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档案利用，推动中国与东欧关系研究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档案选编》导言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摘 要： 冷战时期，中国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东欧八国关系复杂，非常值得研究。其间既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反映出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同盟理论，是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课题。相关档案选编的新史料，将填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文献源空白，弥补中国档案开放有限的缺陷，为非东欧语种学者研究提供方便，为相关研究课题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对于推动中国学界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与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外部环境下，研究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档案文献
这里所说的“东欧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特指冷战时期曾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八个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
一、目的和意义
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中，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
1950年代，因为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即得到东欧各国承认。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苏南关系紧张，中国没有理睬南斯拉夫希望建交的要求，直到1955年苏南关系恢复后，中南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同中苏关系一样，亲密友好，团结一致，到处洋溢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气氛。
19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并很快反目成仇，东欧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南斯拉夫最早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遭到中国的批判，双方关系迅速冷淡。阿尔巴尼亚在中苏冲突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东德五国跟着苏联走，与中国的关系渐行渐远。罗马尼亚采取中间立场。
19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走向对抗，波兰等东欧五国参加了由苏联组织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不定期国际会议，即“对华国际”（Interkit），从而与中国形成敌对关系。阿尔巴尼亚仍然是中国坚定而忠实的盟友，罗马尼亚则继续保持中立立场，有时还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南斯拉夫已经走上“不结盟”的道路，与中国的关系若即若离，不好不坏。
1980年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与苏联的关系逐渐实现了正常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等东欧五国也开始尝试与中国恢复关系，甚至与中国共同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改革问题。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关系也迅速升温，友好往来不断加强。但此时阿尔巴尼亚却视中国的改革为修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全面恶化。
在东莞石排镇产业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东莞石排镇各类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企业的核心价值。并在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构建核心服务体系，形成区域较高的核心能力。并构建完善的培育机制，构建石排镇强大的核心团队。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如此复杂而变化多端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这里既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反映出国际关系结构中令人头疼的同盟理论，实在是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课题。
京津冀高校师资培训中心间具有同源性，都是依托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挂靠在地方高校，相同的工作职能和相似的工作内容，是三地间高校师资培训一体化的基础。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应有大局意识，用协同创新的视角，建立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可先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突破。
AAN，Archiwum Akt Nowych；PCAMR，Polish Central Archive of Modern Records，当 代 史 档 案馆，原波兰共产党档案馆，Polish Communist Party Archives，
2012年4月，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首次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会晤，中国领导人宣布了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12项举措，并就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提出四条原则建议，从而形成了中国-中东欧16国领导人的会晤机制，又称“16+1”领导人会晤。这16个中东欧国家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就是说，除了原来的民主德国外，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都包括在内。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共举行了七次会议，并发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第二次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第四次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第六次会议）等重要文件。
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面对美国的压力，中东欧国家是否可以成为中国在欧洲的外交助力？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中东欧国家在中国与欧盟交往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人们想要找到真正的答案，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与这些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细节，就是说，历史学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学科。中国特别需要了解在冷战时期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需要知道这些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而研究历史，就必须掌握第一手史料。冷战结束以来各个领域的历史研究表明，由于以往不为人知的档案文献大量披露出来，人们发现过去对很多历史事件或过程的基本叙事存在着重大缺陷和舛误——苏联史是这样，中苏关系史是这样，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的历史也是这样。
就目前中国和国际学界的成果而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与中东欧的研究还很不到位，尤其是利用东欧各国原始档案进行研究的成果，更不多见。冷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阿尔巴尼亚除外）都对历史档案进行了全面开放和解密，并按照事件、专题、人物、时段编辑出版了不同系列的档案文献集，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对于世界现代史尤其是东欧史研究如此珍贵而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中国学界的反应颇有些“冷淡”。除华东师范大学的杂志《冷战国际史研究》编译发表了几组专题档案外，很少看到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介绍，更不用说在研究中加以利用了。（在这方面，中国的中德关系史研究走在了前面，葛君、陈弢和童欣几位青年学者的文章值得重视。）① 李锐选编：《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档案文献——俄国、匈牙利等国解密档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春季号）；沈志华选编：《关于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苏、波、匈三国的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詹姆斯·赫斯伯格等：《苏联集团国家有关中国和对华国际文件节选》，《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2辑（2011年冬季号）。 就这一点而言，说中国学界对于东欧历史及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历史的研究落后于中东欧国家和西方学界20年，并不为过。
