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本与中国近代工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资本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兴起于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当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但并非一贫如洗，国民收入中尚有一定剩余存在，成为资本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近代银行资本的产生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以银行信用手段为主体的金融筹资活动是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加快了近代工业化运动的历史进程。然而，这种资本的形成方式又给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30余年后，本国的新式银行业也应运而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银行资本，均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带来了整个近代国民经济全面而徐缓的增长。这一历史的发展事实，已经得到不少中外学者的积极肯定，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演进过程中，银行资本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所扮演的又是一种什么角色？目前学术界对此尚存有较大的歧异，既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亦有既肯定又否定者。本文试图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具体测算银行资本在工业资本形成中所作的贡献，以求对该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
在现代经济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生产投入的增加，还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要由货币资金来推动，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对于处在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的作用更显重要。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提高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刘易斯指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1〕罗斯托则将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达到较高水平看作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的重要标志，罗森斯担——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更强调了足够规模的资金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没有大规模的投资，就很难排除启动经济增长的最初障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严重困难恰恰就在于资金严重短缺。
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关键条件，那么，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什么呢？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影响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很低，因而储蓄率也低，提高投资率受到严重限制；没有投资，国民收入又无从提高，这就是所谓贫困与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外国资本的输入也未能有效地打破这种循环。随着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不断被拓宽，研究重点从单纯的投资推动转向了制度创新和结构变动，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交互作用的现实环境分析代替了模型式的纯经济分析，从而把积累不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后进国家并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可储蓄的余地，富裕阶级有着极为奢侈、夸耀性的消费，他们手里握有大量金银宝石之类的财富。在低收入的一般大众中，也不是没有去朝圣和寺院烧香之类的超过生理需要的那部分钱财。”〔2〕实际上这里所缺乏的恰恰是把资金用于投资的欲望与动力。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因为以土地所有权或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关系，造成一种僵硬的财产制度和社会结构，阻碍了民众为扩大生产从事积累。因此，落后国家的资金积累不足，从根本上说不在于经济发展的现行水平，而在于社会经济制度或发展政策。
资本积累来源于储蓄。但是，储蓄仅仅是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发展经济理论认为，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途径和方式有各种各样，但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发展；而通过以信用手段为主的转换机制，把社会储蓄变成职能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本形成过程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民把收入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形成储蓄；第二阶段，将储蓄集中起来，即通过金融机构使零星储蓄汇集在一起；第三阶段，金融机构将资金贷放给厂商，用于购置机器设备、建造厂房。至此，储蓄才能真正形成资本，推动工业化运动向前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这里的后两个阶段实质上包含着一种如何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机制，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或发展政策密切相联。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是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兴起的，长期的积贫积弱，造成新式工业的初始资金来源十分困难，成为制约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瓶颈。