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风险的探讨--从对当代科学的理解_风险社会论文

邓小平对风险的探讨--从对当代科学的理解_风险社会论文

邓小平关于风险问题的论述——来自当代科学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当代论文,风险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与当代科学关于不确定现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风险(或不确定性)既是不可避免又是不能精确预知的。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宏观方面指那些妨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微观方面指个人决策失误。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一整套克服风险的条件、原则、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急待深入地研究和系统地阐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渐突出。从理论上讲,不系统地把握小平同志的风险思想,他著作中的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就讲不清,理不顺,人们思想中的许多困惑就难以释怀。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内容丰富,哲理深刻,方法独特,并一以贯之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要透彻准确地理解这一思想,颇为不易。如果仅从字面或常识的意义上去理解,则肯定会忽略许多重要的方面。本文选择了当代自然科学对不确定现象的认识成果来论述小平同志这一丰富、深刻和独到的思想。

1 风险、不确定性与科学认识

对复杂现象的特别关注,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前沿研究的一大特色。目前,在这方面得到公认并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有I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R·托姆的突变论,M ·艾根的超循环论和B·B·曼德布罗特的分形理论等。 这些理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认识和处理复杂现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由于不确定性是复杂现象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些理论中有关不确定性现象的论述非常丰富。概括起来讲有这样两点:第一,不确定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第二,不确定性现象是不能精确预测的。下面从10个方面来简述这两点所包含的思想内容。

(1)不确定性指系统的不稳定 事实上, 每一事物都是在稳定和不稳定的交替更迭中演化和转变的。稳定态不过是系统在临界阈值内性质不受外界涨落干扰的状态。但在临界值附近,系统有多重状态可供选择,哪个状态将被选择,人们不能先验地确知〔1〕。

(2)不确定性指系统的分支行为

分支选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其选择的时点是不能精确推定的。分支选择相当于动力学系统在不稳定点处的情形。在该点上,系统不再受过去惯性力的支配,来自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微弱作用力都会引起倾向于放大它的效应,从而迫使系统离开不稳定点。在有机界,生物物种的多样化正好是生物种系分支选择的结果。新物种的诞生过程实际上是相同DNA链的分化过程。 但新物种究竟于何时开始与其原型拷贝分道扬镳是难以精确预知和确定的。

(3)不确定性指形态的非连续性。 R·托姆认为, 物质变化以连续或非连续的两种方式实现其形态的转换。某一物质形态究竟选择哪种方式则依其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定,有时某些意外的因素竟使其选择成为相当随机的事件。如果在初态和终态之间的所有中间态都充分地接近,则这一变化是连续的。连续变化的所有中间态都是稳定态,初态和终态的差别是通过一系列不显著变化的稳定态来实现的。非连续变化则不同,在初态至终态的系列中间态中嵌入了某些结构上不等价的态。当这种不稳定态突然出现时,原有的稳定态则迅速地消失。初态和终态的差别是通过不稳态的突然跃入来实现的。突变实际上是环境条件迅速改变的结果,尤其是某些意外的涨落因素的突然介入,改变了系统连续变化的控制参数。由于“不稳定的形态能由任意小的扰动而改变”〔2〕, 来自环境中的随机干扰又总是不能幸免,所以,突变,作为形态的非连续性,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不能精确地预知。

(4)不确定性指系统的非周期行为

非周期行为是混沌系统的特有行为。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会被系统内的协同作用以指数的速率放大,结果是系统的状态偏离原来的轨道,正象卢克莱修的原子偏离直线运行的轨道一样。故在混沌系统中存在着两种不确定性的情形,一种是关于初始条件的信息我们不可能及时而又精确地获知;另一种是轨道分离一旦超过系统的时间视界,其状态就不能精确地预知〔3〕。