甲维盐原药为淡黄色固体，易溶于甲醇、二甲基甲酰胺及醋酸仲丁酯等溶剂，溶剂所起的作用是将甲维盐制成低温下也能稳定的有机溶液．根据甲维盐的物化性质以及制作微乳剂的基本要求，研究各溶剂的用量对微乳剂的影响，以保证甲维盐的充分溶解．
本课题的设计和实施，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学术缺憾。② 出于同样的目的，笔者作为首席专家，与课题组（成员与本课题大体相同）于2017年11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12&ZD188），成果形式为9卷本（300余万字）工具书，即《冷战与社会制度转型——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编目》（配档案原文全文数据库）。该书已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于2019年上半年出版。
4.在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当中，联邦德国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而德国问题又同台湾问题纠缠在一起。此前的一些研究已经揭示，到1955年中德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时，中国已经明确承认“两个德国”的立场，并且把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3]问题到此似乎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但从本档案集所收录的几份文件来看，这个问题随着中国与民主德国党际关系乃至国家关系的恶化，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二、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本档案集所收入档案的期限：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及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前夕。
本课题属基础性研究项目，其目的在于为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就这一点而言，本课题的完成，对于推动中国学界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与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近些年来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对接行业需求，即校长们经常喊的所谓的“顶天立地”，学术话语中心的导向性十分明显。具有应用性学科特征的编辑出版学也不例外，上升不到国家战略就对接项目战略，容易申请什么就研究什么；对接不了行业就对接市场，谁给钱多我就给谁去调查、统计。我们学科有限的力量、有限的资源，都集中涌向应用型研究，使得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为荒漠地带。很少人去关注编辑规律、出版文化、出版伦理、出版美学等分支领域的研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本来被质疑“编辑无学”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石更加不稳。
本档案集所收入档案的数量：本档案集所翻译和编辑的档案总计498件，其中来源于东欧各国及俄罗斯档案馆的原始文件451件，来自公开出版或未刊档案集及学术杂志档案栏目经过编辑加工的档案47件。就档案文种而言，有397件档案是东欧各国及俄罗斯的本国文字（其中36件塞尔维亚文档案是经过英文转译的），有101件是根据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WWICSCWIHP）公布在其网站上的英译文翻译的。
本档案集所收入档案的形式包括：东欧各国与中国两党和两国政府及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信函、照会；东欧各国与中国两党和两国领导人、外交人员及互访人员之间的会谈记录、谈话纪要和备忘录等；东欧各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政府部门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报告，以及决议、指令、通知等；东欧各国驻华大使馆及外交部、内务部、贸易部等相关部门和访华代表团呈送上级或党政领导机构的报告、请示、情报、通报等；苏共中央国际部与东欧各国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共产党有关部门之间的会谈记录、会议记录；苏联政府或苏共领导人与东欧各国党政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记录和纪要。
除电视、报刊外，充分利用互联网、QQ、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传递无偿献血能帮助别人点燃生命希望的正能量；开展主题宣传和献血者关爱活动，通过表彰先进等措施弘扬社会正能量。如：济南血站启动的“公益爱心网络团购”活动，它联合相应团购网站搭起无偿献血参与平台，为献血者提供个体化无偿献血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本档案集所收入档案的来源：本档案集所整理和翻译的档案，绝大多数是来源于东欧各国及俄罗斯档案馆的原始文件，少量来自公开出版或未刊的档案集，以及学术杂志的档案栏目。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和党际关系中，苏联和苏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这一研究领域，俄罗斯档案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文献源。此外，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大量东欧国家档案，其中不少还配有英译文，这也是重要的档案来源。具体情况如下（限于篇幅，档案集中的馆藏和出处只使用缩写或简写标示）：
1.档案馆：
AQSh，Arkivi Qendror Shtetëror（Arkiva Qendrore e Shtetit），National Archives of Albania，阿尔巴尼亚国家档案馆
AMPJ，Arkivi i Ministrise se Puneve te Jashtme（Arkiva e Ministrisësë Punëvetë Jashtme），Archives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Albania，阿尔巴尼亚外交部档案馆
随访从手术之日起截至 2017-12-31，随 访 时 间6～9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51个月。通过门诊定期复诊或电话随访等方式确定生存期。总生存时间自确诊时间至患者死亡时间或随访截止时间，随访率为100%。
АМВнР，Архивна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навъншнитера боти；AMVnR// AMVR// MFA，Archive of Bulgarian Foreign Ministry，保加利亚外交部档案馆
ЦДА，Централен Държавен Архив，CSA（TsDA），Central State Archives，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
ЦПА，Централен Партиен Архив；CPA，Central Party Archive，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档案馆
除了学术意义，研究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攻势，如何调整和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采用2008—2016年遥感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了河套淖尔灌区春季、夏季分布、面积、蓄水量。选取156个典型淖尔，依据《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微灌工程技术规范GB/T50485》对其水质进行了化验[11]。依据典型淖尔补给排泄途径与数量研究，根据水量平衡原理进行区域尺度淖尔补给排泄平衡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Andrzeј Paczkowski（ed），Taјne Dokumenty Biura Politycznego PRL-ZSRR，1956-1970，London：Aneks Publishers，1996.《波兰工人党和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秘密文件，1956—1970》
AMSZ，Archiwum Ministerstwa Spraw Zagranicznych；APMFA，Archive of the Pol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波兰外交部档案馆
AÚV KSČ，Archiv Úsřední Výbor Komunisticke Strany Československa，Archive of the CC CPCz，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档案馆
