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的反思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将毛泽东研究看作是20世纪的一门“显学”，恐怕不会引起什么非议。处在世纪之交，我们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这门学问做一冷静的学术史反思和瞻望，显得十分必要。
我以为，要将毛泽东研究这门“显学”推向21世纪，应当认真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毛泽东研究需要做出深入的学术史考察
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总结过去、拓想未来，终究离不开学术史研究。这种高品位的研究一般产生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终结时期，如同一个补给站，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进行学术史研究首先就要给学术研究做出历史定位。那么，对毛泽东研究应该如何定位呢？在我看来，毛泽东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并且充满矛盾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草创时期，1936—1949；曲折发展时期，1949—1966；停滞与勃兴时期，1966—1978；走向成型的新时期，1978—1993。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确定在1936年，是以从属于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述为重要的界标。毛泽东研究所经历的曲折，在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具有特殊的反映。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林彪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力宣扬所谓“顶峰论”，神化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给毛泽东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面对这样一股凶猛的逆流，中共党内以张闻天、罗荣桓、田家英、杨献珍、何干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挺身而出，英勇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纯洁性，再现了中共党内长期形成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线，在毛泽东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对毛泽东研究做学术史的考察，还必须密切联系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发掘毛泽东研究在每一特定时期的重点和特点，分析其中特有的内涵。我们从系统的研究中发现：毛泽东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它的视角转换并不完全服从于学术自身的要求，往往要受现实政治需要的制约，调整自身的研究坐标。因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研究的重点、特点、内涵都不能不附上深深的历史痕迹和政治斗争痕迹。草创中的毛泽东研究主要服务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毛泽东研究始终以宣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文化大革命”中煽起的“现代造神之风”，又把毛泽东研究推入“极左”的政治深渊，成为个人迷信的工具。只是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研究走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种干扰逐渐减少，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才得以开展。然而，不可否认，长期的负面影响和固有的研究规范对毛泽东研究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约束力。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对毛泽东的研究似乎总是摆脱不了功利目的和感情色彩，这大概已经成为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特色。要求毛泽东研究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根本不带有功利目的和感情色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完全服从于功利目的，并且附着非理性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何在？它又将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史、昭示后人呢？这的确是毛泽东研究史本身给我们留下的跨世纪的思考课题。
二、对毛泽东研究需要加强基础性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广大学术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使得毛泽东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逐步走上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
80年代以来，毛泽东研究在迅速发展中得到深化，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晚年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课题受到学者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相比之下，过去那种引经据典、脱离实际、注释性的语录体著述在逐渐减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探索性著作显得更富有生命力。
然而，从学术研究规范化的角度看来，毛泽东研究中仍有很多基础性研究有待加强。其中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二是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评论，三是毛泽东的思想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方面得到充实都具有跨世纪的学术意义。
从事任何科学的研究，都需要研究方法论，毛泽东研究亦不例外。应当承认，我们的研究往往不大考虑方法论问题。人们总是满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几乎很少去关心使这种指导在研究中的具体化这一中间层次、中间环节。在这方面，某些外国学者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毛泽东逝世以后，美国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曾经就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且深入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安德鲁·沃尔德的思路很有价值。他认为，美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某些学者并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自身的著作，就先入为主地在中国学研究领域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固定化、绝对化，并使之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对立起来。这样，歪曲或曲解马克思是为了贬低毛泽东。沃尔德还指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强调毛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学者“用来思考和讨论马克思和毛的辩证分析方法的那些词法和范畴歪曲了这两位思想家的分析方法的思想实质。这些学者不是像马克思那样用辩证的方法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或一个概念结构的不同的两个方面，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采用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中的原子概念。根据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被看作两个不同的、可分离的因素或两个独立的相互作用的可变物。按照这种方法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要明确解释马克思或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沃尔德对美国毛泽东研究传统在方法论上的批判是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而使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讨论从所谓“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框架中摆脱出来，转向新的认识领域。
在研究中进行方法论的探讨有助于开辟新的思路。要使毛泽东研究中某些复杂的研究课题得到深入理解、深入研究，获取令人满意的结论，恐怕关键不在于史料的发掘（这里丝毫没有排斥文献资料研究的意思），而在于认识视角的转换，尤其是对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对方法论的研究。
开展学术评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学术评论在国外各种学术领域都受到极大的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开诚布公的学术批评都被研究者视为正常的学术研究规范，自觉遵守。为了不断探求学术真理，研究者不允许有最后的判断。
最近，笔者在阅读《胡绳文集1979—1994》时看到胡绳同志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评论的一段话，感到颇受启迪。他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得与失，很需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总结。这项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少、很差”。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没有充分展开研究”〔1〕。 胡绳同志的这段话尽管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感而发的。但也适用于毛泽东研究。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开展学术评论是极为薄弱的一环。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真正形成正常的学术评论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都还没有做出深入的评析。这种局面，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不能不是一个障碍。
