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期刊与“新青年”观念的历史证成
陈元元 马金祥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档案馆）
[摘 要] “五四”期刊是见证五四运动与传播五四精神的重要文本，是孕育“新青年”观念的摇篮。“新青年”观念，不仅冲破了旧人生观的束缚，为青年树立了以改造社会为使命的新奋斗观，而且推动了婚姻家庭观的变革，引领了女子价值观的现代转型。作为“五四”精神的孵化器，“五四”期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凝聚了磅礴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 五四运动；新青年；“五四”期刊；群体观念
百年五四，滔荡汹汹。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大历史观来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大历史视野来看待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和新青年，既是延续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精神旨图，又是继承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抗争史经验的内在要求，也是发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90多年奋斗传统的必然选择。同月，在庆祝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又提出了“三个伟大”的历史判断，将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作为研究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文献载体，“五四”期刊是新青年观念形成的重要起源，集中展现了五四时期的主流思潮和精神特质。“五四”前后，传统权威破裂、新价值观尚未确立，“五四”进步期刊，给深陷思想泥淖中的中国青年提供了价值标准和逻辑判断，推动了“新青年”的思想转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青年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决心。新时代条件下，探究和把握“新青年”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对领悟五四精神的文化内核，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进步期刊的涌现与“新青年”的出现
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第一次以独立的集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也是近代青年群体意识觉醒的开端。在中国青年社会角色的现代转型中，“五四”期刊在创造青年观念、引导青年舆论、传播价值理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期刊涌现，它们通过介绍“民主”和“科学”等内容，促使广大青年摆脱旧文化的束缚，为中国青年投身民族救亡运动提供了媒介，从思想上和实践上深刻诠释了“新青年”的意蕴。
（一）“五四”进步期刊的涌现
五四时期，针对青年创办的刊物急剧增加，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尤为突出。期刊的发行量也不断提高，如，《新青年》在1919年初印数大幅上升，到五四运动前后的销量达一万五六千份[2]，这与1915年创刊时的1000份相比，有了极大的增长；再如，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从1919年1月创刊时就深受读者欢迎，创刊号在一个月内印刷了三次[3]，销量达万册。广大的内地青年们将《新潮》等进步期刊当作传播新思潮的工具并相互传阅交流，以致“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4]。据统计，五四时期进步期刊达到21种之多。[5]吸引了大批的青年读者，尤其是在学生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读者群，一定程度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这些进步期刊面向青年，聚焦青年问题，以增进青年人格，唤醒青年责任意识为出发点，成为这一时期青年话语的主要阵地。
二十多天前的下午，龙斌是用保险刀片割断脉管的，幸好小保姆发现得早，及时拨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才使龙斌死里逃生拣回了一条命。对于自杀原因，龙斌一直保持沉默。
“五四”进步期刊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期刊的空间分布上，北京成为当时重要的源头地，后期逐渐扩散至全国。这与五四运动的中心紧密相关。在当时“我国出版业86%在上海”。[6]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报刊纷纷创办，总数多达400多种。[7]1919年初，北京大学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民月刊》问世。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少年中国》等刊物先后创立，将北京的青年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在上海、天津、南京、湖南等地，《全国学生联合会日报》《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日报》《觉悟》《少年世界》等期刊接连发行。《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作为向青年进军的旗帜，鼎足而三，互相呼应。二是，在期刊的研究范围上，给予了青年女性话题更多的深度关注。这较新文化运动伊始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不再仅仅停留在兴女学、开女智、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层面。这一时期，舆论出版界在创刊数量、创办形式上对青年妇女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这里有《新妇女》《女界钟》等女校创办的青年女性刊物，也有像《新青年》等在当时有广泛影响力的期刊开办的“女子问题”的专栏。之外，由青年女子团体创立的宣传妇女解放的刊物明显增多，如北平妇女青年社主办的《妇女周刊》、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的《妇女声》等。在实际推动青年女性解放的进程中，“五四”期刊在破除女禁、促进男女交往公开，建立女子独立人格等具体事项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念。
