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中的排泄物--从“人民公厕”看陈帼的电影_电影论文

香港电影中的排泄物--从“人民公厕”看陈帼的电影_电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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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也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城市,市民普遍缺乏政治热情和文化精英意

识,他们更多地追逐着经济效益以及物质享乐,在电影业更是如此。港片常常杂陈着很 多游离于故事情节的官能刺激画面、喜剧噱头、血腥场景以及过于冗长的追逐嬉戏,这 也是为迎合港人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的娱乐轻松要求的。在这些仅为博人一笑的手法 中,不乏对于人的基本生理现象的描绘,比如人的排泄排遗现象。尤其是在喜剧片中, 这种固执的排泄物情结不仅对于这些不洁污秽物从不回避,而且通过化妆、表演、台词 以及其他方式给予夸张而增强搞笑效果。由于排泄器官的私秘性以及人类意识认为排泄 物是人体吸收消化之后的无用污秽物,所以通常是从负面来延伸其比喻与象征意义的。

在《喜剧之王》中,片场工人对由周星驰饰演的尹天仇大吼道:“你是大便呀!”随后

片中用动画表现出尹天仇的主观想象:一块在马桶中漂浮的大便。在《倩女幽魂》中, 对于成年人的写实仅止于张学友的蹲式姿势以及顺手扯片叶子做手纸的暗示处理。而台 湾童星郝勋文出演的喜剧片中的排便“纪实”过程,则在充分铺垫了儿童的活泼无邪后 ,给这种鄙俗带来了容忍度。如果说这些香港电影借用排泄物只是停于一些浅显的比喻 方式以及粗俗的闹剧效果,那么陈果导演的《人民公厕》(2003)则直接将排泄作为一个 严肃而正面的题材,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圆满了自己从《香港制造》(1997)始对于生 命价值的思考。

在意大利影片《索多玛的120天》中,镜头同样对准了排泄物。这部影片取材于18世纪

法国作家萨德的小说,时代背景则移至二战末的意大利。该片导演,同时也是一位政治

评论家、社会革命者的帕索里尼选择了一个让当时的主流社会尴尬的题材,企望引起观

者的生理/心理震惊而进一步震颤其思想意识。在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罪行的同时

,也将这种污秽之物掷向其所鄙夷的社会体制以及中产阶级的品味。这种选择有力地表

达了他的政治思考和价值判断。如果说他借“排泄”与“情色”达到讥讽、反叛与控诉

,那么陈果则是借“排泄”达到了真正的“精神回归”。《人民公厕》滤清了港片中为

获取搞笑效果的夸张手法与不敬姿态,更没有萨德与帕索里尼在精神与肉体双重施虐受 虐的痛苦痉挛。其中老大爷躺在病床排便的过程,通过声响给予了毫无避讳的真实感, 也有着些许为疾病所折磨的老人在生理舒畅后的宽欣。然而片中充斥的种种“排便”动 作以及各个角色之间随时生硬牵回的“排便”话题,都为了讨论人的存在与生命的价值 。

同陈果其他所有影片一样,这部影片的主角们依然是草根阶层。这些被命名为“厕神

”的人纵然无从选择自己的出生,却沉潜于人生的思索,顽强地抗击生命的无常。冬冬

偶然地降生于一个公共厕所并被抛弃,没有自卑,没有对于自己出生的愁闷和寻找亲生

父母的渴求,他坦然于自己的处境,常在深夜嗅着公厕的气味醒来。但这并非因为出生 的无从选择而安于宿命,而是珍惜把握着眼下的幸运和幸福。他在“人民公厕”中冥思 ,讲述着那个关于“厕神”的传说。故事是忧伤的,语调却是平和的:虽然“天帝知道 ”,虽然“厕神”因为“出身卑微”注定“一生击败”,但是永不放弃,因为有着“使 命感”。