A M Z V Č R，A r c h i v M i n i s t e r s t v a Zahraničníchvěcí České Republiky，Archiv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zech Republic，捷克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NAČR，Národní Archiv České Republiky，NACR，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Czech Republic，捷克共和国国家档案馆，原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中央档案馆（SÚA）
AMAE，Arhivele Ministrului Afacerilor Externe；Archive of the Roma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罗马尼亚外交部档案馆
ANIC，Arhivele de Naţionale Istorice Centrale；Romanian National Central Historical Archives，罗马尼亚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
BStU，Die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Unterlagen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Records of the 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 of the forme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档案联邦委员会
PAAA（PolAAA），Politisches Archiv Auswärtiges Amt，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Foreign Of fi ce，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前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馆（Bestanddes Ministeriums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heiten der früheren DDR）
设有限集合V={1,2,…n}，V是风险资产k组成的集合，k=1,2,…n，设ρ为风险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集函数，ρ:2V→R，若对∀S,T⊆V，T⊆S时有ρ(S)≤ρ(T)，并且有ρ(S)+ρ(T)≥ρ(S∪T)+ρ(S∩T)，则称ρ为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的单调非增次模集函数，这里V及其任意子集均可视作一个由风险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根据定义可知，对任意风险资产i,j∈V，不等式ρ({i})+ρ({j})≥ρ({i}∪{j})+ρ({i}∩{j})成立，即：
SAPMO-BArch，Stiftung Archiv Parteien und Massen 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SAPMO-BAech，Foundation Archives of Partiesand Mass Organizations of the GDR in the German Federal Archives，德国联邦档案馆民主德国政党与群众组织档案基金会
AJ，Архив Југославије，The Archives of Yugoslavia，南斯拉夫档案馆，原南斯拉夫共和国联邦国家档案馆
ÁBTL，Á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a，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匈牙利国家安全部历史档案馆
此外，在民主德国同中国关系恶化之后，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密切关注中国和西德关系的发展（DE00000112，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报告，1961年12月10日）。他们认为，中国的一些外交表态“在‘支持’民主德国的表面下，实际是想把我们斗争中的复杂问题滥用于针对苏联的进攻，事实上并非支持民主德国”（DE0000021，赫茨菲尔德与乔冠华谈话纪要，1970年9月14日）。而等到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民主德国又反复提醒中国，在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上要同民主德国的立场保持一致（DE0000032，文策尔致昂纳克的函，1972年10月26日）；当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以对待一名联邦德国部长的方式向西柏林市市长递交名片后，民主德国便向中方提出了严正声明，要求中国尊重民主德国的合法权益（DE0000034，菲舍尔致阿克森函，1973年7月18日）。这些都表明，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并且占据着显著且重要的位置。
АВПРФ（AVPRF），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АПРФ（APRF），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АРАН（ARAN），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
Р Г А Н И （ R G А N I ），Россий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原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TsKhSD）
Р Г А С П И （ R G A S P I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A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RTsKhIDNI）
2.文献数据库和网站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WICS）Digital Archive，Record ID，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数字档案数据库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美 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站
3.档案集和学术杂志：
AIPN，Instytut Pamieci Narodoweј，AINR，Archive of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档案馆
IoanRomulus Budura（coord.），Relaţiile Româno-Chineze，1880-1974，Documente，Bucureşti，2005.《罗中关系档案集，1880—1974》
Werner Meißner（Hrsg.），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Politik-Wirtschaft-Kultur，eine Quellensammlung，Berlin：Akademie Verlag，1995.《民主德国与中国（1949—1990）：政治-经济-文化，史料集》
ВолковВ.К.и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венгерский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苏联与 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文献集》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Том 3，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苏共中央主 席团·决议》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22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2010年，未刊
DzieјeNaјnowsze，RocznikXXIX，1997/4.《现代史》，第29卷，1997年4月（波兰）Dzis，1996r.，nr10.《今日》，1996年第10期（波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5-6；2006，№4.《历史档案》（俄罗斯）
Источник，1998，№2.《史料》（俄罗斯）
大规格的瓷砖在视觉效果上确实要比小瓷砖好看，也容易与多种装修风格搭配，然而瓷砖规格越大，水泥铺垫面积也会随之增大，瓷砖的抗击打能力也越差，不要超过800*800的吧。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јect（CWIHP），Working Paper，№36，April 2002《工作文献》（美国）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翻译并编辑了五卷本档案集，第一卷：阿尔巴尼亚档案（36件）；第二卷：波兰档案（98件），南斯拉夫档案（36件）；第三卷：保加利亚档案（47件），捷克斯洛伐克档案（26件），匈牙利档案（44件）；第四卷：罗马尼亚档案（58件）；民主德国档案（61件）；第五卷：苏联档案（93件）。总计约180万字。为方便读者使用，档案集还附有各国档案综合目录。
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本档案集所收入档案的内容：东欧各国与中国的党际关系、外交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苏联与东欧国家商议并协调对中国的政策；东欧各国对中国形势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的评估。