这是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一致看法。但有待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是，这种制约因素的积成究竟是因为国民收入中没有剩余可供储蓄，还是因为虽有剩余但尚不具备将这种剩余导入生产领域的途径。也就是说，对照资本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近年以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包括工业化运动）发展的症结并不是国民收入中没有剩余可供投资，而是缺乏一种将剩余集中起来转化为投资的机制。这种看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至少澄清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近代中国并不是一贫如洗，尚还有相当可观的储蓄潜力。据一位外国学者估计，抗战前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扣除人民的基本消费之后，潜在的剩余当不下1/4〔3〕。这个比例可能偏高一些， 其所依据的资料及估计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推敲，但若按此比例推算近代中国的国民收入剩余，将是一笔令人乐观的财富。另据国内学者刘佛丁先生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几个代表性年份的国民收入额（按1936年币值计算）如下：1850年为181.64亿元，1887年为143.41亿元，1914年为187.64亿元，1936 年为257.98亿元〔4〕。 据此估计1936 年以前中国每年的国民收入剩余大约在36亿元至65亿元之间。这仍然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是一笔虽然极有可能存在、但却无法加以利用的财富。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国民收入中肯定有剩余存在。据张仲礼先生估算，19世纪末，当时中国最富裕的阶层——仅占全国人口2%左右的绅士阶级， 每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普通人民收入的16倍〔5〕。 又据美籍华人学者郝延平先生测算，鸦片战争后活跃于各通商口岸的洋行买办大约只有数百人，但他们从1842年至1894年累计积聚了约5.3亿两的巨额财富〔6〕。在中国内地，还经常见到一些地主、富商为防不测而将金银窖藏于地下。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在近代中国，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以及商人资本在传统经济生活中的活跃，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悬殊较大，少数人手中仍然集中了大量资金，并作为一种剩余为资本积累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而使资本形成过程的第一阶段任务得以完成。
在资本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现代信用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迅速将分散于社会各阶层的或多或少的消费剩余集中起来，转化成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为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在近代中国，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虽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生较多联系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其自身制度上的种种缺陷，决定它是不可能承担起将国民收入尽快集中起来的任务的。自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起，新式银行业从无到有，经过短短40年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截至1936年止，全国银行资产总额达到727,589万元，其中吸收存款455,127万元，发行钞票194,670 万元〔7〕。与以往任何时期的任何一种金融机构相比， 新式银行在短期内集中起如此庞大的社会剩余资金，其速度与规模都是空前的。如果我们不为一些传统观点所惑，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来作出判定，应该说资本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任务在中国也是基本完成了。
资本形成过程的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在前两个阶段，即使生产剩余由银行集中起来，但如果不用作生产性投入，资本形成过程将告中断，工业化运动便无法推进。70年代，国外学者在讨论某一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过程中银行发生何种作用问题时，总结出三种类型：促进型、阻碍型和中立型。这种划分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虽然在经济成长的实际过程中，影响工业资本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们不应该让金融业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内部必然存在着一个十分健全而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全面动员起社会闲散资金尽可能多地转作工业投资，从而实现较高的资本积累率。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本积累不足，并不是真正缺乏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造成投资渠道的堵塞。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资金不足问题是可以缓解的，从而能够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这种理论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强调了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在提高资本形成率、推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资本形成过程的第三阶段，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形亦有相当的复杂性。
二
近代中国银行资本在本国工业化运动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一个直截了当、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就是看全部工业资本中有多少是由银行资本直接转化而成的。不过，要作这种划分也是相当困难的，缺乏比较系统的资料，只有一些零星资料和抽样资料可供利用。下面我们试图对抗战前本国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形成所作的贡献作出一个大致估测。
