对维持既存社会结构有贡献的个人或群体。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张宛丽，2000)。改革开放前，大陆呈现出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由于国家控制了所有资源的流向，“社会”基本不存在。一切资源的配给均仰赖于政治资源，整个社会形成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关系。大陆社会的精英群体呈现类型单一化的特征，即党政精英是社会上唯一的精英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资源逐渐分散，社会分层日益加剧，各类社会精英应运而生。社会学者证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主要的精英群体，按其所属的社会系统可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王汉生，1994；陈光金，2000；朱旭峰，2006；等)。
“形象”或“映象”(image)是一个笼统而宽泛的概念，且较多表现为个人对他人或某群体特性的认知，是一种典型的主观性态度认知(Lippmann,1922; 1991)。当然，人们对相关事物，往往也会形成特定之映象。“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构建者的主观认知；同时，“形象”亦是高度情景化的，往往与具体的被认知对象有关。心理学和传播学者认为，构建与解释“形象”，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核心(Neiva,1999)。
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日益依赖大众传媒，他们对外界人群或事物的“形象”建构过程，往往与大众媒介密切关联，这是本研究所依赖的基本假定。李茂政(1994，P.318)认为，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simulation environment)成为人们接收各种讯息进而形成对外在的人、事、物的印象的最有力的解释。
本研究参照社会学者的结论，考察三类社会精英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其一为“政治精英”，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新闻传播的实际情形，本文界定其为党员群体；其二为“经济精英”，即在经济领域获得一定成功并拥有相当物质财富的群体；其三为“知识精英”，指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达到一定高度并占据相应社会资源的群体。
(二)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
在探讨传媒对人们认知特定群体之形象的影响因素中，“新闻框架”(news frame)和“刻板印象”或“固定成见”(stereotype)是新闻传播学者较多运用的两个理论。
新闻框架是记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的整体性的思考基模，或中心意义的组构方式。学者们已有共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中总是选择一些信息而排除另一些信息，从而影响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Entman,1993; Iyengar & Simon,1993; Kahneman & Tversky,1984; Sermetko & Valkenburg,2000; Price,Tewksbury & Powers,1997)。这种“持续不断地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就是创造框架的过程。Gitlin(1980)认为，框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存在着很多事情，即便一个特定事物也有无数值得注意的细节；框架就是由默认的理论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藉此告诉人们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其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框架分析因而“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Pan & Kosicki,1993)，用以考察话语、议题与意义如何准确地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Reese,2001)。
框架理论与第二层议程设置理论在表达事实的显著性方面是共通的。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侧重于议题的显著性，认为媒介的功能在于告诉人们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发展，即第二层议程设置理论，关注事实自身特征的显著性——即媒介告诉人们事物的哪些方面是重要的。故媒介不仅告诉人们围绕什么而想，也告诉人们如何去想。这也是框架理论的内涵(Iyengar & Simon,1993; McCombs & Ghanem,2001; Takeshita,1997)。近来研究表明，新闻媒介侧重事件或问题的某些面向将导致这些面向更显著、更易于到达受众，从而更可能影响受众的认知(Shen,2004)。
