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亏损原因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国国有企业在总体上效益不佳，亏损严重。认真研究其亏损的现状和原因，以便有的放矢地对症下药，寻找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选取亏损额、亏损面、亏损率（即亏损企业亏损额与盈利企业盈利额之比）三个指标来描述企业亏损。从表1可以看出，1986～1995年，企业亏损总的趋势是日趋严重，特别是1988年以后。从亏损额看，1988年只有106.57亿元，1989年上升为234.05亿元，上升了119.62个百分点；1990年更急剧上升为453.68亿元，是1988年的4.26倍，是1989年的1.94倍。从亏损面看，1988年只有11.66%，1989年上升为15.89%，上升了4.32个百分点；1990年为21.07%，比1988年上升9.41个百分点，即上升了80.70%。从亏损率看，1988年为8.22%，1989年为18.96%，上升了10.74个百分点；1990年为44.7%，比1988年上升了36.54个百分点，即上升445%。
表1 乡及乡以上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
亏损额（亿元） 亏损面（%） 亏损率（%）
1986 72.42 13.167.62
1987 84.68 14.387.78
1988 106.5711.668.22
1989 234.0515.8918.96
1990 453.6821.0744.76
1991 457.4918.7342.52
1992 469.0615.9132.54
1993 638.8619.3328.51
1994 772.4519.9930.55
1995 883.0821.1434.50
从1990年开始，企业亏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亏损额在急剧上升之后继续缓慢上升（1993年上升幅度大一些，比1992年上升36%，但同1988年到1990年的上升幅度相比，则小得多）。从亏损面和亏损率看，1988～1990年和1992～1994年也都分别呈上升趋势，1990和1991二年的亏损面和亏损率突然奇高，是因为国内进行了大幅度的国民经济调整和西方国家经济制裁所致。如扣除这一因素，亏损面和亏损率则一直呈上升趋势。企业亏损的程度在加重。
二是企业亏损与工业增长速度原有的负相关关系已经不很明显。1988年以前，在工业高速增长时，企业亏损较大幅度下降，而工业增长减速时，企业亏损较大幅度上升，二者的负相关关系非常明显。但是，从1990年（甚至包括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国工业生产从1991年步入正常增长阶段后，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1991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为20597.45亿元，比1990年的16793.12亿元增长22.65%；1992年为25866.33亿元，比1991年增长25.58%；1993年为38084.13亿元，比1992年增长47.23%。但即使在这样高的工业增长速度下，企业亏损状况并没有象以前一样趋于好转，从亏损额看，反而日趋严重。这就表明，现在已经不能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解决企业亏损问题的办法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经不能作为主要办法了。
从表2可以看出，1978～1995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非常明显地区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8年和1988年～1995年。前一阶段，企业亏损额很小、亏损率很低，而后一阶段则亏损额很大、亏损率也很高。也就是说，整体而言，1978～198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问题并不十分突出，而1988～1995年则不同，这一问题非常突出。正因为如此，后面我们把1988年以后的亏损状况作为分析重点。
表2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基本情况
亏损额（亿元） 亏损面（%） 亏损率（%）
1978 42.06 19.307.63
1979 36.38 17.646.07
1980 34.30 19.175.53
1981 45.96 22.907.34
1982 47.57 20.787.37
1983 32.11 12.754.77
1984 26.67 10.203.63
1985 32.44 9.66 4.21
1986 54.49 13.077.32
1987 61.04 13.007.20
1988 81.92 10.918.41
1989 180.19 16.0319.52
1990 348.76 27.5547.33
1991 367.00 25.8447.71
1992 369.27 23.3640.83
1993 452.64 28.7835.64
1994 482.59 30.8936.79
1995 540.61 33.5343.87
1988～1995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情况同同期全部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的基本态势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增加的要多一些。但是，从亏损额看，国有企业占全部亏损的比例则基本保持不变（其比例1988年为76.87%，1989年为76.99%，1990年为76.87%，1994年为62.11%），而且1993年还比以前有明显下降。研究这种现象，当然要将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考虑进去，但退出国有的企业中，往往效益不好的大都是中小企业，而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变成了合资企业，往往都是大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亏损额比重变化不大，不能简单用国有比重减少来解释。这表明，同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这段时间的亏损并不是更为严重。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复杂。概括起来，可以划分为体制性原因和非体制性原因两大类，体制性原因分为企业自身原因和企业客观原因。企业自身原因，即机制弊端和企业管理滞后；企业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四条，一是传统体制留给国有企业很多历史包袱；二是十几年改革的成本大都由国有企业承担；三是宏观调控不当，造成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四是宏观政策问题，财税体制和会计制度重大改革，汇率变化剧烈、进口产品对国货市场的冲击等等。