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湖北省的留日军事教育
——以张之洞督鄂时期为中心
吉 辰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珠海)，广东珠海 519082)
摘 要：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清末留日军事教育的有力推动者。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的第一次大规模官费赴日留学之前，他已开始自行筹划派遣以军事学生为主的留日学生。而在日方做出邀请之后，他顺势开始持续派遣大量留日军事学生。由于当时中国的新政事业迫切需要人才，留日军事学生往往被提前召回国内，未及深造。湖北的赴日军事留学开展较早，规模较大，毕业生成为他省督抚与练兵处竞相延揽的对象，引发激烈的人才争夺。在中日关系、军事改革和政治诸方面，湖北的留日军事教育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湖北省；留日学生；军事教育；张之洞
始于清末的留日教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规模留学的开端。由于当时军事近代化的迫切需求，军事留学生在留日学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留日教育初兴之时更是如此。关于清末的留日军事教育，无论是对整体情况的概括性研究还是对具体人物的个案性研究，学界都已有了高质量的成果。(1) 对留日军校生的概括性研究，参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版，第23-39页；宮城由美子：《成城学校と中国人留学生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第35号，2007年；徐志民：《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杨典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毕业生为中心的分析》，《台大历史学报》第94期，2012年。个案性研究则有对吴禄贞、蓝天蔚、蒋介石等人的考察，参见黄自进著：《阻力与助力之间：孙中山、蒋介石亲日、抗日50年》，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5-88页；李慶国：《呉禄貞と日本(1)：呉禄貞に関する伝記史料をめぐって》，《追手門学院大学国際教養学部紀要》第10号，2016年；蓝薇薇著：《蓝天蔚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90页。 不过，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的中间层级研究目前尚显不足。因此，目前对留日军事教育的认识仍有不够清晰之处。本文拟结合推动留日政策的重要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着重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成城学校公文杂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交档案、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军事档案等未刊史料，对清末湖北省的留日军事教育做一探讨。鉴于自费留学生无法体现官方政策，而且不易统计，本文仅以官费留学生为考察对象。由于文中征引的大量文献使用农历纪时，为核对方便起见，笔者在行文中亦使用农历，并夹注公历。
一、张之洞与湖北留日军事教育的肇始
近代中国的留日教育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是年，驻日公使裕庚招募13名青年留日，以便培养翻译人才。[1]不过，此次留学规模较小，范围极窄，也没有开启风气。直至两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提倡以日为师的变法思潮陡然高昂，真正意义上的赴日留学方才开始。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之洞筹划留学日本，首要目的是培养军事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至闰三月间，其部下姚锡光赴日考察时对此已有策划。姚锡光与日本陆军参谋次长(旋升总长)川上操六、参谋本部第三部长福岛安正商量之后，准备让留学生先入成城学校学习一年基础科学与日语，再进入部队实习半年，最后在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半；优等生毕业后可以再入部队实习，然后进入陆军大学校、户山学校等处进修。由于成城学校容量有限，还拟为中国学生另设一讲堂——此议可以说是几年后成立的振武学校的滥觞。[2]
（1） FZ/T 82006-2018比 FZ/T 73044-2012在外观质量方面多要求考核：针距密度、整烫、色差等。规格尺寸、外观疵点、附件、缝制等方面要求更加严格。
恰在此时，日本外交部门又抛出了橄榄枝。当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总理衙门(以下简称总署)电告张之洞与两广总督谭钟麟，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表示，日方为了“倍敦友谊”，愿意接收约二百名中国留学生，代支经费，询问湖北自强学堂与广东同文馆的东文学生中“有无年少颍悟堪以派往之人”[3]7599。
