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经济结构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经济发展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及实现社会发展与公平等的平行推进或简单加总一样，与此相对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方式、技术创新方式、体制改革模式等转变的简单加总或形式集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及相关的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条件下的整体变化。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理解为在约束条件强化和目标体系多元化条件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机制形成及其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互动与集成，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模式、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生产要素报酬决定机制以及经济增长与发展动力机制，以便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质量以及协调性、包容性、均衡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科学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在表现出总体特征的同时，在“时间”维度上总是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阶段”和“结构”后面的影响因素是经济体制和技术水平，体制安排和技术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结构既受技术因素影响，又受体制因素影响。因此，经济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结果和表现形式，体制和技术则是相对内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体制和技术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间”目标，而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因素和保障安排。由于经济结构具有“症状性”的结果特点，可以将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操作途径和测量指标。既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可以直接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技术创新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从一般理论上来说，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战略抓手与基本推进途径，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核心与技术保障，体制变革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关键、制度基础与体制保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以综合配套体制改革为中心，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三管齐下”，以经济体制改革、技术创新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联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适应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其重点是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即围绕需求结构调整，推动供给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等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转变和使用效率提高，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变和资源配置模式转变，改变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其中，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是加快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保障。关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供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和战略抓手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应该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以治标为先，而在发展方式的诸多方面中，经济结构具有“标”的特征，因此，应该将经济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优先选择。同时由于经济结构具有可操作性，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抓手和基本推进路径。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发展阶段、国际环境等一般原因，也有我们的资源禀赋、体制安排、政策导向等特殊原因。内外需结构失衡既有国际经济失衡的客观因素，也与我国现阶段的资源禀赋、体制安排等因素，特别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关。大量过剩劳动力因素使我国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而资源产品价格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外贸管理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等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一比较优势，促使我国货物出口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过剩劳动力大量存在也导致我国工资水平长期偏低，扭曲了收入分配进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导致我国内需相对不足，加剧对外需过度依赖。产业结构问题出现既有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等客观因素，也有创新体制、资源产权与价格管理、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制、金融体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内外需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有关。区域结构失衡既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甚至历史传统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政策、贸易政策等有关，还受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影响。同样，城乡结构问题既受制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也受制于户籍政策、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卫生、教育、住房等体制政策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内外需结构失衡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矛盾，而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等又反过来强化了需求结构矛盾，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现阶段经济结构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调整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渐进过程，随着外部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深化和市场化程度提高，部分结构问题可以也必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但影响现阶段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则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改革来解决。
“十二五”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归纳为三个结构，即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内外结构、区域结构与城乡结构的联动调整。既符合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与突破口的要求，也属于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问题。因此，“十二五”时期应该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战略抓手和基本推进路径，优先推进。从需求结构着手，以推动需求、产业和城乡与区域三大结构联动调整优化为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任务中的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内外、区域与城乡结构等三大阶段性急迫任务。
顺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以收入分配调整推动需求结构优化调整
需求结构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方式的集中体现，但需求结构反过来也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我国需求结构出现的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等问题，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及其相应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内需要从调整需求结构取得突破，围绕解决内外经济失衡，加快以推动出口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围绕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发展自主动力，着力提高居民消费；围绕改善民生和增强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切实优化投资结构。
