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伟[1]2004年在《增音—制约条件驱动下的音节改变》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提出以另一种视角——优选论视角来探讨以汉语为母语者在习得英语音节结构中的音节简化和习得的递进阶段。 关于汉语母语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增音、脱落、替代(特征变异),曾有传统的音系学理论进行过研究。在优选论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就是制约条件的重新排序。二语习得和母语习得的过程是相似的:该过程由错误驱动,并有普遍语法作用。在二语音节习得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增音、脱落和替代。 一般认为,增音是音节改变的现象之一,也是汉语母语者在学习英语过程中遇到辅音连缀和音节尾辅音时采取的一种学习策略。 本研究遵从Rachel Lee Hayes(2001)实验设计模式,选取六位来自农村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作为实验主体,利用语音设备,对实验对象进行叁个月的观察,记录六位学生朗读英语辅音群时的增音情况,并对记录进行统计分析,旨在(1)在优选论理论框架中,分析为什么增音,通常增哪些音,在什么位置增音;(2)从优选论角度出发解释尾音条件的违反高于复辅音条件的违反;(3)分析在英语(二语)学习过程中制约条件重新排序的递进阶段。 本研究结论如下:增音是母语语法——汉语音节结构制约条件排序(标记性条件>忠实性条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对二语语法的影响;并且在该过程中,音节结构的制约条件进行重新排序;音节结构的习得呈现出递进阶段。在本研究中,递进阶段具体表现为增音逐渐减少。
于辉[2]2010年在《汉语借词音系学》文中认为借词音系涉及语音、音系和知觉的交互作用。本文是汉语借词音系学的例证研究,以汉语中英源借词的借入情况为例,在借词音系学的理论框架下对汉语中英语来源的借词作一系统的语音、音系分析,考察英源借词中的辅音、元音、韵律结构的借入方式及对由音节结构、音段配置的调整引起的增音、删音现象的处理等,对不同的借入方式做出描写和解释,从中探求借用背后的机制,并验证借词音系学各家观点的适用性。词汇由英语借入汉语后,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普通一员,需符合汉语词汇的语音、音系要求,并具有与其它汉语词汇一致的形态结构、书写形式。借用由熟练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双语人来完成,借用者根据语音在母语中的分类理解和阐释借入音段的语音信息并作相应的映射,与源语言一致的结构常常得到忠实映射,目标语没有的语音或音系表达,则会借为与源语言词汇最为“相似”的结构,但何为相似,相似是哪一层次的相似,本文认为借用者的知觉和音系知识在借用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语音相似性、知觉相似性是借用的基本条件,感知语法决定声学信号的哪些方面具有语言学的意义,借用者进而对有语言学意义的部分做进一步处理。借入前后的音段或超音段成分共享一些主要的音系特征,这些共享的特征是声学相似的基础。借用也常常是一种音系层次上的操作,据此次音位特征在词汇借用过程中不起作用,以同样方式借入,只考虑有音位区别的特征,比如英语清塞音的送气/不送气区别在借入的过程中并没有作区分,英语的流音/l,r/会映射为一个流音音位,进而表现为汉语的流音[1]等等。此外,知觉凸显性在汉语借词音系学中同样有所体现,源语言的语音表达式向目标语借用过程中,常常有知觉标识的部分会得到相应的映射,相反如果需要增加或删除词汇中的音系成分,则要考虑知觉不凸显的成分。以增音为例,底层未赋值,无标记的中元音[(?)]常常是增音的最好选择。因而,本研究认为知觉相似性、音系制约和知觉凸显性在汉语的借词音系中均担当特定重要的作用,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有不同的借用模式。在韵律的映射方面,由于汉语没有词重音,或至少在知觉层次上,借用者感知不到汉语的词重音,因而在借用的过程中不会把英语的重音和汉语的词重音对应起来。英语的重音无法映射到汉语的词重音层面,但汉语采用声调作为韵律层面的表现手段,每一个借入的词汇需要指派一个声调。考察英语词重音与汉语声调的对应关系及对应程度可以发现借用者仍在音系表征的某一层次上对重音的位置敏感,声调的指派很大程度上会考虑英语的基频曲线,源词重音的[+高]特征大致借为汉语的高调特征,属于韵律上的忠实性映射。对于插入元音的声调指派方面则大多采用低调或者降调,知觉上降低元音的凸显程度,符合知觉的凸显原则。词汇借用除受语音、知觉、音系因素的制约,也受非一些语言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拼写法、方言音系,借用词汇用字的选择与语义的交互关系及词汇借用的历史、所借汉字的使用频率、借用的介质,借用者的双语程度、借词发生的社会语言学环境等等。因而,在实际的借用中,常常有不忠实性的映射,有诸多例外现象。另外,本文采用优选论分析了部分词汇的借入过程,OT理论在解释词汇的借用方面颇具优势,源于借词本身而言没有中间层面,它的内部结构是看不见的,属于非推导模式,对于借词的分析本质上适用于OT的理论框架。同时OT采取制约条件的交互作用与词汇借入的过程也相切合：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采用经典OT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词汇借入的映射过程,音系处理过程简单明了,一定程度上说明理论对研究对象的适用性颇为重要。