不过，矢野的这一表态完全是自作主张。他的目的是鉴于自己当时正奉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指示向总署要求获得福建的铁路建设权，担心招致清政府的反感，于是企图以此博取好感。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他向总署透露此意。而在四月十三日(6月1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奏一折，提议派人留学日本(其中提及日方“供游学之经费”)。该折由康有为起草，而他与矢野在北京曾有交往，由此可见此折背后的政治运作。[4]此折上后，当天交由总署议奏。五月十四日(7月2日)总署复奏表示：“拟即妥订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至于经费，则主张由总署支付。[5][6]由此可知总署四月二十三日(6月10日)电的来龙去脉。
总署在此不提矢野许诺的经费，宁愿自行支付，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因为沙市事件与矢野谈判，不想在留学一事上欠日方的情。[7]而西德二郎也对矢野擅自允诺提供经费的行为很不满，指示他不要再推动此事。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总署大臣李鸿章会见代理公使林权助时提及矢野的承诺，而对方委婉地表示，日方可以为入学提供便利并免除学费，但食宿等费用须由中方承担。[4]七月初二日(8月18日)，总署向直隶、两江、湖广、两广、闽浙各督抚传达电旨，要求“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准备派遣赴日留学。[8]前一日还有一电致张之洞，说得更详细一些，并表示每名学生每年费用约需300日元。[3]7646
张之洞得知矢野许诺提供经费后，本想一口气派出200人，占用全部留学名额。[9]得知日方只免除学费后，他颇感不悦，曾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抱怨“不知前后何以参差”。[3]7646随后，他缩减了自己的计划，准备派出50名军事学生、10名其他学生赴日，另派50名弁目(下级军官)进入日本陆军教导团学习。[10]
张之洞为留学准备的经费，原本来自“百日维新”期间被裁撤的湖北巡抚与湖北督粮道衙门经费(每年30 500两)。按每人每年300日元的费用计算，这笔经费每年大约可供145人留学，足以支持张之洞的计划。但在戊戌政变后，湖北巡抚、粮道复设，张之洞失去了这一财源，只能将留学名额减至20名。[3]7669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2月6日)，新任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电矢野，要他告知总署，希望南北洋大臣与湖广总督派学生来日留学。[11]日方此次专门做出指名，自然是基于三总督的重要地位。次日，总署致电张之洞与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刘坤一、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裕禄，表示“希酌派数名派员带往”。[12]据当时正在武昌的日本代理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说，这通电报中的“数人”一语让张之洞感到“非常不快”。[9]他将留学名额一减再减，已经大违本愿，而总署言下之意，居然只打算让三总督各派个位数的学生，自然会让他相当恼火。
随后，张之洞发电询问刘、裕二人，南洋与北洋各派多少人，“以便仿照”，并表示“窃思若人数太少恐无大益”，隐然暗示三总督统一口径，多派学生。[3]7676最终，他决定湖北的留学名额与南北洋相同，皆为20人。在晚年托名弟子撰写的《抱冰堂弟子记》中，张之洞不无得意地记下了当时的谋略：“先请诸总署，拟派学生赴日本游学，肄习陆军制造实业诸事，总署止许数人。乃设为一策，约南、北洋合请，言每省已派二十人，总署亦无如何。”[13]
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和发布频率指标3个指标的权重，用来计算岗位紧缺度指数，通过计算，三者的权重分别是：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的权重为0.2583，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的权重为0.6370，发布频率指标的权重为0.1047。最终，岗位紧缺度指数=100*（0.2583*招聘需求人数规模指标+0.6370*招聘需求覆盖度指标+0.1047*发布频率指标）。
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月7日)，20名湖北学生从汉口出发。其中10人是两湖书院学生，9人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此外一人身份特殊，是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湖北一行到上海后，与南洋学生会合，十二月初三日(1月14日)一道乘船赴日，比北洋学生早了近两个月。[14]这是中国近代大规模留日风潮的起点，也是留日军事教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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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批湖北留日军校生的留学轨迹
