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危机下的苏丹南北内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战论文,危机论文,国家论文,苏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1-0168-06
苏丹南北内战于1955年8月爆发，1972以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签订暂时结束。1983年，随着尼迈里总统“伊斯兰法”的实施，南北内战再次爆发；2005年1月以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苏丹半个世纪时断时续的内战从本质上看是国家的认同危机。
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群体归属的一种认知，一种情感依附。通常来讲，民族、种族、宗教、语言、风俗等均是认同的媒介。国家认同通常在国民认同的意义上来理解，其含义是指生活在某一个国家之内的公民基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热爱基础上而建立起的认同[1](P180)。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了公民对自身的认同作为基础，就会对公民产生凝聚力，它对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苏丹作为构建中的民族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全国人民对国家没有统一的认同。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地区苏丹人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破坏了苏丹多年的和平与统一。苏丹北方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为认同的基础，而南方的非洲黑人则以基督教、黑人为认同的基础，两者都是地方性的文化认同，而不是统一的国家认同。对于苏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南北没有一直意见。“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是非洲-阿拉伯人？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什么？苏丹是什么？作为苏丹人，意味着什么？”[2](P109)
一、阿拉伯主义认同
阿拉伯主义认同是宗教、民族、文化的混合物，宗教是核心部分。它是阿拉伯人的一种感情依附，一种群体的归属意识，也可以说是宗教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合体。虽然阿拉伯人只占苏丹人口的1/3多，但是，无论是北方政治精英，还是一般民众，无一例外地选择阿拉伯主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北方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南方兄弟与自己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权益。在他们眼中，南方文化毫无价值，南方人的政治抱负被认为是夸张的，后者要求在自己的国家中拥有发言权也被嘲弄为自负[3](P282)。阿拉伯部落民以自己是阿拉伯人而自豪，根本没有意识到非洲主义的意义。北方人称单个的南方人为“贾努比”(Janubi)即南方人，复数形式为“贾努比因”(Janubiyeen)，仍然带有种族低劣、文化落后的含义，并且表征与北方人的社会经济距离[4](P409)。与对南方人的歧视相对的则是阿拉伯人对自身阿拉伯主义的骄傲，他们将其祖先追溯到阿拉伯半岛，甚至是半岛上的一些部落，乃至于先知穆罕默德家族。当然，许多是杜撰的，没有确实的证据。许多本土居民称自己为阿拉伯人，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阿拉伯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苏丹的很多阿拉伯人实际上是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Nubian)、丁卡人(Dinka)、努巴人(Nuba)、希卢克人(Shilluk)、富尔人(Fur)、贝加人(Beja)等等[5](P15)。根据1955/1956年度的人口普查结果，苏丹只有39％的人是阿拉伯人。即使那些宣称自己为阿拉伯人的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阿拉伯人，有些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结合的产物。正如阿里·马扎里(Ali Mazarui)观察到的：“苏丹的阿拉伯人通常夸大了自身的人数……许多北苏丹人是阿拉伯化的非洲人，而不是阿拉伯人。”[4](P401)
然而，北方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只是阿拉伯非洲人并不重要，关键的是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士，他们要么来源于宗教政党(苏丹议会制时期执政的乌玛党、民族联合党的支持者分别为伊斯兰教的安萨派和哈特米教团)，要么来自军队。这些人认为北方是阿拉伯的，他们以自己的阿拉伯出身而自豪。因而，即使从生物学角度讲，他们是阿拉伯人与非洲人通婚的产物，他们已经选择了阿拉伯主义作为自我认同，并且试图将此作为国家的认同。
