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相伴而生的，是持续至今的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而身处这一浪潮之中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制度却都有其产生和适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模仿从来不会成功，只有立足于国情与时代，面向未来，在继承、借鉴、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一、现时代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要性
一国的政治现代化与该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如阿尔蒙德所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含混和弥散”，因此，“每一个政治文化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称为‘政治文化’”[1](P15)。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2]。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潜藏着的最深层的最难以改变的东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长期发展中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而这种非正式的力量会在无形中对正式制度的良性运转产生深刻的影响，不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实现“路径跳跃”便无法创新和持续发展。考察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对我们不无启发，“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菲律宾仍蹒跚于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在传统的惯性与现代的冲突之间经受着折磨。”[3] 尽管其在制度层面已实现全面民主化，但政治文化领域仍然受传统的权威主义、主从观念、世袭制、裙带关系等的影响，使传统政治文化转化为现代极端“人情化”的政治。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1](P29—54)。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渗透入人们的政治生活。因此，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政治文化作用极大。先进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化进程的精神动力，落后的政治文化则会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与阻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背景下发展形成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基础与儒家学说占支配地位的人伦型文化的文化基础，形成了沉积于国民性与国人精神结构的具有以下典型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家国同构的国家观念。“家天下”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使家、国相联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的原则。道德伦理、纲常秩序是人们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个人的弱化、国家（君主）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也塑造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观。
君主民本的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4] 中国传统社会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君主民本是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广大“臣民”在长期的“教化”之下，把忠君作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格。
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集权式的专制使臣民文化得到张扬，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一种对权威的认同，国家、君主的政治权力得到无限扩大，在漫长传统社会的浸润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即使要打倒旧权威，也必须通过树立同质的新权威来实现。
因此，回应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根据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实际，满足政治文化变革的根本要求，推动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面临转型的阵痛，专制集权与人治的传统伴随着社会整体转型向政治民主化曲折前行，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则更为艰难而又更为重要。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相伴而来，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首先在器物层面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接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证明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探求，开始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可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端。
辛亥革命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准备都很不充分，辛亥革命党人向北洋军阀势力的妥协，使人民仍然面临“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形势，这让有识之士深刻反思。陈独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进而认为民主共和“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而继“政治的觉悟”之后，“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在当时的五四先哲看来，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以适应民主共和制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取代儒家的纲常名教。有鉴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薄弱，他们除主张政治的民主外，更注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6]，并且主张“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后者使民主观念发生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现代政治文化的启蒙运动，打破了中国千年来的文化封闭状态，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启迪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使中国从多种异质文明中选择了最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真正新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历史过程，正体现了政治文化变革对政治民主化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五四启蒙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产生的，并未对社会大众真正产生深刻影响；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集权型的社会主义政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未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公民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治文化。至今，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启蒙目标并未完全实现。邓小平曾指出：“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7](P335) 政治文化的转型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全面发展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反封建型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所亟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三、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顺利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政治文化的转型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了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还必须着重从意识形态的微观层次探索变革方式。包括肃清封建政治文化对人民的奴性教化，以先进的公民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意识，强化公共权力观念，树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激发公民的政治热情，使之积极参与政治，使全体人民具有平等协商和按法律、制度办事的政治态度。当前，应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寻求推动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蕴涵着对民主、平等、公平、公开、信用、法治的诉求，“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8] 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以最为彻底的方式打破传统社会集权模式下“全能政治”的权力观念，促使政治观念从集权转为民主，集权向民主的转变意味着分权、对个体的认同与思想的解放。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大大增强公民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与政治体制变革对政治文化的直接性影响相比，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更为根本性地改造公民的经济人格进而影响到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使人们从传统政治文化下的人身依附型政治人格转向独立自主型政治人格，使民主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建立一整套“游戏规则”，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一系列制度保障，“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P333)。而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实质是“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的和理性的体现”[9]。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要求从人治走向法治。 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培育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国家权力向民众权利的回归是不可扭转的发展趋势，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成为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促使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观念使民众再次得到启蒙，公民对合法利益的主动追求使其产生影响政治决策、参与政策制定、参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10]，从而使政治文化形成公民文化的特征，而非传统的依附型、地域型政治文化。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而生的政治文化转型已经体现出从一元化思维方式向多元化思维方式的转变，从狭隘封闭到开放宽容的政治心态的转变，从经验化、实用性、伦理化、情绪化到科学性、理性化的政治认知的转变的特征。
（二）推进人伦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型
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发展与民主发展密切相关，科学精神包括和蕴涵着怀疑、求真、验证、宽容、公正无私等方面，而这些本就是民主精神的应有之义。科学文化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培育的有力促进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与人合而为一”，并且主张以“人”为本，因而有了遮蔽科学精神的以人伦为主的人文精神。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价值取向、功能发挥与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导致了国人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不足。封建统治者不但以愚民的教育政策和科举体制排斥科学技术内容，还对重要的科学领域实行垄断。学术政治化渗透到了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科学技术依附于政治则严重背离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扭曲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更无从谈起科学精神的形成。从文化的核心哲学来看，中国哲学是政治哲学、人伦哲学，注意研究认识与文化，缺乏本体论的宇宙整体观，忽视形式逻辑，不追求建立严密的公理演绎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人们排斥实践验证，往往以经验替代实验，尤其缺乏的是进行特定的实验。概念的模糊、逻辑演绎的薄弱导致人们往往诉诸直觉、顿悟等神秘主义的非逻辑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依靠逻辑推理，也不依靠思想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靠思维之中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甚至直接与神或天意联系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认识事物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导作用，但由于往往缺乏实践验证，常常出现与事实脱节的迷信和盲从。这种思维方式和人伦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有助于人治型的专制文化的形成。
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正以坚定的步伐行进在现代化正道上。21世纪的中国将要建成经济发达、社会法治、科学昌明、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与之相应，需要建构一种会通中西古今优秀思想资源的、全新的多元文化体系。21世纪全球化与民族化多元共生的特征决定了新型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以全球化与民族化为基点。因此，具有全球化、民族化特征的中国文化无疑就是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新型科学文化。当前，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仍未摆脱传统文化以人伦为中心的文化范式。其儒家人伦中心意识、工具实用取向、科技的政治依附性乃至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观，为了真正实现近代以来起步的当前我们仍未完成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实现中国文化转型，弘扬科学精神，建构中国新型科学文化[11]。
（三）着力实现执政的政党文化的转型
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政治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及教化能够产生强大持久的影响。统治者依靠国家权威、社会舆论导向，可以将公民的政治意识纳入特定的轨道。在此，执政党的政党文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
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就是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属性色彩、政治观念和权威模式等方面，具体包括从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型为低调的实用理性、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转型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从“破坏”的“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建设”的服从经济的政治观以及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等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基础与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最为突出和集中的表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与世俱进的时代观、与实俱进的实践观、与时俱进的真理观、与机俱进的发展观、与是俱进的规律观，体现和发展了支撑当代中国真正崛起的活的哲学，如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与时俱进的认识论、全面发展的辩证法、尊重人民利益的价值论、先进生产力决定的历史观、“四个尊重”的动力论、先进文化引导的智力支撑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论、以人为本的目的论等，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时俱进基础上对政治文化自觉性的转型和发展。科学理解它的科学内涵和逻辑体系，灵活运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刻领会我们现时代的思想精华和历久弥坚、经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有助于推动政党文化的转型。进一步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制度上、体制上、运行机制上、组织上等实现政党文化的彻底转型是实现政治文化转型的迫切要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我们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三者的有机统一。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以封建人治为核心的文化，形成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治文化是异常艰难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由世界进入民主政治时代和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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