关于近代中国的新式工业资本总额，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很早就作过系统估算，并不断进行了修正。根据他近年再次修正后的估算结果，抗战前中国境内的新式工业资本总额大约为500,380万元。 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中国的新式工业资本（1936年）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25页。
按照吴先生的说法，这里所用“资本”是取“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含义，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大体相当于企业的资产总值。
因为我们估算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以本国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为对象的，故将外国资本部分舍弃；又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东北地区被日本侵占，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受到阻隔，故将这部分也舍弃不计〔8〕。如此一来， 可以用来作为划分对象的就是关内的本国工业资本，其数额大约有178,873万元， 占中国境内全部工业资本总额的35.75%。 要测算这些工业资本中有多少是由银行资本直接转化而成的，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根据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额与投资额进行计算；二是根据工矿企业的内部资金结构进行计算。以下依据不同的资料有三种估算结果，可以相互参照，互为补充。
（一）根据部分银行的实际工矿企业放款额与投资额估算。关于本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数额，目前比较全面的记载，有1936年全国15家重要银行的数字，总额为291,258,453元，平均占这15 家银行放款总额（其中中国通商、 四明、 中国实业三家银行的放款总额系估计数）的15.15%， 而这15 家银行的放款总额又占该年全国银行放款总额的55.49%〔9〕。其他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如果也按这15家银行的比重推算，则全国银行业的工矿企业放款总额可能达到525,000,000元。 另据日本人调查，1934年，“中国特别是上海之金融业者其于生产工业中之投资额大体为纺织业一亿五千万元，烟草业二千万元，橡皮工业一千万元，电气工业五百万元，制油工业一千五百万元，鸡蛋工业五百万元，面粉工业一千万元。”〔10〕这里仅指上海一地银行业的情况而言，其全部工业放款合计为21,500万元。但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而且包罗的工业部门也不全面，连一些重要行业如采煤业、火柴业、除橡胶之外的其他化学工业等，也未统计在内。
至于抗战前本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投资，见于记载的极少，只有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的数字，两行合计近900万元〔11〕。 这两行是国内银行中投资工业最多的银行。据统计，抗战以前全国工矿企业中发行过公司债的约有20余家〔12〕。所发债券很少公开发售，大部分都是由承募银行认购的。囿于资料不足，我们已不可能得到全部工矿企业的公司债券发行数额，但其中12家企业发行的15次数额较大的公司债券还是有据可查的，合计为3,671.5万元〔13〕。其余一些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 估计数额不会太大，由此我们估算抗战以前工矿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总额约为4,000万元，其中由银行认购的部分当在3,000至3,500 万元之间。再加上各家银行持有的工矿企业股票（包括没收的放款抵押品），保守地估计，本国银行的全部工矿企业投资额约有4,500至5,000万元之数。
这样，将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额与投资额两项相加，大约有57,000万元，占关内本国工业资本总额的31.87%，这就是抗战前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形成所作的全部贡献。
（二）根据全国银行资金的投放比例估算。这项工作仍然须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两方面入手进行。关于全国银行的放款内部比例，有如下一项估计数据：
表2 全国银行的放款比例结构（1933～1934年）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5年）第A38页。
按照吴先生估算工业资本时所采用的标准，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应包括工业放款与公用事业放款两项，那么，1933年全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占总额的比重实际应为13.05%，1934年上升至14.33%。1936年的情况又如何呢？1933年至1936年，全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从2,365,693,006元增加到3,466,120,307元，增长了46.52%〔14〕；而前述全国15家重要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1936年比1933年增长了91.85 %〔15〕。由此可以看出，1933年以后几年中全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放款总额的增长速度。即使我们持慎审态度，以16的比重推算，1936年全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总额大约为554,000,000 元。
再看全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投资。抗战前全国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总额以1935年为最高数，达到593,882,595元，1936年减少至501,007,136元，其中，中、中、交、农四家国家资本银行的持有数从352,036,118元减少至150,461,482元，减少的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16〕。 又如抗战前金城银行的有价证券投资中，工矿企业投资部分所占比重约为12%，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若按10%的比重推算，则全部本国银行的工矿企业投资大约有50,000,000元之数。
把以上按一定比重估算而得的全国银行工矿企业放款额与工矿企业投资额相加，总额为60,400万元，占关内本国工业资本总额的33.77%，高于按前一种方法估算的结果。