(5)不确定性指系统(或事件)的随机性

存着两类最基本的随机性:即决定论的随机性和离散事件的随机性。耗散系统在临界选择点上的那类涨落事件就是一种决定论的随机性。混沌系统更是一种典型的决定论的随机行为。至于随机分布的离散事件,则是众所周知的不确定事件。尽管人们可以根据人数定律估计出个别事件可能有的离散度,但不能据以精确预知某一具体事件于何时以何种情况出现。

(6)不确定性与系统的非线性相关

复杂性的根源在于系统内部存在着非线性的作用机制。该机制能够把来自系统内外的微涨落以指数的速率放大(或缩小),从而导致分支选择和轨道分离等多种戏剧性的后果。实际上,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非线性的〔4〕。 在描述事物时如果我们不采用某些简化的逻辑假定,而是将各种因素都纳入观察和思考的范围之内,则以此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就一定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

(7)不确定性与系统的不可逆过程相联系

能量损耗是不稳定之源。它足以毁灭任何活性物质的有序结构,只有能够补偿其内部能量损耗的非平衡系统才能获得生存的历史尺度。能量损耗本身是单向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当于一条选择规则,能量损耗作为其选择的价值参考系作用于任何非平衡态系统。它不断地淘汰着那些不能从环境中获得相当的负熵流以补偿其内部正熵的系统。所有的非平衡系统,仅当其能量损耗(正熵)与能量会聚(负熵)之间维持着某一水平的平衡关系时才能保持动态的稳定。但环境条件的改变意味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因素随时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关系,从而致使系统偏离原来的稳态。此时,要么建立新的平衡—稳定关系,要么使那些随机的扰动衰减下去,否则,系统就会失稳。一旦失稳,就不可能找回原来的有序态,就象历史不能重演一样。

(8)不确定性与信息的不完备性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 人们从客观世界获取信息的手段是有限的。海森堡测不准关系表明:动量和坐标不能同时被测定得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高的精度。不管采用多么精巧的手段和技术,测量误差作为一种信息缺失现象不可能通过工具的改进而被根除。在某些情况下,正是这些微小的误差影响了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或事业的成败。第二,不管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从事何种职业,他占有和使用的信息量都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第三,信息的传递要受多种因素的干扰,人们获取信息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不得不克服由此造成的各种障碍,付出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代价。第四,信息缺失是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指出: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是任何决策行为所包含的必备要素〔5〕。价值要素起着目的导向作用; 事实要素起着实现目的的手段作用。事实要素是关于决策环境的事实情况的描述。决策方案的可行性主要地依赖于事实要素所包含的约束条件。决策者必须清楚约束条件与各种方案的每种可能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如果缺乏关于约束条件的必备(或主要)信息,那么,决策后果的不确定性就是不可避免的。

(9)不确定性与每个人知识的有限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量要受其教育、阅历、经济条件、工作性质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人们用有限的知识去判断眼前复杂的事物,其结论的正确度不可能达到100%。

(10)不确定性与信息反馈的时滞紧密相关 无论多么优良的信息传递系统,信息反馈时滞都是不可消除的。反馈时滞是控制系统产生控制偏差的因素之一。在社会中,反馈时滞遍及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它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系统因其不能跟踪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不得不在低效率的水平上运行,它使得有些人因思想僵化,缺乏对环境的敏感性而不得不落后于时代,如此等等。

