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战略论文,范式论文,欧洲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向中国档案同行表示诚挚的问候。受邀第三次来华进行业务访问，并在今天上午向大家介绍我近期的研究，深感荣幸，衷心感谢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先生的盛情邀请。中国的档案和历史遗产极为丰厚，在你们取得如此之多举世瞩目的成就时，还希望倾听我的陋见，这让我不免惶恐。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已成为世界档案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感谢中国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公室的吴先生、李文栋，特别是杜梅为我此次旅行所做的精心安排。在我上两次访华时就已感受到中国档案界的好客之道，非常感激你们对我的款待。我还要感谢中国档案学会秘书长付华先生主持这个报告会。
今天上午我要对19世纪至今推动档案思维和档案工作的四个范式做一番考察，并对未来进行展望。我报告的题目是“四个档案范式——1840年至2011年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我无意贬低之前数个世纪西方国家、教会、宫廷、工商业、贵胄巨贾在档案和文件管理方面的努力，以及私人手稿收藏家们的贡献，他们当然都对“档案”有自己的假定；我也不是要忽视中国，或非洲，或土著社区，或其他地方极为重要的档案历史、传统以及观念。但很遗憾，所有这些已超出本报告的范围，我不得不局限于我所熟悉的英文档案著述(包括从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法文翻译过来的重要的档案著作)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或者欧洲主要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的档案实践。在与其他传统的比较中我们学到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方法要胜过另一种，它们只是因种种环境因素彼此不同而已。希望我对西方档案范式的分析可以促使你们思考中国的档案范式，它们或许与西方范式的特点有一些相同之处，或许大相径庭。用这种方式，我们可相互学习。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一位作者最近就范式与专门职业写道：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公共研讨，对历史和文化神话的质疑以及对传统范式的再评估，始终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解构主义和交叉学科热一直在挑战最初的认识论神话和传统理论学科的方法论。然而，这个范式转移是否也冒着产生新的学术正统的风险？打破神话将以破坏还是以建设的姿态出现？
向集体概念、神话及范式吹起的嘹亮的反思号角，同样可以用来反思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以及档案职业正统的中心思想，重新检视这些思想是如何表明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作用的。举一个例子，许多历史学者断言，认同在过去是由共同、共享或集体记忆塑造而成的，而且，这些认同一旦形成或被接受，并非一成不变，它们极不确定，会因时间、空间以及环境而异，不断被更新以适应当下，并持续获得再想象。随着人种、族群、阶级、性别以及性取向产生的各种影响被人们感知，相关群体在社会上形成他们新的认同，在对过去的荣光或屈辱、创伤或成就的记忆中寻找有力的武器，来证明和强化他们认同的形成和再形成，从而为当下的需要服务。10年来，正是这个记忆建构和认同形成的过程而非记忆或认同的最终产物(塑像、历史遗址、档案文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在学术圈内和社会上的这种根本性的反思中，在这样的记忆和认同过程中，档案或档案馆或档案工作者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尽管我们常说档案体现“集体记忆”或档案馆是“记忆之屋”，但对一些档案工作者而言，记忆和认同仍是与档案、档案理论或档案实践没多大关系的东西。档案馆传统上从事的是证据型文件的收集、整理及保存工作，通过档案工作者自觉的中立与客观意识，保护这些文件的公正性。像记忆、认同及社会这样的概念，很可能是范围日益扩大的研究者和公民利用档案的结果，而传统档案观认为，这些结果并不——也不应该——直接影响档案处理过程。