（三）根据工矿企业的内部资金构成估算。关于抗战前中国工矿企业的内部资金构成情况，目前的能见到的最为全面、系统的样本资料是王宗培先生的调查结果〔17〕。该项调查采用抽样方法， 共收集了100家公司的资料，以研究企业的内部资金构成。从抽样时间来看，起迄为1932年至1939年，以1935年与1936年这两年为主；从抽样地域来看，以上海地区为主，计占63家，其余包括江苏省14家，浙江省6家， 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各3家，安徽省、湖北省及香港地区各2家，河南省、四川省各1家；从抽样企业来看， 当时国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大都包括在内，其行业结构如下：
纺织工业 36家化学工业14家
食品工业 9家
造纸印刷工业 8家其他工业 6家
采煤及制盐业 5家
公用事业 10家交通运输业
6家
百货商业 6家
由此观之，该项调查的各种抽样情况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本上符合我们分析抗战前工矿企业内部资金构成的要求（受原调查分类标准的限制，不便再作进一步划分，但估计对分析结果影响不会太大）。这100家企业的资本总额（实际为资产总值）为440,725,300元，其中纺织业187,439,190元，占42.53%，其他制造业102,994,230元，占23.37%，其他企业150,291,880元，占34.10%〔18〕。具体的构成情况如下：
表3 100家企业的内部资金构成
资料来源：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 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8～69页。
由上表得知，这100家企业的资本总额中，从银行、 钱庄借入资金的平均比重为26.06%。 根据抗战前两年中钱庄业的营业实绩及对工矿企业的贷放情况， 估计在银钱业的全部工矿企业放款中， 银行部分占90%，钱庄部分占10%。此外，即使在企业的自有资金中，也还包含有少量来自银行的股份资金。综合以上因素重新估算的结果是，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约占25%左右。
以上三种估算结果之间的差异较大，我们如何确定抗战前全国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形成所作的贡献呢？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进行处理：一种方法是取最低比重数与最高比重数的折中值， 即把这种贡献确定在29.39%的平均水平点上；一种方法是保留一定的区间值， 即把这种贡献确定在25%至33.77%的水平幅度之间。
如何评价银行资本的这种贡献呢？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工业资本形成过程的第三阶段任务是否已经完成？应该看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从传统社会中挣脱出来而蹒跚步入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起步的时间不长，尤其是在本国银行资本的产生还要迟于工业资本的特殊条件下，银行资本在形成的全部工业资本总额（实为资产总额）中所占有的份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经不算太低。关于这一点，也许前人对现实体察不全，也许后人在认识上有偏差，但这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中国最终也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而永远只能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这也并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说，在近代中国，以信用手段为转换机制的资本形成过程第三阶段的任务已经部分地得以完成。当然，在肯定银行资本这种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很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本国银行业在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即相对于全国银行的放款总额和资产总额来说，其对工业部门的放款与投资部分所占比重还是很低的。换言之，即由银行集中起来的部分国民收入剩余中转化为工业资本的份额太少了，即便按1936年的最高估算额6.04亿元计算，也仅占当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72.8亿元的8.3%。
三
各国工业化运动发展的历史证明，以银行信用手段为主体的金融性筹资活动是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国家的金融筹资能力如何，实则反映了该国整个资本形成能力的水平，从而影响并决定了工业化运动的发展速度与完成程度。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 至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实质上已经开始走上这条发展途径。抗战前夕部分工业行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普遍结合的事实，更是预示了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只不过由于随即爆发的长达八年之久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使这种发展趋势被迫中断。
作为资本形成的一种重要模式，金融筹资活动能够有效地克服工业化过程中投资不足的困难，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运动的发展。但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是双重的，银行资本在工业资本形成过程中发挥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难以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而在仅仅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中国，这种负面效应也过早地显现出来，给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银行资金投放的增长速度持续地超过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关于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 从产值来看， 据吴承明先生估计， 1920年至1936年的17年间，中国新式工业（包括制造业和矿冶业）的生产总值从98,853万元增加到316,001万元，增加了2.2倍〔19〕；从实物量来看，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间，全国发电量增加1.23倍，煤产量增长84.51%，水泥产量增加1.5倍，棉布产量增加2.94倍〔20〕。而在银行方面，仅1930年至1936年的7年间，全国15 家重要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总额就从91,499,093元增加到291,258,453元，增加了2.18倍〔21〕。两相比较，银行工矿企业放款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银行对工矿企业作了过量的投放。生产的发展固然需要资金的投入，但仅仅依靠增加投入来扩大产出，是一种外延型增长，又称数量型增长，一般情况下投资的回报率很低，不利于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而过量的投入则会造成资源存量的超规模消耗，连初始投入资本也难以补偿，资本积累无从谈起，对工业化运动的发展更是十分有害。