（二）“新青年”的建立
“青年”是民国后才出现的新名词。在此之前，这一年龄段的人多用“童子”“少年”“学生”等指称。“五四”期刊对于理想青年的建构，首先在于塑造青年的自我意识。以青年话语主流阵地的《新青年》为例，从创刊号到停刊共刊登38篇探讨“青年”的文章。除《新青年》外，其他期刊同样表达了对于青年的关切。这一时期，屡次出现“新青年”[8]名词，青年开始作为独立的群体受到社会的重视。作为“青年界”的“良师益友”，进步期刊提出了时局建设和破坏的内容、问题，使陷入困惑迷茫的青年发现自己的价值，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如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社告》中指出：“国事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9]易白沙在《战云中之青年》中说：“但计国势安危，道德存亡，身世荣辱，我青年肩上之责任，实无放弃之余地，万无中立之理由。”[10]对青年的希望和寄托，促使青年为国家存亡和国民觉醒而奋斗，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
主张男女同校，塑造教育平等观念。新文化运动初期，女学宗旨在于保存女子顺从恭俭的性别形象。五四运动以后，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女子依然很少，明确求学目的和自身责任的更在少数。因此，尽管大学开女禁，收女生，但是没有女生入大学。“偌大一个上海地方，读书求学的青年女子，只得一千多人，其余的都是醉生梦死。”[42]为改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德”观，各期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中国各地女学的实际状况，研究了男女同校教育的实行方案。在“教育是人的教育，男女都是人”的观念影响下，男女平等教育的观念逐渐被青年人认同，“男女因为同堂的缘故，许多人见得不识书的羞愧，因此发奋读书的就日日增多”[43]。
二、“新青年”观念的宣传与影响
“新青年”的概念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宣传。“五四”期刊对“新青年”的描述各有不同，但都将“新青年”当作青年群体的理想标准，赋予其独特的道德人格和责无旁贷的社会改造职责。“新青年”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乐观的，是奋斗进取的，也是开放革新的。五四时代的期刊尤其刻画了与旧婚姻、旧家庭制度相背离的青年形象，旨在重新建构青年的婚姻家庭观念。接受“新青年”观念洗礼的青年女子，具备独立的人格、平等的教育意识，并且能够突破礼教大防，坚持正确的男女交往理念。
（一）新的人生观
“五四”期刊对于青年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青年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的培养上。传统人生论被置于个人血缘关系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忠孝”被批判为淹没个人意识的集体概念。这一时期的期刊，在解析青年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向青年传播了新的人生观。
“五四”期刊传播了“新青年”观念，“新青年”观念又影响了时代青年。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观念，向青年传递了“求新”“求变”的信息需求，赋予了青年群体“解放”与“改造”的特殊使命，即从自救到救人，从理想到行动。这一时期的期刊，在确立思想解放、社会革新的同时，培养了促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骨干力量，并在引导青年辨析国情、选择出路的过程中找到了启蒙与救国的指导思想。
反对贤妻良母主义，提倡自立观。五四时期，传统女子的素养和对家庭所负的责任被当作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贤妻良母主义。遵守三从四德的“妇德”观，被援引为女子被剥夺人格的证据。“新青年”的女性，被期冀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经济能力，“曰有道德有学问有经济之女子是也”[38]。《新青年》从第2卷第6号开始，连续数期专门设立“女子问题”栏目，青年学者胡适的“超贤妻良母主义”[39]被大加宣传。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觉悟》，也呼吁青年女子追求人生实际，“你不要贪安逸，依赖于人；你要耐劳苦，自谋独立”[40]。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期刊要求女子摆脱对压制者的依赖，重在培养青年女子的自立观念，“我们要求独立的人格，必须脱离他。脱离的法子，第一要求我们经济的独立”[41]。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进步期刊对青年世界眼光和革新精神的培养，部分解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五四”期刊普遍用了大量版面和内容，登载世界各国的青年运动、学生活动等，向青年传递环球资讯，培养他们开阔的眼界。正如《少年世界》在一开始就对其青年读者阐明：“所纪的事不是以中国为范围，是以世界为范围，要把中国人村落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23]青年女子为求彻底之觉悟，也需要有世界眼光，“不得不从研究自然科学始，了解世界真相，人类进化中妇女之责任”[24]。此外，这一时期的期刊宣扬质疑与革新的新思潮。革新的态度，包括对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价值的存疑，对古代遗传的圣贤教训的再追问，对社会上公认的行为和信仰的再估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25]“新青年”之革新观念，在于其创造、批评的精神，“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26]，以求“自觉”与“自决”。