“刻板印象”(stereotype)最早由李普曼(1922)提出，认为个人既有的成见或头脑中的图像，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刻板印象可被定义为一种涉及知觉者的关于某类人群或事件的知识、观念与预期的认知结构，或者说是把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类事件与一系列品质及行为特征进行连接的抽象知识结构。
刻板印象是一种简化和类型化的认知方式，对某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认知忽略其个体差异，而把群体特征加诸个体(Grant & Holmes,1981; Smith,1991; Tan,Fujioka & Lucht,1997)。刻板印象能极大地提高知觉、推理和决策的速度与效率，其认知优势及其自动激活的运作过程决定了新闻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刻板印象。这与刻板印象处理信息的速度与效率适应新闻话语对时效性的追求有关，同时，由于刻板印象沉淀着人类认知的共性和民族集体意识和无意识，这意味着刻板印象会让新闻具有普遍意义(曾庆香等，2005)。
在现代社会，传媒在刻板印象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刻板印象与新闻框架因此在形象的意义生成过程中联系在一起。刻板印象往往作为记者建构形象的思考基模或前提，渗透在新闻框架中，影响着新闻框架；而某种新闻框架的持续反复使用往往亦会强化某种刻板印象，并规范着此类新闻的表述。
但是，李普曼及后来的研究者又指出，刻板印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在认知陌生群体时，刻板印象起着重大的框架和引导作用，而随着亲历的过程，这个作用会减弱。当媒介呈现的刻板印象与现实的直接经验认知相冲突时，人们会逐渐地修正刻板印象(Lippmann,1922; Arliss,1991,P.24; Kramarae,1977,P.151; Robson,2000)。
由于新闻生产是一套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过程，新闻产品的框架因此不再停留在个体或偶然的层面，而是群体、组织、制度、文化等复合作用的产物。框架理论所关注的新闻生产便不仅是孤立的文本制作过程，而是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话语霸权的生产(夏倩芳、张明新，2007)。在此过程中，曾庆香等(2005)认为，由于社会各群体的势力有强弱之别，在媒介上的话语权有强弱之分，因此新闻(话语)反映的只能是具有话语权的集团、阶层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所以，通过分析新闻框架，不仅可以解析某类群体在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亦可透视此类刻板印象的意识形态意蕴和生成机制。
在错综复杂的框架分析中，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始终是重点。关于如何分析新闻报道之框架策略，有很多途径。潘忠党与考西克(Pan & Kosicki,1993)提出分解句法结构、脚本结构、主题结构与修辞结构的方式。句法结构指描述整个话语形式特征的宏观句法，如倒金字塔结构；脚本结构指新闻事实被建立的稳固顺序，并呈现为此事件的结构化思维；主题结构指新闻报道的假设—验证特色，即报道有个基本主题假设，各种事件、出处以及建议主张都为了要说明支持这一假设；修辞结构是记者对描述风格的选择。新闻报道的主要修辞特点常受新闻信源的先期限制，记者—信源关系构成了首要的新闻框架。本文的新闻框架分析物件主要是新闻信源和与主题密切相关的议题。
信源被视为塑造新闻框架的重要变项，是形成意识形态的首要与关键步骤(Durham,1998; Entman,1991; Reese,Grant & Danielian,1994)。相关文献表明，在很多情形下，信源的人群与阶层分布极为不均，记者习于过度依赖“常规信源”而忽略或屏蔽其它消息来源，形成“信源标准化”(source standardization)现象，即媒介倾向于使用相对固定的精英信源(elite source)——包括政府官员、机构负责人、各界精英人士等(Johnson-Cartee,2005,P.220; Shoemaker & Reese,1991,P.151; Soley,1992)。信源问题关涉新闻产品的客观性、公正性等(夏倩芳、张明新，20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新闻传播学者采用框架分析法解析媒介对某类群体形象的描绘(Wimmer & Dominick,2003,PP.137-138)，如运动员、韩裔美国人、黑人、妇女等。我国学者近年来探讨了媒体上的农民、民工、女性、儿童等的形象(马力安、崔绮云，1994；刘伯红、卜卫，1997；李蕾，2004；韩素梅、韩燕，2004；陈勃、郭晶星等，2005)。用“刻板印象”理论阐释特定群体(如女性)的媒介形象，是美欧传播学界的学术传统之一(可参见Kitch,1997)。但迄今为止，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媒介形象的经验研究尚付阙如。