由于当时军事近代化的迫切需求，南洋、北洋与湖北派出的首批留日学生皆有相当人数以学习军事为目的。其中湖北比重最高，除张厚琨外的全部19名学生皆进入成城学校就读。[14]成城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程度相当于中学，从建校起便以培养未来的陆军军人为目标，有相当大比重的毕业生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性质犹如陆军预备学校，与陆军高层也有很紧密的联系(时任校长由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兼任)。为接收中国留学生，该校当年创设“清国留学生部”。在此之前，已有朝鲜留学生在此学习。[15]在此先对首批湖北学生的留学轨迹作一梳理。
根据成城学校的安排，首批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时间为18个月，课程安排为日语383节、日文347节、地理及地文69节、历史66节、算术177节、几何初步40节、几何112节、代数140节、平面三角法77节、博物初步与生理卫生51节、化学58节、物理79节、图画111节、体操209节，授课内容则如下引《清国学生教授学科科目程度表》(见表1)所示(原文为日文)。[14]
表1 清国学生教授学科科目程度表
可见，授课内容首重日本语文，次重军校课程必需的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体操也有相当大的比重。从时间上看，这样的授课强度是相当高的。中国留学生甫出国门，人地两生，又要面对如此繁重的课程，可以想见他们的不易。素来爱惜读书种子的张之洞对他们也颇为体恤，专门安排湖北武备学堂委员陈昌基照料其起居伙食。[16]从另一封张之洞致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的电报中，可看出学生背负的压力：“闻学生等力学勤苦用心率教，甚为可嘉。该生等前闻日本人言有将不进益者遣回华之说，甚为愧奋，意甚坚决。该生等既有坚定好学之志，鄙人断不肯撤遣回华，望转告诸生安心学习为要。”[17]
3.继续进修
首批留学生的学习成绩整体来说也是不错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学校举行第二次小考，共10门功课。北洋、南洋、湖北三处共41名学生(北洋8人、南洋14人、湖北19人)中，16人的平均分在80分以上，列优等；23人在60分以上，列中等；2人下等。其中，湖北学生卢静远以95分的成绩位居榜首。[19][20]
同年六月，成城学校第一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八月初八日(9月1日)，驻日公使李盛铎致函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请对方转达陆军省，准许44名中国留学生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名单中包括全部19名湖北学生的名字。[21]事实上，其中一人已经不在人世：傅慈祥此前回国参加自立会起义，在汉口与唐才常、林圭等人一同被捕，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被杀。另一名湖北学生吴禄贞亦参与此事，在大通与秦力山指挥自立军前军，事败后逃回日本。[22]
而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张之洞调署江督之后，他打算将刚刚毕业的良弼等五名湖北士官二期生调来，又要求调用已归湖北任用的刘邦骥等四名一期生。署鄂督端方纵使不愿，也不敢峻拒，于是对前五人打了个折扣，同意“江三鄂二”；对后四人则表示“鄂学正开办需人，江尚无事，拟留用”[58][59]。
装饰者模式属于结构型模式，它可以动态地给一个对象增加一些额外的职责[5]。装饰者模式是继承方式的替代手段之一，它使得需要装饰的类和用于装饰的类均可独立变化，增加新的构建类和具体装饰者类都非常方便，较好地遵循面向对象设计的开闭原则[4]。
4.在日军部队实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陆军士官学校首期中国留学生毕业。与入校前相同，本期学生仍进入近卫师团各部队实习。[31]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实习内容较之前次更加高级，譬如包括在实地进行战术想定训练作业。[32]
三、湖北留日军事教育的继续展开
此后，湖北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大体上按照上述模式展开。除此之外，亦有其他留学模式，如下所述。
菌株降解Cry1Ac蛋白的方法参照赵辉欣等方法[5-6]。取培养的待测菌株1 mL，5 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10 μL与Cry1Ac蛋白(16 μg/L)90 μL混合，水浴37 ℃，4 h。取反应液50 μL加入2×SDS上样缓冲液，混匀后水浴100 ℃，5 min，取15 μL作为蛋白质电泳待测液。无菌蒸馏水作为空白对照。
1.学习体操
(2)合适的考评激励机制。学校现有的管理制度中，将教师指导大学项目获得结题纳入了实践工作量计算，互联网+、获奖的学科竞赛有获奖奖励，但更多的其他创新创业教育则没有纳入教师的报酬和工作量计算之中，学校应进一步和一线教师进行交流，了解现有师资对专创一体化的投入情况、开展进行、观念等，制定清晰的投入回报与工作量计算标准。对于在创新创业教研、实践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教师(团队)给予适当的物质、精神奖励，激发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积极性。
