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再过两年，人类就将进入21世纪。至此，民族学和人类学已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民族学和人类学基本是西方人的一统天下。50年代以后，前苏联、东欧各国、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影响有限，直到目前，国际性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和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仍为西方学者所垄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民族学发展的历史较长，基础较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相继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理论，如19世纪的进化论，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50年代之后的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新心理学派、社会生物学学派、新功能学派以及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行为论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现象人类学、符号人类学等。因此，要想完全改变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占支配地位的局面，不在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而有所超过是不可能的。
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几乎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理论。这并非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前辈无所作为，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较短，起步较晚。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最早恐怕也只能从蔡元培先生1926年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算起。即使这样，从1926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也仅有23年的短短发展历程。而西方民族学到此时已有了80多年的历史。其次，即使是在这短短的23年中，还遭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破坏，加之当时的政府又不重视，政局动荡，使刚诞生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一直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尽管创业的过程是这么短暂和艰难，但中国的老一辈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经过艰苦奋斗，仍为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们不仅做了作为学科创建时期所必须做的介绍和引进西方民族学的工作，而且在努力开展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由于客观局限，他们还不可能创建中国自己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影响下，中国民族学界也请来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们把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搬到了中国，而此时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国内则遭到了全面的批判，不仅被全盘否定，学术联系也基本中断了。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们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因此，中国民族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民族学的深刻影响。但中国民族学工作者们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苏联民族学。例如，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就没有拿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生搬硬套中国的少数民族情况，而是灵活运用他的定义，妥善地解决中国少数民族识别问题。总体讲，苏联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时间不长。1957年的“反右”，使不少有才华的民族学家受到了沉重打击，随后的中苏关系恶化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中断了与苏联民族学界的联系，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学研究也都停止了，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和人类学得以恢复，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使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进入迅速发展时期。20年来，不仅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家庭、婚姻、宗教、科技、艺术等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而且世界民族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由于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我们对西方和俄国（包括前苏联）民族学和人类学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是，至今为止，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尚未建立。
理论建设对于学科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如果没有理论建设，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如果没有理论的发展，学科也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甚至会失去本身的生命力。就拿民族学本身来说，早在18世纪时，就已有了不少民族学著作，诸如法国天主教神甫拉菲托（J.F.Lafitau 1670—1740）的《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英国学者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 —1816）的《市民社会史》（1767 ）、 法国学者封特纳勒（Fontenelle1657—1757）的《寓言的起源》（1724）、《偶像神崇拜》（1760）、《民族风俗的精神》（1776）等，都已使用比较的方法去探讨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尽管此时已有了不少民族学和人类学著作，却还不能说民族学和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此时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出现。到了19世纪中叶，因为出现了探讨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过程的进化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才得到公认，从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进入20世纪后的近百年以来，西方民族学也正是因为涌现出了从历史学派、传播学派等到近来的形形色色人类学思潮，才使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得以迅速发展，并对世界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在，距21世纪只有两年时间了，作为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都希望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在21世纪能取得巨大成绩，能对世界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从而使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能站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前列。然而，要实现这一几代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为之奋斗的梦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只有通过努力奋斗，最终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创新和突破，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而要在理论建设上有较大的创新和突破，就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是要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一、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实地工作的关系
前面我们主要讲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目的是想说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任何轻视理论建设的看法都是片面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aos 1858—1942 ）尽管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上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但由于他轻视理论建设，使他的学术成就逊色了许多，〔1 〕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不能维持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实地调查并不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终结，实地调查的成果还只是人们认识社会文化现象的初级阶段，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即要上升到更高一层的理论性认识。