非体制性原因即趋势性原因，分为结构变动性原因和成本上升性原因。所谓结构变动性原因，是指由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导致某些产业的结构性衰退，加之衰退产业的退出障碍，引起该产业的行业性亏损；所谓成本上升性原因，主要是指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一方面由于形成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之后，企业产量增加和产品提价受到市场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各项成本要素，如劳动力价格和能源、原材料、土地等“稀缺资源”价格都呈上升趋势，抵消并超过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的趋势，从而最后导致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特别在我国的体制转换期，比价的剧烈变动更使产品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一）国有企业亏损的自身原因之一：缺乏健全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特别是缺乏三个层次的约束机制，这是当前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
分析影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并导致亏损的原因，从企业自身来看，最主要的是在机制上存在弊端。这个问题单靠80年代的“扩权让利”不可能根本解决，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研究企业亏损和企业改革时，理论界提出必须转换经营机制问题，在对社会主义“三类经营机制”进行了分析[①]之后，提出必须建立既有激励，又有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从当前来看，国有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企业的经济动力和激励机制虽比以前增强，但仍不规范，很不健全，特别是缺乏约束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历经改革，仍然容易陷入亏损的重要原因。当前的缺乏约束，可以概括为缺乏三个层次的约束机制：在国家股东层次上，国家股东缺位，缺乏产权约束；在各级政府层次上，政企不分，以政代企，无经济责任约束；在企业层次上，企业经理层无职业风险约束。
首先是国家股东缺位。在传统的“工厂制”下，产权不清，在国有企业内没有法律化的国家股东代表。有的国有企业甚至是“没有资本金的企业”，没有国有资本，哪来国有股东？国家股东缺位，厂长、经理也很难对国家负责，而很容易倾向于和职工一起算计和“流失”国有资产。特别是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后，一方面，克服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责权分离的弊病，但另一方面，厂长拥有经营大权之后，存在国有股东缺位，缺乏国有股东从企业内部对企业经营者强有力的监督，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经济效益的下降。
第二个层次是各级政府无经济责任约束。这就是在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长期存在政企不分和以政代企，政府有决策权而无经济责任约束。在我们调查中，各地许多成为亏损大户的新建成大项目，其中有很多项目是“省长项目”、“市长项目”和“局长项目”，不作详细市场调查，不经周密科学论证，由政府凭想当然盲目决策。投产即积压，而政府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在各地，这类亏损企业的个数不一定很多，却往往亏损额巨大，债台高筑而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
第三个层次就是企业经营领导者缺乏强有力的职业风险约束。对国有企业来说，明晰产权，并加强国家股东对企业的产权约束固然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企业是所有者的，不是经营者的，一旦经营失败，企业破产，损失的财产也不是经营者自己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经营者却为什么能兢兢业业，拼命争取企业经营的成功呢？其要害就是对经理层建立起了“硬约束”的职业风险机制。这就是把经理们的荣誉、地位、工资待遇同企业经营绩效紧紧捆在一起，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这是一种职业风险的硬约束机制。而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则不然，那些经营得很好的厂长经理。一旦退休，则变得一无所有，导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营造“新巢”找后路的“58岁现象”。而那些把企业经营得严重亏损甚至破产的厂长经理，只要和政府领导“搞好关系”，照样可以“易地作官”，甚至官作得更大。厂长经理没有经营的职业风险约束，就没法使他们象经营自己财产一样兢兢业业，相反这种存有弊端的机制倒会引导厂长经理们利用职权，为同政府领导拉关系而牺牲所有者利益。现实生活中，有些国有企业一方面严重亏损，另一方面厂长经理照样请客送礼，花天酒地，挥霍浪费，就是对这种机制的最好注脚。
（二）国有企业亏损的自身原因之二：计划经济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企业管理模式，从经营观念到管理方式，都同市场经济很不适应，同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管理滞后”而大大降低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甚至陷于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有企业的环境、性质、任务、目标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所需要的物资、资金、员工都是由政府按计划分配，生产的产品也都是由政府统购包销，国有企业只是一个纯粹的“生产车间”或“制造工场”，企业同市场隔绝，也不需要市场。企业纯粹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对政府的内在机制就是“等、靠、要”，企业的目标就是按政府的要求完成计划产量，政府评价企业的标准，就是看企业是否听话，是否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由于这样的导向，由于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不通过市场的交换和价值尺度的检验，产品的实物指标便成为再生产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全神贯注的中心指标，资产负债率，投入产出率，投资回报率，资金周转率，成本利润率等这些本来反应企业效益的重要指标被完全冷落而黯然失色。因而，企业的性质完全变了。本来，“企业、企业，就是企求利润的事业”，而在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却变成了只关心实物量指标完成的单纯生产单位——制造工场。所以，外国学者在80年代初考察中国企业之后，发出了“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的感叹。在这样的体制下，可想而知，国有企业的加强管理，其内容无非就是围墙以里的单一生产型管理。
