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和淡雅 兼容并包——论“现代评论”派的美学风格及对当代文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兼容并包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淡雅论文,美学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以北京大学为基础的“现代评论”派，继承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在纷纭缭乱的多元思潮中，显示了他们的特色。客观地对其加以研究，不仅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因长期被忽视而应弥补的研究课题，而且，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倾向的规滥，其意义是深刻的。中国的后现代艺术虽未形成主流，但它毕竟表现出了消解传统、离折规范的后现代征兆。其实，在它演变之初，“现代评论”即有人指出：“艺术好象一位青年姑娘，终日在那里乱碰，闹得头焦额烂，一塌糊涂，不要说别人看了头痛，就是她自己也莫明其妙。不信，你瞧瞧什么意识派，未来派，触觉派，表现派等都是这样乱碰的结果哟！”①他们崇奉的是希腊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艺术。
“现代评论”派成员较多地接受了西方古典文艺思想，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种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的人道主义，在文学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关怀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特征。“现代评论”派正是把它作为建立中国新文学的理论支点。同时，他们还融合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美学中所追求的那种执着于我，返回自我以求内心自由，以臻于淡泊虚静的境界。“现代评论”派的作家们正是在这种兼容并包，温和稳健的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上的“冲和淡雅”的基本风格。这“冲和淡雅”四字，可以代表“现代评论”派共同的美学理想和文学特征。
一、至真至美的文学主张
“现代评论”派主将陈西滢认为“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②他十分重视文学所追求的至真至美的境界。这一点与陈衡哲有相似之处。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指出：“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因此，她作为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现代评论”的重要成员，十分重视文学创作“情感的至诚，与思想的真纯”。
在标举“至真至美”的文学主张中，他们极重视情感的真实抒发。他们认为艺术是“称情而出的一种有意义的形体”③。这情是形之髓，形是情之皮。无形不足以表情，但有形无情也索然寡味。他们论述了情感与文学形式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强调“人”作为文学主体的“心灵抒发”的同时，强调了情感在文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且指出这不是由外部“所借的‘情理’”，这种“情感”，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在其自身的运行”④。也就是陈西滢说的“用自己的心灵灌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陈西滢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称赞了白薇的诗剧《琳丽》。
同时，他们反对摹仿，认为艺术第一个重要在创造，在表现自我。他们认为：“不管动或静的艺术，最紧要的是在创造，是在开发从来未曾有的境界。”⑤只要艺术创作带有鲜明的个性，处处有“我”，它的外在形式，运笔就会各人各异，不会雷同。这不同中，就包含了创造。艺术既然是创造，就必须重视创造主体。刘开渠说：“这种借材兴起自己的热情，书之以表现自己的，是艺术上的正轨，是大作品产生的根源。”⑥他们很重视文艺的“表现自己”和“开辟新境界”⑦。不过，他们与创造社诸家在“表现自我”这一点上阐述略有不同，创造社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个人的生命”，认定文学“这种工作乃是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愉快，生命的幸福”⑧。这里，他们强调文学的表现生命又与他们重视文学的“抒写心灵”是有本质的联系的。