(三)研究问题
本文拟以新闻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考察大陆主流报纸中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的媒介形象，揭示其意识形态意蕴。在我们的视野中，“新闻框架”与特定群体的“媒介形象”具有共通之处，因新闻文本采纳了何种框架，受众方能感知到何种形象。此外，记者、编辑和传媒对该社会群体预存的刻板印象，亦成为塑造媒介中该群体形象的有力变项；由于本研究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而未采用调查或访谈等方法)，故未能对这一因果关系做出检验。因此，本文中所指称“党员形象”与“党员框架”，及“精英形象”和“精英框架”，其内涵极为相近，本文在叙述中将其交互使用。
根据上述对刻板印象相关文献的研讨，我们有理由认为，媒介上经由特定预存的刻板印象所呈现的党员框架(或党员形象)，将会使得受众(包括记者编辑)心目中此种刻板印象进一步强化。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及传媒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我们认为党员和社会精英的媒介形象将随之而有改变。由此，本研究中各理论概念之衔接图式见图1：
与此相应，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1：不同议题类型的新闻中所呈现的党员与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分别为何？
RQ2：不同信源类型的新闻中所呈现的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分别为何？
RQ3：党员形象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是否与报纸的市场化程度有关？
RQ4：党员形象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是否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显著变化？
RQ5：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的个体身份(姓名、职务、年龄、性别、政治身份、教育背景、经济背景等)在新闻报道中被如何建构？党员个体的身份建构与经济/知识精英的身份建构存在何种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与样本
考虑到本研究所探讨的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应该且必须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报纸的类别，本文首先选择了综合性党委机关报。在中央、省级和地级报纸中，考虑到中央级大报仅有《人民日报》可供选择，而地级报纸的影响力则显不够，故最终选择了两份在历史上和当前能代表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不同水平的广东和湖北两省的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和《湖北日报》。
至于具体的版面选取，我们检验报纸上主要新闻版面(不包括国际新闻、外省新闻及所有新华社通稿)上的新闻报道(字数为200以上，图片新闻不计)，主要考察政治、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经济、法制等新闻报道。当且仅当一则符合上述要求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党员或可被判断为经济或知识精英的个人时，且报道的人物的形象比较鲜明(如该新闻中描述了此人，或有一个可判断此人形象的行为等)，该报道即是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本研究的分析单元为单篇新闻报道。一则新闻中如出现多个符合要求的人物形象，本研究挑选形象最鲜明的个人。
我们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992年为界，前后分别以3年为时间间隔，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分别抽取了1979、1982、1985、1988、1991和1993、1996、1999、2002、2005共10个年度，每年以随机方式抽取3个循环周(composite week)的报纸。以上述选取标准共得到606篇符合要求的报道。其中，《南方日报》252篇，《湖北日报》354篇。符合要求的报道在各年度较为均衡，数量最少的为1988年，有38篇，最多的2002年有84篇，年平均数量为61篇。②
(二)类目建构
根据前述之研究问题，本研究特别关注的变量为“报道议题”、“新闻信源”、“党员形象”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考虑到本研究尚无先例可循，因而我们遵循探索性内容分析研究的一般程序(Wimmer & Dominick,2003)。在正式研究启动前，两位研究者阅读并分析了大量1979-2005年间两报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新闻报道，实施预研究(pilot study)，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本研究所需各变量之类目。