近年来，各高校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学科技术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改造，为跟上时代步伐，对实验仪器进行了大量更新，各实验室都添置了大量的新型仪器，学校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高，实验教学的设施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同时，各实验室也积累了大量闲置和淘汰的仪器设备；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必然要报废、淘汰、更新，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何处理这些数额庞大的淘汰仪器，更科学、更合理地利用资源，使之发挥更多作用，是值得思考的。若能变“废”为“宝”，有效利用，不仅能为学校节约可观的资源，还可另辟“蹊径”，打开一条锻炼学生动手能力、拓展思维空间之路。
（二）新的婚姻家庭观
“五四”前后，“新”“旧”青年的区分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观念上。“五四”期刊在不同程度上对青年抗争旧家庭和旧婚姻制度作了文章、时评和大量报道，在舆论上热烈支援青年挣脱宗法制度和“三纲五常”的束缚。对抗旧的婚姻家庭成为“新青年”的新道德。“新青年”之“新道德”，与社会变革有着格外密切的“对应”和“连带”关系，一定程度上含有“解放”和“改造”的性质。
本次调查中，学生医学统计学成绩呈正偏态分布趋势，说明大部分学生对于统计学知识掌握较好，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成效。但部分学生成绩不理想，说明对于部分可能数学基础较弱的学生，学习统计学存在较大困难，教学中教师需关注此类学生，可在实践课上增加对这部分学生一对一的讲解，以加强其统计学知识的掌握，提高学习成绩。
另一方面，“新青年”之家庭观包括：“非孝”观的建立、畸形的节烈观和贞操论的破除。在由《新青年》发起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中，“五四”期刊纷纷将矛头指向旧的家庭制度，视其为专制权力的依据和女子问题的根源。其一，打破旧家庭的等级界限，建立“非孝”的观念。“五四”期刊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原”[31]，将旧家庭塑造为君主“愚民”的工具。《新潮》率先举起“伦理革命”的大旗，反对旧家庭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及运命主义。[32]旧家庭的“尊卑”“名分”“孝”的概念，直接与束缚青年人自由的形式主义挂钩。《〈少年中国〉之创造》向青年提出：“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一切解放的时代，所有从前不自然的生活，我们立刻要自动的解放，我们要制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33]因此，“非孝”的平等观念被提倡为“新青年”的家庭生活方式。李平在《新青年》中具体论述了“新青年”建立家庭的标准，开列了包括“男子不纳妾，女子不蓄婢”[34]等不同于传统家庭的二十六条守则。其二，反对畸形的节烈观，树立女性再嫁自由的观念。在“五四”期刊话语中，传统女子被简化为受压迫的身体，禀于天赋的性别角色和道德要求遭到严厉批判。在这一时期，寡妇是否再嫁只代表个人选择，“有个人恩情上、体制上、家计上种种不同的理由，不可偏于一方面主张不近情理的守节”[35]。青年导师鲁迅，对“表彰节烈”的行为进行了拆穿，“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36]。在男女平等的呼吁下，“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充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37]。“五四”进步期刊对于青年女子摆脱家庭桎梏的宣传，尽管发言角度和具体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在确立新青年女性的人格上达成了一致，而这又是超于畸形的贞操论和节烈观的。继离婚自由观念的提出，长期被褒奖的节烈观就已经被推翻，变成“不道德的”“反动的”的杀人理论。
（三）新的女子价值观
“五四”期刊在探讨女子问题的解决上，始终将男尊女卑、男女严别、节孝名教等观念与经济、伦理、道德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共生状态。
“五四”期刊适应了青年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强化了青年的地位和作用，建构了打破旧传统的“新青年”观念。新观念一形成，就在文化运动、爱国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发挥着巨大影响。
一方面，“新青年”之新婚姻观包括两个方面：自由自主的恋爱结婚观和离婚观。其一，反对无爱婚姻，建立婚姻自主观念。“五四”期刊宣扬的新婚姻观念主要体现在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方面。作为青年导师的鲁迅、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抨击专制婚姻，将以爱为基础的婚姻视作“新青年”的新道德。如1919年1月，鲁迅发表了《随感录四十》，转引了一个青年控诉包办婚姻的诗作，“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27]“父母之命”作为干涉婚姻的外力，被当作妨害青年自由意志的障碍。五四时期，各期刊还设置了婚姻问题的专栏、专号，如湖南周南女校学生主办的《女界钟》于第四期增加了一个特刊，专门讨论婚姻制度的改革。这一时期，赵五贞自杀、李欣淑出走、李超之死引发了期刊对于“婚姻自主”的大讨论。赵五贞、李欣淑、李超被当作“改革婚姻制度的牺牲者”，给予了青年冲破包办婚姻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新民学会的陶毅，在《女界钟》上说道：“女青年的自主权恐怕除掉‘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外，没有别的答案了。”[28]反对传统习俗，强调恋爱与婚姻的统一，是五四时代青年婚姻意识塑造的主流。其二，树立自由离婚的新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离婚的女子总带有一定的污点。五四时期，社会对婚姻自由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大量进步期刊宣扬离婚自由的观念，讽刺封建婚姻制度只能产生肉欲，离婚是救济无爱情夫妇的唯一方法，也是拯救青年双方“幸福的神”。[29]沈兼士认为：“独身、结婚、离婚，夫死再嫁，或不嫁，可以绝对自由。”[30]“新青年”的婚姻观念应包括订婚自由、离婚自由、再婚自由等。这一时期的期刊舆论，直接将旧的婚姻制度与“买卖”“强迫”“掠夺”“包办”等词直接挂钩，而离婚是“新青年”对抗无爱情婚姻的新道德之一。
