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海沉船”与“诺亚方舟”--对20世纪90年代年轻董事与市场的思考_电影市场论文

“冰海沉船”与“诺亚方舟”--对20世纪90年代年轻董事与市场的思考_电影市场论文

“冰海沉船”与“诺亚方舟”——关于九十年代青年导演与市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亚方舟论文,冰海论文,沉船论文,导演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5年国内影院开始引进域外影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以来,国内电影市场似乎就未曾断绝过“狼来了”的或大呼惊叫或忧心忡忡,事实上,对好莱坞“大片”的引进,正如当时人们的初衷一样,为激活疲软的中国电影市场确实曾起到过一种所谓“鲶鱼效应”,但与此同时,这些“大片”依恃其大规模制作给观众带来的视听奇观,迅速成为电影市场份额战中国产电影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其喧宾夺主咄咄逼人的巨大声势,令这些年来的中国国产电影黯然失色。据新影联负责北京电影市场运营的高军介绍,在1998年的北京市电影票房总额中,国产电影所占的票房份额仅占40%—45%,而作为进口的“大片”,只一部《泰坦尼克号》,就在国内创下近13亿元的票房收入,难怪乎面对该年度好莱坞“大片”的横冲直撞,有人惊呼中国国产影片一如《泰坦尼克号》中的“冰海沉船”,几乎已到了“濒临危亡”的困窘境地。

与国产影片市场行情总休黯淡的境遇相比,更令人心寒的还应算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在40%—45%这一可怜的份额中,1998年青年导演的影片仅占5%,甚至更少!换句话说,中国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 即使在所谓“濒临危亡”的国产电影票房总额中,也仅分得10%多一点的“一杯羹”。中国青年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惨状,简直已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凭心而论,青年导演的影片在票房收入上的不如人意,与中国电影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所遭遇的各种外在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一边是“长沙会议”以来一系列国内电影运营政策的相继出台带来了国内电影市场的机制剧变,一边是上述域外影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的相继引进使中国电影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加上当下社会各种大众娱乐媒体对国内文化市场的瓜分蚕食,进入九十年代,包括青年导演影片在内的国产影片在遥想体制改革即将带来的恩泽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无疑是在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痛苦煎熬。

然而,在机会均等的市场面前,中国电影在与“彼岸之狼”和媒体瓜分的市场战中,依然时有骄人成绩,远的不说,近些年来为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紫禁城现象”即可明证。中国电影这些不时冒出的“票房大捷”,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在体制剧变和竞争激化的大势之下,完全可能凭借自身积累的深厚、大众心理的相对谙熟等诸多优势在国内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亦反证了中国青年电影本身在市场竞争中尚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症结。

九十年代青年电影在理论界引起大家的热切关注,最早应数九十年代中期的所谓“第六代”电影。尽管此前的1993年已经有同属“第六代”的《北京杂种》在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上捧得大奖,但作为国家体制内的第一部“第六代”电影,《头发乱了》可谓是“第六代”的滥觞之作。《头发乱了》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叶童在阔别北京二十多年后重回故乡寻找儿时之梦的一段生活历程。影片开头,女主人公关于对当下喧嚣驳杂的城市生活的厌倦困惑的一段独白,实际上也反映了“第六代”的管虎们的共同心绪,然而,童年玫瑰色的梦幻记忆不再重显,儿时两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卫东和彭威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生活信念(一个是片儿警,一个是摇滚乐手),让“寻梦者”的叶童立即作为二者共同的欲望客体,陷入了一种面对两个不同男人(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人生信念)的苦痛和尴尬之中,在经历了一番爱恨情仇的胶着折磨之后,叶童在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和列车的喧嚣穿行中挥泪而去。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应该说《头发乱了》其实有它自身的“卖点”:文革浩劫的共同创伤记忆,“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标准情爱纠葛,国人对当下剧变时代的共同人文困惑……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头发乱了》理应拥有不错的票房收入,然而,作为“第六代”的重要一员,导演管虎似乎对这一切并不是十分在乎,对“五代”屏壁的跨越、突破的急切期待,直接促使他们迷恋于对一种迥异于前的“新风格”的追求:自传式的影片取材,情绪化的影片人物,拼盘式的镜像语言、MTV 式的镜头快接方式,摄影镜头的激情晃甩,大段大段的摇滚音乐演唱,这一切无疑营造出了“六代”们在出道之初便心向往之的一种浓烈的失落、焦躁和茫然情绪。可是,国内普通观众所一贯感兴趣的影片情节却因为创作者对影片情绪的刻意追求而被忽视甚至湮没,影片叙事上的单薄直接导致了观众对影片故事真实性的怀疑,由此,影片主要人物的喜怒哀乐失却了坚实的生活支撑,自然也难以激起人们的情感共生,加上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社会职业的边缘性,《头发乱了》也就自然逃离不了“虚假”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在国内电影市场中如泥牛入海,杳无波澜(北京市票房总额才几万元)。