“现代评论”派作家大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从英美文学中深刻地感染了一种fairplay气质。他们认为文章不仅要有“生命”，有“生人的兴趣”，而且要有表现它的“相称的形体”⑨这二者的融合，便形成了如丁西林的随笔、陈西滢的“闲话式的satire的文体倾向。他们意在造成“一种深刻尔雅的空气”，造成一班“射他耳家”。但又不是追求一种廉价的趣味或尖刻的俏皮味。丁西林认为：“一篇喜剧，是少不了幽默和夸张的。剧词中，对意的，都是热于社会的各方面，也多少含有讽刺的意味。可是这些讽刺都是善意的都是热忱的”⑩，“现代评论”这种satire文体，同样是面对现实，是以“热忱”的态度来进行社会批评和讽谕的。它不仅对于促成风格各异的新文学的发展，活跃读者的思想，启迪读者的心灵，养成读者的审美情趣具有一定作用，而且，与当代作家的某些文论主张，文学风格与审美情趣也珠胎暗结。
这种satire式的随笔，在当代作家中随处可见：如李国文从果腹的角度比喻，认为随笔如盒饭，“一讲热量，二讲滋味”(11)。诗人邵燕祥认为：“随笔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它首先标志着作者的自由心度。”(12)蒋子龙也说：“随笔非得诚实不可，要有真谆，因为处处看得见作家自己。”(13)张炜看重的是它的诗魂：“随笔也是诗，而诗只是灵魂的凸现。我们如果寻不到一些人格上挺拔洁净的人，一些寂寞安然的人，也就一定寻不到好的随笔作家了。”(14)自然，上述当代作家这种随笔观并非直线从“现代评论”派作家那里来的，他们的随笔，也不一定受到“现代评论”派作家的影响；但其基本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特别是王蒙，曾在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中，就明确提出要大家来一点“费厄泼赖”精神。这虽然不同于“现代评论”派所指的内涵，但从中也可看出这种精神的时代延伸。我们读王蒙的许多随笔，包括他的短篇小说，的确感到一种王蒙式的“射他耳”气质，一种王蒙式的“费厄泼赖”精神。
除了从文学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出其与后代作家的联系外，在具体文学样式上，也显示了他们的文学改革主张的深刻性与当代意义。如在戏剧上，首先，他们强调戏剧的整体性：“凡是艺术，不拘内容与形式，必定是整个的。”他们指出旧剧的五种弊病是：一、破碎的片段的稀稀散散的；二、剧的成分太少；三、音调单调，不能充分抒情；四、缺乏世界性；五、不能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因此，革除这些弊病，才是国剧的出路。他们要求国剧“它的思想和背景都是‘中国的’。”他们提出区分戏剧的民族性与非民族性，“是一个内容问题，不是外形问题。”(15)可见他们对于戏剧的思想内容的重视。余上沅在《国剧运动》中则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国剧的民族性特点。他说：“中国人对于戏剧，根本上就要用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他认为戏剧不但是一般地表现人生，反映社会，而且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厚力。”同时，他强调了剧本、演员与舞台布景的有机整体性与融会贯通。陈西滢则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创造戏剧，先须研究人民的思想，习惯，嗜好。”他与“五四”初期部分新文学革命者主张打倒旧剧不同，认为民众的戏剧，要在旧剧基础上发展、创造。而这创造又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16)
“现代评论”派在戏剧观上的这些意见，在后来的戏剧运动实践中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当前，中国戏曲界在纪念梅兰芳诞辰百周年之际，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改革热潮，其中的基本精神，即早已为“现代评论”派作家所发露。可见，他们的戏剧主张，在当代仍有指导意义。
二、冲和淡雅的创作风格
在文学创作上，“现代评论”派标举的“冲和淡雅”的美学风格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体现。我们从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丁西林等的创作中就可看出这一流派共同的美学特征。
陈衡哲以莎菲的笔名，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孟哥哥》是其中的优秀篇章。作者把人生聚散离合的欢喜悲哀，从天真烂漫的孩子心目中，委宛曲折地渲染出来，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柔和幽淡之美。《运河与扬子江》在“江”与“河”的从容对话中，揭示出“奋斗出来的生命是美丽的！”的题旨。《洛绮思的问题》写一个当代有教养的女子的深深困惑。她找不到答案，只好在暖香软草的梦境中寻求慰藉，在人的命运与自然的交融中，她深有所悟：无山水不秀，无水山不青。“她曾深惜这两个湖山，不能同在一处，去相成一个美丽的风景。以致安于山的，便得不着水的和乐同安闲，安于水的，便须失却山的巍峨同秀峻。”作者以大自然的缺陷来“暗示”现实人生的缺陷，寄托自己的怀抱，表达出一种淡淡的惆怅情怀。