在人生态度的择取上，“五四”期刊号召中国青年要保持积极乐观、奋斗不息的生活观念。挣扎在内忧外患困局中的青年，容易陷于悲观，以致放弃理想抱负的现象屡见不鲜。《学生根本的觉悟》 针对这种状况，向青年分析了时局，告诫青年不要气馁、不要悲观、不要失去机会，要竭力做青年该做和能做到的事情。青年人应有的乐观积极态度，表现在不畏艰难险阻，“凡我青年皆当以是自任，勿以艰险而生畏阻”。青年还应该不以眼前成败谈将来，“不宜猥猥琐琐滞于目前零碎的现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 [20]。此外，摆脱寄生生活，坚持奋斗的人生观被归为“新青年”的觉悟修养。“五四”期刊号召青年若是不愿自暴自弃，不愿做社会上的赘疣，不愿为人类的蛀虫，就要自觉其责任，努力奋斗。“我们自己若不向上，若不努力，这个地球上终是没有我们立足的地位。青年青年！万事全靠自己，世界上没有便宜可占”。[21]这种努力包括努力读书，以及对社会黑暗势力、个人放任主义、家庭主义的奋斗，如此才能增进青年自身福祉，提高国家实力。“青年而苟偷怀佚不能努力奋斗，则邦家覆败”。[22]
“新青年”观念的形成，与“五四”期刊的蓬勃发展不无关系。在树立青年自我概念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期刊又建构了“新旧青年”的观念。在此舆论背景中，旧青年是封闭保守和自私堕落的，他们在传统伦理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教育下，始终无法逃脱“忠孝节义”的奴隶道德。“新青年”是社会的新鲜细胞，有健全的人格，在政治上、伦理上有国民意识，是开放进取的理想青年。在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片“窒息人之绝望”[11]的语境下，脱胎换骨后的“新青年”被赋予了种种角色期待。“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12]“新青年”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气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新”的形象不是天生的，是通过长时段的、有效的社会舆论动员和思想启蒙逐渐塑造起来的。期刊要在精神上或心理上唤醒“沉睡”的青年，解放并改造其旧思想，就需要打破旧青年、伪青年的观念形态，作为青年舆论主战场的《青年杂志》（注：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开篇为“新青年”提供了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3]
一对多是指一个民用要素对应多个军用要素。一对多映射关系要素示例见表3。例如民用标准中的“机场”，对应军用标准中的“民用航空四级机场”“民用航空三级机场”“民用航空二级机场”“民用航空一级机场”“其他民用机场”以及“民用直升机机场”。一对多的映射关系可以理解为军用标准表达得比民用标准更细致。经统计共有22个民用要素与53个军用要素存在一对多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机场、浮标、变电站等8个要素，说明民用标准表达的内容少于军用标准，其余要素如三角点、潮汐流向、地下河段出入口、陡崖等，均可在图式或数据字典中找到对应信息。
冲破性禁忌观念，提倡男女交往公开。中国传统观点将两性关系看作是卑下猥亵的，并以一套严格的礼教约束男女交往，如“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五四时期，男女青年的正当交往，成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和求学就业的重要条件，由此否定了男女严防的理由。“究竟中国讲男女自由结婚，何以这样难于实行？是因为没有正当男女交际俾男女互相深识的缘故。男女同学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也是一种最靠得住的手续。”[44]这一时期，进步期刊对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舆论支持，是建立在礼教大防不道德、不合理的思想共识上的。既然女子同男子一样，有对等的人格，那么男女交往便是“有人格的男和有人格的女交际，就是人与人交际”[45]，而不是“一与男子遇，即生淫乱”。[46]
三、“五四”期刊传播“新青年”观念的意义
在人生目标的设定上，“新青年”反对违反科学的人生观，呼吁青年打破做官发财的唯一目标。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不但反对无我的圣贤道德人生观，也反对迷信宗教的“出世主义”。例如，《新潮》杂志的《“出世”？》一文就揭露了“出世主义”的本来面目。[14]针对“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12]。“五四”期刊重新树立了青年的人生价值观。例如，《新青年》宣传“人之生也，非为一人而生也。天之生我，不仅为我七尺之躯，谋数十寒暑之衣食而已足，必有所用于我也”[16]，《少年中国》则称中国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旧社会的改革者”[17]。除了破除旧的人生观影响，“五四”期刊引领了中国青年勇于担当的社会新风尚。“新青年”的观念，就是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转化为振兴风气、改造社会的责任意识。“五四”前夕，《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号召青年自觉承担使党派运动发展为国民运动的责任。李大钊的《青春》，将青年当作“国家灵魂”和社会的希望。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觉悟》杂志更是直接指出，“在态度上学生应该时常接近社会，把自己做成社会上一个分子；不要让社会上看成一个不懂这个社会的人”，“还要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社会进化的责任”。[18]此外，这一时期的进步期刊还对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中国青年是世界青年的一分子，共同肩负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责任，如《少年世界》提出，“我们即是世界少年团体的一个，所以把他标出来，以表明中国青年要与各国青年共同负改造世界的责任”。[19]