北方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伊斯兰情结源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带来的是屈辱、伤害。为与西方抗争，北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主要从中世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寻找自信。这种阿拉伯主义成为北方人抗击外来侵略，寻求自我解放的情感基础、信心来源和借重对象。他们试图以阿拉伯主义拯救整个苏丹以此来消解自己在面临英国、埃及时的落魄、自卑。从一开始，苏丹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之时，就以阿拉伯伊斯兰为主，而不是统一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为旗帜。20世纪20～30年代，苏丹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希望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和统一，而不是融合南北之长的统一。
20世纪40年代，苏丹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毕业生大会就认为苏丹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明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非洲的社会和传统之上[6]。在苏丹的独立运动中，伊斯兰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是安萨派和哈特米教团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联合赶走了英国殖民者。
1956年独立后，来自尼罗河流域的穆斯林一直控制着苏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政府的主要职位均被其占据，议会、军队也同样如此。他们决定着国家的一切，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与其人口不相称的影响。北苏丹人认同于阿拉伯世界，他们通过埃及这个窗口观察外部世界。掌握国家大权的政治家们通过民族、宗教及地区主义的纽带来加强自身权力，动员公众。阿拉伯主义认同中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的中心地位源于尼罗河流域的精英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即他们的地位、价值及优先性(priority)是属于国家的，然而，其他人们的需要及问题是地方性的、次要的[5](P212)。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精英们重视北方，忽略南方，使殖民时代已经存在的地区差异扩大化，试图借助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带领南方走上文明的轨道。他们认为南苏丹的非洲人是非洲大陆最落后的人，无法激起阿拉伯同胞认同非洲的愿望。
上至北方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弥漫着对南方的歧视。这种歧视、偏见大大地影响了南北之间的关系。自独立以来，苏丹历届政府的所作都是相信阿拉伯主义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试图用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同化南方，使南方适合于阿拉伯伊斯兰模式。1965年，解决南方问题的喀土穆圆桌会议召开时，前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Ismazil al-Azari)曾毫不含糊地向大会陈述道：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有义务宣布，我们为自己的阿拉伯出身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我们的阿拉伯主义及我们是穆斯林而感到自豪。阿拉伯人作为先驱者来到这块大陆，传播真正的文化及人类基本的信念，为非洲带来了启蒙与文明；而这一切发生在欧洲陷入落后、无知，教义滞后，学术停滞的时代。是我们的祖先高举智慧的火把，推动了人类的解放与进步，是他们为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及印度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熔炉，使他们有机会对阿拉伯的高贵文化做出反应[7](P24)。
北方深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情结反映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对非洲文化的歧视。事实确实如此，所有的北方政党都认为，对于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性而言，南方被视为边缘化地区，要么被主导，要么被整合，要么作为外围被接纳。萨迪克·马赫迪(Sadiq al-Mahdi)曾多次执政，然而，南北的长期战争并没有使其改变立场。1986年，他任总理后不久，曾去东非访问。在谈到苏丹的南方问题时，他这样说道：“伊斯兰教在苏丹南部的失败将会是苏丹的穆斯林对国际伊斯兰事业的失败。伊斯兰教在苏丹负有神圣使命，苏丹是这一使命的起点。”[8](P41)马赫迪从穆斯林的阿拉伯国家寻求援助，他的口号就是苏丹的阿拉伯认同正受到非洲人的削弱。一直以来，政治家们采取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措施同化南方，否认南方的独特文化，激起南方的强烈抗议，导致南北旷日持久的战争。