从理论上讲，这一基本教学模式适用于中小学各门学科的课堂教学，不同学段和学科也需要根据教材情况和学科特点灵活变通。因此，我又提出了“三级建模”理论，即“一校一模、一科多模、一模多法”。“一校一模”即和谐教学基本教学模式，“一科多模”是各门学科都要在和谐教学基本模式的基础上，依据学科特点，形成不同课型的教学模式，目前已归纳出中小学各科不同课型的100多种教学模式。“一模多法”是指，在学校基本教学模式和学科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形成自己的教学设计和教学风格。
不巧的是，教导团将在当年年底撤废。于是，四人转而进入户山学校学习。该校的职能是向军官与军士教授步兵战术、射击术、体操、剑术与军乐。同年九月，赴日考察的四川官员丁鸿臣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湖北护军营派差弁四人，入户山学校专习体操已半年，将卒业，学颇可观，惟年老者较艰苦耳。”[35]由此可知，四人来自护军营，学习的是体操。由于他们不通日文，日方还专门安排了翻译。时为东京外国语学校一年级学生，后来成为古籍书店“文求堂”老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小有名气的田中庆太郎回忆，当时自己被老师指派，“说户山学校来了张之洞派遣的学生，你去做翻译”[36]161。
按当时观念，四人属于“弁”，天然地比“武官”或“学生”低了一等(孙、潘两人甚至不识字)，但在留学中的表现却很不错，钱恂在报告中对他们频有赞赏。其中，杨缵绪虽然“稍文弱”，毕业考试中位居第三，但因为“通文理”，最受期待。[20]同年十月，四人毕业回国，之后皆被任命为各营体操总教习。[37]3908-3909杨缵绪日后官至伊犁混成协步队标统、署协统，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部在伊犁响应。[38]
2.学习枪炮制造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张之洞札饬自强学堂选派东文学生5人，湖北枪炮厂选派工匠9人，护军工程营选派弁勇6人，一同赴日本炮兵工科学校学习枪炮制造。[37]3829这缘自当时主管中国军事留学生事务的福岛安正(兼任“清国学生监理委员长”)的提议。此前钱恂曾告知张之洞，福岛建议从护军工程营选派6人，“先学语言半年，再入炮兵工科学校一年，归国造枪”[20]。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不知不觉已经开展两年了，通过开展“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联谊”等系列活动，从刚到皮山农场第一次见到“亲戚”的陌生，到现在情同一家人。通过结亲活动，结亲干部走进来，“亲戚”们走出去，使“亲戚”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亲戚和“亲戚”越来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当年九月，77名湖北官员与学生分两批从上海出发赴日考察与留学，其中王遇甲等20人预备学习枪炮制造。[21]他们首先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毕业。接下来，王遇甲等14人转而准备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而邓慎言等6人仍拟按原计划进入炮兵工科学校。在入学之前，炮工学生先入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实习。[21]但他们尚未入学，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全部退学，原因大约是国内急于用人(详见下文)。[39]
考虑到此次留学事属初创，而且学生出国前毫无日语基础，他们对教学环境的适应可以说是不错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赴日考察的福建官员沈翊清参观成城学校时发现，“华人到此九个月者，听师长教授已能答问自如”。他还记录了学校的作息：“起床(五点)、朝食(六点)、诊察有病否(六点三十分)、自习(七点至八点)、中食(十一点五十分)、入浴(午后一点至七点)、夕食(四点三十分)、散步(自夕食后至六点三十分)、自习(自六点三十分至七点三十分)、就寝(八点三十分)、消灯(九点)。”[18]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张之洞致电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要求湖北毕业生继续留日进修。[40]随后，驻日公使蔡钧根据汪大燮来文，致函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表示舒清阿、良弼、敖正邦愿去户山学校，龚光明、蓝天蔚愿入炮兵工科学校。[41]
