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定在”概念
张义修
内容提要 马克思“定在(Dasein)”、特别是“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概念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传统，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现出新的内涵。青年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阐释为定在与其背后的支配性本质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以人本学批判工人作为定在的非人处境。“社会定在”一方面指经济关系中的特定存在，另一方面指有待实现的人的本质性存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强调经济事实作为定在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劳动、货币、资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超越自然定在、成为抽象一般的过程。作为“社会定在”的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各种形态，都是现代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结晶，马克思由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式的理解。
关键词 马克思 黑格尔 政治经济学批判 定在 社会定在
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定在(Dasein)”概念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但由于在中译本中被翻译为“存在”而一直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中，马克思似乎只是在宏观意义上认定了一般性的“社会存在”对意识的先决性作用，而马克思曾反复使用的“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却没有被提及。实际上，马克思对“定在”概念的使用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传统，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新语境中展现出新的内涵。本文将聚焦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定在”概念、特别是“社会定在”这一词组的内涵演变，以期透过这一概念，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理论背后的哲学意蕴。
一
马克思于1844年首次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定在”概念也是从这时开始被用于经济学的批判性研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复使用“定在”概念，并且使用了“社会定在”这一搭配。“定在”初次出现是在手稿的第二笔记本现存的第一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支配下的工人时指出，工人成了一种“活的”资本，“他的定在(Dasein)、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①。在这里，两种分析范式在同时发生作用：一是人本学的范式，即从本质性的“人”的概念出发展开分析。马克思所不满意的是，资本把本来完整的“人(Mensch)”变成了片面的、物性的“工人(Arbeiter)”，后者“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而拥有定在(als Arbeiter Dasein hat)”②，换言之，“工人”只不过是一种被抹除了人的丰富性的、特定的、物性的存在，这也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非人的本性；二是关系性的范式，也就是说，马克思不单是从“人”的概念出发，他还同时强调了资本与工人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工人只有把自己作为资本，才能将自己出售，从而成为工人。与此同时，“资本的定在(Dasein des Capitals)”③对工人而言就成了“他的定在(Dasein)、他的生活”④，这种资本定在规定了工人的生活的内容。当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对劳动、劳动力与劳动者(即工人)做出清楚的区分，他关于工人作为商品、作为资本的论述还不准确。他目前所达到的认识是，政治经济学所刻画的现代资本关系中，工人是一种与资本相互依存、而又归根结底被资本所支配的“定在”，这里的“定在”意味着一种未能实现“人”的本质规定的特定存在物。工人被当作“商品人(Menschenwaare)、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⑤，而就其只具有“劳动”这一规定而言，工人也可以说是“作为单纯的劳动人(Arbeitsmenschen)的抽象存在(abstrakte Existenz)”⑥。由于工人只是这样一种“定在”，一旦他失去了工作，不再与资本发生关系，他就连这种“定在”也失去了，从而“沦为他的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s)从而也是现实的(wirkliches)非定在(Nichtdasein)”⑦。可见，工人的“定在”与“非定在”皆是相对于资本而言的、特定关系之中的存在形式，而马克思这里用“社会的”所强调的也是资本与工人的关系相较于工人个体的先在性。
1.3.3 感染。由于患者自身体质较差，经长期药物干预导致免疫能力出现下降，诱使感染发生，对治疗及患者自身造成影响。而且，留置针的留置时间过长、护理人员操作过程中未严格准守无菌操作也可使患者发生感染。因此，护理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无菌处理进行操作，穿刺前使用无菌棉签沾医用酒精擦拭穿刺点，治疗结束之后给予常规消毒，避免菌落诱发感染。
如果说工人是一种相对于资本的“定在”，那么资本呢？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Bestimmtheit)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质性(Qualität)”⑧。这也就是说，工人的形态是特定的、固定的，资本的形态却是流动的、变化的。例如厂房、原料、工具，皆可作为资本的表现，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资本的化身。马克思说：“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natür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定在(Dasein)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wirklichen Inhalt)如何。”⑨在这里，资本的本质与现实的定在被区分开来，马克思从前者出发来观察后者，透视了各种定在背后一以贯之的资本的规定性，进而发现了作为定在的工人的劳动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定在的资本的对立。青年马克思预言说：“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⑩在第二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马克思还试图勾勒出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辩证发展的三个环节：二者先是直接或间接的统一，继而产生对立，“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定在(Dasein)”