（一）填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文献源空白
研究历史，必须使用档案文献；研究外国历史，必须使用外国档案文献；研究中外关系历史，必须使用双边档案和多国文献，这是对历史研究的起码要求，也是学术常识。就中国史学研究的文献源来看，中东欧各国档案几乎是一片空白，在研究中能够利用当事国档案文献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本课题以及刚刚完成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这方面的确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数万件东欧各国档案文献在中国问世，几百件涉及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档案被译成中文，这对于中国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毫无疑问就是一道福音。尽管目前数量还有限，但确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事故主要分为两种，非人为事故和人为事故。非人为事故主要包括一些非人为造成的安全事故，如集装箱内的温度过高导致运输的冷藏保鲜类货物变质、箱内易燃物品的意外起火、集装箱漏水造成的货物浸水等，此类事故可以通过在集装箱内安装传感器来实时监测内部环境，如有异常则报警，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人为事故指的是人为造成的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人为破解集装箱锁具、暴力拆解集装箱盗窃货物、劫持集装箱等，此类事故不仅需要实时检测报警，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记录现场情况，为后续的案件侦破提供证据支持。
（二）弥补档案资料不足的缺陷
中国学者从事历史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国内的档案资料不足。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如何开展历史研究？以往中国对东欧各国历史的研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报刊公开材料和属于二手材料的国外研究成果，如此境况很难要求中国学者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即使是专门研究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学者，在前一时期可以利用中国外交部的开放档案展开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但从史料来源的角度看，也还显得有些单薄。① 参见沈志华：《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李丹慧：《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李丹慧：《分朋引类：中国分化苏联东欧集团再探讨（1964—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No.22，2016年（冬季号）。 本课题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仅举一例：毛泽东和周恩来与东欧各国领导人或主要干部谈话的档案文献，目前中国公布的很少，《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共计8篇，《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版）只有2篇，而本档案集选编的此类谈话记录、纪要分别就有27篇和29篇，此外还有邓小平与东欧领导人的谈话备忘录8篇。
（三）为非东欧语种学者研究提供了方便
东欧各国的语言，除德语外，均属小语种。在东欧国家以外，掌握这些语言而又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多，在中国更是屈指可数。因此，为了让更多的研究者可以利用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翻译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这项工作在其他国家也不乏先例。比如，韩国最近就出版了一部《匈牙利外交部有关中国外交机密资料的目录（1965--1990）》（李熙玉、金保局编，首尔先人出版社，2016年），以韩文和中文对照方式，显示出匈牙利外交部档案馆有关这一时期涉及中国问题的馆藏情况。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学术大国，也需要将大量的东欧各国档案翻译成英文放在国际互联网上，供非东欧语种学者使用。本课题整理、翻译的东欧国家档案集（五卷本），在中国尚属首次，目的就是提高这批宝贵史料的利用价值，方便更多学者研究东欧各国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从而提高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
（四）为相关研究课题提供重要的新史料
历史研究秉承的原则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而历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从根本上讲，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涌现。无论是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来说，还是对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研究而言，本课题选编的档案虽然数量不大，但还是为学者提供了很多以往不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新史料。从档案内容上看，除了有关东欧各国历史、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历史外，还有大量篇幅涉及外国领导人或机构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情况的介绍（大跃进、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及经济体制改革等），这无疑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下面列举几例，说明本档案选编的新史料对于研究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1.过去研究中国与波兰关系的学者都听说过，1950年中国和波兰共同建立的中波轮船公司为打破美国对华经济封锁立下了汗马功劳，波兰船员为此甚至遭到台湾国民党海军的扣留和拘押。[1]但对于中波轮船公司如何建立的具体情况，却不甚了解。
本档案集在这方面提供了4封电报，由此可以知道：开辟中波海运航线的建议是波方提出的（PL0007092，布尔金致波兰外交部电，1950年6月19日）；在中波经济谈判中，中方把航运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并希望增加船舶数量（PL0007100，别尔斯基致明兹电，1950年10月28日），后因形势变化和外汇困难，中方的建议从后来的12条船退回到原来的6条船（PL0007103，别尔斯基致明兹电，1950年11月18日）；考虑到航线途经台湾海峡，中方原建议将中波轮船公司的所有船舶都挂上波兰的旗帜，波方认为“这在政治上不合适”，于是中方撤回建议（PL0007101，别尔斯基的电报，1950年11月11日）。如此，人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波经济关系就有了更加清楚和深入的了解。
2.关于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1956年11月11日铁托就“波匈事件”发表演说，即著名的普拉演说，批评苏联制度是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批评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做法。中国的《人民日报》于12月12日刊登了演说全文。① 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2日第6版。 随后，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所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点名批评和驳斥了铁托的观点。② 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第1—2版。 过去有一种印象，似乎此时中共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本档案集收录的一件南斯拉夫档案，即1957年1月28日关于彭真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报告（YU0007763），给人展示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这个关于彭真访问南斯拉夫的综合报告中，虽然也讲述了南共联盟与中共在“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上的看法分歧，但整体看来，对“政治地位较他人更为突出的彭真”的访问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反复提到，中国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管理体系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彭真多次强调，南斯拉夫的“经验非常值得关注，也值得学习”，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同南斯拉夫的友谊以及学习我们的先进经验”，甚至提出中国“有必要再向南斯拉夫派出一支代表团，一支更精通管理问题、经济体制和国际问题的代表团”。在会谈中，“彭真以一种坚定而有意提高的语气说，任何人再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抱以任何疑问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另一份阿尔巴尼亚档案，即1957年6月12日彭真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马尔科的会谈纪要（AL0000419）则证实，彭真访南时的讲话以及南斯拉夫人的感受都是真实的。如此，对于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何在赫鲁晓夫有意冷落南共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却对卡德尔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情有独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2]