但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正在步兵第三联队实习的良弼由于成绩良好，被召回国内委用(日后历官陆军部军学司长、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军咨使)。十二月，正在步兵第一联队、野战炮兵第一联队实习的龚、舒、敖三人同样被召归国。[42][43]至于蓝天蔚，本来已经准备入学，但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仍被练兵处召回，以退学告终。[44][45]255一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考察的官员观察到了这类急功近利的情形，甚感惋惜：“吾国学生，向未有入大学(引者按：指陆军大学校)者。非不能入，盖稍有可入之资格，如毕业于户山于联队者十余人，已均被北洋及湖北调回；毕业于士官，虽亦有二百数十人，亦俱回国，而尤以往北洋者为多。日本士官，其经历几许程度，始告成功，以赴战事。吾国今虽渐知重武，渐知练习，然费巨额之学资，所学未成，辄令回国。较以程度，终居人后，殊可惜也。”[46]
针对PMOS其他管脚开路引起的稳定性故障也与上面类似,因此,一般情况下,SRAM单元的写驱动只在写操作期间工作,为了减小稳定性故障的最小可检测电阻,需要在BL上提供浮动“1”和浮动“0”来实现浮动位线攻击的方法,本文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写驱动修改电路,如图4所示,图中虚线框内为添加的用于浮动攻击的DFT电路。
前述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赴日的77人当中有29名中下级军官，他们没有进入学校，仅在部队实习。在日方的安排下，职位最高的谢澍泉(武防营帮带)、黎元洪(护军后营帮带)与刘温玉(工程营营官)以中尉待遇在近卫师团(不拘何队)实习，其余26人以少尉或军曹待遇分别进入近卫师团所属各联队、大队。[21]据钱恂透露，福岛安正从中帮了很大的忙：“陆军省先嫌人多难办，福岛独力与陆军省争二三次，乃办妥。福岛可谓出力。”另外，福岛还推荐了一名日语教师，每天为湖北军官讲授两个小时的日语课程。[20]当然，由于他们出国前没有日语基础，实习时必然需要翻译。前文提到的田中庆太郎回忆，他和几名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被委派做这批湖北军官的翻译。[36]161-162
5.振武学校的成立与日俄战争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振武学校在东京成立，七月二十九日(9月1日)正式开学。该校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接替了成城学校的陆军预备教育任务。自此之后，有志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皆进入该校就读(未从成城毕业者亦转入该校)。其学习年限原为15个月，后延长为18个月，与成城相同。(2) 关于振武学校的概况，参见《振武学校一覽(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末調)》，无出版信息；《振武学校沿革誌(三十九年九月調)》，无出版信息。
振武学校成立之时，日俄两国的矛盾已经严重深化，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2月10日)互相宣战。参谋本部的小山秋作少佐(兼任“清国留学生监理委员”)当时曾托湖北学生卢静远向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其时张之洞短暂进京)带话，表示战争并不妨碍军事留学，相反应当多派学生。[45]但是，战争对留学的影响仍是十分明显的。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由于日军部队纷纷开赴前线，中国学生难以进行实习。截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已有三期振武学校毕业生共170人未能进入部队实习。[47]51-64直到战争结束，这一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
在此情况下，战争期间某些军事留学生的进路也因此改变。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湖北学生监督李宝巽电告张之洞，参谋本部表示“现在军务紧急，振武毕业学生无联队可入，应令先行回国，俟战事平静，再行补送”，而本年二月振武学校有7名湖北学生毕业，五月又有5人毕业。张之洞随即复电表示回国可惜，要求对方与驻日公使杨枢、参谋本部商量，能否继续在振武学校留学。[48][49]9168可以知道的是，其中的陈锦章之后进入参谋本部所属的陆地测量部修技所学习测绘技术，属于中国留学生第二期，同期共有5名湖北官费生。其后的第三、五期也都有湖北学生。[50]也有学生弃武从文，如湖北补用道梅光羲从振武学校毕业后“因一时不得入联队，遂改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51]
四、留日军校生的任用及相关博弈
在建设军政机关、编练新式军队、创办军事学堂等新政事业急速推进的情况下，留日军校生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人才。鲁迅留学时写过一首“宝塔诗”调侃成城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末句“哨官营官是我本分”，传神地写出了他们不愁仕途的心态。[52]