但是，在本领域的工作实践中，档案工作者大概还需要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诸多归档管理过程与终端产品档案之间的区别。或许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固定了自己的认同和自己的集体意识；或许在其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同道的群体感。一方是公正的档案馆，另一方是研究者或档案的社会诠释，双方之间的边界很可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模糊，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应该承认和接纳这种模棱两可，以此作为21世纪值得采用的档案路径，而且，档案概念、档案实践、档案机构以及档案职业都可能由此发生转型，并在数字时代繁荣兴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公民拥有新的力量和新的声音，他们借助各种令人兴奋并具有潜在档案性的新数字社会媒体，留下了人类生活和人类生存意义的足迹，对我们这些档案工作者、历史学者以及各类研究利用者而言，这种情形以前很少接触过。
“范式”一词(向其首创者托马斯·库恩表示歉意)暗指关于态度、信仰及某个现象之规律的一个正式的(或至少是被认可的)体系或心理模式。大概可以把这些“范式”称为思考档案的框架、档案心态或想象档案和档案管理的方法。我想探索一下档案工作者拥有的共同记忆，还有我们的认同和我们的职业群体感，因为在当代社会，我们与外部社会的交往日增，它们即有真实存在的邻里和城市社区，又有正在重新塑造我们这个世界及其治理、沟通、文件形成方式以及认同形成过程的社会媒体上的网络虚拟社会。我们怎样想象自己？我们曾一直怎样想象自己？什么范式会促成和推动我们未来(我们一起想象的那个未来)的观念、工作及使命？何种更为深层的记忆和共享的认同可以使档案工作者感到自己归属于一个群体，无论他们供职于公共还是私人部门的档案馆，管理的是照片、地图还是政府档案，服务于大型的国家机构还是小型的地方机构，独自一人、有其他同行还是与图书管理员及博物馆保管员共事？哪些东西是具有启迪性的黏合剂和知识潜力，它们一直、现在或可能赋予我们这个群体以意义？
加拿大档案理论家泰勒(Hugh Taylor)曾断言，“只有无限探索和拓展，触碰整个档案行业的局限……我们才能逃脱死水一潭的状态，这种状态尽管平静、舒适，但却暮气沉沉，行将落伍。”如其所言，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
长时间地、反复地接触这种见识和挑战，将我带回到档案行业最核心的对抗性二分法：证据对记忆，一方是詹金逊式的档案遗留物的保管角色，另一方是所有档案处理过程中体现的诠释或中介角色。证据与记忆之间的二分法近年来引起了诸多矛盾，使档案工作者在鉴定和著录这样的基本职能方面；在诸如电子或数字文件、文件记录战略、参考和拓展活动等持续性的问题方面；或在档案教育之本这个塑造21世纪初理想的档案工作者的特性的方面，产生了对立。
最重要的传统的档案教义关注的是证据。伟大的档案先驱希拉里·詹金逊这样描述理想的档案工作者：“其信条是证据的神圣；其任务是保护他所负责的档案中的每一寸证据；其目标是毫无偏见地为所有求知者提供知识财富……好的档案工作者大概是现代世界创造的最无私的真理奉献者……”原顺序、来源、尊重全宗，这些档案专业的核心概念，其目的就在于把档案文件作为形成它们的职能-结构背景及活动的真凭实据来保存。根据这些核心原则及其相关程序，档案工作者希望在移交进档案馆的档案中，反映或必要时尽量透明地重建它们在其原始形成者(以及后来的形成者)那里的顺序和特征。据称，这种透明度才能使档案成为它们所见证的事实、行动及观点的可信赖的证据，简而言之，它们就是证据。严格遵循这些原则还会消除或最大限度地降低档案人员对档案所具有的证据特征的干扰，从而维护詹金逊提出的现代世界的文献记录“真相”。在这种档案使命的框架和定义范围内，档案工作者被认为是中立、客观、公正的，是形成者与研究者之间看不见的纽带，他们“毫无偏见”(再次引用詹金逊的话)地工作着。