3.在中国同民主德国的关系方面，无论是当时国际局势的观察者还是后来的历史研究者，都认为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迅速靠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形成了一个摆脱苏联影响和干涉的“北京－潘科夫轴心”。① 参见 M.J.Essling， “East Germany: Peking-Pankow Axis?”， China Quarterly， No.3， 1960， pp.85-88；Nicole Stuber， 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 － 1966， Genève， 2004。潘科夫（Pankow）是当时西方对民主德国首都的代称。 但本档案集所提供的3份文件让研究者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一面，而一些西方学者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苏共二十大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上完全赞同中共八大的精神。比如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共而言“以前我们全部照搬苏联经验，但是，这并不适应我们的具体条件”，对此乌布利希是完全赞同的，并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在走另一条道路”。（DE0000068，毛泽东与乌布利希等人会谈记录，1956年9月23日。）但新史料表明，此时民主德国领导人对于中共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随着中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是1957年中共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渐渐让民主德国的宣传机构陷入了尴尬境地。乌布利希对于当时中共提出“应该让坏的东西到阳光下来”的态度深感担忧，认为“应当阻止敌对分子在‘百花齐放’口号的外衣下公开宣传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观点”。不过，德国统一社会党又担心中共对此产生不满，因而想方设法寻求中国同志的谅解。（DE0000070，林默涵与埃弗哈茨等谈话纪要，1957年2月28日。）事实上，在关于如何看待“毒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乌布利希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前者将“毒草”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观点和思想都是不正确的……但敌对的反革命观点则属于另外一个范畴”，而后者则认为所谓“毒草”就是站在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场上的。（DE0000071，埃弗哈茨与陈伯清谈话纪要，1957年3月8日。）可以说，这反映出中德两党对于当时各自国内整体形势的判断以及在意识形态自信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区别，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开门，换鞋，进屋。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厅蛮大。厅里摆着电视，电脑，还有组合沙发，折叠式的，可以当床睡。阿花从冰箱里拿出荔枝，我们边吃边聊。
首先，西德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即便是在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仍然是存在一定分歧的，对中国来说，西德“依附于美国”，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但还不能把它与美帝同等看待，因为“它是一个战败国和被占领国。美国骑在西德人民的脖子上”。而对东德来说，面对来自西德的直接威胁，它必须反复强调，西德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DE0000072，陈毅与博尔茨会谈记录，1959年1月26日。）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这个分歧就表现得更加显著，民主德国开始十分注重中国对于西德的表述。对于“美国及其主要同盟者正在复活西德军国主义”，“西方国家复活军国主义”类似这样的措辞，东德都一再要求中方予以纠正。在他们看来，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西德帝国主义进行着罪恶的勾结，在西德，军国主义已经复活”。（DE0000600，民主德国驻华使馆致乌布利希函，1961年7月27日。）而更让民主德国感到不满的是，中国认为只有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性的“革命斗争”，才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不二法门。那么对于民主德国而言，“中方就不会完全赞同我们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德国问题的努力”。（DE0000641，施滕策尔的报告，1962年10月17日。）
MOL（MNL OL），Magyar Országos Levéltár（Magyar Nemzeti Levéltár Országos Levéltára）；HNA，National Archives of Hungary，Hungarian National Archives，匈牙利国家档案馆
5.关于中苏关系出现短暂缓和的问题。1961年，面对中国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当时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同赫鲁晓夫的斗争，确立了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对苏让步的指导思想。以往的材料显示，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在政治、外交领域，两国相互配合；从1960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自1961年初至1962年初，中苏两国在军事、国防、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有所发展等等。
这批东欧档案为这个短暂的缓和阶段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新的材料。诸如1961年2月初至8月中阿两党领导人的会谈记录。李先念对阿劳党领导人说：“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为了行动而有所保留，也就是为了掌握真理、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行动。”面对阿党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咒骂，对苏共的指责、讽刺、奚落等，李除了表示会将霍查等人所讲的一切传达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外，基本不做回应，只是或笑，或点头。面对阿劳党提出的援助要求，李在首肯的同时，均强调只能在苏联停止援阿的情况下，中国才予以援助，而且中国必须先同苏方打招呼，特别是军援问题，要先与苏联交换意见。李指出，“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改善中苏关系”。周恩来在会谈中，对苏阿关系问题，强调“我们需要逐步、理性地分析这些问题”，要克制。周恩来并提出，苏联在面临帝国主义威胁，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时，“赫鲁晓夫有可能改变他的想法和行动”。（AL0000357，科列加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61年2月2日；AL0000358，阿中两党代表团会谈记录，1961年2月25日；凯莱齐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61年4月20日；AL0000429，谢胡与罗士高会谈记录，1961年4月24日；AL0000363，马利列致阿劳动党中央电，1961年8月21日。）这些文件为进一步考察分析中共领导人的思考脉络，中苏缓和实现的条件等问题，提供了学术支撑。这些史料说明，中苏两党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尽管十分脆弱，但是在1961年上半年双方的关系是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的。