与《头发乱了》一样在国内市场上命运乖舛的应该要数“第六代”的另一名重要导演娄烨同期推出的《周末情人》,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丝毫不会怀疑该片片名所具有的商业召唤力,影片同时具备了《头发乱了》几乎所有“卖点”因子,导演娄烨也曾经表示:要“真诚”地表现“一拨人”的当下真实的生活状态。然而,如出一辙的创作追求,使《周末情人》根本未有逃出《头发乱了》的先期已被验证的失败(北京市票房总额不到一万),颇具叛逆精神的摇滚乐再次成为“第六代”影片的一致商标,“碎片”式生活幻影依然故我地在有限的银幕容量中大行其是,尽管影片开头女主人公一段长长的“回答采访提问”式独白为影片叙事增加了一种缘于“听我遥想当年”的真实可信,然而,影片中的拉拉和阿西对“周末情人”李欣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致的一场砍杀,在广大观众看来也只是当今社会上少数边缘人物的“痞子行为”,“用新鲜的嘴唇讲述古老的爱情”的美好希冀,换来的恰恰是大声呐喊后口干舌燥却无人理会的尴尬失落。

如果说过去和现在人们对当年“第六代”影片在票房收入上的惨败原因的探讨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说自话,那么,接踵而至的《被告山杠爷》恰恰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作为青年导演,将毕业于中戏的范元归类于“第六代”似乎有些勉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范元的《被告山杠爷》在叙事上表现出了迥异与管虎、娄烨影片的成熟、老到,尽管人们可以对该片镜头语言的陈旧呆滞不以为然,影片也没有现代都市的浮华和备受观众青睐的三角情爱,但是,一个活脱脱闭塞山村村长的饱满形象却让当时的电影观众至今记忆深刻。出身中戏的范元以他对影片人物的聚焦式关注和对故事讲述的精雕细刻,征服了近百年“影戏”传统培育出来的大众观影心理。杠爷在堆堆坪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导致的走向监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尽管杠爷的命运结局直接由他少不更事的孙子引起这一戏剧性安排因为缺乏应有的铺垫,显露了影片在局部叙事上的疏漏,但是,影片老老实实的封闭式情节和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展现,还是为影片赢得了成功,加上影片故事本身触及中国社会“人治法治”这一普遍性社会课题,《被告山杠爷》能在当时青年电影中脱颖而出自然也就属于情理之事(北京市票房总额20多万)。