档案先驱们的这个焦点也映射出古文书学学者早已关注的问题，后者建立了微观层面的文书分析原则，以辨别文件中的造假和伪装。但是，对证据的这种重视并非只停留在古文书学或档案专业的早期文本中。戴卫·比尔曼1994年的论文集就取名为《电子证据：当代组织文件管理战略》，该书包括了对匹兹堡大学里程碑式的项目的分析，这个项目在世界上首次对数字世界基于证据的真实文件管理功能需求进行了研究。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子文件项目(以及InterPARES项目)设定的重要目标即是制定长期保存“真实”和“可靠”的计算机生成文件的战略，“真实”和“可靠”成为高质量证据和可信赖“文件”的一对孪生定语，这样的文件与那些脱离背景的信息或短暂数据完全相反。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借助旨在保护活动证据的文件管理连续体来关注透明和问责，其重点也在证据。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1997年制定的战略计划，其标题就是《便捷获取基本证据》。
然而证据之外，档案还保存记忆，构建记忆。有关的法律、使命与授权说明、年度工作报告以及高层档案官员的讲话，都不断地提到档案在保存国家、人民、机构、运动以及个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作用；提到鉴定、挑选、然后保存具有“重要意义”或“价值”的文件，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保存那些值得记忆、值得纪念的档案文件。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档案被视为关于过去、历史、遗产、文化，关于个人根脉和家族关系，以及关于我们是谁的被建构的记忆，它们连接着过去，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共同的轨迹。但众所周知，记忆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的、社会的还是档案的记忆。与记忆相伴的是遗忘。记忆也必然造成某些文件、文件形成者、职能、活动以及社会群体受到优待，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或沉默化。自从美国档案工作者西奥多·谢伦伯格面临上个世纪数量如雪崩般激增的各种载体文件的鉴定问题以来，档案工作者就明白，他们必须决定哪一小部分文件将作为档案保存进档案馆，然后授权销毁(或者忽视)其余的文件。结果就需要档案工作者研究和了解职能、结构、过程和形成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的档案利用需求，对它们作为现代档案鉴定(以及之后的所有档案工作环节)的基础所具有的重要性做出解释；同时也要求档案工作者日益介入“前端”的计算机系统设计之中，从而确保至少那些重要的电子文件具备可靠证据的属性。正因为如此，档案工作者作为证据的中立守护者或被动保管员这种传统的公正观念不再被接受，如果说它曾经被认可。档案工作者在这些研究和决策中不可避免地会输入自己的价值、经验及教育，映照各种外部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时代，它们也会影响到档案工作者选择哪些形成者、哪些系统、哪些职能、哪些计划、哪些活动，实际上是哪些文件在各项档案工作过程中(从系统设计要求到鉴定和收集，从各种形式检索工具的编制到保护和数字化，从提供的服务种类到展览、出版物及网站帖子的文件挑选)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关注，或全然不受关注。
因此，在过去这个世纪，档案工作者已经从詹金逊式的形成者遗留下来的文献残存的被动保管者，转变成档案遗产的积极构建者。用南希·巴特莱特的话说，他们是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中介人，是形成者、档案以及利用者之间的调停者。档案工作者以及他们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历史遗址等部门里的同行，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
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不只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档案几乎从未属于那些小心守护证据的律师们的法定辖区。近来的史学研究成果表明，在古代社会、中世纪教会和城邦以及现代欧洲，尤其在战争和革命时期、在个人的荣誉战之中，档案主要是为了纪念、庆祝和代表当权者，为他们的合法化服务，同时把他们的对手边缘化、抹杀掉或打入另册；至于把事务文件当作未经任何修饰的证据来保护，即便有此需要也在次要地位。