政治家们鼓吹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忽略了其他非穆斯林、非阿拉伯人的感受。北方的政治组织，除共产主义者外，没有组织明确拒绝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体制的基础，没有组织不在确认伊斯兰教[9](p40)。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伊斯兰民族阵线，1989年借助军人政变掌握实权后，它通过各种各样的同化战略，从粗暴地使用武力到物质诱惑，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强加给南方，而且是不遗余力，毫不妥协。它坚持认为伊斯兰教是主体民族的宗教，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核心基础，因此它们应该用来限定国家的法律、政治及经济体制[5](P113)。伊斯兰民族阵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穆斯林国家，将苏丹作为在非洲撒哈拉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的基石。结果这使南北内战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的统治极端化。南方人坚决反对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要求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北苏丹人对阿拉伯主义的认同既是种族的，又是文化的，其中伊斯兰教是其核心。他们试图以伊斯兰教打造全体国民的认同，南方则以非洲主义与之对抗。国家在战争中徘徊，这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二、非洲主义认同
苏丹的阿拉伯主义超越部族认同而成为北方的主导认同，南方本土的认同再加上基督教的影响扩展为非洲主义。非洲主义认同是南方人的一种本土文化认同，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宗教情感将南方人联系在一起，虽然南苏丹部族众多，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南苏丹在认同上普遍倾向于非洲。
南方的部族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认同对象。历史上，欧洲人和阿拉伯商人进行的残酷的奴隶贸易及对该地自然资源的掠夺，加深了南方人对非洲同一性的认同，也带来了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即他们认为自己的居住地是独一无二的非洲实体[10](P19)。南北长期的不和导致南方拒绝接受北方的统治，拒绝接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论是传统的南方人，还是现代的南方人，他们一致在拒绝接受阿拉伯主义认同，拒绝国家的阿拉伯化、伊斯兰化政策，甚至对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模式持怀疑态度，对北方采取否定态度。
普通的南方人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非阿拉伯地位、非穆斯林身份在阿拉伯伊斯兰环境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南方人的共同处境培养出一种新的跨越部族的认同，导致南方民族主义情感的出现。正如一位南方知识分子所言：
南方人，至少是受过教育的南方人，他们在学校里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治目标已经跨越了政治分歧而以统一的面貌出现。同北苏丹的差异被认为是同阿拉伯人的差异，因而是同外来者的差异——也许就是敌人……尽力地将他们的宗教——伊斯兰教和文化，也很多次地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意志强加在南方人身上。南方越是对北方采取好战的态度，他们越是憎恨与北方相关的一切事情——而且他们越是被认为是南方的民族主义者[4](P210)。
南方人对阿拉伯主义从来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过，而是起义、抗争、反对。南方的非洲主义认同是一种建立在部落认同基础之上的地方民族主义情感，与北方的对立强化了南方的非洲文化认同，并且成为南方抵抗运动存在的缘由。认同的纽带是文化，语言与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丹代表着重要的分野。南方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南方人，构筑出一种富有侵略性、威胁性的北方，与此相关的是北方利用伊斯兰教、阿拉伯语和文化来反对南方，南方则是传统的宗教、语言、文化，及后来拥有的基督教和英语[11](P367)。南北的宗教、语言、文化的差异被政治化，并因此被强化。自1960年以来，南方的抵抗运动阿尼亚尼亚(Anyaya)运动、南苏丹解放运动都强化了南方的这种认同。
在1965年3月召开的解决南北问题的喀土穆圆桌会议上，南方抵抗运动苏丹非洲国家联盟的海外派领导人阿格雷·杰登(Aggrey Jaden)指出：苏丹完全是北方的阿拉伯种族和南方的非洲种族的混合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际上有两个苏丹，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基础。社会各部分之间没有共同的东西，包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认同、共同的利益和统一的标志。首先，最重要的是，苏丹还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北苏丹人呼吁的统一建立在历史机遇之上，它对南方的主导是强加的[10](P16)。