当我国的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之后，国有企业几乎都被一下子推入市场经济的海洋。企业由事事依赖政府的附属物，变成了自主经营、自我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营主体，决策主体，投资主体和市场主体。人财物诸项生产要素都要求企业在市场中通过交换取得，企业的产品必须经过市场交换，并在激烈竞争中接受用户的选择——这一选择是十分严峻的，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商品生产者的惊险跳跃”，如跳不过去，“被摔死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国有企业由过去的市场隔绝，一下子变得与市场生死攸关。
企业环境的这一深刻变革使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国有企业管理的内涵和范围必须作一系列的深刻变革。概括起来，这些变化主要是：（1）从以生产为中心的封闭的生产管理转变为以市场为中心的复合开放的企业经营、企业战略经营和市场营销；（2）从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中心的经营；（3）从被动地为应付上级部门评比检查而抓管理转变为主动地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抓管理；（4）从忽视宏观信息和市场信息转变为高度重视各种信息和信号，并作灵敏反应和及时决策；（5）从一般化地在企业建设精神文明转变为个性化地培育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形象。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提出的这些“转轨变型”要求，也是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和传统观念的挑战。不用说竞争激烈的中小企业，就连一向产品都是“抢手货”的冶金系统两家“大哥大”企业，一家遭到用户退货，一家产量指标上去了，库存积压却创了历史纪录，都被市场经济上了严厉的“一课”。
从国有企业来看，对市场经济反应敏锐，及时转轨并积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和企业领导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领导对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怨天尤人，从观念到行为都极不适应，非常被动。我们课题组调查中发现有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是“先进企业”的国有企业，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竟跌为“亏损大户”。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企业管理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和方法大大落后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此相反，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则能灵活的适应市场，与国有企业激烈地争夺市场份额。因而，在各级政府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时，必须认清企业管理在内容上的这一深刻变化，在我们分析企业管理方面致亏因素时，不能笼统地讲国有企业管理落后，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加强”传统的企业管理，而是首先要弄清国有企业管理究竟落后在哪里？要加强企业管理是加强什么样的管理？应该说，国有企业管理落后就落后在对市场的适应性上。因而要害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转变观念，建立全新的企业经营理念、经营战略、经营策略、决策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一句话“管理也要改革”——用改革的精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用改革的精神批判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学模式，重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
在总的抓住对市场的适应性差这个主要矛盾之后，也要看到有些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同以下几项具体管理上的问题相关：一是无严格的成本控制，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制度松驰，浪费严重，“高消耗、低效益”在亏损企业，特别是政策性亏损企业极为普遍。二是忽视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造成产品落后，工艺陈旧，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这是多数严重亏损国有企业共同存在的突出矛盾。三是企业没有可靠的市场调查和投资分析，不从企业的自身优势特点和可能性出发，盲目决策，上新项目，或者无流动资金，不能投产，或者产品出产即积压，企业背上沉重债务包袱，企业“欲活不成，欲死不能”。当然，这三个管理方面的问题，究其根源，仍与企业机制，与对市场的适应性有着密切关系。
（三）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宏观体制和政策原因：主要有宏观政策大幅波动、投资结构不合理、财税和外汇体制剧变、历史欠帐和国有企业承担改革成本、政策性低价管制等等。
1.宏观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起伏较大，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时紧时松，这种状况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明显影响。高速增长时期的需求膨胀对企业形成误导，造成在速度相对平稳时期企业的大范围亏损。