证据与记忆，记忆与证据，它们恐怕是档案这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之间充满张力，尽管对档案事业而言它们是一对矛盾体，但缺少一方另一方也失去价值。没有背景丰富、上下文清晰的可靠证据，记忆不免虚假、失真，成为随意之念或无端的想象、虚构、空论。没有记忆的影响和需要，证据则即无用又无关。若不承认档案工作者在以文献证据为基础的记忆建构中的中介和干预作用，对于公正的、客观的以及历史“真相”之镜的证据诉求，必定是，而且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那么，怎样调和记忆与证据？一位研究记忆的学者马特·马特苏达(Matt Matsuda)假定，记忆本身在19世纪经历转型，以反映现代性的黑格尔的进步和历史过程意识，当运用达尔文生物学中相应的有机物隐喻对记忆进行考察时，尤其如此。“这种遗传性直觉和进入传统修辞和语言记忆中的物种记忆，是19世纪后期记忆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对生命历史的生物进化阅读具有意识形态维度，隐含在这个时期对退化和新生的焦虑中。由于记忆成为一个有机体的遗传，问题出现了：哪些记忆‘遗传’？哪些特性，比如道德、人种、性别，决定群体、民族或国家的进步？”因此，记忆“并不是被动或反应性的储存与检索器官(诸如记忆剧场和记忆宫殿这种古代和中世纪的记忆装置就是著名的例子)，而是某种“能动”的东西，某种有机和有生命的东西，某种更多是现在而非过去的东西。这一切对档案意味深远，因为档案工作者正是在黑格尔-达尔文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建立起了19世纪经典的档案理论基础。想想档案来源和尊重全宗
原则多么经典地注入了达尔文隐喻：自然积累的档案文件、档案的有机特性、文件是组织的生命血液、移交到档案馆的文件是从官僚机构这条河流入档案馆三角洲里的残存物，詹金逊著名《手册》的一个主要章节的题目甚至就是“档案的进化”。詹金逊提到案卷的“原始储存”，一边在不断“发出新枝”，另一边则逐渐“消亡”，他还把档案工作者——当其为档案整理制度建立一个“骷髅”的“脊柱”时——比作史前本体论者。
浩瀚的人类文件宇宙，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是沧海一粟，也许可以视之为适者生存？若是这样，如马特苏达所言，“问题出现了”，谁来决定“适者”的含意。按照詹金逊的不干涉主义和传统的鉴定策略，恰如历史学者和其他人现在显示的，在以往的那些背景下，能够生存的“适者”显然限于社会上最有权力的、官方的以及管治部门的记忆。而档案工作者知道，社会——即使在政府和机构档案范围内——包含许多其他的人类经历纬度，它们应该成为我们的档案集体(而不是选择性)记忆的组成部分。
正如马特苏达所解释的，这种记忆形成方式必然是有麻烦的，也确实提出了问题。他观察到，“过去不是这样的真相，可以据此构建”从某些记忆装置或地方找到、检索到或回忆起的某些事情，“而是被寻找的真相，令人挣扎的再纪念”。正是这种挣扎，这种竞争纠结的记忆感，各种不同的历史建构物，以及针对哪些适于生存而进行的不断调停和焦点转移，构成后现代主义思维的核心。它暗示，应该拒绝支撑经典档案理论的被动式的科学理性主义，表明这种理论是有问题的，至少它的传统表述方式和应用是有问题的。
因此，现代概念的记忆不是某种稳定的、过去的东西，不是“历史”的同义词，当然也不是帮助追忆或回忆的固定的范畴或储存间，现代记忆更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纬度，是人类用以感知现今这个迅速前行的世界的一系列激励工具。从这个角度讲，关于证据、证词、证明以及档案的概念与实践，绝不是以往行为和历史事实(遭受到多变的记忆的一再发掘)的无生命的、中立的容器。
证据、证词及档案，均是社会和政治的建构物，都会被介入、诠释和遭遇偏见。因此，证据和记忆不是敌人而是友好的表兄弟。例如，证据本身几乎无法固定下来。19世纪一些国家禁止或拒绝把妇女和儿童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词作为证据。口头传说这种土著社会的记忆工具，直到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做出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才在加拿大被接受为法律证据。而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口述证词恰恰是最重要的，书面文件则被认为是传闻或次等证据。20世纪下半叶，先是缩微文件，然后是计算机生成文件，开始时都被法院拒绝作为证据或有分量的证据，直到数年的法律辩论确立了承认这些文件可靠性的必要条件后，才接受它们为证据。简言之，“证据”始终是，且继续是我们进行文件和档案价值评估的关键尺度，但是，证据本身是依时间、地点、技术、意识形态以及权力而定的。因此，也存在一个证据本身的记忆。