风险,作为人类社会的不确定现象是整个不确定现象家族中的成员之一,它们是子集合的关系。社会科学中的风险概念除了具备上述内容外,还有其独特的内容。第一,人们的心理预期本身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当大多数人对某一事态产生相同的判断和估计时,他们可能倾向于采取某种同一的行动。这种协同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比如,股票暴跌,公众不满情绪的普遍高涨等等。第二,人们厌恶风险,是因为追求事业的成功。如果世界真象经典科学所宣称的那样确定,一切都可以从那些代表“规律”的数学公式中推论出来的话,那么人们也就不必如此地繁忙与辛苦。正因为世界上有风险和不确定性,人们的生活才有意义,科学和技术才会有今天这样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2 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但如果仅限于“风险”一词的字面含义,则他关于怎样避免社会不稳定的思考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社会科学对风险的思考和研究仅限于个人决策的效果方面,而忽视了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因而,本文选择了当代自然科学关于不确定现象的认识作为研究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参考系。由此看去,邓小平对风险的思考既深刻又全面,内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他的基本观点,宏微两观的主要表现概括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风险是不能精确预知的。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6〕。90年12月24日, 邓小平与中央领导同志谈到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和新格局尚不明朗的情况时讲,“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复杂”和“乱”表明世界局势不稳定、有风险且不可测。与此同时在谈到治理通货膨胀取得的成效时又讲,“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7〕。92年春, 邓小平南巡到深圳时更明确地讲,“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8〕。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与当代自然科学对不确定现象的认识不仅在观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一致的。邓小平取得这样深刻的认识,是他自觉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结果。实事求是要求人们不断地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并对此做出正确的概括,得出正确的结论。实事求是是新思想产生的正确途径。象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邓小平的风险思想及时准确地反映和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宏观方面是围绕中国社会怎样稳定,怎样发展来展开的。关于稳定和发展,邓小平的观点是:①社会既要稳定,又要发展;②只有稳定,才能发展;③只有发展,才能保持稳定;④不稳定,就不能发展;⑤不发展,就不能真正保持稳定。稳定与安定团结相联系,发展与生动活泼相联系;二者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转移而保持着动态的联系, 最理想的联系就是第1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9〕。这种局面既要安定团结又要生动活泼。 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讲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但如果发生矛盾,“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10〕。所以,“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1〕。“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12〕。为了实现和保持那样的政治局面,就必须纠正实践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偏差,尤其不允许不稳定和不发展的情况出现凡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不发展的因素都是潜在的风险,都必须认真对付,努力克服。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宏观方面从否定方面反映了他关于稳定和发展及其二者之关系的思想。下面就其主要方面做一探讨。

(1)政局不稳定,中国就不能发展;不发展, 政局就不会真正稳定 “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13〕。“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14〕。政局不稳定就是紊乱和动乱。紊乱就是没有秩序、没有纪律,象“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遍及全国的混乱局面。历史证明,那样的局面不可能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可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不可能发展中国。动乱就是暴力和武装冲突,甚至内战。其实质是制度选择,就象自然界的分支选择一样。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个错误的选择,应当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对此,邓小平从理论上给予了坚决地反击。他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5〕。“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6〕。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就能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象能量耗散是定态选择的参考系一样,共同富裕就是社会制度选择的参考系。因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缓冲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减少对抗和冲突。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管是紊乱还是动乱,政局不稳定就不能发展。如果中国得不到发展,政局也不会真正稳定。“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17〕,尤其是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只有人民殷实富裕、国力强盛不衰,社会才能真正稳定,就象耗散系统必须在负熵和正熵之间保持着某一水平的平衡关系一样。“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8〕。不发展或发展太慢,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老百姓一比较,就可能出乱子。所以,不发展或发展太慢都有风险。一句话,不稳定是风险,不发展同样有风险。

(2)经济发展,不可能没有风险

“对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 稳稳当当”〔19〕。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没有风险。不过这是前进中的风险, 与不发展或发展太慢相比,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主动得多,因为手头的东西多,心里踏实。

(3)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0〕。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稳定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解决。道理很简单,第一,农村经济不发展,贫困问题就不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第二,农村经济不发展,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就不充分,设想大多数工业品外销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所以农村经济不发展,整个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影响。农村稳不稳定,发不发展,是牵动全局的问题,因为局域不稳定必然泱及全局。这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4)政策不稳定,人心就不安 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 老百姓就无所适从,就会影响全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1〕。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主张动他,邓小平说,不能动。为什么?因为指数效应。像这类事传递得快,动一个“傻子瓜子”牵动成千上万人的心,改变亿万人对政府政策的估价和预期。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22〕。正是出于稳定和少一点风险的考虑,邓小平才一再强调要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才为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加上东方式的文化和制度;如果采用非连续的,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肯定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保持城乡改革政策的长期稳定、逐步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中国人民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明智抉择。