1972年尼迈里政府与南苏丹解放运动签订的亚的斯亚贝巴协议虽然暂时结束了南北内战，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家的认同危机这个核心问题，对于苏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没有明确定义。1983年，北方的阿拉伯主义认同由于伊斯兰力量的崛起而强化，南方人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然而，这时约翰·加朗(John Garang)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已经超越了非洲主义的局限，它要塑造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认同，力图使“一个新的、民主的、世俗的苏丹”成为所有苏丹人认同的纽带。但是南方人中的非洲主义认同仍然大有市场，1991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发生分裂，指挥官马赫尔(Machar)、阿科尔(Akol)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纳绥尔派(Nasir)主张南北分离，在南方建立独立国家就是明证。他们发表的声明宣称：
北方的政治家们将伊斯兰体制施于全国。南方人一直呼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从而将其作为苏丹这样一个多宗教、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纽带。这个鸿沟将国家分成两个部分，除非采取一些果断措施，苏丹将会陷入永久的战争。现在看来，实现和平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接受南北方需要一段时间单独存在的事实[12](P269-272)。
无论是阿拉伯主义认同，还是非洲主义认同，都是苏丹国内各族体的自我认同，均是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均是居于自身的宗教、地域文化特色的低层次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阿拉伯的政治精英们强调阿拉伯主义认同，忽略国家构成中的非洲因素，以阿拉伯认同来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权力。南方人以非洲主义认同来争取自身权益。两种认同都被政治化。苏丹南北内战实际上是对国家权力和资源的争夺。种族、民族认同是争夺国家权力与资源的一种方式。
出于实用目的，政治精英构建自身族体的认同(ethnic identity)，以加强自身权力，动员人民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样，认同被操纵，在特定的时间和背景下，认同在某些方面就可能被扩大。政治领导人就会采取象征性的、有组织的及强制步骤加强同一族体内人们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忠于共同的认同，从而作为一个政治单元(political unit)发挥作用[5](P4)。一旦一个民族、国家的定义与统治集团的种族、民族、文化或宗教认同相关，不论他们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这些因素都会成为构成歧视的基础，构成矛盾的焦点。
在苏丹，由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无法取代人们的宗教、教派、地域、文化、种族等感情，这些情感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导致各民族、各教派、各地区对统一民族国家的冷漠、疏远，导致教派斗争、民族暴力和国家分裂。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统一、安定团结和发展。无论是北方的阿拉伯主义认同，还是南方的非洲主义认同，其功效都在于维护族体存在、族体利益和族体特性，为本族体的利益服务，但是它们分裂了国家，削弱了国家的统一性。
三、国家的认同危机
阿拉伯主义认同和非洲主义认同都是人们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宗教特色的认同，它们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与苏丹的历史分不开的。苏丹的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不同的文化特色与宗教信仰。苏丹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是在19世纪出现的。苏丹的阿拉伯文全拼为“Bilad es Sudan”，意指黑人之地，是中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对黑人的称呼，其范围跨过大西洋、红海，直抵印度洋[13](P1)。后来，它演变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即现在的苏丹。然而，直到19世纪，现代苏丹的地理边界才基本确定，20世纪中叶由英国人最终划定。
1820年以前，由于沼泽、河流、丛林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南北之间几乎没什么交往，倒是苏丹北部受埃及文明影响较深。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后，经由埃及、红海向苏丹北部传播。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加速了这一进程。阿拉伯人不断涌入苏丹北部，使当地文明出现质的飞跃。经过长时间的交流融合，苏丹北部地区几乎被阿拉伯化，伊斯兰教成为当地人的普遍信仰，阿拉伯语成为通用语言。
从1820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入侵苏丹后进行的奴隶贸易算起，南方与北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过100多年。然而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主导南北关系的是血泪、痛苦、分歧和差异。阿里入侵后，南北方才有了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交往不过是血腥的、暴力的、痛苦的奴隶贸易。埃及人的统治只是从表面上结束了苏丹各地分裂的局面，实际上各地仍然是分裂的，缺乏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内核。1881年爆发的马赫迪运动虽然是苏丹现代国家意识的开端，但是，它强烈的伊斯兰教特色最终遭到信仰原始宗教的南方人的反对。苏丹丧失了南北融合的大好时机，国家仍然处于分裂之中。