6.中国对东欧国家是采取区别对待政策的。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走向分裂，中国将建立国际反美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调整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着手建立国际反苏修统一战线。为实现此目标，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等理念，试图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中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罗、德、波、捷、匈、保东欧六国。这批东欧档案，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报告了中国这种区别政策的情况、影响及其结果。其中既有对中共动机的剖析，也有各自的对策；既有对中国态度的微妙变化，又有无法摆脱苏联限制的无奈；或与中国在某个阶段拥有共同利益，如罗马尼亚工人党与中共在反抗苏联压力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或与苏联发生矛盾及利益冲突，如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对苏共半心半意拥护的同时，试图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如此等等。具体材料如：
（1）中国反复表示支持民德的西柏林问题政策，宣示友谊和团结。陈毅打亲情牌，说中国人很喜欢民德驻华大使（DE0000586，汪戴尔与陈毅会谈纪要，1961年1月30日；DE0000602，黑根与陈毅会谈纪要，1961年8月31日；DE0000605，文宁与余湛会谈纪要，1961年10月2日）。
（2）中国人试图采用分离政策对待东欧各国的做法受到关注，1962年尤其对波兰和匈牙利表示“偏爱”（HU0007262，匈外交部第五司备忘录，1962年12月18日），而到1964年初民主德国又受到特别的重视（DE0000112，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报告，1964年12月10日；DE0000114，德统一社会党内部报告，1965年6月28日）。
国际交换是免费获取外文图书资源的重要方式。湖南图书馆自20世纪80年代就与日本滋贺县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1984年至今，日本滋贺县已经累计向湖南图书馆赠送图书两万余册。另有定期赠送的期刊自滋贺文库建立至今已有两万余册，61种。除了国际交换，捐赠也是图书馆获得外文原版期刊的另一来源。捐赠一般来自个人或社会团体。
（3）对苏斯洛夫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东欧国家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罗党根本未予发表；波党虽然发表，却删节了里面谩骂中共的词句（R00001381，乔治乌-德治与刘放谈话备忘录，1964年4月10日）。
（4）罗马尼亚在华约国、经互会、领土、安全等问题上与苏联存在很深的矛盾，指责苏联像一群“饿狼”似的觊觎罗马尼亚的资源，认为苏联制定建立综合工业区的庞大计划是对罗领土眼红等等，表明罗中两党在反对苏共大国、大党主义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R00001383，乔治乌-德治与刘放谈话记录，1964年6月5日）。
（5）民主德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中国挑拨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诋毁苏联的德国政策，企图在民德与苏联之间制造矛盾、散播不信任的种子（R00001389，毛雷尔与赫鲁晓夫会谈备忘录，1964年9月27日；DE0000111，民主德国外交部简报，1964年9月14日），一方面又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主动建议扩大德中贸易关系，并且相互交流情报（DE0002318，中德两党代表团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0日）。
7.关于中苏边界谈判和冲突问题。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关系破裂，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1964年中苏两国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好战的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面对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形势，毛泽东选择了用武力反击的方案，1969年3月初中苏珍宝岛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爆发。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国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出了过火反应，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10月开始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目前涉及中苏边界问题的原始档案文件尚嫌单薄，只在中国地方档案、俄国解密档案中有所披露，而这批东欧文件，从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档案种类的空白。
（1）关于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问题。罗党领导人在调停中苏争端的过程中，披露了不少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对苏中边界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急于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的态度。诸如：认为苏中之间的边界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可以很快解决”，为了尽快结束两国的领土争端，苏联愿意作出让步的态度；希望同中国达成协议，不愿使问题尖锐化，从而恶化两国的关系；苏中两国分歧的节点所在，即中国坚持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这种诉求与正常逻辑不符，强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历史依据并不总是有效的”，等等。另外，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时提出了与苏联算领土账的问题。这批档案材料，更为鲜活地披露了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反应（R00001389，毛雷尔与赫鲁晓夫会谈备忘录，1964年9月27日；R00001391，罗中两国代表团会谈速记稿，1964年9月30日）。
（2）关于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界武装冲突问题。这批档案中的相关内容有：中国“是一次有组织的谋划”；苏联边防军伤亡情况；苏联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的报复行动；柯西金和周恩来机场会谈中的新情况；苏东国家对中国意图的评估，以及对中美两国接近前景的担忧；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陷入僵局，等等（PL0007400，勃列日涅夫与哥穆尔卡会谈记录，1969年3月3—4日；R00004035，杜马致罗马尼亚外交部电，1969年8月23日；R00004037，毛雷尔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69年9月11日；R00004039，罗政府代表团访华备忘录，1970年11月26日以后；PL0007413，诺瓦克致罗什奇克电，1972年10月13日）。
8.越南问题，包括苏联对越军事援助情况、中苏两国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1960年代初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发表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实际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
这批苏东国家档案中涉及越南问题的内容不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苏联对越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的情况。根据东欧国家档案，苏联政府自1964年8月起即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增加了价值3200万卢布的火炮和枪械一类的军事援助。是年12月，苏联在额外援助的框架内无偿地输送了导弹，并安排了苏联军事专家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导弹的安装和人员培训。1965年4月，根据黎笋赴莫斯科与苏方签订的协定，苏联向越南新提供价值1.5亿卢布的无偿军事援助。是年10月，范文同访苏再获2亿卢布无偿援助。苏联向越南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总共达到8亿卢布。
（2）苏联政府根据越南的请求，提议用中国铁路运送地面作战部队入越等军事计划，遭到中国的拒绝。这类文件，正可与中国已有的相关材料互为印证。
（3）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从1965年开始的斡旋越美和谈的情况。尤其是其中关于河内认同苏联关于北越中立化的主张，赞同沿着中立化路线前行，北越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像老挝一样的广泛民主的政府的情况，在已往的材料中很少可见。
（4）中国参与越战的程度问题。据波兰文件，托夫马相大使私下里打听到，中越计划1965年之前在越南南方组织一支50万人的军队，成本军费由中国人支付。中国人参与的程度这么高，令托夫马相十分震惊。这一新的情况，为研究1963年中苏大论战开启后，中共争取东亚国家共产党在选边站队与中共联手的战略构想，提供了一个注脚。
（5）关于援越联合行动问题。面对6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呼吁，中共始终拒绝接受苏联的倡议。（HU0007292，匈党中央会议记录，1965年11月18-20日；R00001431，齐奥塞斯库与邓小平会谈速记稿，1965年7月26日；PL0007391，马内利致斯帕索夫斯基电，1963年3月11日；PL0007394，马内利致斯帕索夫斯基电，1963年5月31日。）东欧国家相关越南问题的档案文件，无疑为这项研究确立了新的视角和关注点。