马照谦[3]2007年在《汉语方言儿化韵的发音音系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发音音系学(Articulatory Phonology)和基于优选论的发音音系学(OT-Based Articulatory Phonology)理论框架下,从音姿协调关系角度对汉语方言各种形式的儿化韵(儿尾、韵母儿化、“中缀插入”儿化)进行了分析。近年来,语言学领域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出现了逐渐统一的趋势,本文第一章就简要介绍了现代音系学和语音学在功能上的这种趋同,即形式主义音系学和功能主义音系学的接面:在抽象的音系分析中加入语音学(发音、感知)以及语言功能等因素(省力原则和感知清晰原则),将渐进性、梯度性的语音学研究与抽象的、非量化的音系学研究统一起来。尽管在形式操作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这种接面研究丰富了音系学研究,使其解释力大大加强。功能主义音系学部分主要介绍了功能主义形式音系学和非形式主义音系学的一些观点,后者如以Ohala为代表的非形式主义音系学派的“听者驱动”和“发音驱动”音变说。形式主义音系学派的观点本质上都是功能性的(发音省力和感知清晰原则),就发音来说,发音音系学(Articulatory Phonology)提出的音姿协调关系(gestural coordination)本质上也具有功能性(如发音省力和语速),Gafos提出了基于优选论的发音音系学,将音姿协调中的同界关系(ALIGNMENT)与发音和感知因素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Kirchner还尝试了基于发音力量的优选论分析方法(其相关的制约条件为LAZY)。Steriade和Flemming的形式研究主要集中于语音感知,如Steriade的特征准许理论(Licensing-by-Cue framework)和P-map理论,Flemming的“离散理论”(Dispersion Theory)。本文第二部分对发音音系学理论作了简要的评价。发音音系学认为姿态表达式及其之间的协调关系本质上能够产生音系(范畴音变)和语音(非范畴音变)上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音姿(比如重迭、屏蔽)很可能导致渐变的行为,而有些可能本质上就是范畴的(如音姿删除和添加)。这个理论的一个优势就是:许多现象以前从离散的、音系的解释上着手,现在用姿态协调和重迭可以更合理地予以解释。第二章简要介绍本文所利用的理论框架:优选论和发音音系学,并讨论了汉语音节内各音段间的音姿协调关系。第叁章主要分析了卷舌元音的发音和感知特点。卷舌音具有类型学和发音学上的标记性,但其感知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凸显度,对其声学和发音特点的研究表明:元音后的卷舌音的感知凸显度要大于在元音前,在发音上的表现为前面的元音具有卷舌动作,在声学上的表现为第叁共振峰下降,这些表现都为卷舌音的感知创造了提前的发音动作和声学音征,这是我们分析汉语儿化韵的发音和感知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汉语儿化韵不同形式的观察及其音姿协调关系的分析,得出了汉语方言儿化韵的两个基本的协调方式,这两种协调方式用同界关系表示为:儿化韵的这两种同界方式使卷舌元音后缀与声母直接协调,这就使卷舌元音后缀的感知凸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标记性制约条件有*OVERLAP(禁止发音冲突的音姿同步)以及与音姿表达式相关的忠实性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的不同排序就决定了不同方言的儿化韵形式。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在基于优选论的发音音系学的框架内对汉语方言的儿尾和韵母儿化两种儿化类型进行形式分析。第五章主要对汉语方言儿尾现象进行形式分析。儿尾的主要特点就是卷舌元音后缀自成音节,音姿上的表现就是没有重迭,制约条件上的反映为音姿的忠实性制约条件排序靠前,儿化韵制约条件由于排序靠后。这种排序决定了儿尾方言的韵母没有出现儿化现象。第六章主要分析以北京话为代表的方言的儿化韵。这类儿化韵的特点就是韵母发生了卷舌,但儿化韵的种类差异较大,这种方言间的差异在制约条件上的反映就是音姿忠实性制约条件、儿化韵制约条件及其他标记性制约条件之间位次的不同。第七章主要从音姿协调关系方面分析了汉语方言中的“中缀”儿化现象。音段插入也是汉语儿化的一种实现形式,这类方言中,插入的音段有两个,即闪音[?]和边音[l]。“中缀”儿化的产生是卷舌韵母与声母的特殊协调方式决定的,即ALIGN(C,release-offset),?r,onset),如下图所示:声母和卷舌韵母之间的音姿空隙就是插入的音姿,其语音特征介于辅音性和元音性之间,其作用是调和不卷舌声母与卷舌韵母之间的发音冲突。插入音段的这种特殊地位表明它只能是一个非卷舌的音段。本章还提出了叁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八章是本文的总结。