1898年，苏丹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国的殖民统治对苏丹影响深远。在英国殖民政策的鼓舞下，基督教传教士纷纷进入南苏丹传播基督教，大部分南方人接受了基督教。更恶劣的是，英国在苏丹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禁止南北双方互相往来。1922年《封闭区法》颁布后，英国在南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阿拉伯人的影响，复兴非洲黑人的习俗；鼓励教会学校和办公场所使用英语，禁止使用阿拉伯语，允许各地小学使用地方语言；禁止南方人穿阿拉伯服饰，用当地人取代阿拉伯官员，驱逐阿拉伯商人，鼓励希腊人和叙利亚人经商，承认非洲法；同时，南方地区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学校，穆斯林学校、清真寺及宣讲堂被关闭。为达到永久孤立南苏丹的目的，南方教育全部掌握在基督教传教士手中，南北之间的联系被人为掐断，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北方人只有经过严格审查后，才可进入南方，同样，南方人也不得进入北方。南方有关阿拉伯文化的一切形式均遭封杀。
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强化了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教信仰，南方则保留了自己的非洲本土文化特别是原始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其结果就是在南北之间造成无形屏障，导致生活在同一屋顶下两个完全不同实体的出现，并且因各自特色而强化。1947年，鉴于自身在埃及乃至中东利益的考虑，英国不顾广大南方人的反对，最终决定将南北方合并成一个国家。
英国的殖民政策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最后，基于种种殖民利益的考虑，将这两个缺乏交流而又矛盾重重的实体合并为一个国家，必然带来种种问题。英国殖民统治对苏丹的最大影响就是南方政策，它不仅导致对南方的投资不足，经济教育发展的落后，而且强化了南北差异，这事实上与单一的国家目标是不协调的。最终，这个代价不得不由北方人和南方人共同承担。苏丹独立后的种种问题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埋下了。1956年1月1日，苏丹一独立，即面临着合法性问题，面临着国民的认同危机。广大南方人对新国家并不认同。许多受过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南方人表示，他们宁可继续被隔绝，也不愿意接受北方阿拉伯人的统治。
苏丹南北战争早在1955年8月已经打响。国家独立的前夜爆发南北战争，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它既是英国长期分而治之，“重北轻南”政策的产物，也是苏丹自治政府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它既是南方人的非洲主义对北方人的阿拉伯主义挑战的开始，也是南方人对新生国家拒绝认同的直接证明。自此以后，南北之间的裂痕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自独立以来，苏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苏丹人对什么是“苏丹主义”没有概念。南北社会发展的差异为不同认同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可以说，是发展的不同导致了认同的分歧。而反过来，无论是阿拉伯主义认同，还是非洲主义认同都强化了南北的差异和分歧。
独立后，苏丹的国家领导人一直试图将阿拉伯主义认同塑造为全体国民的“国家认同”，然而，它是一种确保阿拉伯人政治经济地位的认同，一种否认国家宗教文化多样性的认同。它是以阿拉伯文化霸权为前提的，并非着眼于苏丹多元主义的现实，遭到南方人的强烈反对。国家被两种并行的认同包围。在对苏丹阿拉伯性还是非洲性的不断追求中，北方的政治精英没有明确苏丹人的特性，这种特性既是阿拉伯的，又是非洲的。倒是多年的内战强化了北方阿拉伯伊斯兰与南方非洲基督教的二元分野。
在第一次内战时期，苏丹国家认同的危机主要表现为阿拉伯认同与非洲认同的冲突。北方人坚持一切属于伊斯兰，南方黑人要求建立独立的国家，这时国家认同危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分裂。在第二次内战时期，约翰·加朗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已经超出了非洲主义认同的局限，要求改革苏丹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要求宗教与国家分离，建立一个民主、世俗、统一的新苏丹。这时国家的认同危机集中表现为国家的制度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等。但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纳绥尔派(Nasir)仍然主张南方独立。非洲主义认同在南方仍然有很大市场。
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超越各族体自身认同，创建一种国家认同，将分散的各族体创建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族，既实现统一，又保持多元。这往往是最大的障碍，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与客观需要相反的是，北方人将大多数人的宗教——伊斯兰教，语言——阿拉伯语确立为国家的认同基础，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推行，完全不顾及南方的独特文化。有些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曼苏尔·哈立德曾这样说道：