因为一大批国产电影的相继卖座,1997年被人们称为“国产电影年”,然而,躬逢其时的两部“第六代”电影在该年度的不同市场命运却再一次昭示着“真实性”和“生活化”对于他们电影票房的重要影响。一边是李欣的《谈情说爱》继续着“第六代”影片的市场惨败的厄运,一边是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在北京地区以92万的票房收入使他荣膺九十年代青年导演中第一个“百万导演”(票房收入逾百万)称号。实际上,摇滚乐,拼盘式镜头语言,“寻找”主题……所有这些“第六代”导演们的指认性标志照样在《长大成人》中有着鲜明体现。然而,路学长在借助所有这些手段来抒发自我的都市成长体验的同时,并没有让“成长”的“过程”湮没在“成长”的“感受”当中。影片叙事从一场明显带有隐喻意义的大地震(实际上也真有其事)开始,以意外捡获的半截小人书作为小周青成长归宿的原初指示,应该说,这既合乎当时年少一代的思想真实,也为影片以后周青对“朱赫来”的找寻奠定了基础,少年时代承受着的压抑以及“朱赫来”对这种压抑的代为解除,更强化了周青对“朱赫来”不舍追寻的心理本源,影片在对周青三年的留法生涯一笔带过地加以交代之后,回国后的周青的生活展现实际上从形态上已与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毫无二致,可是,据调查,绝大多数该片的观众认为,与当年可谓大制作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相比较,《长大成人》“更富时代感,生活状态也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得真实”,“小周青的扮演者逼近生活的演技远比《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夏雨高出一筹,‘付绍英子’的扮演者朱洁也比米兰的扮演者宁静来得可靠”。可以说,观众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影片表演本身的因素之外,重要的一点应归功于影片前半部分对“小周青”生活和心理状态的真实、细腻的展现.这也为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予以真实、可信的感觉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乎可以这样设想,没有了影片的前半部分充满生活真实感的细腻表现,那么,《长大成人》将又是一部《头发乱了》或《周末情人》!也正因为将周青的“寻找”心路都加以了银幕化的具体展现,《长大成人》的“寻找”才获得了生活本身的质感,走出了此前“六代”们一味的情绪宣泄,以“可信”和“真实”赢得了电影观众的普遍认可,从而被不少圈内人士誉为“第六代导演向第五代导演发起的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

假如说,九十年代中期,年轻的“第六代”们缘于初出茅庐的锐气和急于对“第五代”屏壁的集体跨越和突破,这使他们对电影作品的艺术性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他们对市场票房的关注,那么,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就再也没有什么比票房收入更值得关注了,尽管无一例外的“小制作”让这些年轻导演承受的市场压力远较那些“大制作”的创作者们要小得多,可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任何电影导演艺术生命的延伸都必须建立在影片本身的良性再生产基础之上。也正因如此,创收,成为了电影导演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创作驱动力,1997年利用中小学生暑假档期隆重上市的《花季雨季》最为彻底地体现了年轻导演直面市场的意识和决心,该片导演戚健虽然在他的“导演阐述”里丝毫未提市场二字,但一再强调的“理想”、“特区城市风味”却隐约透露出投中小学学校教育所好的市场考虑,该片投拍之前,同名小说已在全国中学生中间风行一时。可以说,《花季雨季》在票房收入上的差强人意(北京市票房总额90多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该片成功的市场运作。据大华影院和地质礼堂反映,该片的票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有组织的团体购票,可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跨越路学长靠《长大成人》立起的票房丰碑,如果依赖于个体购票,《花季雨季》的票房则更难于定说。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花季雨季》的观众定位是最明确的了,即面对中小学生。而观众定位的不明确则恰恰是国产电影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

从市场角度言,真正能让国内同行们刮目相看的青年导演非张扬莫属。去年,他的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在国内一炮打红,据统计,单北京一地,《爱情麻辣烫》就创下了超过300万的票房佳绩, 跻身去年国产影片票房排行榜前五的骄人位置。庞大的明星阵容自然可能是《爱情麻辣烫》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影片本身更值玩味。首先,似乎无以免俗地,《爱情麻辣烫》以爱情作为自己的唯一直接关注对象。然而,该片对爱情况味的表现并不是附载在一个贯穿始终的“见首知尾”的故事之上,而是利用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片段式结构,将从情窦初开的中学生到晚年求偶的老太太的爱情心理分别加以生动传神的展现,于是,在爱情这一最大众化的电影母题之下,既有情窦初开者的青春骚动和苦闷,也是燕尔新婚者的激情浪漫,既有中年婚变者的苦涩艰难,更有老年求偶者的羞涩尴尬,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一线相连,一方面既满足了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观众对自身爱情生活的反映心理,另一方面又在几个相对独立的爱情故事的有序排列中让人综观情爱人生的全过程,有人戏称《爱情麻辣烫》的这种结构形式是一种十足的“小品策略”,从之前大获成功的《甲方乙方》看来,这种“小品”串联式结构形式,一方面大大拓宽了电影故事片自身的叙事容量,同时也确实与当下社会人们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天然契合,很好地满足了当今电影观众即时消费的娱乐心理。当然,《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佳绩绝非在某种电影结构形式上便可找到根本的解答,实际上,细腻、真实、浓郁的都市爱情生活刻画是该片最值得注意的商业品质,而濮存昕、吕丽萍、邵兵等著名演员的传神表演,无疑在这方面为影片增色不少。