(1)报道议题
本研究将报道议题划分为以下8个类别：(1)政府/政治、(2)工作经验/成就、(3)先进事迹、(4)经济发展/企业改革、(5)社会冲突性议题、(6)反贪/反腐、(7)违法/违纪/犯罪，和(8)其他。其中，社会冲突性议题指由于社会体制性的缺陷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带有社会力量的对立和紧张的社会现象的报道，如“三农”、下岗再就业、贫困、社会保障、教育不公等，对此一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夏倩芳与张明新(2007)。
(2)新闻信源
信源指该新闻报道的线索和来源(冯健，1996)。部分报道在导语中即明确交代新闻来源，如“记者从某政府部门获悉”，而其余未标明新闻来源的报道亦可从记者叙述中推知其消息来源，有的在导语中已明确标明，有的在文中其他部分标出，有的则需判断(夏倩芳、张明新，2007)。根据我们此前的研究及本研究的特点，为这一变量建构的类目如下：(1)官方机构、(2)企事业单位、(3)民间机构、(4)记者采访、(5)无法判断新闻来源。若一篇报道出现多个新闻来源，选择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消息来源。
(3)党员形象(或党员框架)
在预研究中，我们针对所分析的每一篇报道，就该报道中的党员(也可能是经济或知识精英)的形象予以归纳，其方式是用最能体现该人形象的3-5个形容词。其后，对所有的形容词按照其所出现的频率排序，并将意义相近的形容词合并，建构出一个初步类目，然后以这个类目对另一部分报道编码，在此过程中逐渐修正类目系统。最终本文为“党员形象”这一变量所建构的类目为以下7个：(1)勤勉/踏实(勤勉/务实/体贴/细心/任劳任怨等)、(2)敬业/奉献(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等)、(3)责任/能力(责任感强/胆识/魄力/毅力等)、(4)公正/廉洁、(5)创新/智慧、(6)负面形象(贪婪/自私/欺诈/犯罪等)、(7)其他。这7种形象，事实上即为媒介在呈现党员这一群体之时所采用的7种框架。
(4)精英形象(或精英框架)
与上述对“党员形象”这一变量的类目系统的建构方法与过程类似，本研究为此变量所确立的类目为以下7个：(1)创新/智慧、(2)责任/能力(责任感强/胆识/魄力/毅力等)、(3)敬业/进取、(4)博学/诚信(博学/儒雅/诚信/正直等)、(5)勤勉/踏实(勤勉/务实/体贴/细心/任劳任怨等)、(6)负面形象(贪婪/自私/欺诈/犯罪等)、(7)其他。与上述“党员形象”相比较可知，媒体上的精英形象与党员形象有一致之处，譬如勤勉/踏实、责任/能力、创新/智慧等皆是被媒体所突出较多的形象(框架)。
(三)编码与数据分析
在一位新闻学教授和一位从事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博士生的指导下，四名新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完成了整个编码过程。在正式编码前，研究者与编码者进行了多次沟通。编码完成后，研究者在整个样本中随机抽取了60篇报道，以另两名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为独立编码者(independent coder)予以检验，Krippendorf Alpha值显示上述四个主要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值(inter-coder reliability)的均值为85％，达到了绝大多数内容分析的要求(Wimmer & Dominick,2003)。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SPSS for Windows 13.0进行。分析方法主要是频数分析(frequency analysis)和卡方分析(Chi square analysis)。所有检验皆为双尾(two-tailed)。
四、研究发现
(一)各关键变量之描述统计
1.报道议题
本文探讨的是党员的媒介形象及变迁、及其与经济和知识精英形象的比较，因而对能满足该标准的报道，其基本要求是该报道能呈现相关人物的形象。有趣的是，符合这一标准的报道往往大量集中于“先进事迹”和“工作经验/成就”议题(合计近70％，如图2)。此外，呈现党员与经济/知识精英形象的概率与报道的议题显著相关(如表1)。呈现党员形象的报道更可能集中于先进事迹、政府/政治、反贪/反腐、违法/违纪/犯罪议题，而呈现经济/知识精英形象的报道更可能集中于工作经验/成就、经济发展/企业改革议题。
2.新闻信源
就新闻来源的清晰程度言，在606篇报道中，57篇(9.4％)的新闻来源清楚标明，458篇(75.6％)虽未标明，但可由报道行文或内容而判断，余下91篇(15.0％)无法判断。至于具体的新闻来源，来自官方机构的新闻最多，为328篇(54.1％)，其次为企事业单位，83篇(13.7％)，另有66篇(10.9％)为记者采访所得，来自民间的极少，为41篇(6.8％)。如表2所示，来自官方的报道更可能呈现党员群体的形象(74.4％)，而来自企事业单位和记者采访的报道更可能呈现经济/知识精英群体的形象(22.0％、18.1％)。
3.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