这里，我想谈一下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批判、借鉴和利用问题，因为从跨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着眼，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研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超越国界。本世纪60—70年代，国外的现代中国研究迅猛发展，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毛泽东研究成为国外学者瞩目的研究课题，也被视为现代中国研究的中心内容。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当时我们不可能了解到国外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长期构成的对外封闭被彻底打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逐渐开展起来。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成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学者的代表作基本上都已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在我国读者和研究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对他们的学术见解赞同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量翻译著作的出版，仅仅是封闭被打破后的一种表象，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而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觉得，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要有正确的理解，必须努力排除中外学者之间存在的思想文化障碍，增进相互了解。以美国为例，出于人为的原因，中美两国曾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相互隔绝。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研究领域还是比较陌生的。对于现代中国研究，两国学者在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学术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以倡导“中国中心观”而闻名的中国学家保罗·柯文在80年代中期将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时就曾表示担忧：“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达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2〕。应该说，柯文的担心绝非多虑。即使在90 年代中美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深度的情况下，也还是存在着柯文所指出的问题。我国学者恐怕还不大清楚美国的中国研究（当然包括毛泽东研究）对美国的意义。
美国学者囿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根据特殊的研究目的，对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是抱有偏见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翻译出版的我国学者的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仅有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而中国学者往往也是从自身的文化、政治背景和心理定势出发，运用自我的价值取向来认识、批判美国学者的著述。
消除中西学者所存在的偏见，就要加强对学术著作本身的研究和评论，这种评论是一种综合性的考察，特别要注意结合学术发展的“史境”，力图从跨文化的角度，真正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如果不了解对方的研究背景和具体史境，不了解对方的学术批判内容，就很难完整地理解各自著述的真实含义，造成隔膜势所必然。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人民为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柱。在未来的21世纪，它仍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思想研究也应该纳入毛泽东研究的基础研究范畴。
在对整个毛泽东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之后，我强烈地感到：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思想史的要求，由中国学者写出一部有特色的毛泽东的思想史，全面、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尤其要刻意探究他的晚年思想。
三、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跨世纪的研究课题
从广义上说，毛泽东研究是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有人称，“说不尽的毛泽东”）；具体地说，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段，毛泽东研究都应有它特殊的、赋予时代意义的研究内容。在未来世纪，我们应该根据时代特点解决几个与毛泽东密切相关的重大研究课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课题才能成为跨世纪的研究课题呢？在我看来，它必须涉及在20世纪具有重大震撼力，但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又无法完全阐明、研究透彻的理论问题；它必须涉及对21世纪的社会实践仍旧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它必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必须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内在的联系。
根据这样的认识标准，我认为，以下的课题可以被视为跨世纪的研究课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系，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4.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5.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6.毛泽东与中国政治传统，7.毛泽东和中国社会现代化，8.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比较。
由于篇幅所限，我只展开谈其中的两个课题：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一贯强调、一贯坚持的理论原则。但是，往往也由于我们反复不断地强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突出宣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重视对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研究，而无形中忽视了对它与其主要来源——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关系的研究。与此相对应，西方的毛泽东研究者也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两者相距甚远，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为了正确阐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外部加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条件，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联系，科学阐明两者的共性和特性，深刻认识两者的差异和形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事实上，如果一味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制造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也就无法同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划清界限，真正理解东方革命、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封闭的理论，而是一个完整开放的思想体系，它要在实践中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创新，就要在自身体系中容纳更新鲜的思想内容。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机械地制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颇值得下力量攻关的重大研究课题。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在本世纪还很难对这个问题做出深刻的探究，给予科学的说明。但我深信：在未来世纪，它将成为毛泽东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研究必将发生显著的变化。修正已有的陈说，触及更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肯定会成为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毛泽东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勃兴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牵动了西方学者，他们曾经把研究“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认识当代世界的首要部分”，特别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本身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党中国代表着一种衡量我们所存在的问题的有效模式”。以“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批判的参照系。
饱受“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中国人似乎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居然对西方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烈的震动。然而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使西方知识分子产生回应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文化大革命”本身提出了很多“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极端错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非但没有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以至于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至今仍旧困扰着我们。
注释:
〔1〕《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8页。
〔2 〕[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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