党静鹏[4]2017年在《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文中研究表明词语借用是一个过程,是词汇项目从源语转移到受语,并经过竞争与选择而最终融入受语词汇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大规模语料库和称名问卷为研究工具,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英源外来词的借用过程进行考察,并揭示借用过程背后的机制。本文采用创新与创新的传播这一有关语言演变的理论模型,将外来词借用过程阐述为两个过程:跨语际的词汇创新与词汇创新在受语言语社区的传播。外来词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借用者将英语中的词汇成分译借至汉语,在汉语中再创造为一个新的词语,由于这种词汇创新发生于两种语言之间,因此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机制是借用者的语际识别。语言的创新是功能性的,作为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外来词因汉语表达空缺或语用等动因的促动而借入汉语。创新的传播是社会性的,外来词借入汉语后在汉语言语社区内的传播实质上就是汉语说话人选择的过程,选择发生在语言系统和言语社区两个层面。语言系统层面,汉语说话人在表达同一概念的多种词形中进行选择,被选择的词形将规约化为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成员,未被选择的将被淘汰,逐渐隐退。本文在语料库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表达同一概念的音译词和意译词或固有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音译词词位变体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同义音译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以及字母词与对应汉字表达形式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语言特征和词语使用两方面讨论了影响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语言特征方面,将影响音译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概括为四个原则:填空优先原则、表义清晰性原则、语言经济性原则和受语模式匹配原则;字母词选择倾向性主要受表义清晰性原则和语言经济性原则制约。词语使用方面,外来词的借用时间、持续使用时间、使用频次和使用范围等因素都会对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产生影响。言语社区层面,在称名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年龄、英语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的汉语说话人在外来词选择上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新外来词上,新外来词在不同社会特征人群中选择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外来词在借用过程中在言语社区内的传播方向。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研究是汉语外来词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词语借用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外来词的借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现象,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与深化。
史宝辉[5]2004年在《汉语普通话词重音的音系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是针对普通话词重音所做的一项音系学研究。已有的研究表明，普通话词重音是一种缺少规律的现象，无论是基于直觉，还是基于声学实验的研究，乃至于海外学者基于节律音系学和优选音系学的讨论，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普通话词重音的一致模式。 作者通过对已有音系理论的总结和归纳、与外语(特别是英语)词重音研究的对比，认为目前的音系学理论足以对普通话词重音的规律做出解释。 研究采取语音学实验和音系学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在不重复前人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的重音实验，发现标志普通话重音位置的是音强(或能量)。 