按照规划，留学生从成城学校毕业后，应进入部队实习，再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这是仿效当时日本陆军军官教育制度制订的。前文曾提及，姚锡光赴日考察时已与日方商定了这样的培养模式。光绪二十六年9月底至11月底，首批成城学校中国毕业生在近卫师团各部队进行了两个月实习(从事军士、士兵勤务)。十月初十日(12月1日)，其中大多数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并预定毕业后再在部队实习三个月(从事军官勤务)。[27][28]湖北留学生中没有继续入学的，除已故的傅慈祥外，还有田吴炤和徐传笃。前者之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湖北自强学堂汉文教习、武昌南路小学堂长、湖北学务处审定科帮办、暨南学堂总理、驻日参赞兼游学生监督等职。[29]后者改学警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从日本警监学校毕业，曾任湖北警务公所总务科长。[30]
赴日军事留学开展之初，毕业生为数不多，更是各方竞相延揽的对象。湖北派遣留日学生较早且多，自然受到各省督抚青睐。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年前后，两广总督陶模曾两度致电张之洞，“恳酌派士官卒业学生”。同年七月，安徽巡抚聂缉椝也表示安徽武备学堂需要步兵教习，向张之洞请调一员“品学俱优”的留日毕业生。对前者，当时已调署江督的张之洞仅以空言敷衍：“回鄂时酌派”。对后者，笔者未见回电，大约未曾理会。[53][54][55]且不论人才紧缺，官费留学生由本省供给经费培养，督抚自不愿意花自己的银子为他省作嫁衣裳。
另一方面，张之洞也会反过来从他省“挖角”。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前，他曾事先与张鸿逵、蒋雁行、陆锦、李士锐四名直隶学生商定，准备将他们调鄂任用。听闻袁世凯“将北洋学生全调回津”，他马上与对方商量放人。袁世凯起初一口答应，几个月后学生归国，他却表示“彼时尚不知为此项学生”，不仅不肯调派四人，还反过来请求“倘能仰蒙爱注，再遣鄂生数名同来，尤为感幸”。张之洞无奈之下放弃挖角之后，袁世凯也同样用空头支票安慰他，表示自己刚刚派出一批留学生，“他日有成，听公调取”[56][57]。
两名湖北留学生在庚子事变的关键时刻参加起义，必然令张之洞感到十分难堪、紧张和恼怒。万一此事发酵，湖北的留学事业可能中途夭折。对此，他采取了外松内紧的处理手法。对外，他在一切公开的上奏、告示中均未提及傅、吴两人或任何湖北留学生的名字。另一方面，他对留学生(包括监督)开展了一系列管控措施。闰八月初八日(10月1日)致电钱恂，叮咛他言行需要谨慎，其中警告性地提及：“傅慈祥临刑时大言曰：‘我为钱监督所误。’”[23]十一月初八日(12月29日)，又札饬江汉关道岑春蓂，令其照会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要求日方训诫、管束或开除有“悖乱”情形的湖北留学生。对这份照会，青木指示濑川口头作复，表示日方不负责监督留学生的政治思想。[24]于是，此事不了了之。吴禄贞此后仍按原定计划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并毕业。尽管张之洞对他恶感很深，但他归国后还是在湖北得到了任用。[25]他之后历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延吉边务督办、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陆军第六镇统制等职，武昌起义后曾谋划举兵反清，但被暗杀。[26]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十六日(12月4日)，练兵处成立，是为统辖全国新军编练事务之所。不久，练兵处接连两次征调湖北的吴祖荫、文华、吴禄贞(以上士官一期)、舒清阿、龚光明、敖正邦、哈汉章、应龙翔、沈尚濂(以上士官二期)9名士官毕业生进京(稍后又调蓝天蔚)。端方“不便不允，只好勉遵”。当时在京的张之洞接到对方电告后大为光火，抱怨“人才尽矣”，但也自认“既已复允，已无法可想”。他认定“此举是袁意”，即出自练兵处核心人物袁世凯的授意。[60][49]9122-9123而哈汉章的说法正好相反。他日后回忆，练兵处大量征调各省士官生，是因为良弼基于抗衡袁世凯势力的考虑，时常在北京亲贵中鼓吹“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做班底，才能敌得过他”，“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61]此说应当更接近事实。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湖北派出四名下级军官赴日，准备进入教导团，预定由孙富贵(五品军功、哨长)与潘连陞(六品军功、排长)学习步兵，石茂林(五品军功、哨长)学习炮兵，杨缵绪(六品军功、排长)学习工兵。[33]前文曾经提到，早在预备派遣留学之时，张之洞便对负责培养军士的教导团很感兴趣。当年三月，他曾致电在上海的幕僚赵凤昌，表示“中国此时急宜多派武弁赴日本教导团学下士官，一年半可成，最为救急之策”，要对方与小田切万寿之助接洽。[34]这应当便是此次留学的由来。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练兵处或北洋的诱惑显然比湖北更大。端方认为，奉调学生“似皆无恋鄂之情”。武昌府知府梁鼎芬则报告张之洞，哈汉章屡次拒绝留鄂之劝，甚至放言“愿在北洋跳火坑，不在湖北当统领”。[49]9123[62]梁鼎芬的另一份电报更详细地道出了湖北士官生当时的想法：
果农要解决柑橘缺素症状，不仅应该重视有机肥料的施用，大力发展果园绿肥，实施果园秸秆覆盖。同时，酸化严重的果园，适量施用硅钙肥或石灰等土壤调理剂。其次，要根据柑橘品种、果园土壤肥力状况，优化氮磷钾肥用量、配施比例和施肥时期，针对性补充钙、镁、硼、锌、铁等中微量元素。另外，为了减少肥料浪费，施肥方式应采用集中穴施或沟施。