，最后，二者各自同自身相对立，分解为经济世界中不同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以上论述并不完善，值得追问的是：马克思这样的分析思路从何而来？与其说是他从政治经济学中读出来的，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哲学视角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方法论重构。以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路为基础，青年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中读出了辩证法的味道，从而把资本与工人(劳动)的关系重构为一种隐藏于各种定在背后的本质力量与现实定在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没有以经验实证的方式来理解政治经济学，而是以本质与现实的辩证法来理解资本的作用，这就避免了在理解经济事实时陷入经济学家们常见的只看表象的、拜物教式的思维方式。
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笔记本中，青年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凸显“定在”与其背后的本质力量之间的关系，强调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还提出了“定在方式(Daseinsweise)”概念。在对经济学说史的回顾中，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将全部财富归结为土地与耕作，这里的土地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脱离了一切定在形式束缚的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
，而耕作劳动也还不是脱离了一切具体形式的普遍的、抽象的劳动，“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中被认识的”
。这里的“定在方式”是某种更为抽象的本质的特定表现方式之意。而后来的经济学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
。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初的正面理解。可见，经济学语境中的“定在”始终是相对于不特定的、更深层的、非定在的本质而言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也就不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推崇某种特殊方式的劳动，而是把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把扬弃私有财产和扬弃劳动的目标统一起来。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关于“定在”的论述中，定在背后的本质的内涵发生了多次的游移：在资本与工人(劳动)的关系中，工人和资本的各种外在形态是定在，资本是本质；在关于劳动的理解中，具体的特殊劳动是定在，抽象劳动是本质；而在人本学的批判语境中，工人这一“定在”的背后还有一个未曾实现过的本质，即“人”的本质。
在下文关于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马克思暂时抛开了经济学的语境，以人本学为分析范式，探讨了扬弃私有财产的哲学意义，“人”的本质的论述也再次登场了——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为革命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它是“人的现实化(Verwirklichung)或现实性(Wirklichkeit)”
。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也是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这样一些既有的异化形态“向他的人的(menschliches)、即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s)定在(Dasein)的复归”
。这里的“定在”显然是指“人”的本质的特定存在方式。马克思再次用“社会的”形容“定在”，但这里的“社会的”作为“人的”的同位语，并不具备经济关系性的内涵，而是意在强调，完整的“人”不仅是个体，而且具有类的共同性、总体性，“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Totalität)而存在一样”
。如果对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前半句的社会定在与后半句的人的总体相当于构成了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不过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精神”已经被改造为自我实现了的“人”。这样的人本学阐述已经与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关系了，它说明，马克思此时经济学批判与共产主义叙事的最终支点还是人本学，他对“社会定在”的理解也存在一种游移：一面是以资本与工人(劳动)关系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关系中的特定存在，另一面则是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有待实现的存在。而在同期写作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青年马克思也在类似的双重语境中使用定在概念：一方面，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区分了本质性的、“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货币灵魂(Geldseele)”与作为其官方表现形式的“货币的金属定在(Dasein)”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人本学意义上指出，人的类活动的“现实的(wirkliches)、有意识的、真正的定在(Dasein)是社会的活动”
，这里的“社会的”是人的类活动的现实表现，依然是明显含有人本学的意味。
在不久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超越了人本学，不再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社会，而是强调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与关系构成性，“社会”概念不再被当作“类”的代名词。