(5)改革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 但很有希望成功”〔23〕。第一,“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24〕,“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5〕。有困难是难免的,犯错误也是难免的。第二,“改革涉及人民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26〕。第三“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27〕,没有风险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如果搞得稳妥一些,犯的错误会小一点,调整起来容易一点。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出路,中国就发展不起来。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6)开放是有风险的

“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28〕。一个开放系统不可能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冲击;要排除干扰、抵抗外来冲击,关键是要加强系统内部一体化的建设以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中国要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不与资本主义打交道是不行的、不受其坏东西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加强我们党和国家机体内部的自身建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方面,增强全社会的活力和免疫力。

(7)“左”和右的干扰都是风险 “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 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29〕。“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30〕。“左”的东西主要是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比如,“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31〕。“左”的东西客观上阻碍改革开放、阻碍中国的发展。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中国就没有出路。所以“左”的危险并不比右的危险少多少。就象自然界的分支选择一样,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显示出“左”、中、右三条路。“左”道就是“四人帮”鼓吹的假社会主义,右道是自由化鼓吹的资本主义,真正适合中国国情、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利益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不惩治腐败是危险的 “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 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2〕。腐败严重地损坏了社会的机体组织、败坏了社会风气、是社会的病毒。其危害有:第一,腐败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人格化并以非组织的形式参与了经济资源的分配,从而增大了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第二,腐败破坏了正常运转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偏离自己的发展目标。第三,腐败降低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第四,腐败给资源正常转移的渠道开了一个口子,使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漏桶”,社会财富象不做功的能量一样不可逆地耗散于无形之中。第五,腐败的滋长表明:社会无组织力量在增长,而正常的社会功能将随之逐渐丧失。总之,只要腐败滋长一分,社会危机就增长一分。一日不消除腐败,社会永无安宁。

(9)不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不行的; 不正确发展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不行的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与这一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只有“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33〕,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调动他们建设的积极性,集中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和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保持国家的稳定。民主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两手”,它们共同维护和实现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就象自然界的演化既要有动力又要有秩序一样,社会的发展也要有民主也要有法制。所以,“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34〕。但是,如果不正确发展和不正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会破坏我们已经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妨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正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逐步完善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享有民主权利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正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指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许可的范围内,遵循法律规定的步骤和秩序,行使法制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正确发展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坚持安定团结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吃尽了动乱的苦头,坚决反对“文革”那种“大民主”的做法。同样我们也坚决反对照搬西方民主。如果我们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35〕。总之,不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正确发展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都是不行的,都有使社会失稳的风险。

(10)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是我们必须认真对付的危险“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6〕他们在东欧取得了胜利,对中国也采取同样的手法,企图从内部来攻破和颠覆我们的政权,“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37〕。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但又不能因此关起国门,断绝与他们的往来。只要我们心中有数,对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因素采取适当的防备措施和对策,仍然要与他们打交道,因为关起门来是不能发展的。

(11)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38〕。这些东西,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渗透到我们党内,影响了党风。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这些东西瓦解我们的党,削弱我们党的战斗力。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9〕,“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40〕。党风不正,党的内部就搞不好。搞不好就要出事。关于社会风气,邓小平讲,“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41〕。

除了上述11种风险外,宏观方面还有:(12)“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42〕。(13)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很难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14)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15)不开放、中国就发展不起来。等等。

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微观方面是围绕个人决策的正确与否来展开的。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价值观选择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是立场错误,方向错误。邓小平没有将它纳入风险的范畴予以讨论。因为犯这种错误的人,用心险恶,本意就是坏的,它同好心人犯的错误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林彪、“四人帮”所犯的错误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错误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是,价值观、立场、方向的选择正确,而对事实情况、专业知识、行业信息缺乏足够的了解,以致决策失误。这种错误是由于缺乏决策所必需的事实要素造成的。所以,(16)决策失误导致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种错误,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43〕,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就可以减轻错误的份量,把风险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3 克服风险的条件、原则、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中特”理论的根本点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能走稳定发展的道路。而邓小平风险思想的宗旨是:纠正各种偏离这一目标的实践偏差。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克服风险的条件、原则、方法和措施。