陆军鄂生两禀情形，宪台或不尽悉，今详切陈之。其初归时，谓必带勇。及奉札，是差委，非营官，且非教习，皆怏怏。后到将弁全当翻译，群谓帅派学陆军，不是当翻译，奚至此。哈回(引者按：即哈汉章，回族)与吴、吴、文、宝(引者按：即吴祖荫、吴禄贞、文华、宝瑛)诸生昌言此学堂我们有应尽义务，奚必日人，若不及日甘罚。因拨数十人使教之，甚好，不在日人下，而铸方(引者按：即湖北所聘军事顾问铸方德藏)不悦。鄂派陆军两次，第二次舒、哈、沈、宝、易(引者按：即舒清阿、哈汉章、沈尚濂、宝瑛、易迺谦)胜前，舒、哈尤佳。哈不肯当翻译，并不愿当营官，最难看待。芬当劝兼宪(引者按：即端方)酌派数人带勇，已采用，恰接宪电属缓招，遂止。又数月，学生情形不同，始有吴、铁、宝、易之举，全归白马统带。鄂人于马向不合，鄂生自恃所学，更轻之。其话甚长，屡劝不尽从。初以不带勇为憾，继见带勇矣，仍受某节制，于是并带勇不想，但想离鄂耳。恰好良弼东来运动，众心大悦，已调未调，皆心不在鄂，此是实情。宪台回鄂，练兵是第一着意事，若不尽知此中曲折，恐有隔阂。芬为此言，为鄂，为宪台，为白马，他人不能知，知亦不能言，祈鉴照。[63]
根据梁鼎芬的说法，湖北的第一、二期士官生毕业后未得营官或教习差使，心有不甘；被派往将弁学堂担任日本教习的翻译，更感到大材小用。对照前引鲁迅的诗句，可以理解他们的心理落差。电文中提到的“白马”，即曹魏时的白马王曹彪，指张之洞的亲信张彪。据梁鼎芬说，他在湖北官场人缘很差。而且，他没有任何近代军事教育背景，凭这样的身份节制士官生，自然不能服众。加上已归练兵处任用的明星人物良弼前来招揽同学，湖北士官生“皆心不在鄂”。此外，这种离心状态很大程度上恐怕也与张之洞不在湖北有关。
不过，张之洞、端方与梁鼎芬依然希望做出补救。端、梁在武昌设法挽留即将归国的舒清阿等人，而当时在离京回鄂途中的张之洞途经天津时与袁世凯面商，将10名湖北士官生留下一半。[49] 9131-9133[64][65]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练兵处为创建陆军贵胄学堂，又要求调用5名湖北士官生。张之洞对此复电抱怨“若再遣五员赴京，势必军不成军，学不成学”，只勉强同意派遣万廷献、易迺谦、应龙翔三人，而以吴茂节、敖正邦“据称在鄂有应尽义务，不愿他往”为由将两人留下。电文最后还声明下不为例：“统计鄂省官费学生赴京者，连良弼计算前后已十有四员，此后务祈勿再指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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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自然更加着力严防湖北士官生的流失。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河南巡抚张人骏向他请求调用士官一期生高曾介。高曾介从上年起进入陆军经理学校就读，是湖北少有的继续在日进修的士官生。事实上，张人骏当时已联系驻日公使杨枢，准备让他退学回国。[67][68]张之洞立即复电表示“向来各省官费生专为本省用”，而且湖北只有这一人学习陆军经理(即军需管理)，不能出让。[69]同时，他又严厉告诫高曾介：“该生非奉本部堂电谕，万不准擅应他省调用，如敢擅往，定干惩罚。”[70]
对添加10%氧化硼后液相渣中各相的含量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当温度超过700 ℃后，各相含量突然升高。在800 ℃时，CaO和MgO的百分含量接近100%，即矿中的CaO和MgO全部进入液相渣中。900 ℃时SiO2的百分含量达到88.2%，即矿中的SiO2大部分进入液相渣中。在800 ℃后，随着温度的升高，矿中的Al2O3也逐渐的进入液相中。除Al2O3持续增加外，各相含量在900 ℃时趋于稳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向张之洞表示湘省编练新军需才，请求调用舒清阿。张、端两人毕竟共事日久，张之洞此次爽快放行，但提出舒清阿等士官生现充营务处咨议，地位甚高，“营官位置断非所屑”。而端方也大方地表示“此间将才太少，将一标之统位之”。[49]9297[71]此后，舒清阿果然被委任为湖南常备军第一协第一标标统。但他翌年随端方出洋考察，新任湘抚庞鸿书又向张之洞请调士官一期的吴绍璘接任，也获许可。[72][73]张之洞两度同意放行，和湘鄂两省的连带性恐怕也是分不开的。形成对照的是，光绪三十一年两江总督周馥向张之洞请求“暂借”罗泽暐、岳开先两人(士官三期)，尽管两人是川籍自费生，张之洞仍以“鄂中武学正苦缺才”为由拒绝。[74][75]
由此足见留日士官生当时供不应求的景况。“士官派”于兹产生，对近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结语
张之洞是清末留日军事教育的有力推动者。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的第一次大规模赴日留学之前，他已开始自行筹划派遣以军事学生为主的留日学生。而在日方指名邀请南北洋大臣与湖广总督派遣留学之后，他顺势将自己的计划融入其中。他对于培养军事人才的极端重视，也体现在首次留学当中：几乎所有湖北学生都被指派学习军事，比例在三处当中最高。当时中国留日军事教育的基本模式是先在成城学校(后改在振武学校)进行预科学习，经由在日军部队的实习之后，再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以湖北省而论，还存在其他一些模式，如在户山学校培养体操教习、在炮兵工厂学习枪炮制造、派军官直接在日军部队实习等。日俄战争爆发后，由于留学生不易进入部队实习，军事留学一度遭遇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的新政事业迫切需要人才，留日军事学生也往往被提前召回国内，未及深造。