（一）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生产要素报酬机制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结果，也是需求结构合理化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不仅影响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也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急迫任务。“十二五”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要建立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分享经济增长收益的基本权益。二要在确保国家对国有资源收益基础上适当降低宏观税负，健全收入分配调节税制。要清晰界定国有资源产权，厘清资源开发中的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间的财产关系，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确保国家对国有资源的收益。三要运用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减轻居民社保缴费负担，统筹安排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二）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推动形成内需导向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从后危机时期需求结构调整优化角度来看，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关系调整十分重要。在世界经济调整、外需有所萎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恢复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不得不也只能主要依靠内需。一方面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第一波高潮可能基本完成，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短期内扩大内需需要在优化投资结构、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不断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则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努力方向。
1.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同时改善民生。尽管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特定阶段，消费率降低具有一定普遍性，但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看，我国当前消费率都明显偏低①。目前我国消费率低于各国一般水平下限20个百分点，比最低的国家还低近10个百分点②。提高消费增长率进而提高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短期来看，扩大消费是后危机时期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中期来看，扩大消费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后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长期来看，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是我国实现由中上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过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进一步扩大消费必须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消费热点回升，并不断拓展消费空间，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近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城镇住房、汽车、通讯、旅游休闲等热点消费，同时推广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家电普及和电脑推广等，推动城乡低收入家庭消费升级换代。中长期来看，要在稳定城镇居民住行等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旅游、休闲、健身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以住房、汽车、各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等成为大众消费为特征，居民消费换代升级将不断加快，国民消费水平将逐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从我国现阶段消费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居民在完成了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之后，正处于住行消费的推广阶段，加速推进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同时完成家电消费的升级换代。农村居民纯收入已经提高到了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可支配收入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镇发生的家电和通讯消费革命将在农村地区以略为缓慢的速度复制。在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推动下，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住宅建设热潮已经过去，已经或即将迎来家电消费的普及热潮和电脑等通讯产品的推广大潮，要通过“家电下乡”和“电脑下乡”推动农村电器电子产品消费。
2.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有效发挥投资对调整经济结构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投资是短期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止跌企稳的主要力量，而与城市化相关的住行产业投资等则是中国经济复苏及后危机时期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长期来看，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将成为中长期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近中期扩大投资需求要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并致力于投资结构优化，将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作为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近期要致力于稳定扩大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和住行相关投资。总体来看，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作为政府直接投资是短期内抵御外需下降、保持经济稳定的第一动力源，主要服务内需的住行等市场性投资是继政府公共投资之后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和保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回升的第二波推动力，即中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90年代市场化改革加速以来20年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第一波峰值即将过去。为了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应该将住行相关投资作为近中期扩大投资的重点。中长期要着力扩大与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途径，设备更新等投资将是中国经济中新的发展动力所在，在住行相关行业投资增长的基础上，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加速力量，保证经济中周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设备更新等投资与中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③。逐步加大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既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也是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需要。
3.推动“出口导向”模式转型升级，切实改变对外需和外供的过度依赖。外需依赖和过度外供是我国现阶段需求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第三次全球化时代劳动力过剩经济体难以避免的阶段性特征。全球化突出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达的资本过剩经济与发展中的劳动过剩经济结合是其突出特征，外需依赖和大量“外供”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凸现了出口导向、需求依赖模式的脆弱性。伴随世界经济调整，外需规模将有所萎缩，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外供竞争也将随之加剧。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渐进变化并可能发生转折性变化，我国的外供成本将趋于提高，外供竞争力将有所下降，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模式将难以为继。调整优化需求结构④、减轻需求依赖，不仅是应对危机的短期需要，也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在危机之后的短时间之内，我们对外部的需求依赖暂时改变不了，外部对我们的供给依赖暂时也解决不了，因为现有国际贸易格局是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历史因素相互博弈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贸易分工体系。虽然一些国家包括领导型国家对分工现状有所不满，在各国比较优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程度的所谓比较优势“陷阱”——即比较优势一旦形成就存在一定的“锁定”效应，短期难以迅速改变。但就长期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主动改变外需过度依赖，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尤其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也将有助于改变外需依赖。一要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及其相应贸易政策，减少优惠政策支持的“过度外供”和政策性顺差⑤，逐步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控制在零左右的小范围内，实现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二要顺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商品输出”战略升级，积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从替代新兴市场国家产品向逐步替代新兴工业化和工业化国家产品的跨越与过渡；三要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实现从单纯“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根本性转变，同时要努力扩大内需，改变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形成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的“顺逆搭配”组合，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以劳动力供求与比较优势变化为契机，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创新是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加快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是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的重要途径。“十二五”时期要在推动发展方式适应性转变的同时，逐步加快战略性转变。为此，要加快技术创新，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培育后危机时期的新优势来提高对外竞争力