分析： 对于品种甲(R1R1r2r2r3r3)来说，虽然对MP(A1A1a2a2a3a3)具有抗性，但是如果R1或者A1发生突变，就会改变原有的“匹配”，从而导致抗病反应不能发生，失去抗病能力。
（一）培养了“新青年”的使命意识
对于存在胸痛症状,且与活动、情绪激动等因素有关,但在数分钟内可自行缓解或含服硝酸甘油后可缓解的,考虑为心绞痛,再加上若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合并因素的,其患冠心病的风险就会越大,可给予CT检查进行诊断和病情评估。此外,对于疑似心包积液、心包肿瘤以及急性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患者,也需行CT检查,尤其要做CT增强扫描以作定性诊断。
改变了青年的思维方式，建构了青年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成长在新旧中西冲突的夹缝中，不仅背负着2000多年面临崩解的传统枷锁，也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不愿再保守从前观望容忍的态度，但是新的价值尚未澄清，新的角色尚未确立，他们只能在新旧潮流的对立中挣扎，艰难地寻找着一条救亡图存的出路。“五四”期刊，以及这些刊物约请的撰稿人的影响力，如同解放的利器，鼓舞了青年人跳出“一心只读圣贤书”和“学而优则仕”的牢笼，在民族主义的理念下，开始求新、求变，通过群体的自觉意识达到爱国的初衷。五四运动前夕，广大青年男女初步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对于旧家庭的黑暗、愚昧，已愈来愈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大多数还被封建伦理的缰绳束缚着，不敢采取斗争与决裂的手段。“五四”期刊明确了青年人的价值，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时代和人生种种的缺憾，明确了自己应有的状态，“于是一变从前埋头读书死气沉沉的气象，而为进取活泼的气氛”[47]。“五四”青年自觉担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在变态的国家中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青年使命观的确立，直接促进了青年群体意识的提高。五四时期，青年学生为加强联系，相继成立了各地学生联合会。从各校学生自治到地方学联会、全国学联会，青年学生的团体意识和自治、自决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摆脱了过去的屈从与被动习性。“五四”进步期刊对于女子观念的解放和改造，使数千年被压迫的女子和广大男青年一样，加入到了青年运动中，成为唤醒民众的先锋模范。五四运动的浪潮，感染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福州、两广、山西、陕西、浙江、江西以及东三省等地的青年，引发了一连串的学生运动，集结的力量俨然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此后，青年的政治意识高涨，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政治和社会问题，到五卅运动后有了更进一步地转向，使得中国青年运动逐渐融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成为中国革命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扩大了“新青年”在整个社会的影响。“五四”新青年在探索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重要的革新力量，为民族振兴和国家独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潘律民........................................................................................................................................................................................亨斯迈聚氨酯事业部亚太区总裁
首先，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五四”进步期刊不仅影响了一代青年，参与其中的青年也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织力量。如《国民》杂志的成员遍及北京国立八校，担任编辑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他们代表了一批追求进步、立志社会改革的青年。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党和团的组织，从此走向革命。这一时期，组织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运动的风潮中也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其在北京的青年成员，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杨钟健、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游行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五四”之后，许德珩和黄日葵作为学生代表去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进行南下串联，呼吁全国一致行动，使得青年运动开始与民众运动相结合。恽代英、李达、蔡和森、张闻天等中共早期领袖人才，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可以说，“五四”期刊的大多数青年成员，不仅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锋与领导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预备了干部和组织条件。