但是，任何一种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都来源于实地调查研究，都是对实地调查研究的升华。实地调查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特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实地调查研究就没有民族学和人类学。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要想在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就首先要扎扎实实做好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S.K.Malinowski 1884—1942 ）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 1881—1955 ）的主张和他们本身的调查研究实践，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其主要的内容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马林诺斯基曾三次去新几内亚做探险调查，第一次是1914年9 月至1915年3月，主要在吐伦（Toulon）岛的美鲁人（Mailu）中作调查，同时访问了西部的巴波人（Papuo）和胡特拉克（Woodlark）岛人； 第二次是1915年6月至1916年5月，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第三次是1917年8月至1918年8月，再次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了为期一年多一点的实地调查工作。他后来提出的功能理论之所以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与他几次周期较长、扎实而又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分不开的。马林诺斯基主张，实地调查研究工作每次最好为一年或14个月，并强调，研究人员必须和被研究者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并应当精通当地的语言，甚至要钻进他们的心灵，听取他们的意见。马林诺斯基还提出了一套调查研究的技术和表格，〔2 〕其基本内容长期以来一直为欧美人类学和民族学界所利用。
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去过安达曼群岛、澳大利亚、南非、美拉尼西亚以及东南亚等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他著名的结构功能论，就是在他的广泛而又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常常强调对一个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要反复多次地进行。他认为，正常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顺序，应该是在长期而又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再转入室内，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分析整理之类的加工，然后撰写草稿。草稿写成后，再去原来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以核对所得出的结论。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比较可靠而又科学的研究成果。
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学术思想，在30年代对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以吴文藻先生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利用他们提出的方法对中国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较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黄华节先生的定县调查、黄迪先生的清河村镇结构调查、郑安伦先生的福建侨民调查、李有义先生的山西徐沟调查等。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工作，如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民族识别调查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没有组织过对少数民族进行较大规模的、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但是全国各地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对民族地区也陆续进行了为数不少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过，应该看到，已有的许多调查资料并不很符合民族学的要求，甚至离半个多世纪以前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所提倡的实地调查要求也有很大距离，而在当代对实地调查研究有更多新要求的情况下，就显得更不适应了。因此，在实地调查研究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艰巨的工作要做，只有做了大量的、扎扎实实的、深入细致的、高质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才有可能在理论上出现突破。
二、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社会科学，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自然不能例外。因此，我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不必再提出其他什么理论，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就可以了。按照这种看法，所有的社会科学只要清一色地冠以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这种看法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是一种片面的、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代替论。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包括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指导”并不等于“代替”，因为包括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和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指导并不意味着这门学科从体系到理论和方法要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称号，贴上“马克思主义某某学”的标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后期阶段，确实十分注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状况。马克思曾写下了多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读书摘要，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等。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生前想把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介绍给德国读者的遗愿，专门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民族学和人类学读书摘要或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与民族学和人类学有关的著作或论断，对民族学和人类学思想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年代正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刚刚诞生不久的初期发展阶段，那时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民族学和人类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博厄斯、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而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民族学和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写成的民族学专著，也是此后才大量出现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所能接触到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基本上还都是没受过学科训练的人的作品，所能接触到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思想和理论也主要是进化论。进化论思想对民族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对整个思想界认识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也起到过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进化论并不是完善的理论，它有不少局限性。在进化论之后出现的其他种种理论，尽管也都有局限性，也不完善，但却从不同的方面弥补了进化论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而这些又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之后的事情了。因此，只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个多世纪以前所研究的材料而作出的部分论断，来代替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代替民族学和人类学科理论的话，那么，这种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也就不是什么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理论，而仅仅是19世纪的理论。
因此，作为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要想创造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那就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但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名称来代替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理论。
三、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民族工作的关系
任何理论建设都一定要有其直接或间接的应用意义。如果一种理论提出后，只能束之高阁，对社会没有任何应用的价值，那这种理论就毫无意义，没有存在的必要。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也是如此。作为21世纪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要想具有新的、突破性的意义，不仅要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族工作还要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应用价值。
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要想对民族工作实践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就必须把民族工作的实践也作为自己的主要源泉之一。也就是说，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必须参加民族工作的实践。尤其在当前，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参加到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研究诸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经济建设的规律问题；如何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越来越大的差距问题；如何根据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点，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迅速脱贫问题；如何使少数民族地区既能迅速发展经济，又能保持生态平衡问题；如何处理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和提高人口质量问题；如何迅速提高妇女地位问题；如何改革不利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传统风俗习惯问题；如何搞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等等。