危机尚未结束，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竞争已经开始，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不仅包括对问题机构的救援措施，也包括刺激经济、促进复苏的措施等应对危机的必要措施，更包括了提高长期竞争力、保持或谋求国际地位的重大长远措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为了加速赶超、实现“弯道超车”，抢占后危机时期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我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战略性而不是新兴性，而战略性则可以从“赶超可能、带动系数和持续性”等方面来理解。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根据比较优势普遍发展新兴产业。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节能环保、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培育面向未来新的产业竞争优势。第二步是在新兴产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培育战略性产业。根据未来技术变迁路径和国际市场需求变化趋势，选择一些赶超性比较好的产业加以重点扶持，培育出若干新兴的战略性产业。
（二）发展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扩展，也包括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包括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时还包括产业内部工序分工的深化和提升。受财政体制、政府管制和观念认识等因素影响，我国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而第三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二五”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进一步放松信息、金融等领域不必要的管制，促进社会资本进入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支持研究开发和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和城乡结构优化调整等，发展物流服务。要结合城乡消费升级，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
（三）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力度，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低碳经济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十二五”期间必须推行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市场导向的资源价格机制，建立权责清晰的资源产权制度，构建合理有效的资源税费制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依托供求结构与内外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优化
作为需求结构、生产供给结构及其结合反映的内外结构作用的结果，区域结构失衡既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甚至历史传统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政策、贸易政策等有关，还受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影响。同样，城乡结构问题既受制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也受制于户籍政策、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卫生、教育、住房等体制政策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内外需结构失衡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进而强化了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矛盾，而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等叉反过来强化了需求结构矛盾，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借力内外需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总体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扩大消费以及外需调整等，为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优化创造了条件。“十二五”时期，要围绕内外需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
（一）以扩大内需为依托，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
扩大内需将为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和区域经济统筹协调提供良好的机遇。与服务外需所要求布局沿海和临港不同，扩大内需意味着经济活动向人口密集地区的重新集中，产业发展必然出现在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及周边布局的趋势，中西部中心城市由此将迎来难得的“复兴”机遇。与此同时，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趋势。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一方面将促使单纯依靠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外资加工贸易从我国转移出去，另一方面将促进瞄准我国市场又依靠我国熟练劳动力的企业向接近市场地区转移。“十二五”时期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制定有利的政策措施，促进区域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
（二）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中心推动城乡结构调整优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劳务输出”而非“移民”方式向城镇和东部工业园区集中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生产过程，但并没有纳入城市化进程，没有作为消费者参与到工业化的生产—消费循环流程中来，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加剧了消费不足和对出口的依赖，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既不利于消费扩大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趋向合理，也不利于城乡结构特征和社会公平，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契机，大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要在户籍、保障性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险基金接续等方面制定切实有效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并以此推动城乡结构调整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注释：
① 根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展望》（2010年6月），“十二五”时期我国消费率下降可能逐步见底。我们持基本相同观点，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和工资水平上升将是我国消费率触底回升的重要先行标志。
② 如果按照零净出口假定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适当调整，则当前消费率可以提高近5个百分点，投资率可提高近4个百分点，但我国当前消费率比大部分国家的消费率下限水平至少差约15个百分点。
③ 从投资结构来看，与结构调整尤其是产能调整相适应，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建筑安装比例逐步下降、设备更新及研究开发等投资比例逐步提高将成为长期趋势。
④ 在国别平衡而非垒球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出口导向经济还背负一定的“原罪感”。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美国需要进口一般性工业制成品，与东亚之间长期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但为美国提高廉价商品的国家从70～80年代与美国厂商在汽车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的日本，到1990年代以来与美国厂商并不存在竞争的东南亚国家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一直遭受来自美国的指责。
⑤ 虽然同样是货物贸易主要顺差国家，但德国经常项目是顺差，通过资本输出使得资本项目呈现逆差，从而国际收支为“顺逆”平衡组合。我国现阶段货物贸易存在顺差、服务贸易存在逆差，二者加总之后经常项目呈现顺差，由于仍然采用吸引外资、限制资本流出政策，资本项目同样是顺差，形成“双顺差”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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