9.中美关系及中国联美抗苏战略调整的问题。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十七度线的默契。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北方的苏联。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在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到1960年代末，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作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同期，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联”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这批苏东国家档案在这一问题上，披露出了一些动向，为越战升级过程中，中美两国进行信息沟通，寻求达成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默契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补充材料：
（1）中美接触初期的罗马尼亚渠道是罗档的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通过齐奥塞斯库向美国传递消息，评估越南战争的进程，提出拭目以待，看美国人怎么做，“我们不会做出挑衅”。示意根据中苏关系的状况，中国不会要求苏联参战。如果苏联置身事外，美国却陷入战争难以自拔，这是美国人不愿意，也无法接受的结果（R00004031，齐奥塞斯库和周恩来会谈记录，1965年3月26日）。
（2）尼克松也通过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消息，表示美国不支持苏联搞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声称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准备可以就所有问题展开谈判，在任何时间通过任何方式，同时要求齐奥塞斯库同志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渴望同它发展经济、技术和科学领域的双边关系。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华沙被证明不是合适的美中接触的地点，那么这个地点可以改变（R00001506，罗中两国代表团会谈速记稿，1969年9月11日；R00004039，罗政府代表团访华备忘录，1970年11月26日以后）。
（3）中国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已在中越的边境地区部署了几十万军队，能在24小时内作出反应。警告美国不可将战争扩大至中国的家门口（R00001429，罗中两党代表团会谈纪要，1965年7月20日）。
（4）这类沟通活动，与已知的巴基斯坦渠道、英国驻华代办渠道一起运作，最终使中美两国不仅以十七度线为界达成默契，而且迈出了举行高层会谈的步伐，为日后中美关系的解冻奠定了基础（CS0006234，捷共中央国际政策部报告，1971年7月22日；CS0006235，拉赫马宁与哈维尔卡等谈话纪要，1973年3月15日；CS0006246，苏共中央的信息通报，1980年6月以后）。
（5）相关文件还反映出了东欧国家对中美关系变化迹象的高敏感度。如匈党领导人在1969年2月时即已提出，“中美关系，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卡达尔也指出：“中美两国的问题已经出现”，认为应该考虑到，“中国政策已经做出认真的尝试”，企图“通过与美帝国主义就某些问题展开合作来向我们施压”（HU0007394，匈党政治局会议记录，1969年2月18日）。
10.“对华国际”应运而生，苏东六国协调对华方针问题。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中国国内反苏氛围日趋浓厚。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同盟名存实亡。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抉择，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对抗苏联。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与此相应，中国与苏东集团的关系也全面恶化。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采取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一面对苏联集团的东欧保、捷、德、匈、波五国实行“区别对待”政策，以期分化苏东集团，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一面选择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工具。面对这种态势，苏联方面也开始实行积极的反华步骤，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紧协调东欧五国的对华政策，设想建立一条反华战线，以制约中国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联美抗苏、美国对苏打中国牌的战略意向，扭转苏联在三角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抵制中国的“区别对待”政策，防止苏东集团内部的离心趋势。
由此，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联络部领导人定期召集东欧五国党中央国际部和联络部领导人开会，分析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商讨对华方针问题。这种定期召集对华问题讨论会的制度，称为“对华国际”（Interkit）。国外一些学者将其评说为“反华机构”，实际上不够确切。就“机构”而言，“对华国际”显然并不具备“组织机构”的要素，它只是一个定期召开的会议；而以“反华”定性，则更是以偏代全。苏共中央召集此会议的明确目标确实是想使苏东集团在反华政策上协调一致，既而形成一条反华战线。但是，苏联的这一目的并未完全实现，毕竟苏东集团已不是铁板一块，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他们各自也有自己的战略考量，尤其是波兰，在对华问题上，始终不愿同苏联统一步调。
此前在中国国内只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译载了部分有关对华国际的档案文件；① 苏联集团国家有关中国和对华国际文件节选（1966—1987），《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2辑（2011年冬季号）。 在中国学者的相关学术论著中，也鲜见提及和考察评估。而目前这批苏东国家档案中，对华国际问题所占的比重着实不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苏、保、捷、德、匈、波六国讨论、分析中国形势，协调对华方针步骤，以及在苏联施压的夹缝中寻找与中国接触的空间等史情、史事。② 详见R00001478，杜马致罗马尼亚外交部电，1968年8月22日；R00001479，杜马致罗马尼亚外交部电，1968年8月23日；R00001480，杜马致罗马尼亚外交部电，1968年8月24日；R00001499，罗共中央执委会会议速记稿，1969年8月4日；R00001504，罗中两国代表团会谈速记稿，1969年9月7日；R00001506，罗中两国代表团会谈速记稿，1969年9月11日；RU0010404，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1968年3月12日；RU0010406，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1969年1月21日；RU002084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1969年6月26日；RU0021507，彼德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的讲演，1969年10月2日；RU001159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1971年2月12日；RU0010414，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73年4月9日；RU0026580，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2年5月21日，等等。 其为相关课题的新研究提供和构建了参考思路及史料基础。
随着本课题（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开始和进展，课题组及时并不断地通过学术会议和学术杂志，向学术界和社会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2013年9月，本课题组部分成员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史研究”。笔者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在会议上作主旨发言，详细介绍了本课题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各国社会转型问题档案编目）”的计划和预期，引起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注意。此后，在2014年2月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坊、2015年6月上海社联《思想界》论坛、2016年6月全国苏联东欧史年会上，笔者多次介绍东欧国家档案收集和整理的进展情况。课题组还组织了系列文章，介绍东欧各国档案馆及其馆藏情况，有关东欧国家历史的美国和俄罗斯的档案馆藏。① 如陈弢：《冷战史研究的德国档案文献资源导论》，《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6辑（2013年冬季号）；白伊维（克罗地亚）、项佐涛：《南斯拉夫时期的档案介绍》，刘凡：《关于保、匈国家档案馆的报告》，《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7辑（2014年夏季号）；邰浴日：《冷战时期匈牙利社会转型及档案文献综述》，拉雅（保加利亚）、项佐涛：《保加利亚档案管理的基本情况和已出版档案集简介》，赵继珂：《美国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概况及其特色价值》，沈志华：《东欧八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整理编目》，《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2辑（2016年冬季号）；崔海智：《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俄国档案简介》，《近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5辑。