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服务于民族工作实践，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有别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大特色。我们在进行21世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的时候，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特色，从而使我们在参与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各民族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上升到理论。我们相信，这样产生的理论一定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工作实践，同时也能推动民族学和人类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也只有这样产生的理论，才有希望成为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
四、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国内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研究的关系
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不仅要有前面所说的实地调查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的基础，而且还有第三个基础，那就是国内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研究。要想提出比较全面和科学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没有大量的、高质量的国内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都是从具体的民族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例如，19世纪中叶的进化论，正是在前几个世纪所积累的、为数甚众的民族研究基础上才提出来的；20世纪的传播论、功能论等各种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或思潮，也都是以或多或少的民族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纵观从进化论到当今形形色色的人类学思潮，凡所依据的民族研究成果越多、质量越可靠，那么这种理论或思潮的可信度高影响就越大，维持的时间也就越长。相反，凡所依据的民族研究成果数量越少、质量越次，那么这种理论或思潮的可信度和影响就越小，维持的时间也就越短。因此理论建设的状况如何与民族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的如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要想在21世纪提出可信度高、影响大、维持时间又长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那就必须大力做好国内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研究。
国内民族研究自蔡元培先生提倡民族学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产生了数量极为众多的成果，甚至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但从质量上来说，真正高质量的国内民族研究成果数量就不见得很多了。因此，要想21世纪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那么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们就必须共同努力，生产出数量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国内民族研究成果。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只针对国内民族现象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是不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要想建立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就必须提出对世界民族的认识也具有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而要提出对世界民族具有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那就必须研究世界民族。
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相比之国内民族研究，无论从数量和质量看，都要薄弱得多，其原因是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起步太晚，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建国后，虽然开始了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但非常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世界民族研究开始有了起色，研究成果多了起来，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但直至今日，世界民族研究的规模仍然有限。特别是由于诸如经费之类的困难，使我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人员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能较多地到世界各地去做实地调查。因此，很难产出数量众多的、高质量的世界民族研究成果。这对建设高质量民族学理论显然是很不利的。因此，努力创造条件，力争产出更多、更好的世界民族研究成果，为21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是我国民族学工作者的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五、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国外学术思想的关系
我们前面说过，自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以来，西方民族学已出现了十多种从进化论到当前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思潮。这些理论和思潮就其本身的目的和作用来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如进化论实际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和说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而传播论是从空间上来判定社会文化之间的传播关系；功能论是通过社会文化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整体的作用来判断文化的功能；心理学派从各民族人格的形成和特点来探索文化与个人的互动关系；新进化论从人类利用能量总量的大小或所处生态环境的差异来探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途径；结构主义则用建立模式的方法来分析和揭示隐藏在社会文化表面现象之后的真正结构和人们的思维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上述理论的局限性便显露出来了，但这并不意味这些理论毫无用处。相反，这些理论还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中国要在21世纪提出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就必须充分吸收从进化论到当前各种形形色色理论和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理论和思潮，那么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就没有把握称之为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理论和思潮的合理内容，那么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理论也就根本没有提出的可能。
但是，对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还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对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我们当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拒之门外的抵制态度，但也不能照抄照搬，生吞活剥。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食洋不化，同样无助于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建设。
对上述两种错误看待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态度，我国的老一辈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早有认识。例如，早在30年代，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为了克服这两种偏见，就已提出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一方面大量介绍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和思潮，一方面以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功能学派理论为指导，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对功能学派的理论采取“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的原则，在中国做了大量的社区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吴文藻等老一辈学者们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和做法，对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建设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光大这一优良学术传统。21世纪中国要想建立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没有把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进行中国化的前提，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当然，21世纪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除了要吸取西方民族学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吸取俄国的（包括前苏联的）、东欧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以及其他各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理论和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才具有世界性意义。
六、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国内前人研究成果的关系