由图3可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大陆主流媒体所呈现的党员形象，主要集中于敬业/奉献(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等)、勤勉/踏实(勤勉/务实/体贴/细心/任劳任怨等)两类。其次，是负面形象(贪婪/自私/欺诈/犯罪等)和公正/廉洁形象。最受忽视的是责任/能力(责任感强/胆识/魄力/毅力等)形象和创新/智慧形象。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在大陆主流媒体上的呈现，与党员形象有着不同的景象(如图4)。最典型的经济/知识精英的形象是责任/能力(责任感强/胆识/魄力/毅力等)和敬业/进取；其次是创新/智慧形象和勤勉/踏实(勤勉/务实/体贴/细心/任劳任怨等)。有关经济/知识精英的报道，极少呈现负面形象。
(二)对各研究问题的回答
RQ1：不同议题类型的新闻所呈现的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分别为何？
如表3所示，新闻报道的议题与所呈现的党员形象显著关联。工作成就/经验/先进事迹报道中总是呈现正面形象，尤其是勤勉/踏实(27.4％)、敬业/奉献(39.2％)形象；而在社会冲突议题新闻和负面新闻报道(违法/犯罪/违纪)中更可能呈现负面(贪婪/自私/欺诈/犯罪等)的党员形象(63.6％)。如表4所示，新闻议题与所呈现的经济/知识精英形象亦显著关联。工作成就/经验/先进事迹报道中总是呈现正面的，尤其是责任/能力、创新/智慧、勤勉/踏实形象；而在政府/政治/经济/企业类议题中，更可能呈现责任/能力形象(38.9％)。至于社会冲突性议题新闻和负面新闻报道中，更可能呈现多样化的精英形象(负面和其他，29.2％、12.5％)。
RQ2：不同信源类型的新闻所呈现的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分别为何？
如表5所示，新闻的消息来源往往与该报道呈现的党员形象有关。来自官方机构的新闻更多呈现公正/廉洁(12.6％vs.3.3％)和负面形象(14.5％vs.8.9％)；来自非官方机构的新闻报道更可能呈现敬业/奉献形象(41.1％vs.28.6％)。消息来源却不一定与所呈现的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必然有关(p=.076)，不论来自何处(官方或非官方)的报道，对经济/知识精英形象的呈现不产生必然差异(表6)。
RQ3：党员形象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是否与报纸的市场化程度有关？
如表7所示，党员形象的呈现与报纸市场化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南方日报》，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党员形象(其他形象，15.2％vs.5.0％)，对负面的党员形象呈现更多(19.9％vs.8.0％)。由上述分析可知，因负面形象更多存在于负面新闻和社会冲突性议题报道中，这表明《南方日报》监督党员行为、惩治腐败的力度更大，及更多呈现了社会冲突。市场化程度低的《湖北日报》大多(近70％)集中在勤勉/踏实和敬业/奉献两种形象，极少呈现负面形象(5％)。与上述结论类似，经济/知识精英形象与报纸的市场化程度亦显著关联(X[2]=48.15，d.f.=6，p=.000)。如表8，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南方日报》，经济/知识精英形象呈现更加多元化(其他形象16.8％vs.1.3％)，突出创新/智慧形象(26.7％vs.11.8％)；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湖北日报》，更多呈现经济/知识精英的责任/能力、敬业/进取形象(合计59％vs.32％)。
RQ4：党员形象和经济/知识精英形象是否随时代变迁而发生了显著变化？
如表9所示，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整体上言，党员的勤勉/踏实形象得到显著强化(28.1％vs.21.8％)，同时公正/廉洁(4.8％vs.18.3％)形象显著削弱，至于敬业/奉献、创新/智慧形象，未发生显著变化。其他形象的显著增多(12.9％vs.4.2％)，表明新闻呈现党员形象有愈加多元化的趋势。至于经济/知识精英的形象变迁，如表10所示，责任/能力(36.4％vs.13.0％)、博学/诚信(13.0％vs.4.0％)形象显著加强，同时敬业/进取形象显著削弱(12.3％vs.34.0％)。
RQ5：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的个体身份(姓名、职务、年龄、性别、政治身份、教育背景、经济背景等③)在新闻报道中被如何建构？
在352篇涉及党员形象的报道中，340篇(96.6％)提及党员的完整姓名。89.5％的党员为男性，7.1％为女性(其余3.4％无法判断)。从年龄上看，54.0％无法判断，29.3％是中年，老年和青年为9.4％、7.4％。报道中仅有6.0％为一般党员，未担任任何职务，52.8％为基层领导，32.7％为中高层领导(余下8.5％无法判断)。就党员个人的经济背景而言，绝大多数报道(86.6％)未提及，7.1％为富裕，3.1％为中等，1.7％为低收入，1.4％为巨富。从受教育程度看，与对个人经济背景的回避类似，绝大多数报道(89.2％)未有提及党员个人的教育背景，5.1％为大专和大学，2.8％为初中及以下，1.7％为研究生及以上，1.1％为高中或中专。概言之，新闻报道中的党员形象，从其身份言，主要是无法判断年龄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男性党员，虽然该党员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其经济和教育背景被极力淡化。由此可见，党员仅被描绘为政治精英，而未被描绘为知识精英或经济精英。