那么，让我们看看我们专业内持续存在的记忆与证据的紧张关系，简单考察一下形成了我们内在记忆的四个档案范式或框架，自19世纪档案在西方世界成为一个明确的职业以来，当国家档案馆成为为现代民族国家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之时，这是我们不断演变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在与记忆和证据的不断斗争中，档案认同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四个范式或框架或心态的转移。我称之为四个框架：证据、记忆、认同、社会/社区。必须强调，这四个框架是超越时间的，它们没有相互取代。从前的影子仍徘徊在后来的框架之中，有时在我们的专业文献和实践中形成矛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范式的特征。
1 证据：前现代档案与司法遗产
法国大革命之后，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档案馆开始在欧洲并最终在其海外属地或前殖民地出现，馆藏档案可以提供给公民利用。这些档案馆中的多数重视国家较早的官方档案，因此，职业档案人员最初的角色被确定为政府机构司法证据的守护者或保管者。法国和德国建立了来源和原顺序原则，著名的1898年荷兰手册以及詹金逊爵士上世纪20、30年代的著作，把这些原则化为典章。根据这些原则的规定，档案文件要按其形成背景来整理、编目和保存，不能按照主题或事由或地点重新整理。采用这个背景方法，文件作为活动证据的性质能够得到守护。
私人和个人档案不属于这个传统，它们仍在收藏爱好者的范围内，这些古董家们热衷于收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他们不决定第一个档案范式，这个范式是由国家档案人员决定的。的确，国家档案传统的领导者，比如詹金逊，就认为，收藏者及收集活动无疑是非档案性的，是一种业余爱好而非职业。
国家的档案文件并不是挑选来为历史或历史主题服务的，因此，档案人员对文件的任何鉴定或销毁也被视为非档案性的。詹金逊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这种干预会不可避免地加入主观性，而档案工作的本质是：不改变、不介入上下文，守护文件中的“真相”。档案因此被定义为一门说明文件背景的描述科学，这样它们作为证据的性质才不会受损。对文件进行的任何鉴定或挑选(随着20世纪初政府文件数量的急速增长，国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更多介入，越来越有必要进行鉴定或挑选)要委托给国家行政人员而不是档案工作者，后者必须保持客观与公正。毫不奇怪，国家官员挑选下来的档案，偏向国家的高层政策文件、精英们的活动、国家和国际事件，而不是地方或社会计划。
第一个档案范式以守护这种“自然”的档案遗存证据为中心，档案人员作为不偏不倚的保管者的业务重点是，对司法遗存按上下文关系进行整理和编目。证据是第一个范式的关键词。
2 记忆：现代档案及历史学者型的档案工作者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大量新的社会计划的实施，国家产生的文件数量呈前所未有的爆炸式激增，迫使重新塑造档案范式。文件宇宙从有限到无限，从经过精心整理和登记造册的年代久远的档案到近期产生的数量庞大、顺序多样的文件。需要对文件进行挑选，把形成的全部文件的总量削减到百分之三或五，作为档案永久留存下来。那么这就不是自然遗存了，而是有意识地创建档案。在此过程中，档案人员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那个重要的选择决定是他们做出的。鉴定由此成为第二个范式的决定性特征，美国档案工作者谢伦伯格对它做了精彩阐述，并很快作为被认可的实践在国际上传播。
受过学术史训练的档案工作者在挑选作为档案永久保存的文件时，试图关照学术研究，主要是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对档案的实际或预想之利用。被视为“历史学者型的档案员”或“历史学者的助手”，第二个范式中的档案工作者主要通过历史书写的趋势来辨别鉴定价值，然后收集能够反映或增强那些历史学格局的文件作为档案。档案文件的覆盖面逐步扩大，因为历史研究转而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关注工厂、农村以及家庭中的人；在聚焦国家的制度、法律、军事以及外交关系领域的同时也聚焦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科学活动。案例档案被认为与政策文件同样重要。