在陈衡哲的笔下，不论写聚散的悲欢也好，人生的缺陷也好，爱情的矛盾也好，都没有大波大澜，激烈尖锐的冲突和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而是淡绘轻描，从容不迫。她的作品有如深谷幽兰，呈现的是一种“幽淡”之美。
凌叔华是《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除散文、剧本多篇外，仅小说就达十三篇之多。她的创作风格是基本一致的。《花之寺》是她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一个书香家庭一对年轻夫妻的生活。这里有的是甜醉的芬香，阳春的烟景。男主人公幽泉是位诗人，却无端地感到枯闷，困惫，除了发出“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感喟外，一首诗也写不出。正当他憋得发慌时，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约他到郊外花之寺的“碧桃树下”去幽会。他被那信里的绮语芳词迷住了，第二天大清早，精心梳洗一番后就叫了一辆洋车朝花之寺赶去。那里是砖残瓦破，乱草丛生，他在一个不遮风日的草亭旁终于找到一棵桃树，他呆呆地等到“日午当窗塔影圆”的时候，仍然“玉人不见”。正在犹豫时，他夫人燕倩来了！他醒悟过来，原来那信是他夫人写的。他被捉弄了一回，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作者以那舒徐婉曲的笔致，写出了华服包裹下的人的无聊精神状态，“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她的小说没有陈衡哲小说那样直露，呈现出婉曲蕴藉，因而更加丰采动人。
如果说，陈衡哲的小说以“幽淡”见长的话，那么，凌叔华则是以“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所含藏的那种“温婉雅淡”之美取胜。
沈从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好几十万字的作品。在此之前，他曾以“休芸芸”笔名零星在北京报刊发表过短小习作。可以说，将一个无名作者培养成一位后来“驰誉中外”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与《现代评论》分不开的。尽管《新月》、《小说月报》也刊发了他不少作品，但那基本上是1928年之后的事情。他前期的许多优秀作品大都是《现代评论》发表的。沈从文是这个刊物上发表创作最多的作家。除剧本、散文序跋、诗歌和一部长篇《旧梦》之外，主要是短篇小说。由此，他在新文学文坛崭露头角，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题材异常广泛：有写旧军队生活的，有写少数民族边地风光的，有写青年男女恋情的，有写水手船夫长年漂泊不定的生活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擅长以缠绵曲折的情节来描绘湘西山区的生活“宁静”和“民性淳朴”。他的笔，犹如一支婉转悠扬的短笛，在充满原始野味的古老山区，吹奏出一支支略带抑郁的悠然的牧歌。这种带有原始山野之味的音乐，流溢在他那整幅连环的风俗图画之中，弥漫在他那抒情诗般的长歌短韵，浅唱低吟之中，贯注在他那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中。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山野劳人的不幸遭际，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下层军民的日常生活，穷乡僻壤的异俗奇风……凸现的是少数民族下层人民那种淳朴善良的品质。沈从文的创作与上述作家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并不在于他描写了奇风异俗，而在于他掘发了在这个带有原始气的生活环境中与自然的灵性和他们那种跃动不息的生命。可以说，从一开始，沈从文就注意了如何在小说创作中，去探索人与大自然的奥妙。他的这种艺术追求，与上文提到的“现代评论”派在文学思想上主张表现自我的“内在生命”有互相契合之处。不过，沈从文更注意探索人与大自然融合中的生命的流动。无论是他表现人民的善良纯朴的心情也好，还是表现带有原始性的生活风情也好，其中都是生气贯注，有一股强韧的生命热力在它的血管里流动。而这一切，作者又是以清新自然的笔致出之。他的小说如一支支充满着古朴乡野之风的牧歌。呈现的是清新自然，飘逸洒脱的风格，表现了“清淡”之美。
丁西林作为“现代评论”派文学创作上的压阵大将，这话也许是不过分的。丁西林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一发表，即震动文坛。作者用幽默的喜剧手法，刻画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矛盾复杂的精神状态，嘲笑了社会的某些侧面，并巧妙地把当时提倡白话文，讨论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带进了剧本。以后，他又写了《亲爱的丈夫》、《酒后》、《北京的空气》、《瞎了一只眼》、《压迫》等独幕剧。1925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独幕喜剧《压迫》，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成就，是他的代表作。