对实验结果的进一步考察发现，普通话的词重音与英语等语言的词重音分属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是针对“有声调”音节的相对轻重而言的，有声调音节的重读和轻读与轻声音节无关，因为轻声音节不参与音步的建立。这样轻声音节就作为“超节律”成分附着在其左面的音节，而这个音节必然是重读，以建立抑扬格的双音节音步。 在此基础上，研究得出了普通话重音指派算法和制约条件相互作用的排序。研究发现，普通话词重音的规律由以下几点组成： 1)两个有声调的音节构成一个音步，右面一个音节重读； 2)轻声音节不构成音步，而是附着在前面一个有声调音节上； 3)音步的组成不考虑语法构成因素，因此可以跨词生成音步； 4)逻辑重音或带有长元音的音节经延长音时可以充当一个音步，并且在时长上也相当于一个音步，这个音节必然重读。 5)在较长的词序列中，重音是有层次的，亦即某些重读音节会比其他重读音节更重。这一点往往取决于说话人的逻辑、强调、情感等外在因素，是说话方式问题，不是由语言的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其位置和数量都不稳定。 鉴于音步可以跨词生成，上述重音规律己超出了词重音的范围，是普通话整个重音音系的规律。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论述本项课题的目的和意义。作者首先讨论了研究重音的意义及英文stress和aceent的区别，指出就普通话而言，凡不是轻声的都应该视为“有重音(a ccented)”，而本研究关心的是:有重音的音节在节律上哪个更重(s tressed)、哪个更轻。过去对音节轻重的研究往往混淆了轻读音节和轻声音节，而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关键的突破口。然后本章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对普通话词重音的研究成果，找出了重音研究的问题和难点。 第二章和第叁章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作者从音系学的理论背景着手，介绍了音系学的语音学基础、在语法理论中的位置及推导规则和制约条件的理论和方法，进而对比英语词重音的语音学解释和音系学解释，讨论了研究词重音的推导音系学方法和优选音系学方法。 第四章叙述针对普通话词重音的音系学研究所进行的六组语音实验。通过其中一组英语词的声学表现确定了能量曲线作为考察普通话重音位置的标准，然后对五组汉语词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描述。 第五章运用音系学理论对普通话词重音的重音指派算法和制约条件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得出: l)普通话词重音的重音指派算法 循环规则: 超节律 音节延时 建立音步 端重音 行归并 2)制约条件相互作用的排序 音节分解》重音节重读》抑扬格》非结尾 第六章是本论文的总结。
艾朝阳[6]2016年在《语言边界论》文中提出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但语言到底是什么的老问题还没有解决。不仅老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而且新问题也在亟待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或语言与存在的问题,也即语言的边界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寻求找到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新视角,以此促成语言存在的边界转向。因此其主要贡献在于(1)明确提出语言是边界。(2)发现语言有边界。(3)建立了语言边界运动体系。(4)提出并实施哲学的“whereis”范式。(5)提出并初步建立了语言边界方法论。(6)回答了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总之,某个意义上找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边界。也即是回答了语言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思想史上还少有提出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更没有科学地回答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接近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我们的回答是:语言在边界。本文围绕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探索了叁个方面、回答了叁个基本问题。本文探索了(1)边界的属性及语言边界思想的源头(2)语言边界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3)语言边界方法论。本文根据语言的边界属性也就是语言的边界性回答了语言是什么、在哪里、语言能力是什么、语法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本文提出边界是语言、知识和主体性叁位一体的存在,所以,语言是边界的基本属性之一,由此提出建立新语言观、新知识观和新主体性观。