这时的档案人员已变成积极的档案塑造者，透过学术历史这个过滤器来有意识地构建公共记忆。远非中立和客观，以及守护继承或收到的文件遗存，档案工作者决定哪些档案文件将被档案馆接收，且不可避免地在此决策过程中加入主观色彩。著录过程也是如此。被复制到档案馆信息系统中的、以集中式登记簿形式对每份文件进行控制的这种文件级保管和著录方式，已无法应对大范围大规模的现代档案。著录针对的是更高层级的案卷、系列、档案组合及全宗，而不是单份文件；分析这些较大的实体需要档案人员做出诠释，建立并随之强化为研究目的而保存的那些档案的重要性。
私人和个人档案日益进入到档案工作者的视野中，这些人通常供职于国家或大学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献特藏中心的档案部。国家和私人档案馆的馆藏显著扩展，从书写文本档案到照片、录音资料、地图、建筑文件以及影片等。
与此同时，档案人员更加倾向采取计划性的战略方法来管理他们的收藏，这与20世纪中叶作为另一个行业存在的现代文件管理界的发展是同步的。档案行业协会定期出版推荐性的档案程序手册，以达到实践的一致性。计算机自动检索工具及其他的档案办法逐步得到采用，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第二个档案范式显然关注作为历史资料的档案的鉴定，更关心历史学者型的档案员怎样主观地创建文化记忆资源(而不是他们如何守护继承下来的司法证据遗存)，如何运用现代业务工具和方法有效地管理不断增长的馆藏。这样产生的档案仍然是人类事业和组织活动的证据，但形成、鉴定、收集、著录以及理解这个证据的背景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这个记忆范式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十分盛行，直到显露出它的弱点。
3 认同：后现代档案及作为中介人的档案工作者
到上世纪70年代，作为行业专家的档案工作者出现了，其教育背景往往仍是历史学。
但随着档案工作者在大学设立档案学研究生教育计划、创办迅速得到繁荣的学术刊物、培训档案人员、开展专业活动、奖励优秀者、与社会互动等，他们逐步获得独立，并建立了本专业的身份认同。以此新的认同，档案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吸纳其他学科以及各类利用者的见解，而不只是历史学者的看法，这样，他们成为本行业的、关于文件与档案的特点和性质的专家。
这个现实再加上后现代理论，又一次改变了档案范式，档案馆藏、档案活动以及档案业务开始更直接地反映社会，呈现其复杂性、多样化以及偶然性。档案中没有待发现或保护的那一个大写的“真相”，而是存在许多个真相、许多种声音、许多的认识，以及许多的故事。鉴定的依据不是预测历史研究趋势或历史学阐述的价值，而是以档案工作者对值得作为文献记忆保存的那些社会特性和特征的研究为基础，去反映社会自身的功能和活动，无论这个研究以下述哪种形式出现：政府或机构文件的宏观鉴定，私人领域档案的文献记录战略，以挑选那些反映“人类经验的广阔”而非文件形成者或特殊的精英用户群经验的档案永久保存时所运用的鉴定理论、战略及方法论。其焦点在于既记录国家也记录公民，既记录中心也记录边缘，既记录主流声音也记录异见声音，既记录国家政策也记录文化表达。
同样，著录方式也更加灵活，不再坚持典型的等级著录法，采用多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原顺序”来观察和解析档案馆藏。在网络世界中更容易模拟的澳大利亚文件系列著录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数字时代，电子和计算机生成的文件本身也更不稳定更为短暂，向传统的固定在稳定的记录载体上的证据观提出了挑战。
伴随着政府问责制和透明度促进运动以及信息自由法的推动，档案越来越多地与正义和人权联系在一起。档案文件被用来揭露以往的非正义行为，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暴行、加拿大的血污染丑闻等。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旨在通过更好的文件来实现更有效的公共事务和治理问责，从而防止今后的侵害行为。非法销毁文件的行为往往表明是在拒绝正义。