在254篇涉及经济/知识精英形象的报道中，与上述对党员的分析类似，96.9％(246篇)提及了完整姓名，88.2％的精英为男性(8.3％为女性，3.5％无法判断)。48.0％无法判断年龄，其余则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三类人群中分布较均匀(16.9％、16.5％、18.5％)。报道的经济/知识精英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专家/作家/导演/作曲家等)，占35.8％，国企大企业高层管理者为24.4％，私企老板占15.4％，一般知识分子为13.8％，一般白领为0.8％(其余职业为9.8％)。61.4％的报道没有提及经济/知识精英的经济背景，22.4％为富裕，14.6％为巨富，1.6％中等。就教育背景而言，59.1％没有提及，22.0％为大专大学，13.0％为研究生及以上，5.9％为高中及以下。可见，主流媒体报道中的经济/知识精英，对其身份的呈现，主要是老中青各年龄段的男性高知或高层管理者，其人在现实生活中亦真实存在。整体上看，在约60％的情形下不会提及该人的经济或教育背景；但在提及的情形下，该精英为巨富或富裕，教育水平在大专大学或研究生以上。
显然，大陆主流媒体对党员个人与经济/知识精英身份建构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职业、经济和教育背景。党员往往担任着一定领导职务，即为政治精英；经济/知识精英则主要是高知/高层管理者；对党员的报道往往极力淡化和回避其经济和教育背景(在接近90％的情形下不提及)，而对于经济/知识精英的报道，有更大可能(约40％)被提及，被提及的经济/知识精英，往往是经济状况极好和教育程度很高的个体。简言之，媒体上的党员群体极少被描绘为经济/知识精英，而同时，经济/知识精英极少被描绘为党员(如图5所示)。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对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身份建构的类似之处，在于他们多是男性(约90％)、年龄模糊、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
五、讨论与结论
在我国主流媒体上，党政形象传播历来受到特别重视，塑造党政形象是大陆主流媒体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宣传管理的重点(夏倩芳、张明新，2007)。本文以新闻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考察大陆主流报纸中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并探索党员作为我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经济精英在媒介形象呈现上的差异，揭示其意识形态意蕴。分析发现，媒体上所呈现的党员形象(框架)和精英形象(框架)，总体上虽有一致之处，譬如皆包含有“勤勉/踏实”、“责任/能力”、“创新/智慧”等具体框架。但由深入分析可知，党员形象更多地体现在“敬业/奉献”、“勤勉/踏实”两种框架(合计近60％)；而媒体上的精英形象，主要突出“责任/能力”、“敬业/进取”、“创新/智慧”三种框架(合计近70％)。此外，从对党员和精英形象的身份建构看，媒体上的党员群体极少(10％)被描绘为经济/知识精英。由此我们的结论是：大陆主流报纸中的党员框架和精英框架，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
经验数据大体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其一，作为新闻框架之基础的新闻信源和新闻议题，与媒体上的党员和精英形象显著关联(唯一有关但不显著的是信源和精英形象)；其二，时代变迁和媒体市场化作为社会环境皆影响到党员和精英形象的呈现；其三，本文采用“身份建构方式”来描述新闻主体形象具体的建构策略，发现党员往往避免被描绘为精英，这就为此前的结论“媒体上党员与精英群体集中于不同的新闻框架”提供了有力佐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员群体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经济和知识精英进入党员队伍，党员与经济或知识精英之间已有相当高的重合度(见注释1)。同时，党员的标准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埋头苦干、勤勉踏实外，增添了新内涵，如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创新探索，反对僵化、克服惰性等(南方网，2003)。党员干部应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形象、能处理复杂事务的专门家形象、躬身实践带头奉献的实干家形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活动家形象”(苏战宝，2000)；党员应体现学习型、思考型、实干型、创新型、廉洁型形象(刘胜利，2005)。社会形势的变化要求媒介上的党员形象能反映新内涵、新现实，党政部门也要求对党员形象的宣传能表达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河北日报(2004)社论提出按“三个代表”要求塑造党员形象；人民日报(2001)和呼和浩特日报(2006)组织相关报道，要求通过带领群众实干树立党员形象。