陈果电影有一条清晰的关于生死命题与生存意义的线索,其中缠绕的困顿、迷思在《

人民公厕》中给予了回答。《香港制造》中,沉迷于初恋无法自拔的许宝珊坐在高楼之

巅,遥望着天主教堂上直指天庭的十字架吃完了最后一杯冷饮,在幽沉的风琴奏出的圣

音之中自坠于街头。那个有着几分憨痴的阿龙拾起了那封浸染着血迹的遗书,于是,这

萦绕不回的死亡气息就沉沉地罩着这一群年轻人。随后,阿屏死于肾病,阿龙被杀,中 秋自杀。生存在这里只是“熬”。《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以下简称《去》)中,生 活的艰辛使得家贤在各种生存价值观的冲突中难以抉择,最后因记忆的遗失换来脚步的 轻松。《细路祥》(1990)中的家产纠纷以及从成人那里习得的价值观穿插在清澈无邪的 儿童情谊之间,也说明了香港市民一种固执于眼下利益的即时幸福追求。而历经世事的 老人则感叹“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看的”。在陈果随后的“妓女三步曲”中的前两部,讨 论了经济上的区域性差距以及随之伴生的歧视,还有为金钱追逐而导致的身体失陷和精 神流亡。除了上述关于生命无常、生存艰辛以及生命存在意义的影像言说外,贯穿这5 部影片中的认亲、寻根和回归话题也在《人民公厕》中得到了解答。即使其中的血亲纠 葛仍在,生死迷惘依旧,但是没有了狂澜难阻下的无力感与随波沉浮间的细弱呐喊,而 是正面肯定了血亲出身、人生意义与个体生命的价值。影片借由寻医救命开始了人生意 义的积极追寻:在北京,出生于厕所而成为厕神的冬冬为了医治奶奶的病先到韩国,后 到纽约寻药;在印度,以厕所为家并养育了第二代的印度籍香港厕神不仅为治病也为寻 根回到了印度;还有一个路过韩国海域而栖居于公用流动厕所的女神以及为母亲治病寻 医到长城脚下的香港女孩。这里没有了《香港制造》里团团笼住少男少女的死亡阴影, 只有对于生命的珍惜与礼赞;没有《细路祥》中祥仔揣摩成人心理,模仿成人行为,认 真求取赚钱之道的少儿老成。百元纸币不过是港生手中的玩具,折叠着游戏着只为博得 昏迷的奶奶一笑。那种尊老爱幼的情意流荡在整天议论排便次数的病房。《去》中在人 生路上载沉载浮的中年危机也消失了,没有命运的悲叹,有的不过是对于自己人生之路 的清醒选择,追寻什么、放弃什么,都有自己精心的安排。

永恒不变的爱也是陈果一贯埋伏的线索。《人民公厕》中奶奶、张大爷、李大爷之间

倾尽一生温馨甚至和谐的三角恋情是最为灿烂的烟花。这种情感同样地存在于《香港制

造》中的中秋、阿屏与阿龙,《细路祥》中的奶奶、新马仔与海叔之间。这种爱因为不

变,所以生死相守。纵使中秋、阿屏、阿龙生命短暂,却也实现了终生的誓言。这种爱

在陈果的柏拉图主义中,在三个老人反复强调的“结婚”中,只与精神相契,而与肉欲

无缘。这种纯洁性不单是阿屏笑靥旁的泪雨,也是张大爷和李大爷玩笑间的相互“咒死

”,还有海叔和祥仔对奶奶笨拙姿势的模仿。

《人民公厕》对于陈果以前作品的超越在于其跨地域、跨种族的影像表达所关涉的哲

思主题。这位自称为“有着思考的导演”在这部影片中终于求得了答案。首先,对于经

济落差所造成的地域歧视在这里消失了。《榴莲飘飘》(2000)中因拜金所丧失的精神家

园终于“回归”。在香港做“北妹”的小燕因着难以释怀的隐痛,在家乡冰天雪地中怅

然地仰望也终难平服,在这里由冬冬对排泄的俯察得到了安顿;《香港有个好莱坞》(2

001)中上海、香港、好莱坞的城市优越感也不复存在;甚至在《香港制造》中“听到深

圳就烦”的中秋到了《人民公厕》中变成了山姆泰然自若地“打算到大陆做生意”。《

人民公厕》中的各种角色都是淳朴而厚道的,相信、追问并寻找生命意义。香港、北京

、韩国、纽约、印度,只是地理名词,是爬山涉水寻医求药下一个艰苦历程的表达,犹

如寓言故事或者传说中为了刻画人物的坚韧而设置的阻碍:“……爬过了九百九十九座

山,趟过了九百九十九条河,饿了吃野果,渴了喝山泉……”——这种执著是浮躁的现

代人心为了赚取快钱或迅捷达到目的而几乎丧失殆尽的。没有过多展现各城市和地区在

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更不讨论其中发达/落后之成因,也没有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的探讨,城市只是镜头虚晃而过的背景。而各个地区的年轻人在服饰着装上的相似,却 是资讯发达所带来的全球流行趋势的雷同,族群的差异仅仅在于肤色和使用的语言。港 片往往凸显大陆与香港因现代性步伐的参差所拉开的大众流行文化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差 距,强调世界时尚潮流与封闭环境中携带政治信息的审美趣味的可笑对比。这事实上是

政治与经济在历史宏观比较下所得出的社会文化的结论对于民主发展制约性的嘲讽。但 是,随着香港的回归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某些喧嚣尘上的诘难与担忧回落。这 其中也有港人更注重解决眼下问题的务实态度:不论改变与否,不论选择记忆还是遗忘 ,生存价值是永恒的,生活也总要往前走。

在《人民公厕》中,“草根”不可忽视的生命尊严得到了彰显,人际关系在人类的基

本生理要求中完全平等,人类的排泄指向了人性的基本诉求。由此,从人皆具有的生理

共性完成了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探讨。那个马桶视点对于人群的巡视,是立足于草根而肯