文章把语言纳入整个宇宙的考虑中,认为语言是有层级性的存在,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指出人类语言(HL)的普遍语法受制于宇宙(世界)普遍语法,而人类语言的语法与语言能力也是有层级性的,各自有各自的边界条件。该研究为语法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划界,发现现代有关的语言理论各有自己的正确性,而语言边界思想有利于消解有关语言的一些冲突进而达到统一。本文通过对人类语言的中观和微观的边界运动,探索了边界语法,揭示了人类语言的边界性,并运用语言边界方法对语言的历时与共时的本质、词与句的边界问题、外语教育问题、语言的感知与产出问题、人-机翻译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索。通过该研究的实施,本文超越传统的“whatis”范式,开启了“whereis”的哲学范式,建立了语言学的语言边界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如果说海德格尔为存在找到了家——语言,那么我们为语言找到了“家”——边界,进而说明存在的循环本质。最终回答了语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语言是边界。
倪宏鸣[7]2007年在《维吾尔语和阿美语语言特征对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分析了维吾尔语和阿美语中与类型学特征有关的特点、与基本句型结构有关的特点和各自独有的特点。文章运用对比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试图以全新的视角剖析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对比特征和独有特征，为全面认识和理解这两种语言作出了大胆的尝试。维吾尔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阿美语是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语言，两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类型学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典型的黏着语。本文从类型学一致性的角度分析了黏着语类型特征表现在这两种语言中的特点。维吾尔语的基本句型结构是S(主)O(宾)V(谓)，阿美语的基本句型结构是V(谓)S(主)O(宾)，两者的基本句式结构截然相反，影响到了语言中很多方面。本文从基本句式结构的角度出发，参照Joseph H．Greenbe唱提出的“主要与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分析了其中相关的语法表现形式。此外，文章还对除以上两方面之外的独有特点进行了分析，尽可能对这两种语言进行全面详尽的描述。全文共八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对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对目前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介绍了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和角度，论文的基本框架及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集中阐述维吾尔语和阿美语中与黏着语特点有关的特征。分别从叁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语音的角度，分析了黏着语的形态特点对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语音产生的影响，包括元音辅音的弱化、同化、脱落、增音、音位还原等现象。从词法的角度，分析了黏着语的形态特点对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词法产生的影响，其中又分为对构词的影响和对部分词类的影响两个方面：提出这两种语言广泛采用派生法(添加构词附加成分的方法)和重迭法进行构词，与黏着语特点在词法上的表现密不可分；同时对这两种语言的量词和数词的词类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些词类的表现显然受到黏着语特征的影响。从句法的角度，分析了维吾尔语和阿美语所使用的句法手段主要是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上添加各种构形附加成分，例如名词的“数”(阿美语没有)、“格”，添加在动词上的各种时、体、态等和添加在形容词上的“级”；另外，还提出维吾尔语和阿美语中广泛使用动词的连接形(副动词)、动词的名物化形式(动名词)和形容词的名物化形式也是由黏着语的类型特点所决定的。第叁部分(第五章)：对比分析了维吾尔语和阿美语中与基本句型结构有关的特征。根据Joseph H．