然而，本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传媒市场化的推进，党员和精英的形象皆有显著变化。本研究揭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加入WTO及其他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党员的传统的勤勉/踏实的形象得以显著强化，而更具时代特征的公正/廉洁、责任/能力、敬业/奉献、创新/智慧等形象却未得以突显。显然，这既不符合时代赋予党员的新内涵，又不符合社会现实。与之相反，经济和知识精英的媒介呈现更多体现为责任/能力、敬业/进取、创新/智慧形象，随着时代变迁，富有时代内涵的责任/能力、博学/诚信框架则愈加突显。
须特别强调的是，新闻报道中党员框架与精英框架的刻意分离，尤其是党员框架滞后于时代要求而精英框架却获得优势表达，将直接影响到党员在公众中的形象。本研究的结论提示媒体和宣传管理部门，有关党员形象的报道应走出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藩篱，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具体而言，本文给予如下建议：
其一，传媒应在表达党员勤勉/踏实形象的同时彰显创新/智慧、公正/廉洁、责任/能力等形象，使党员的媒体形象与社会现实及公众期许相吻合；其二，媒体应注意在更多议题中描述党员形象，而不仅限于“先进事迹”和“工作经验/成就”议题，在政府/政治、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类议题，甚至社会冲突性议题中亦可体现党员形象；其三，描述党员形象的新闻报道，应注意信源分布的多元化，尤其需重视民间信源；其四，对于精英党员的形象建构不应刻意回避其教育与经济背景，以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相符，避免客观上将党员刻划为不受公众向往的人。同时注意将党员的身份建构立体化。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贯通了“形象”研究和“刻板印象”、“新闻框架分析”理论。此前有关媒介形象的研究，鲜以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本文以新闻框架作为形象构建的基础，认为新闻文本采纳何种框架，受众方能感知到何种形象；由此，将“社会群体形象”与媒介对该群体报道的“新闻框架”联结起来。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值得今后研究借鉴的分析架构，将“形象”、“刻板印象”、“新闻框架”等理论概念相互连接，在中国大陆这一社会环境下将时代变迁及传媒市场化因素等囊括其中，并对其一部分予以实证检验。这一理论架构丰富了有关“形象”研究、“刻板印象”、“新闻框架”等领域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于上述理论的认知。后续研究可就这一理论架构中的其他部分，如预存刻板印象对媒介形象呈现的影响，及媒介形象呈现对受众和编辑记者既存刻板印象的强化、新闻框架对媒介形象影响的微妙机制等继续探索。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2006级研究生张丕万、于涛、余飞、景义新、刘婧婷、杨正莲、何青枚、谭超华、成熔兴、李倩、陈守超等在本研究的预研究、编码、数据录入工作中的贡献。
本文受到当代传媒与社会风险控制项目的资助)
注释：
①根据2005年调查数据，党员的职业构成中，企事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和专技人员占25.1％，机关干部8.9％，二者合计占党员总数的34％；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党员占56.6％，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7.3％。以上资料来源于人民网：《共产党员总数超过6960万名，队伍构成更加合理》，2005年07月31日取自：http:// www.xf.people.com.cn/GB/42464/3411280.html。
②本研究具体的样本及最终数据分析资料，可在获得本文研究者授权之后向本文作者索取。
③本文对与党员和经济/知识精英的个体身份相关的姓名、职务、年龄、性别、政治身份、教育背景、经济背景，共7个概念的操作方法如下。(1)姓名：是否有完整的姓名；(2)职务或职业：视具体职务而定；(3)年龄：青年、中年、老年、无法判断；(4)性别：男、女、无法判断；(5)政治身份：是否为共产党员；(6)教育背景：初中及以下、高中与中专、大学与大专、研究生及以上；(7)经济背景：低收入、中等、富裕、巨富。以上各变量的操作，尽管有主观判断之嫌疑，但凡遇难以判断之处，本研究皆以多个编码者与研究者共同商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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