这两个文本中没有出现“社会定在”，甚至“定在”概念出现的频次也不高。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地租、利润等经济学事实的一个定位：“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定在方式(Daseinsweisen)是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e)、与一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关系(Verhältnisse)。”
马克思仍是用“社会的”来描述经济性的“定在”，但已经没有人本学的痕迹，并且突出强调，这种定在是与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也就同时突出了经济定在背后的历史性与关系性。这就为马克思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开始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后续手稿中大量使用“定在”概念，并多次提到“社会定在”。“定在”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巴师夏和凯里》中，马克思以历史性的视角考察了雇佣劳动的产生过程，并指出，作为行会制度、等级制度等衰亡的产物的现代雇佣劳动与奴隶制解体后的雇佣劳动不同，它是一种“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的形式”
。结合前文的相关分析，不难理解，马克思强调的依然是现代抽象劳动的普遍性，它可以表现为任何特定的劳动形式。这里的进展在于，马克思再次引入历史性的维度，强调雇佣劳动之所以能成为抽象的劳动一般，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雇佣劳动的一般定在(allgemeine Dasein)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
。在这里，雇佣劳动囊括了劳动的所有具体“定在”而成为一种“一般定在”。而在后来的《导言》中，马克思详细探讨了“劳动”这一抽象范畴得以生成的历史基础，即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各种劳动都被同等看待，并且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时，劳动才现实地成为“劳动一般”
，而这种情况最发达的是在美国，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定在形式(Daseinsform)”
。这里出现了“定在”概念的一种新用法，即用以描述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马克思后来还提到，理论研究中的各种范畴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表现了既有的、一定的社会的各种“定在形式(Daseinsformen)、存在规定(Existenzbestimmungen)、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
。而且，任何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决定性的生产，它是“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定在(Daseins)的比重”
。在以上论述中，“定在”用于强调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形式的历史性、具体性、现实性，从而折射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特质。而在后续的经济学手稿中，“定在”概念更多的还是被运用于具体的经济学分析当中。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现代经济过程的分析是从“货币”入手的，但马克思很快就发现，想要理解“货币”出现的必然性，必须回到“商品”这一更基础的范畴，因为正是商品的二重性存在决定了商品与货币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而出现：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而存在，它的交换价值包含在这种产品的“自然的定在形式(natürlichen Daseinsform)”
之中；另一方面，商品又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而存在，即作为货币存在，在这种特殊的货币商品中，“交换价值又抛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定在形式(natürlichen Daseinsform)的一切联系”
。在这里，马克思还没有对商品的二重性做出准确概括，但是相关思想的雏形已经出现了，他想以产品的特殊性与交换价值的一般性的矛盾，来说明商品与货币在现实中的对立存在：前者保持着自然定在的表现形式，后者则在内涵上超越了一切自然定在。换言之，作为产品存在的商品是“交换价值的实体的(substantielle)因而偶然的定在(zufällige Dasein)”，而直接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的货币则是“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定在(symbolische Dasein)”
。而作为象征性定在的货币并不是只存在于观念中，它也具有“物性的定在(sachliches Dasein)”，换言之，必须“通过一种对象性的方式(gegenständlichen Weise)现实地(wirklich)表现出来”
。在这里，“对象性”与“定在”扮演了类似的逻辑功能，即强调货币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成为现实对象、现实存在。在后续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常常将“对象性”和“定在”概念并置于同一语境中，用以说明货币、资本的现实表现方式。
总而言之，“定在”以及“社会定在”概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现出以下几重内涵：第一，“定在”不是宏观的、抽象的“存在”，而是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它通常表现为一种可见之物，这体现了一种具体性与现实性；第二，“定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定在”的背后总有某种非定在的、本质性的、主体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而“定在”是其现实化的特定方式，因此，“定在”概念蕴含了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实体的辩证关系，而在这一层面上，“定在”和“对象性”概念也就有了共通之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价值与资本构成了推动现实经济过程的内在线索，而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各种具体形态则扮演着“社会定在”的具体角色；第三，马克思以“社会的”来刻画“定在”，起初这种描述包含人本学的意味，后来则是强调经济学语境中的“定在”总是处于特定的关系当中，是一种全面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的结晶，而这种社会关系又总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换言之，经济学所探讨的“定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所沉迷的“定在”，不是孤立的、实体的、永恒的东西，而是关系性、历史性的东西，是有待深入、有待超越的东西。