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时期论文,贡献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明确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尤其新中国建国6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60年的历程。一般看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这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的探索。纵观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二个30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长达20年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错误、挫折的教训，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直接的铺垫和奠基。
一、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戒”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正是在对“苏联模式”利弊进行反省和对新中国建设经验教训初步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9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河，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是指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
1.以苏为戒，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考
一方面，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是在基本思路上，首次提出了以苏为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论十大关系》开门见山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23二是在基本方针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3]23三是第一次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抓住了影响全局的十大关系、十大矛盾。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突破苏联僵化的体制束缚，创立中国新型的体制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而且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推进社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把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志上升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大会在明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论断，并且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航程。大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党建设作出了初步的规划，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由现代化革命政党向现代化执政党转型的建党方向。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4]
2.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它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从理论的角度，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全新命题，从实践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且把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他明确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其本身也包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我们知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性的实践时，我们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逻辑起点和理论源头来考察，正是发端于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毛泽东的探索和中国共产党继承者的探索是相互衔接，一脉相承的关系。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这样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5]尽管毛泽东后来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重大失误，但毕竟是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思想萌芽。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思想先导作用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585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尤其是人类的实践和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前人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地继承和吸取，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离不开前人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课题探索，确实为后来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无论是在探索“第二次结合”的方法论基础上，还是在探索“第二次结合”的理论成果上，毛泽东都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准备和铺垫。
1.毛泽东强调“结合”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中国自己的路
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反思苏联模式后，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苏联模式，他强调指出：“我们早就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2]16尽管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有过重大失误，但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目标一直没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3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毛泽东强调“结合”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把它当作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毛泽东曾经在革命年代时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8]791“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8]789毛泽东说：制定方针政策“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9]1956年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论十大关系》，1960年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科学的基本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中国共产党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全面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3.毛泽东强调“结合”必须走群众路线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共同的落脚点——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孜孜追求的价值标准，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来谈社会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将失去自身的价值而变得毫无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共产党宣言》深刻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262 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977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路线，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提出了必须始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的做法，同时，也反对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不注意集体利益的做法。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利益观的内涵，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他特别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116他还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新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内容，要求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利益观在新时期的发展。新时期胡锦涛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等，这些体现了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根本的工作路线，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政党。
4.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富有创新性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历史素材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而这个理论体系不是无渊之水，无木之本，它是继承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结果。如毛泽东划分两个阶段的设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依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系统的矛盾思想孕育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萌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和“三步走”战略也是从毛泽东关于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设想演化和发展而来的。另外毛泽东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关于体制改革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依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些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遗产。比如在经济上，毛泽东提出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等；在政治上，提出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等；在文化上，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主张，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在对外关系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思想等等。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后来没有坚持那些好的思想，最后竟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而结束。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同样经过我们党科学地总结其中的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实现重大转变；超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辟新道路，实现理论创新；并且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怎样建设一个党”，“实现怎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主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了初步的、系统的科学回答，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飞跃。
三、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开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根基
1.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奋力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据统计，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2％。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如钢，煤，石油，电力，水泥，化肥，硫酸，化纤，棉花等）产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明显提前。[10]195其间，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等一些重大科技成就。国家在重工业方面有了较为完备、自成体系的机械制造工业，在此基础上，汽车制造业、造船业、飞机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等，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美国学者莫理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也以大量的数据记述了我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尽管有着许多失误和挫折，但“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化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11]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郑重强调：“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2]如果把这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横向上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纵向上比较，我国在这一时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年的发展历程，为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在整个探索中虽有过曲折，但成绩应当肯定，这些成绩使我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也由此变得越来越重。因此，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
2.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奋力拓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不仅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有严重曲折，但从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看，他始终没有背离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向。毛泽东于1957年就明确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13]373-374“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13]403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10]194可以说，通过这一时期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在中国更加牢固，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伟大建设不仅坚定了制度选择，并且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根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郑重地宣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坚持和完善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曾一再旗帜鲜明地批评在中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的自由化言论，同时反复地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7]229这些著名论断，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历史的递进性，更有内在的统一性，那就是两者在社会发展的基本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前者是起点，后者是延续，前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30年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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