Greenberg提出的“主要与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对维吾尔语和阿美语中附加成分的类型、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领属成分和被领属成分的语序、形修名语序、数(量)修名语序、指示代词修名语序、形修动语序、副修动语序、形容词比差句的语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参照对比中可以发现，在附加成分的类型和使用前置词还是后置词方面，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表现与Greenberg提出的“语法普遍现象”完全相吻合；但是在其他的方面，这两种语言的表现与相关的“语法普遍现象”或者相符，或者部分相符，甚至完全相反。第四部分(第六章、第七章)：介绍除了与类型特点有关的语言特点和与基本句式结构有关的语言特点之外，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独有特点。独有特点正是这两种语言独具特色之处。论文分别语音、词法、句法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语音方面，分析了这两种语言的基本音节结构，维吾尔语的元音和谐律和辅音和谐律，阿美语的音位合并和省略、音位变体和音位混用等方面的表现；构词方面，重点介绍了维吾尔语丰富多彩的复合构词法和阿美语形式多样的重迭构词法，此外对这两种语言中的特殊词类进行了专项分析，包括维吾尔语的系词、助动词、形容词和阿美语的动词、有格位变化的名词、代词、格助词、形容词等；句法方面，分析了维吾尔语的式、语气—时、体、态和阿美语的式、态、体，从语法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一些特点可以从黏着语的类型特征进行分析，还有部分特点可以从基本句型结构进行分析，但是它们更多的特点则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而正是这些独有的特点将它们与各自的亲属语言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第五部分(第八章)：对前面章节中已经阐述过的语言事实进行总结、概括和补充；对前面章节中尚未阐明的语言现象进行补论。论文对构词附加成分、构词方式和构形附加成分进行了直接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维吾尔语的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是截然分开、互不借用的，而阿美语的附加成分常常兼作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在构形方面，维吾尔语较阿美语更多地采取添加附加成分的方式。总结和概括了“格关系”和“呼应系统”在这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最后补论了维吾尔语和阿美语在嵌套句式上的不同表现及阿美语中可以作谓语的词类特殊性。本文从类型学、基本句型结构和独有特征叁个方面对维吾尔语和阿美语进行了分析，为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这两种语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方式。论文主要参考了关于维吾尔语和阿美语的语法、词法论着，对其中的语言事实、语言材料进行整理、归类、再分析和再认识，力图从语言事实出发，以语言的不同侧面为切入点，全面把握语言的真实特点。
马秋武, 闫小斌[8]2008年在《优选论与音系不透明现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解释不同类型的音系不透明现象,一直是优选论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本文首先简要说明了什么是音系不透明现象,然后从叁个大的方面全面阐述了以往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类型的音系不透明现象的OT分析方法,这其中也涉及了最新提出的旨在解决不同类型的音系不透明现象的候选项链理论。
古丽夏·阿克巴尔[9]2016年在《新疆哈萨克族儿童母语语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学位论文在基于普遍语法的语言习得理论指导下,对自然语境下哈萨克族儿童口语产出当中的名词格属结构、动词语式(语气)以及语态等语法范畴的发展进行一个全面、系统地描述和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哈萨克儿童语言发展之规律,为全面认识儿童母语发展做出贡献。具体来说,本研究在基于普遍语法发展观的理论背景下考察了作者女儿Sara一岁半到四岁半叁年语言产出情况,并以Sara的语料为主自建34.6GB的小型口语语料库进行研究分析。在基于普遍语法的儿童母语发展观的基础上,我们首先根据哈萨克语名词格属结构、动词语式和动词语态的语法特征预测哈萨克族儿童名词格属结构、动词语式和动词语态的发展态势,然后具体分析哈克族儿童相关结构产出的语言特征,最后总结它们的发展态势。哈萨克族儿童Sara对哈萨克语名词七个格的习得顺序是主格→位格→宾格/属格→向格→助格→从格。Sara的名词的格词尾形态的变化是随着音系规则而发展变化的。具体来说,除个别特殊情况外,Sara对名词格词尾形态的习得都是以浊音底层结尾的格属词尾开始,发展到以浊音清化结尾的格属词尾,最后有增音鼻音的人称词尾结尾的格属词尾的,类似于英语的名词单复数和动词第叁人称单数的形态音系发展规律,说明儿童形态音系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同时,Sara对名词格词尾形态习得的另一规律是末音节的后元音先于前元音。