马克思始终坚持以历史性的眼光，从关系总体的角度来考察价值的运动，进而理解商品、货币、资本的辩证法，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之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大概不希望自己的论述过于思辨化而不利于读者的接受，因此使用“定在”概念的频次相较之前的手稿有明显降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正文中也没有再出现“社会定在”的搭配。不过在第二版中，马克思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做了进一步阐述，并在其中增加了一处关于“社会定在”的表述。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指商品表现其自身价值的方式，马克思强调，一件商品的价值不能独立地表现出来，而总是要通过另一件商品来表现，在此基础上，当所有商品都通过同一件商品来表现其价值，后者便获得了一般价值形式，这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
。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一件商品只是单独与某种一般等价物发生关系，实际上，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却是被所有商品交换所公认的形式，是所有商品全面相互联系起来的结果。一句话，商品的一般价值形式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其背后是商品之间的全面联系。马克思说：“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Werthgegenständlichkeit)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的全面的社会联系(Beziehung)来表现。”
在这里，“对象性”与“定在”讲的是同一件事，即商品的价值的特定表现形式。马克思以“社会的”刻画“定在”的性质，所强调的是，这种“定在”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只能在商品的全面的联系中存在。换言之，价值不是一种物自身的实体性属性，而是一种只在商品关系中生效的社会性表现。
对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经济定在的社会关系本质的判断，可以说，《资本论》成功地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宏观维度上的理论判断落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与批判中。除了以“社会定在”来突出商品价值的关系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详细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并指出，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一切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实现形式，在这里，“货币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这里体现了马克思对1844年初次经济学研究时提出的定在与本质(观念)二分的辩证分析思路的继承与超越。在后来经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不少“定在”概念。在第二卷中，“定在”以及“定在方式”主要用来刻画资本循环过程中各种特定的资本形态。而在第三卷中，马克思也曾在论述货币的不同表现形式时两度提到“社会定在”：一是贵金属，它表现为社会财富的一种“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仿佛是独立于一切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外的一种彼岸之物
；二是纸币，“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
。马克思的这两处分析共同说明一个道理：货币的各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即“定在”)都曾引起人们拜物教式的推崇，但是，究其本质，这些“定在”都是“社会的”，即与一种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对货币定在的信仰的背后，是对其内在的货币价值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说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
，这是一种缺乏历史性与批判性的盲目信仰。这样，马克思就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式的理解。
“是这样，我们准备从江上发动偷袭。师部已经着手征调一百名峡江渔民，组建一支划夫大队。你们边的任务就是担任此次反攻的突击队，由划夫大队运送过江，从葛州坝江边对宜昌守军发动突然袭击，抢占城外阵地后，稳住阵脚，等后面的大部队到来。然后再突击入城，直扑铁路坝，抢占整个城区的制高点东山寺，为后续到来的大部队攻城扫清障碍。”胡琏布置完毕，转向问夏国忠：“给你的任务明白了没有？”
如果说“货币”是超越了具体产品的自然定在的一种特殊的“商品”，那么，“资本”也是超越了货币这种物性定在的一种特殊的“货币”。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发现，资本不是具有固定形态的某种物性的东西，而是贯穿于现代经济过程的、支配着劳动的一种本质性力量。现在他能够对此做出更准确深入地分析了：资本最常见的、最可通约的表现形式是货币，但它已经不再像前文所述的商品交换语境中那样，只是存在于商品与货币的一般交换过程中的货币，因而“已不再是存在于同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并存的特殊实体中的货币”
，它通过雇佣工人，进而占有工人对象化的劳动，将自己贯穿于一切对象化劳动之中。换言之，资本支配了劳动，从而使一切劳动过程变成了受制于资本的过程，工人的一切活劳动都受制于资本所掌握的既有的、已经对象化了的劳动。在此过程中，资本成了一种脱离了货币的物性定在的货币，成为“在对象化劳动的任何形式(Form)和定在方式(Daseinsweise)的交换价值中保持自己观念规定(ideale Bestimmung)的货币”
。在前文中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已经区分了现实的金属货币与作为观念(“货币灵魂”)而贯穿于经济过程中的货币。现在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真正贯穿于经济过程中的观念的货币，本质上已经不是货币，而是资本——资本正是当下这一社会定在形式之中的“普照的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1、281、281-282、282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48.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下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298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64.