湖北的赴日军事留学开展较早，规模较大，因此毕业生成为各省督抚竞相延揽的对象。对此，张之洞尽量严防“挖角”，力争楚材楚用，同时又努力招徕他省的留日士官生。而在当时清廷通过练兵处集中兵权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湖北留日士官生或自愿投效中央，或被强行调往京师。由此可见当时各省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争夺人才的博弈之一斑。
式中：Si为目标回波最小外接矩形的面积；Hi，Wi分别为目标回波最小外接矩形的长和宽。在目标回波像素值一定时，占空比越接近1，长宽比越大，则该目标回波是SST可能性就越大。
张之洞大力推进的留日军事教育，产生了多个维度的效应。在中日关系方面，这在客观上加深了日本的在华影响力。在军事改革方面，湖北新军公认为南方诸省军队之冠，大批留日归国的官弁与学生不可谓之无功。而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又不可避免地在日本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染，并将其传回湖北。可以说，自第一批留日的傅慈祥、吴禄贞起便已伏下了武昌起义的萌芽。如此“种瓜得豆”，却是张之洞当初未曾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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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Province ’s Military Education in Japan in Late Qing Period :Centered on the Age of Zhang Zhidong ’s Governing Hubei Province
JI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Zhuhai 519082, China)
Abstract : Zhang Zhidong, the Viceroy of Huguang, was a prime facilitator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 Japan in late Qing period. Before the first batch of Chinese government-sponsored students was dispatched to Japan at the end of 1898, Zhang had drawn up his own plan focusing on sending students to Japan for military education. When being invited to dispatch students by Japanese government, he had been consistently dispatching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ilitary students to Japan. Because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military reform, these students were always recruited back to China in advance and lost the opportunity of advanced studies. Compared with many other provinces, the military education of Hubei province was developed early and large in scale. Therefore, graduates of Hubei became the target of competition for viceroys, governors and the Troop Training Department. Hubei’s military education in Japan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military reform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Key words : Hubei provinc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military education; Zhang Zhidong
收稿日期： 2019-08-09
作者简介： 吉辰(1987—)，男，陕西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E-mail：banhuhou1@163.com。
作者致谢： 本文初稿曾提交第二届青年教育史学者学术沙龙(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5月)，感谢评议人的宝贵意见。
中图分类号： G5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9)05-0081-10
DOI: 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5.011
(责任编辑 于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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