而且,Sara对名词格属词尾的用法的掌握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具体来说,随着格属结构的习得顺序由单一化(一个格位)走向全面化(七个格位)。Sara的格属词尾的习得的正确率除位格、宾格词尾呈一个U-形的发展态势外,其他格属词尾习得的频率和正确率总体都呈一个增长的趋势,在叁岁半至四岁半期间习得的频率和正确率的增长幅度最为显着。Sara对动词假设式词尾形态习得顺序表现为同一人称单数的表达形式的习得顺序早于同一人称复数的表达形式。其习得顺序还受人称制约:就单数动词假设式词尾形态习得顺序而言,第叁人称单数sa/se>第一人称单数sa/se+m>第二人称的简体单数sa/se+(?)>第二人称的敬体单数sa/se+(?)z。就复数动词假设式词尾形态习得顺序而言,第叁人称复数sa/se>第二人称的简体复数sa/se+(?)dar>第二人称的敬体复数sa/se+(?)zdar>第一人称复数sa/se+k。Sara对动词祈使式词尾形态习得顺序除第一人称外,其他人称的习得顺序都表现为同一人称单数的词尾表达形式的习得顺序早于同一人称复数词尾的表达形式。其习得顺序也受人称制约:就单数动词祈使式词尾形态习得顺序而言,最先习得的是零形式的第二人称单数普通称谓,然后是总体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人称单数的动词祈使式形式-aj(?)n/-ejin/-j(?)n/-jin,最后才是总体使用频率最低的第叁人称单数的动词祈使式形式-s(?)n/-sin。就复数动词祈使式词尾形态习得顺序而言,最先习得的是总体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人称复数的动词祈使式形式-aj(?)q/-ejik/-j(?)q/-jik,然后是第二人称复数的普通称谓的动词祈使式形式-(?)dar/-(?)der/-(?)dar/-i(?)der,最后才是总体使用频率最低的第叁人称复数的动词祈使式形式-s(?)n/-sin。动词祈使式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的尊称形式较为复杂,且使用率不高,Sara的口语当中直到四岁半前尚未出现。对于哈萨克族儿童Sara来说,哈萨克语动词使动态词尾的表达形式的掌握是个难点,因为哈萨克语使动态的表达形式有适用范围不同的四套表达词尾,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动词有各自特殊的使动态词尾。Sara的口语当中只出现了两种使动态词尾:最早出现且使用频率最高的使动态词尾是只能缀接在动词k(?)r(看)后面的固定搭配使动态词尾-set;第二个出现的使动态词尾是哈萨克语中比较常见的是缀接在以-w,-j,-r,-l,-n,-(?),-z等结尾的动词词干上后元音音节后的使动态词尾-(?)z。Sara的口语当中出现最早的被动态词尾是最为常见的缀接在元音结尾的动词词干的第一套被动态词尾-1,以及在此被动态词尾-1底层结构之上缀接在辅音结尾的动词词干的第一套两种动词被动态被动态词尾-(?)l和-il。之后出现的是缀接在以-la/-le结尾的动词词干上的第二套被动态词尾-n,以及在此被动态词尾-n底层结构之上缀接在以-1结尾的动词词干上的第二套被动态词尾-(?)n和-in。(?)/i是哈萨克语的连接元音,哈萨克族儿童Sara使用中的规律是在所缀接动词的末音节中的元音是后元音时使用连接元音(?),所缀接动词的末音节中的元音是前元音时使用连接元音i,完全符合哈萨克语词尾缀接时须服从的元音和谐规律。通过对哈萨克族儿童语言系统中的名词的格属以及动词语式中的假设式、祈使式和动词语态中的被动态、使动态的深层语法结构的发展规律进行归纳总结,最终从理论层面上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全面认识了儿童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哈萨克族儿童语言系统中形态变化很大的名词格词尾和动词语式或语气范畴中的词尾形态发展和各自缀接的词的音系变化都是有互动的。哈萨克族儿童的第一语言的发展总体受语言自身和普遍语法制约。
王用源[10]2010年在《汉语和藏语复音词构词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历史比较法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学者们在论证语言的亲属关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汉藏语系语言中多数语言缺乏形态或形态变化极为贫乏,且有一部分语言的文字不是表音文字,有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比较困难。本文将通过汉语和藏语复音词构词的比较研究,探讨汉语和藏语在构词上的共性和个性,探索汉语和藏语是否在词的结构关系和构词方式上具有某种亲密关系,是否具有一些深层共同性,为研究汉藏语系的亲缘关系提供一点线索。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汉语和藏语的复音词。根据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分类,我们对复音词的构造方式进行重新分类,主要讨论汉语和藏语复音词的复合构词、派生构词、迭字构词、语音构(造)词。