⑥⑦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14.
式中，NN(zi,{z1,z2,…,zL}\zi,j)表示zi与第j训练样本最近邻，表示集合C和D之间的Hausdorff距离，定义如式(10)所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1、292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2、29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Berlin: Dietz, 1981, S. 449.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2, Berlin: Dietz, 1982, S. 268.
慕思捷介绍，德马泰克在开辟市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市场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会对市场进行分析，了解不同地区市场的不同发展趋势，接下来我们会考虑为了顺应这些发展趋势，我们需要采用哪些产品解决方案。等到这一切都确定之后，我们才会去考虑这些方案需要用到哪些设备。这是一种逆向思维，与开发出产品之后再去考虑它可以用在哪些产品解决方案中的方式大不相同。我们会根据我们所在市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正是对市场的了解和对方案的灵活掌握，德马泰克才能在中国、马来西亚、北美等差异巨大的市场都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这正是德马泰克成功的关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V/2, Berlin: Dietz, 1981, S. 452.
Qhw—第四系；J3-K1m—毛坦厂组(粗安斑岩、安山岩、安山质凝灰岩)；Pt3x—小溪河岩组(云母石英片岩、变粒岩)；DBG—大别岩群片麻岩组合；DBM—大别岩群大理岩组合；Pt3Tw—唐湾片麻岩体(二长花岗质片麻岩)；Pt3N—倪店片麻岩体(角闪二长质片麻岩)；Pt3L—龙眠片麻岩体(角闪斜长质片麻岩)；K1Xm—仙米尖单元(二长花岗岩)；K1H—华盖山单元(石英正长斑岩)；K1D—大圆单元(角闪二长岩)；J3-K1Z—中义单元(石英二长岩)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在致辞中说，山重建机在继2011年北京工程机械展会上推出节能环保的混合动力挖掘机和电动挖掘机后，今年在上海宝马展上又隆重推出了燃气动力挖掘机等多款创新产品，这充分体现了山重建机在技能环保等方面的研发实力，零排放、零污染的技术变革正改变着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拓宽了市场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5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1, S.286.
互联互通的智能体验、全流程的人性化服务、生态方持续加入带来的便捷应用，构成了海尔成套厨电的独有优势，而支撑这一切，需要强大的创新实力，海尔厨电能够率先布局，恰恰是其强大实力的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12.
根据“场景理论”重新审视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及布局，会发现有许多改进之处。但是，这涉及到城市交通、房屋规划、城市步道布置等诸多问题，因此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但是结合中国语境，利用场景发展的一些关键要素，可以为未来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一些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56页。
肢体语言是体育课教学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根据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的要求，一堂体育课的练习密度为75%是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一节40分钟的体育课中要想练习密度达到75%，即学生只有10分钟时间是不运动的，这十分钟包括老师的课堂讲解与动作纠正以及组织学生练习，十分钟时间老师不可能每个动作讲解都能让学生听的细致以至于了如指掌，老师需要动脑筋即精讲，那么动作示范就显得格外重要，不但节约了新动作讲解的时间，而且让学生一看动作就一目了然。课中老师给学生进行分组练习，老师自己巡回指导时，发现有的学生动作较好的瞬间伸出大拇指，这时的表扬更加增添了学生复习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39.
电极或者仪表的基本设定参数包括： 温度补偿曲线、电导电池常数，温度偏置等；校准历史包括： 仪表零点校准、斜率校准、验证测量、离线手工取样等操作的执行时间、记录结果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 Berlin: Akademie, 2006, S. 2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83、67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3、166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6, Berlin: Dietz, 1987, S.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9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5, Berlin: Akademie, 2004, S.5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0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15, Berlin: Akademie, 2004, S.583.
作者简介： 张义修，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吴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