如30年代上半期，国内大多数纱厂都背负有大量的银行债务，而且停产、减产现象严重，使宝贵的资本资源或长期闲置，或白白亏蚀掉。当时有人针对这种状况特别指出：“有的人建议金融界应该尽量借款于工商业，以资救济。却是实际上中国工厂现在借金融界的款项已经太多了，负债已经太重。根本的需要是在减少工厂对银行钱庄的债务。”〔22〕如果不注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即使有更多的银行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领域，也将无助于工业化运动的发展。客观地说，资金饥渴与短缺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我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是一种必然现象，但资金浪费却也是造成资金短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又是由于不合理投放与不合理使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二，银行资金的投放方向过份倾斜于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抗战以前，银行的资金投放结构在投放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向轻工业部门呈极度的倾斜状态，其中又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重点。“此二项工业，在我国创办最早，在今日较诸其他工业，比较的为普遍而发达，……故较大之银行，多以经营纱厂面粉厂放款为荣，其关系亦至深。”〔23〕在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总额中，对这两个行业的投放约占2/3以上。相反，其他一些重工业部门却较少得到银行的资金融通。在一个完整的工业结构中，轻工业与重工业是按照一定比例协调发展的。近代中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所致，轻纺工业最先获得较快发展，这也是符合工业化过程的一般演进规律的。但一国工业化的实现，仅有发达的轻工业还不行，必须在发展轻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实现由轻而重的结构转换，从而带动工业部门全面、协调地发展。抗战以前，中国没有发生上述变化，在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重过大，重工业的发展相形显得十分落后。从一定意义上讲，银行资金的投放结构进一步加重了工业结构的这种不平衡性。即使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尽管以其生产规模大、设备力量强及技术水平高等优势条件而长期受到银行业的青睐，但由此也形成了该部门对于银行资金的过份依赖，一旦客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很容易造成周转不灵，最先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30年代国内长达4、5年的经济萧条就是首先起始于棉纺织业危机。
第三，银行资金的投放地域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带。抗战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地域布局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大部分新式工厂集中在上海、无锡、青岛、天津等少数几个沿海地带城市，只有少量散布在内地沿江、沿铁路两侧的一些城市。这与中国银行业的地域布局是完全一致的。因而银行的资金投放也是以几个沿海地带城市的工业企业为重点，较少光顾到内地的工厂。以30年代的上海银行业为例，仅对汉口、郑州、九江、芜湖等地的几家纱厂和另外几处煤、铁矿有一些放款，其他行业就不多见了。这种局面除不利于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全面、协调发展外，还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尽陷敌手，工业部门损失惨重，而其中的银行资产毁于战火的也不在少数。
注释：
〔1〕（英）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页。
〔2〕（日）万成博、杉政孝主编：《产业经济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美）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 ～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第85～86页。
〔4〕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未刊稿），第一部分。
〔5〕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附表一和附表二。 转引自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考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21页。
〔6〕（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7〕〔14〕〔16〕《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第A42 页； 第A42页，第B3～24页。
〔8〕东北地区沦陷前，关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只有23处， 其中中国银行13处，交通银行8处，金城银行和大中银行各1处。沦陷后这些机构虽准许继续营业，但被强迫切断了与关内总行的一切联系（《中国近代金融史》，第189～190页）。
〔9〕〔11〕〔13〕〔15〕〔21〕分别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银企业系研究（1897～1945）》（南开大学，1995年）的有关章节。
〔10〕汪诸君译：《中国金融界之现势》，《中国经济》，第3 卷，第12期，第5页，1935年12月。原文作者为日本的《 支那时报》调查部。
〔12〕诸葆一：《筹措工业资金之途径》，《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年第3期，第50页。
〔17〕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9～71页。
〔18〕原引资料没有各行业的资本额，系根据各行业资本的内部构成比重推算而得，与实际数额可能会有少许出入。
〔19〕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26页。
〔20〕（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22〕丁佶：《中国工业的流动资本的问题》，《大公报·经济周刊》，第14期，1933年5月31日。
〔23〕王宗培：《中国金融业之新动态及其批评》，《申报月刊》，第3卷，第7号，第22页，193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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