定生命价值的热望与崇高。虽然陈果的影片中还是没有出现中产阶级与高官厚禄之人, 但是,对于北京、韩国、印度、香港、纽约出现的人群都是平视的。这里,只有对生命 的尊重。片中还特别设置了驻京外国大使和记者的第二代,因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由 此在语言、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上与冬冬几无差别,同样地在厕所吸烟,谈论着同样的 话题,关注着同样的事物。最终,他们为了“寻根”而回国。因为,不能做一个“不懂 意大利历史的意大利人”——这回答了《去》片中关于回归的迷思以及《细路祥》中对 于认亲的固守一词。历史的洪流终将席卷各种异见朝向它难以阻截的方向奔涌,它们只 能是朵朵必将回落的浪花。这里没有了以往港片中“九七大限”来临之际一次次时间字 幕刻意营造的紧迫感,新世纪的钟声带给冬冬的是展望、是对现代文明的反省。寻医访 药未必定有结果,而片尾踏寻的漫长队伍指明了寻找的过程才是重要的。

陈果电影中明显的香港特色不仅在于他的香港题材,同时在于他剧作中那种香港导演

堆砌细节的常用手法。王家卫常常将同种体验和感受反复刻画并放大,营造出一种情绪

氛围,其中的人物关系是简单的,甚至,故事段落间的人物是毫无关联的。与之相反, 陈果是将多种情感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聚焦于一个人物上。尤其是导演个人将自己关于 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现象与事件的思考投射到小人物的言行举止与日常生活中, 将自己的沉思生硬地贯注在他影像中的草根生存中,人物形象总是造成意义超载。

王家卫的《堕落天使》作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现代版,片中两

段故事同样飘溢着香港这个殖民地的落魄孤独感。最后金城武与李嘉欣骑着机车驶出隧 道,也不过是两个有着相同人生体验的人一次即将忘却的依偎。《花样年华》更是在手 法上一次又一次地复沓着浓浓的怀旧色彩,没有被离弃的撕痛,却在淡然忧伤上多了一 丝自恋的快慰,仿若这个孤寂而喧嚣的都市对于“割让”已习以为常。至于婚外恋情的 家庭和社会后果不是他所要追问的。而陈果电影中,人物关系在他针针线线的密织下, 要承担那么多不仅关于历史追述、国土复收、血亲相认和精神回归的沉重,还要描画香

港街头巷尾的人伦常情、日常悖理。由此小人物常常不得不有大志向,少年思考着生死 离别并承载着人生使命,而曾经保家卫国的军人沦落至艰难生存的尴尬境地。

陈果似乎尊重杀手这一职业,犹如他同样尊重妓女这一职业一样。杀手在他的影片中

有着线索清晰的发展与变化。《香港制造》中的中秋曾受雇为杀手,但因为稚嫩,杀人 时落荒而逃。到了《去》,家璇则在一片灿烂烟花下态度从容、手法利落地杀人;《人 民公厕》中,职业杀手山姆则在爱的驱力下决定放弃杀手生涯。这条线索在几部片子中 ,从刻画人物在心理上的惶恐到神情的泰然,最后偶然却又宿命地被外力所阻止,似乎 在说明现代化发展下自由民主思想对于千奇百怪职业出现的认可,但在情理上以及法制 下所必然要进行的分辨与清理。冬冬莫名地应承了杀手,卷入这次事件,只是导演为了 让他更深刻地领悟生命的可贵。将“自由女神”改称为“自由神医”的杀手山姆,在他 对女友爱的承诺中,在他远去纽约执行杀人任务与其女友为母求医长途跋涉至长城之间 ,在他与冬冬谈笑风生地议论生死之时,生死悖论在他这里强烈地纠葛着。他仰视“自 由女神像”,而冬冬仰视着他。冬冬在纽约街头偶然与这位杀手相遇后就开始迷惑并停 止了思考。这个为了挽救奶奶生命四处寻药的18岁北京少年,只能懵懂地听着香港杀手

“用枪杀人总比病杀人少”的言论:在这里,与其说是冬冬无法对这位杀手做出判断, 不如说是导演不想对他做出判断。陈果对于生命、生存、生活也困惑着,生的奈何指向 了死的奈何,由此,为挽救生命、抗拒生老病死之自然规律,与僭越法律、违背人性常 情、肆虐生命并存。这也常常是香港电影不得不将中国古代文学中“侠”的定义改写并 同时灌注进“义”这一理念,以戏谐的亮光、伪造的崇高和悲壮铺平其间的裂隙,驱散 无政府主义的暗影,舒解其中难以决断的矛盾。这些角色无论是言词举止间的怠慢侮辱 ,还是对生杀予夺的绝对掌控,都常常踩着“侠士”的步法而义薄云天,《古惑仔》系 列就是最好的案例。

难以忘记的是《人民公厕》片头中那双赤子的无邪双眼,透过黄色的尿液凝视着街上

匆忙的人群。人就是这样懵然着在自己的基本生理要求中好奇地长大,求知与求存相伴

,也许失望总有,也许遗憾难免,甚至迷惑与恐惧常常使得我们失去方向,但是尊严与

目标必须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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