荷兰档案学者艾瑞克·凯特拉(Er Ketelaar)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档案(馆)正在变成“记忆实践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通过利用文件尝试把他们的创伤放入当时的语境中，主要不是寻找那个真相或那个历史，而是为他们的经历赋予意义”。凯特拉继续说道，这样为正义打开记忆的档案“可以成为一种疗伤仪式。档案馆充当了一个共享的保管和信任空间”。档案网站出现了，常常与那些寻求获取自身档案的群体进行互动对话，这些群体借助记忆使他们的认同更加清晰和一致。先在南非，后来在加拿大等许多国家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部分目的就是要建立档案，以促进凯特拉所描述的治疗和记忆工作。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档案人员如此找到自己作为社会代言人的声音，成为服务于记忆与意义的社会档案工作者的同时，他们也在制定更加复杂的档案管理和证据保护手段，从档案著录标准(ISAD-G)或数字文件元数据(MoReq2)，到最佳无酸装具指南以及档案建筑设计规范。这些工作表明，在记忆和认同主导的第三个档案范式中，证据继续受到关注。在证据和记忆之间，有时存在着强烈的张力，在相关的激烈辩论中，一方主张采用更为复杂的现代主义技术，一方则倾向更多的背景化和强调偶然性的后现代理想。
第三个档案范式无疑关注的是社会资源型的档案，在这个范式下，档案工作者以专家身份，运用她或他的权利，从服务广泛的利用出发，去辨别、鉴定、收集和著录社会资源，这个资源尊重后现代和数字世界的多样性和模糊性，而不是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单一模式。档案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档案工作者自己的身份确定为：作为专家引领社会借助基于证据的共同记忆找到社会的认同。在21世纪初期，上述三个范式达到顶峰并相互交合。档案工作者的身份是，作为自觉的中介人帮助社会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形成多元认同。
4 社会/社区：参与式档案及辅导员型的档案工作者
现在，第四个档案范式正呼之欲出，这个范式肯定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西方档案界已经感觉到再次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一些档案名家，包括哈里斯(Verne Harris)、福林(Andrew Flinn)、巴斯迪安(Jeannette Bastian)及凯特拉等正呼吁档案工作者放弃专家、控制及权力的咒语，取而代之以与社会/社区(既有城市和乡村中的真实社会/社区，又有网络空间社会媒体连接起来的虚拟社会/社区)一道共建共享档案。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证据、太多的记忆、太多的认同，现有档案馆能够收集的仅仅是它们的一小部分。利用网络，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他或她自己的出版人、作者、摄影师、电影制作人、音乐录制艺术家，以及档案工作者。每个人都在建立在线档案。在这个新的数字世界，职业档案工作者应该成为辅导员、宣传员、教练员，鼓励作为社会参与过程的建档工作，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档案产品收集到我们的档案馆。正如巴斯迪安和亚历山大(Ben Alexander)在他们的新书《社会档案：记忆的塑造》中所言，档案是关于塑造和分享记忆的，借助记忆，社会群体找到认同并由此获得力量。社会/社区档案在职业档案人员的帮助下，关心其自身的文件，将有助于冲破主流与边缘之间的障碍，把现在及过去的所谓主要的和次要的叙事整合在一起，在数字互联网络化世界(在这个世界，边缘不再对社会运行假定有任何意义)承认这些叙事的相互依存。档案工作者如何推动这个世界的到来，同时仍然保持住自己的身份？
回到我报告的开头来做总结，范式可以是破坏性的或推动性的。档案范式已跨越四个阶段：从司法遗产到文化记忆到社会认同到社会社区建档。结果是，档案工作者在这四个阶段中已从被动的保管者相继转型为积极的中介人、社会活动家、社区推动者。档案思想的焦点从证据依次转向记忆、认同、社会，正如更广范围的知识潮流已从前现代相继转变到现代、后现代、当代。当然，这四个范式是相互重叠、彼此交织的；论述所言的是重点而非严格定义。在每一个新阶段，其前者的诸方面通常仍有力地保持着。应透过这个历史过滤器去看档案范式，不要认为它是磐石般的绝对，因为每个阶段对证据和记忆，进而对认同和社会都会有全新的解释。这样做有助于使我们自由地接受数字时代的新方向和新挑战，避免为了传统而死守传统，陷入变成缺乏时代感的保管员化石的危险之中。
本文系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档案学教授特里·库克先生于2011年6月2日在中国国家档案局和中国档案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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