(1 )在政治上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的前提和条件“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44〕。

(2)在思想上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所以能成为克服风险的思想原则,是因为它逻辑地蕴涵着控制论的反馈调节原理。实事求是要求人们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那些新情况、新问题,探索解决新老问题的各种办法。反馈调节的原理要求控制者通过控制器跟踪新情况,做出新判断,采取适宜的控制措施,直至系统实现其最终的目标,中国的问题很复杂,不能蛮干。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不断地、认真地总结经验,及时地发现前进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3)在方法上,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 发现不对,赶快改

胆子所以要大,(1)是因为风险是不可避免的;(2)我们的国家机器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3)我们有相当坚实的经济基础, 已经形成了承担风险的能力,且“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45〕。

但步子要稳。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46〕。而“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47〕。为什么不能犯大错误呢?因为大错误所产生的风险是人民难以承受的,是党和国家难以承受的。大错误是带方向性的,对全局有较大影响面短时间内又难以调整的那类错误。象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就是大错误,因为它阻碍和延缓了中国自五七年以来二十年的发展。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呢?①“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48〕。②总结经验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49〕。③“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50〕。④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51〕。用控制论的词汇来讲,①是“通过反馈调节渐近地趋于稳定”的情形;②是“缩短反馈时滞、减轻滞后效应”的情形;③是“前馈控制”的情形;④是认准目标,注意过犹不及两个方面,防止矫枉过正的情形。⑤是“通过参数分析建立系统控制模型”的情形。总而言之,邓小平关于克服风险的方法的论述与控制论的思想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4)针对前述16种风险, 邓小平分别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和克服措施

防范和克服风险1和7和措施是: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②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③“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52〕,“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53〕。

防范和克服风险(2)、(14)和(15 )的措施是:①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②经济要保持稳定、协调地发展;③经济不能滑坡,要保持适当的、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④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⑤发展经济要依靠科技和教育;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⑦要采取非平衡的发展战略,搞平均主义发展不起来;⑧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关系,要利用计划和市场的各自优势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防范和克服风险(3)的措施是:①农业是根本,是基础,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②“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是靠科学”〔54〕;③农村改革的基本政策不能变,继续深化和完善农村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防范和克服风险(4)的措施是:①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国策,一百年不动摇;②逐步完善我们在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争取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防范和克服风险(5 )的措施是:①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一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要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②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③“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55〕,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错误;④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⑤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保持比较好的速度。

防范和克服风险(6)、(8)和(11)的措施是:①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净化社会风气;③“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着手”〔56〕,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④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用铁的纪律把人民的力量凝聚和组织起来;⑤坚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选拔接班人;⑥加强民主监督、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和管理措施;⑦改革开放搞多久,“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57〕就必须坚持多久。

防范和克服风险(9 )的措施是:①民主和法制建设要坚持同时并举的方针;②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民主政治建设要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而且不能妨碍稳定和经济建设这个大局;④以法治国的方针绝不能有任何丝毫地动摇。

防范和克服风险(10)和(13)的措施是:①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②“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58〕;③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④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坚持按“四化”的标准选拔接班人;⑤搞好我们自己的经济建设,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59〕;⑥要保持国格和人格,做到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60〕,“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1〕。⑦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防范和克服风险(12)措施是:①坚持建立、健全和执行干部退休制度;②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③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④“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62〕。

防范和克服风险(16)的措施是:①搞社会主义建设,干部不止是要革命化、年轻化,而且还要知识化、专业化,因为知识和专业技术是正确决策所必需的事实要素;②要学习,“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63〕,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③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④理论要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⑤走一步看一步,大胆细心、力求稳妥,不犯大错误,尽可能少犯错误,但不犯错误不可能,中小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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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风险的探讨--从对当代科学的理解_风险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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