任何一种学科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不可能在毫无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突然被提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和继承德国哲学家、思想家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在批判和继承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批判和继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此，如果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任何新的理论也就无从建立；同样，如果理论建设不去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也就不能成为好的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自然也不能例外。
自2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老一辈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艰苦创业，辛勤耕耘，创造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花蓝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凉山夷家》，凌纯声先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林惠祥先生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何联奎先生的《畲民的图腾崇拜》，刘咸先生的《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尽管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但其学术价值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些50年代之前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基本上是采取完全否定态度的，不是被说成“资产阶级学术标本”，就是被戴上“反动学术典型”的帽子。几十年来，除了偶尔被拿出来作批判之用外，几乎再也无人问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没有人再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学术成果了，但很少有人研究这些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对这些成果的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成果基本上都已成了图书馆里珍藏书，不易借阅。这种状况对于21世纪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也是不利的。
学术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21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显然是不能脱离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所创造的学术成果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更多地重视对这些学术成果的研究，另一方面应该想方设法重版这些学术成果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能更方便地研究这些成果。
七、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关系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学博物馆似乎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没有讨论的必要。其实不然，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民族学博物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民族学博物馆把各民族所创造的多种文化成果都集中到了一起，很便于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通过对这些集中在一起的文化成果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
民族学和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是同时出现的孪生兄弟。19世纪中叶，在民族学和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时候，一批民族学博物馆也相继出现了，如俄国的彼得堡民族学博物馆（1836年）、丹麦哥本哈根民族学博物馆（1848年）、 德国柏林和慕尼黑的民族学博物馆（1868年）等。因此， 有人索性把民族学博物馆的出现作为民族学和人类学诞生的标志之一。在往后的历程中，不少民族学和人类学学派的著名人物都十分重视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在民族学博物馆或其他大博物馆的民族学部、人类学部任职或兼职，如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 1826—1905 ）， 曾于1868 年任德国柏林博物馆民族学部主持人； 另一位著名人物拉伯克（Sir John Lubbock 1843—1913），本身就是一位博物学家； 德奥传播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格雷布纳（F.Graebner 1877—1934）， 是博物馆的专职职员和研究人员，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与博物馆的展品和图书资料密不可分； 德奥传播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施密特（W.Schmidt1868—1954），曾被罗马教皇任命为拉蒂兰博物馆馆长；美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和美国芝加哥法尔德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并曾任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 结构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 évi －Strauss1909—），也曾在博物馆中工作过。 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莫斯（Marce Mauss 1872—1950），则在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民族学博物馆实习，一方面让他们翻阅、分析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对来自各民族地区的实物标本进行认真研究，并对之进行绘图、描写、制成说明卡片，要求一张说明卡片就是一份完整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
上述这些著名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利用博物馆的有关各民族展品和资料进行研究工作，并进而为自己提出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服务。如格雷布纳的文化圈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对博物馆的展品和资料研究提出来的。他把大洋洲划分成8 个文化圈的主要根据就是博物馆的诸如渔网、小木船、锯、篮子、木制或编制的大盾牌、圆形装饰图案、信号鼓等展品和资料。又如博厄斯，在博物馆整理民族志资料和搞陈列品分类时，发现各地区都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物质文化，于是他便根据不同的文化划分地理区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区学说。尽管他们的理论都有一定的片面或牵强之处，但其中也不乏许多合理内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与民族学博物馆确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国的民族学博物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速度并不快，全国民族学博物馆的数量并不多，已有的民族学博物馆质量也不高。这不仅是其中展品的数量和质量跟不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博物馆的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尤其是中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十分缺乏。而世界民族博物馆则一个也没有。我国民族学博物馆的这种状况对于建设高质量的21世纪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是很不利的。因此，尽快地发展我国的民族学博物馆事业，也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者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对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民族学和人类学事业、丰富和提高我国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历史文献的关系
西方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时，其主要方法就是实地调查研究，他们很少涉及历史文献，甚至有人的学术生涯与历史文献完全无缘，这似乎已成了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以来的传统研究风格。这种研究风格对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时代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的民族如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等，基本上都是尚无文字的民族，因而基本没有什么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即使在其他有文字民族的历史文献中有那么一点记载，也是一鳞半爪，或者模棱两可，很难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因此，他们就只能靠实地调查来确定所研究民族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这些历史文献中，记载国内各民族和许多国外民族情况的历史文献资料也相当丰富。在被称为正史的二十五史中，除《陈书》、《北齐书》之外，都有关于民族情况的专门记载。此外，许多野史、地方志、族谱家传、笔记、小说、文集等也有许多有关民族情况的记载。而令国外同行更为羡慕不已的是，我国还有相当多专门以国内外各民族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历史文献资料，如《西域风土记》、《华阳国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蛮书》、《南海寄归传》、《岭外代答》、《诸蕃志》、《蒙鞑备录》、《溪蛮丛笑》、《西洋番国志》、《滇记》、《黔记》、《番社采风图考》等等，举不胜举。我国这些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各民族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为此，我国著名学者宋蜀华教授特别指出，我国的民族研究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我们的研究必须把实地调查研究与历史文献研究紧密结合起来。〔3〕这无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明智的研究方法。