30年来，由于苏丹统治精英的近视、无知及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苏丹的国家认同已经被遮蔽和扭曲了。我所说的政治精英指政治化的阿拉伯-伊斯兰统治者。他们来自北部及中部地区，如喀土穆、白尼罗河、杰济腊和科尔多凡等省。他们对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社会进行霸权式统治，同时包括北方的某些地区。正是这些统治精英能够建立或推翻政府，塑造公共观点，在多样性中处理实现统一所面临的挑战，向外部世界展现真正的苏丹[2](P110)。
1986年3月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同北方政党举行的科尔坝(Koka Dam)会议上，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加朗也曾这样解释国家的认同危机：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苏丹一直在寻找并且仍然在寻找它的灵魂，它真正的认同。找不到这种认同，苏丹就在阿拉伯主义中寻求庇护。这一招失败后，就将伊斯兰教作为统一的基础，其他人对此非常沮丧，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变成阿拉伯人的现实。因为造物主是另一种安排。他们求助于分离。这样，就有了不同的神话及扭曲以满足不同集团的利益……我们的认同之间没有绝对的分歧，我们需要抛弃宗派主义，深入地观察自己的国家[12](P127-128)。
苏丹认同的两重性导致国内内战频仍，在国外则使人们陷入身份危机，这反过来无论对阿拉伯主义还是非洲主义都是一种反击。人们在国外旅行，或在阿拉伯及欧洲国家访问时，他们发现自己首先是苏丹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或非洲人。苏丹陷入了两种认同的危机，苏丹真正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认同，是苏丹作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对它的认同，而不是以种族、宗教、文化及地域来划分的阿拉伯主义或非洲主义。经济学家阿拔斯·阿卜杜勒-卡里姆·阿赫迈德(Abbas Abdal-Karim Ahmed)曾为朱巴大学讲师，先后在海湾国家、欧洲国家工作过，对认同的不同因素曾做过深入的分析，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苏丹人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与阿拉伯人不同，特别是那些到过海湾国家的人。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回国后才知道自己与他们有多么的不同。当然，作为阿拉伯人，他们获益甚多，也喜欢这种认同。因为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被允许呆在这些国家。但是，在他们心底深处，他们知道自己不同。到达海湾的苏丹移民以前从未见过阿拉伯人。他们发现自已与当地人很不一样，不论是从种族、文化上讲，还是从社会生活上讲。当他们回国后，我不认为他们期望自己认同于阿拉伯人。当然，也有经济变数。一旦他们发现继续认同于阿拉伯人将会加强自己或组织的地位，他们仍会一如既往[4](P442)。
领导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加朗所要做的就是打破阿拉伯主义认同，超越非洲主义认同，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一种以苏丹主义为核心的认同，这是历史的进步。
苏丹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统一体，北方的阿拉伯主义认同、南方的非洲主义认同均是以宗教、语言、文化、种族划线的；然而，南方、北方又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体。南方、北方是被制造出来的符号、象征，是被用来争取自身利益，强调自身存在的标志，一种超越地理方位带有宗教、语言、文化冲突意义的政治词汇。北方人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则在非洲人那里得到庇荫。可以说，苏丹在独立后，只建立了一个政治架构，它没有成功地将国内各族体融合在一起，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认同，苏丹一直缺乏自己的国家内核、自己的民族精神。重新挖掘，塑造苏丹，超越种族、民族、文化与宗教界限的国家认同，为全民提供一种具有巨大包容性的价值体系，这对国家的稳定、发展有深远意义。
2005年1月的南北和平协议虽然解决了战争问题，但是允许在6年的过渡期后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南方的命运意味着民族国家包含着解体的因素。苏丹仍然在寻找一种核心的认同模式，一种为南北都接受的价值体系，2005年1月的和平协议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苏丹仍然有可能面临着分裂。苏丹南北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推行现代化建设，在各族体间实现权力共享，各族体共同发展；同时加速实现人的现代化，使人们超越自身狭隘族际身份的认同，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创建共同的文化意识，建立一种为全国各族体都接受的现代性国民文化，实现民族和解与宽容，使苏丹成为所有人都认同的“终极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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