真实与贴近百姓,实际已成为国产商业电影占领市场所应具备的一个起码的品质,这在今年四五月份相继在北京上映的两部青年电影《网络时代的爱情》和《美丽新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反证,从市场炒作和放映档期看,它们都并没有像《爱情麻辣烫》一样遭遇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的横冲直撞,然而,它们在今年电影市场上的惨败,仅从以下海淀剧院关于以上二片的票房收入的记载中就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时期/时刻 票房

《美丽新世界》 4月1日13:00 0

4月2日13:00 0

该片与《一夜富翁》连映 4月2日19:00 38张×15元

《网络时代的爱情》5月20日10:000

5月20日14:0016张×15元

该片与《夜玫瑰》连映 5月20日19:0027张×15元

如果说,九十年代中期“第六代”们在影片票房上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缘于对“第五代”屏蔽的急切超越和突破,直接导致了他们市场意识的相对淡薄,那么,《美丽新世界》和《网络时代的爱情》市场票房的失败,则完全可以归咎于影片主创人员特别是导演对影片叙事把握的欠妥。在1999年4 月的第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年电影与市场”座谈会上,影片《网络时代的爱情》的导演金琛曾在会上结合《网》片的诞生过程陈述他们对电影市场的关注,并曾经提及《网》片为了向电影市场妥协,早在剧本创作阶段就作过十几次的修改,良苦用心,可见一斑!然而,影片映后观众的反映又是如何呢?据大华影院、海淀剧场、地质礼堂等北京著名影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片观众大多认为“影片中讲述的爱情故事与现实生活相差太远”、影片第三段“网上爱情”中“毛毛和滨子的扮演者根本未能传达出成熟青年的生活心理,具有明显的人为和矫饰痕迹”,不少文化素质不高的观众则“无法理解滨子录下的三弦怎么就传到了遥远的南非”,诸如此类的观众反映表明,尽管《网》片的主创者们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但在影片创作的实际操作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而是凭借自己对影片“卖点”的主观臆想,作出对影片叙事的主观处理。从叙事内容到演员表演被观众认为“虚假”“做作”,票房惨败,自然属情理之中。