首先,论文分别对汉语和藏语的并列式、偏正式、动宾式、主谓式、述补式和其他构词方式的复合词以及重复合词构同进行了描写和比较。文章对常用的几种复合构词方式进行了逐一比较,找出汉语和藏语的共性和个性,并进行了一定的解释。论文指出,汉语和藏语的句法结构与复合词结构具有渊源关系,早期汉语和藏语的复合词是由句法结构凝固或紧缩而成的。这是汉语和藏语的共性特征之一。其次,文章对汉语和藏语的派生构词进行比较研究,讨论并界定汉语和藏语的词缀、准词缀,提出汉语和藏语复音词的词缀根据词缀的性质和功能可分为构词词缀和成词词缀,按照词缀的位置对汉语和藏语的前加式、后加式以及重派生构词方式进行分类,并根据词缀的性质对汉语和藏语的单音词缀和多音词缀进行了对照描写,从派生构词的类型、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典型的词根语”和“语素的单音节性”可能是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派生构词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第叁,文章对汉语和藏语迭字构词进行比较研究,区分了迭音构词和重迭构词,并重点考察汉语和藏语的重迭构词情况。汉语和藏语都可以运用重迭手段构造新词,汉语和藏语常见的重迭格式基本相同,论文按照各类格式进行了逐一的描写和比较,指出汉语和藏语中的重迭不仅是句法手段,也是构词手段,重迭贯通汉语和藏语的构词与句法,是汉语和藏语有别于他系语言的重要共性。汉语和藏语都具有重迭式构词法,并且在重迭格式和重迭方式上具有很整齐的对应关系,汉语和藏语在发生学上可能具有亲缘关系。第四,论文从语音学角度选取了拟声词、联绵词、外来词叁种类型的构造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论文分别从结构格式、词形、语言的系统性以及语言外部因素等方面比较了汉语和藏语拟声词的构词异同。在联绵词比较研究中,文章重点描写了藏语双音节、叁音节和四音节联绵词的衍生策略,并论证了藏语叁音节联绵词并不是都来自于四音节联绵词,有不少是由词根直接衍生而成的。通过对汉语和藏语联绵词的衍生策略比较,认为基于以“声韵”二分为音节结构类型而产生的联绵词是汉藏系语言与他系语言的不同之处。汉语和藏语在译借外语词的方式和外来成分的语素化等方面都具有很多相同之处,认为这可能与汉藏语语素的单音节性有密切关系。最后,论文探讨了汉语和藏语构词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认为构词法具有稳固性,构词法与语法结构是可分离的,并综合各章的论述,找出了汉语和藏语复音词构词的一些共性特征,如语素的单音节性是汉语和藏语关系的基石,汉藏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汉语和藏语语素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组合度。论文还将汉语和藏语的构词情况分别与其他语系语言的复合构词、派生构词、迭字构词和语音造词相比较,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探寻汉语和藏语复音词构词的共同特征,为研究汉藏语系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点线索。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论文以分专题的形式系统地描写汉语和藏语复音词的构词法,找出汉语和藏语在某些构词法上的共性和个性特点,并加以解释说明。同时,将汉语和藏语的构词特点与其他语言的构词特点相比较,进一步凸显汉语和藏语的某些共性。论文尝试探讨了构词法是否能作为判断语言亲缘关系的证据之一,并从构词法角度入手研究汉语和藏语的亲缘关系,为证明汉语和藏语的系属关系寻找一个新的视角。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对汉语和藏语复音词的构词法进行描写和比较,探讨汉语和藏语在构词上的共性和个性,为汉语和藏语的亲缘关系提供原始分析材料。第二,判定两种语言亲缘关系的有无、远近,除了靠语音对应和词的同源关系外,探讨构词法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语言亲缘关系的证据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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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语普通话词重音的音系学研究[D]. 史宝辉.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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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优选论与音系不透明现象[J]. 马秋武, 闫小斌. 外语研究. 2008
[9]. 新疆哈萨克族儿童母语语言发展研究[D]. 古丽夏·阿克巴尔.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10]. 汉语和藏语复音词构词比较研究[D]. 王用源. 南开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