因此，作为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研究，显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那种单纯搞实地调查的传统研究风格，而应该采取实地调查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相结合的这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方法。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才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九、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民族学和人类学是19世纪从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的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对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独到见解。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诞生与独立无疑是社会科学发展和进步的结果。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民族学和人类学已越来越不能单靠自己的知识体系来探寻社会文化现象的规律了。
当前，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和改革的浪潮，正在汹涌澎拜地向前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普遍趋势。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各门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高度综合。人们要求在系统认识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互相联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对整个社会进行预测、控制、管理和改造。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经验总结。它随着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整体，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也是沿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认识规律发展的。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知识体系与新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矛盾，及其知识体系本身的内部矛盾，都要求其进一步扩展、深化和改造自己的知识体系。
社会文化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越来越复杂的趋势。社会科学是寻找社会规律的学问，而存在于具体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规律，是隐藏在各种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在力量，它没有直接的现实性，却通过现实性表现出来；它没有一成不变的量的数值，却总是具有一种近似值；它没有一种绝对的定性表现，却反映一定的倾向性。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只是从本身有限的知识体系的角度揭示有限的社会规律，要想揭示更多、更深刻、更复杂的社会规律，就会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民族学和人类学无疑也不能例外。
其实，这个道理许多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已经注意到了。如结构主义人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就自称自己的学术思想有三个来源，即地质学、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实际上是把布拉格结构语言学代表人物雅克布逊（R.Jakobson 1896—1982）的音位结构分析法借用到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亲属称谓分析之后才产生的。近几十年来，西方出现的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认识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等交叉性的学科，实际上正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共同探讨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体现。
因此，21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必须密切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动态，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成果及时吸收到自己的学科体系中来，以增加自己认识社会文化现象的广度和深度。也只有这样，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才有可能产生。
十、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从科学论角度来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类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在这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处于决定作用的方面，而生产关系则是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建立的。18世纪中叶，由于自然科学成果大量应用于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发展成为大机器生产，这就为近代无产阶级及其科学革命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本条件，真正的社会科学也因此而得以产生。恩格斯指出，近代以来，“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形式。”〔4〕毫无疑问，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也同样适合于社会科学。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样是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主要力量，社会科学必须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社会科学要进一步深入发展，还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成果。
科学方法随着科学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科学的综合而综合。现代科学的发展，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已明显出现了高度综合的趋势，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的冲击和影响越来越强烈。作为社会科学一分子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当然不会是世外桃源。
实际上，民族学和人类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事。民族学和人类学在诞生的过程中，就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影响的结果。因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第一个学派即进化论学派的形成，虽然有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因此，有人索性说，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达尔文的孩子”。本世纪40年代出现的新进化论学说， 也明显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 如怀特（L.White1900—1975）能量进化理论的提出，就是受了热力学的影响；斯图尔德（J.H.Steward 1902—1972）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显然是在生态学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70年代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则更是直接用生物学的基因理论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数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饮食人类学等跨科学学科，无疑也都是受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
尽管上述受自然科学影响而出现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们毕竟是科学发展大潮流的产物，对认识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是人类深入认识世界的必然趋势，那么，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就必须要高度注视自然科学的知识及其新发展，并把它们及时地充实到自己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内，使本学科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能达到更高的水准。否则，不用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就连时代的步伐恐怕也跟不上。
以上，我们讨论了21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的十方面关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内容应予考虑。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知识面越来越宽，知识越来越丰富，对新的思想和理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新理论的提出，要考虑的问题和方面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难。其实，作为人类思想理论高峰的马克思主义，又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几乎涉猎了当时的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之后创立的呢！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建设，要想有所作为，即能够提出新的、有突破性意义的理论，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值得考虑的方面，但处理好上述十大关系则是基本的前提。
在以往的一个半世纪中，尤其是20世纪初至60年代，西方民族学界曾先后出现过十多种思潮或理论，代表了学界的整体水平。 因而， 把20世纪称为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世纪也未尝不可。但是，自60年代至现在，却没有再出现过影响较大的理论学派和思潮，这无疑给我国21世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机。我们相信，只要遵循科学的精神，处理好上述十大关系，不避艰险，勇于攀登，我们就一定能够创立新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21世纪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将是中国的世纪！
注释：
〔1〕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2〕参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第190页。
〔3 〕参见宋蜀华：《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2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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