与《网络时代的爱情》相比,另一位青年导演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无论从影片的叙事还是从演员的表演来看,确实比《网》片成熟老练许多。影片通过农村青年张宝根(姜武饰演)进城兑彩(一套两居室房子)后与城市青年“小阿姨”(陶虹饰演)之间发生的一段是是非非,为九十年代的平民大众讲述了另一个关于“陈焕生进城”的世俗神话。影片叙事细腻,带有明显的喜剧色彩,在对“小阿姨”和宝根的性格刻画上都不乏华彩之处,然而,影片还是没能在北京的电影市场上取得较好票房(票房总额为20多万),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对影片的真实性处理上,应该说,影片总体叙事的领启,在于张宝根的意外“中彩”,可是很多观众认为宝根的“中彩”,“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而宝根无奈之下寄住大海等待一套下世纪方可兑现的“空中楼阁”,“更是难以令人置信”,另外还有不少观众认为,“影片对当今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的性格反差的强调,似乎也过火了一些”,其结果是“既令城市观 众看后觉得不平,也让农村观众觉得不可能”,票房上不去,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市场命运的普遍黯淡,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因于他们影片本身的失败,市场炒作力度、影片上映档期的安排,影片营销环节诸如此类的不利处境,也直接制约了青年电影在电影观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同时,更令不少青年电影导演感到不平的是,他们的影片的制作规模,非但与国外大片相比是实实在在的“小打小闹”,就是与国内绝大多数“六代”前导演的电影相比,也属于地地道道的“小巫见大巫”,事实上,从近年来青年电影的制作规模看,其成本大都在两三百万之间游移。影片投资者对青年电影投入的如此“吝啬”和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的诸多不利因素表明,九十年代的青年电影导演在面临如何克服自身影片在叙事真实性和厚重感方面的缺陷问题的同时,还要正视自身无以驾驭的市场竞争不利环境。在这一点上,青年电影导演似乎除了空自叹息生不逢时,只能对当年的“第五代”导演羡慕不已。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今天的张艺谋、陈凯歌们初出茅庐的时候,国内电影市场尚未形成,国家对影片从生产到上映诸环节的大包大揽,使当时的“五代”青年导演们根本毋需承受来自市场的沉重压力,而其时的中国电影,正掀起一股从“影戏”电影美学往“影像”美学转变的理论高潮,有着全新电影创作观众的“第五代”导演,凭藉他们对电影影像造型的刻意经营,加上在国外电影评奖专家看来颇为新鲜的中国“民俗”化内容在他们影片中的屡屡展现,既使他们的影片迎合了国内电影思潮所需,也使他们的电影作品在国外电影节上深受青睐并频频获奖,因此,即使他们当时的影片在国内一时遭受观众冷遇,也可以假借影片在国外电影节的获奖而再次对国内电影市场“卷土重来”。几年之内,张艺谋、陈凯歌们便被理论界冠以“代”的称谓,并在事实上成为一个规模蔚然的导演群落,实属“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

实际上,缺乏当年“第五代”良好创作环境的青年导演们所谓对“第五代”的“突围”,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无必要。市场经济的强大离散力,早在九十年代前期便将他们作为一个创作群落冲击得七零八落,这从诸多当年风格划一的“第五代”创作发展到今天从影片取材到影像风格都各行其是的事实中可得印证。今天的青年导演要获取从电影观众到电影投资者的信赖,唯一可以选择的,或许只有深入生活,自辟蹊径,创作出为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据不少影院经理介绍,如今的电影观众,从年龄上看大都以青年观众为绝对主体(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与今天的青年导演处于大致相同的年龄阶段,也与这批青年导演有着不少相同相似的生活、情爱观念和人生经历,他们期望在影片中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熟悉、真实的生活,包括爱情生活。从这一点上说,青年导演有着他们的同行所无法拥有的优势,他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契机,将影片观众定位集中指向青年电影观众,逐渐扭转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从而增强青年电影的市场号召力。

如果说所有的这些都还属于遥远的未来,那么,眼下从电影管理机构到电影生产单位对青年导演的扶持则显得更为迫切而现实。回首当年“文革”刚刚结束,偌大的中国电影创作界执导影片的只有谢晋等几位“第三代”导演,电影创作主体呈现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电影局多次召集各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讨论青年导演的培植问题,在各方面的共同关心下,“第四代”导演才得以纷纷脱颖而出,使随后的中国电影出现又一次繁荣景象。不少电影生产单位的主管领导和影院经理都几乎一致认为,目前的这批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之所以大多只是充当电影市场的无名过客,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作为创作者的他们艺术才华的缺乏,相反,从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方面来说,他们丝毫不会逊色于他们的前辈,假以时日,加以扶持,那么,作为一个创作群体,他们在中国电影市场扮演主角的现象将会在不久之后成为现实。所幸的是,现在许多影片生产单位都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比如民营的艺玛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它的每部影片都是起用青年导演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是青年导演密集的地方,据该厂副厂长史东明介绍,在1999年至2000年间,他们已计划推出10部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其中包括管虎的《古城童话》、路学长的《光天化日》、王小帅的《房子》、阿年的《呼我》、霍建起的《九九艳阳天》和田昕的《兵》等。与这些青年导演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影片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或许,乘着这艘“诺亚方舟”,中国青年电影从此将真的驶离票房惨淡的茫茫苦海,到达它的年青创作者们所期待的美丽彼岸,当然,作为电影观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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