剧本是为纪念一位被旧社会摧残致死的朋友而写的。它通过描写一个因为没有家眷而租不到房子的人所碰到的难堪遭遇，揭示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激发人们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压迫者的憎恨。他的喜剧具有独异的艺术风格。他的独幕喜剧，自然，隽永，意外，妙想天成而谐趣横生。尤其在含蓄幽默的对话、台词中常常逗人发出会心的微笑。赵景深称之“西林风”，也就是satire的风味。丁西林在前面提到的几位作家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作品的喜剧性，在于他作品那种幽默和隽永所酿造出来的喜剧趣味，但这又不是滑稽突梯，而是遥领风神，独树一帜。他的创作与沈从文的小说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的骨子里，都深含着祖国的诗的传统。更为明显的是，他和“现代评论”派的其他作家一样，戏剧里没有大波大澜，没有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正如李健吾指出的，读他的独幕剧，“能从平淡中领会出它的妙趣。”作为戏剧尤其是独幕喜剧的一种风格，丁西林剧作的这种“平淡”特征，同样是与“现代评论”派的“冲和淡雅”的整体风格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无论是陈衡哲的“幽淡”、凌叔华的“雅淡”还是沈从文的“清淡”，丁西林的“平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现代评论”派“冲和淡雅”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对当代作家林芹澜、何立伟、李陀、宗璞等都有影响。如林芹澜的《问号》、《微笑》、《阳台》等，带喜剧性的“误会”里却折射着一种“历史的误会”。他的小说中没有大波大澜，没有激烈壮阔的场面，表现的也是冲和淡雅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冲和淡雅”的风格中既包括了传统的中国美学中的冲淡特征，又融合了西方文学里的自由精神。而在这种兼包并容中，形成了属于中国新文学的某些规范。“现代评论”派的作家们大都属于拓荒者的那一代。尽管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有某些局限，但他们是处在时代的交替点上，能够在中西文化大冲突之中，有所承传与抉择，能将西方的艺术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相融合，又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规范。尤其在戏剧、文艺批评及翻译方面，他们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规范标准，这是难能可贵的。仅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也是有启示意义的。自然，当代中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有区别。如果说西方后工业社会的阙失面是思维方式过分规的话，那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失范，是文学艺术在思维方式上的失范。尤其是部分当代作家，他们执意追求的后现代化文艺思潮，从实质上看，即在消解语言中固有意义，乃至消解人类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失去了属于当代艺术思维的规范。在反权威、反中心、反崇高、反文化、反美的同时，未能找到一种新的式范。而“现代评论”派的美学风格及兼容中西的艺术思维方式，恰好给当代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范例。诚然，“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代表人物曾经在艺术上提出过在当时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纯粹艺术之主张。但今天看来，作为当代文学最具后现代色彩的艺术“广告化”倾向，在文学渐渐消解原有价值体系和功能格局的危机中，我们如能从“现代评论”派的美学风格和文学主张中吸取合理成份，重建文学审美体系，兼容并包，将艺术功能与社会现实结合，不仅能增强文学作为艺术产品在商品文化环境的竞争能力，而且，对于构建当代文学新的价值体系和功能结构，都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①②：陈西滢《西滢闲话·谈世界文学史》《西滢闲话·文章与饭碗》
③④刘开渠：《艺术的新运动》
⑤刘开渠：《徐枋的画》
⑥⑦刘开渠《石涛的画论》
⑧邓以蛰《民众的艺术》
⑨罗家伦《批评与文学批评（通讯）》
⑩《〈丁西林戏剧集〉前言》
(11)李国文《随笔与盒饭》
(12)邵燕祥《有韵为诗，无韵为笔》
(13)蒋子龙《写随笔上瘾》
(14)张炜《随笔也是诗》
(15)熊佛西《国剧与旧剧》
(16)西滢《小戏院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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