其次，新的革命力量和组织力量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道路。现代知识青年与劳工阶级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是因为集聚了民族、国家发展的美好愿景，社会进步的磅礴之力，个人青春梦想的坚强信心。“五四”期刊，对“解放”“改造”等观念的传播和阐释，激励了大批青年，使他们能够被普遍动员起来、联合起来。这一时期，“劳工神圣”的观念深深影响了青年群体。《新青年》报道了各地庆祝“五一”的情况，发表了纪念文章。《觉悟》《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也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通过“五一”劳动节的宣传，知识青年开始在工农群众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如由青年主办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夜校等兴起，使得现代知识青年逐渐放下身段接近劳工阶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向。“五四”进步期刊在寻找“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答案之时，“工读主义”的口号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以“工读主义”为宗旨建立的工读互助组织，作为当时理想社会的模式，是中国社会在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能找到的求国家独立，改造旧社会，谋劳苦大众幸福的一种探索。工读互助团由王光祈在1919年年底发起，北京、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相继尝试筹办，这种为反抗黑暗现实建立的具有实际社会改造性质的“工读互助团”，在青年中激起很大的反响，扩大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期刊对于“新青年”理想、价值观念的传播，其积极意义在于增强了中国青年群体的责任意识，积蓄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动力源泉。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多种思潮的介绍，一方面为中国青年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使得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迅速转变成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的一百年，中国被动挨打，在此之后的一百年，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截然不同的历史境遇，贯穿了以先进中国青年为先锋、广大中国人民广泛参与的救国、兴国、强国的奋斗历程，涵盖了先进的中国青年始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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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iodicals of the May 4th Period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Youth” Idea
Chen Yuanyuan Ma Jinxia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Archives for Youth Movement History,China Youth &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
Abstract: The Periodicals of the May 4th Period is an important text to witness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spread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idea of “New Youth” not only broke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he old outlook on life, setting up a new idea of struggling to transform the society,but also promoted the reform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alues. Meanwhile, it lea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values. As an incubator of the spirit of May 4th movement, the Periodicals of the May 4th Period gathered great strength for the outbreak of May 4th movement and laid 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New Youth; the Periodicals of the May 4th Period; Group Idea
[中图分类号] D4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6-0116-07
[收稿日期] 2019-05-08
[作者简介] 陈元元，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马金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档案馆，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青年运动史。
责任编辑：李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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