在收集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本课题组成员已经开始利用部分档案开展专题性研究，并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如沈志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部结构的考察，[4]李锐就华约组织与中国关系进行的研究，[5]葛君就东德与中国的早期贸易关系、东德对于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立场，以及中国如何看待“两个德国”问题的研究，② 葛君：《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民主德国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及其演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7辑（2014年夏季号）；《论1950年代中国对于承认“两个德国”的态度》，《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3期。 蒋华杰对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的考察，[6]马力对50年代保加利亚学习中国建设经验的研究，[7]王俊逸（PéterVámos）和李锐还参与主编了《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苏东关系》论文集，王俊逸、刘勇等都在该论文集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③ 黄立茀、王俊逸、李锐主编：《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苏东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其中有王俊逸的《冷战后半期中匈关系的架构》、刘勇的《罗马尼亚与走向破裂的中苏关系》。
本课题在工作过程中，一直与东欧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2015年7月，课题组在莱比锡与德国莱比锡大学共同举办了“撇开克里姆林？——冷战时期的东欧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主旨发言——“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发言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从而导致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升级，甚至爆发武装冲突。与会国外专家和听众都认为，这个观点启发思路，对于进一步开展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本课题在培养研究生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2014年笔者领衔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多国档案整理与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选修课，并主讲俄罗斯和东欧档案。课题组成员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结合课题研究有意识地培养硕、博士研究生投入到对于冷战时期东欧各国的历史研究中去，为未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才储备打下了基础。在这一主导意识下，已经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准备开始利用本课题所收集的档案开展有关诸如中德关系、中保关系、中南关系的研究。相信随着本课题的完成，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愿意利用本课题组整理的档案文献开展东欧国家历史及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
本课题属于基础性研究项目，且刚刚完成，其社会影响目前还有限。不过，随着这批档案文献的出版，相信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东欧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历史的研究，进而探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和发展趋势，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J].俄罗斯研究，2006（3）.
[2]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J].历史研究，2007（6）.
[3]葛君.论1950年代中国对于承认“两个德国”的态度[J].历史教学问题，2016（3）.
[4]沈志华，李丹慧.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J].探索与争鸣，2012（10）.
[5]李锐.难以实现的合作——中国与华约组织的关系[J].俄罗斯学刊，2014（4）.
[6]蒋华杰.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J].外交评论，2012（4）.
[7]马力.保加利亚“引进”中国“人民公社”初探（1958—1959）[J].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6（10）.
Enhancing Employment of Archives, Promoting Studies of Sino-East European Relations: Preface to Selected Arch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during the Cold War
SHEN Zhihua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China had complicated relations worth elaboration with eight East European socialist peers including Albania, Bulgaria, Poland, East Germany, Czechoslovakia, Romania, Yugoslavia, and Hungary.They both involved ideological issues typically existed in foreign polices of socialist states and reflected the theory of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These provide noteworthy topic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especiall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selected from relevant archives will fill the gaps of firsthand document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and offset the deficiencies of limited archive access in China to facilitate research by non-speakers of East European languages with important new materials for related research topics.It has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academics to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to study inter-Party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especially to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With current exter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lso has immine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ld War; socialist cam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chives
中图分类号： D1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955(2019)01-0099-13
收稿日期： 2018-12-01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东欧各国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批准号：2011WLS001，课题类别：特别委托课题。最终成果名称：《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档案选编》（五卷本）。
作者简介： 沈志华，男，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郭彦英]
标签：冷战时期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论文; 档案文献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