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旺，企业的效益较好，甚至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也会有销路，刺激了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提高产品的技术与质量水平和降低成本。当这种高速度难以为继、政府采取较紧的宏观政策时，就会有较高比例的生产能力过剩。当整个行业生产能力明显过剩时，总会有一部分企业处在亏损状况，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起大落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明显，第一，国有企业在融资渠道、产品销售市场等方面仍与政府部门有较多联系，因此，政府的紧缩政策最易对国有企业产生明显影响；第二，国有企业中生产投资品企业的比例较大，而政府的紧缩政策主要通过控制投资增长来实现，因而国有企业特别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
2.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影响
投资结构不合理对国有企业效益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国有企业得到的投入明显减少。改革开放以来，政策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例大幅度减少，已从70年代末期占70%以上下降为1994年的6%。信贷资金的使用也更多地考虑投资效益，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由于历史负担等原因，债务负担较重，偿还贷款的能力较差，得到银行贷款很困难。因此，这两个国有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又有较多资金通过信贷渠道和其他融资渠道，投向非国有经济。资金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短缺的要素，融资能力差成为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的重要制约因素。
（2）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大。改革以来，企业的筹资渠道增多，各种自筹资金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但是，这些新的投资渠道主要存在于一些规模经济不显著、资金回收期短、预期收益较高、非国有经济较为密集的行业中，如轻工、纺织行业和一些消费类机械和电子产品。而国有企业较为密集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如石油、电力、煤炭、铁路等行业，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府分配的信贷资金，投入增长相对较慢。
（3）外商直接投资较多地投向非国有经济。近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投资总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受宏观政策的影响较小，因此在国内宏观政策偏紧时，是地方和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加上中方合作者的投资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外资配套、比外资数额大得多的国内资金，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对整个投资方向的影响已经很明显。这部分投资较大比例地投向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而且外商投资企业还能够享受其他优惠政策，使国有企业在资金投入量和政策环境上都劣于非国有企业。
3.财税体制、会计制度和外汇体制改革的影响
实行新财税体制和新会计制度后，一部分国有企业由盈变亏，据一些调查，属于这类状况的亏损企业数约占全部亏损国有企业数的16.1%，占全部亏损额的24%。不过，受财税体制改革和新会计制度影响而增加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并不表明企业的实际效益状况下降，只是改变了利润的计算和分配方法，扩大了成本计算范围，加速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技术进步投入。据国家经贸委的一项调查，会计核算办法改变、利润增减因素相抵后，企业帐面利润比采用原制度平均缩减31.8%。
外汇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汇率的提高和人民币的贬值使一些使用外汇和国外贷款的企业的还款负担成倍增加。例如，“八五”前三年利用外资和外汇贷款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分别是以3.7元、4.7元和5.7元左右的汇率借款的，汇率并轨后，还本负担分别增长了135%、85%和53%。尤其是一些使用日元贷款进行技术改造企业，近几年在人民币贬值、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三重压力之下，债务负担翻了两番甚至更多。
4.额外负担使国有企业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有许多额外的负担，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1）冗员负担。据统计和问卷调查，国有企业的冗员约占国有企业总数的1／3左右，在冗员中，闲置职工约占2／5，隐型闲置职工约占2／5，停工、停产企业长期在职无业职工约占1／5。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冗员问题产生于传统体制中的“高就业、低工资、高福利”的劳动就业机制，但是，这种状况自改革以来继续存在却有其现实制约因素。目前就国有企业本身来讲，急于进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减轻冗员为企业带来的负担。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之前，社会无法承担大量失业人口形成的压力，因此，企业不可能大量将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推向社会。这不仅迫使富余人员滞留在企业内，而且他们的生活、再就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均要由企业包下来。可以说，国有企业冗员的实质，是国有企业替代政府，承担着维持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等多项职能。
（2）国有企业的社会福利负担。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福利事业，形成了“企业办社会”的独特现象。如企业办医院、学校、托儿所和向职工提供住房等等。企业内部的职工及家属可以免费或以明显低于成本的价格享受这些福利服务。据一些资料，1994年全国3.4万户地方国有工业企业中，共有各类学校16783个，医疗机构3619个，当年支付的教育费用为15亿元，医疗费用20亿元，支付所办学校和医疗机构职工工资近20亿元，建设职工住房支出约50亿元，支付离退休统筹170亿元，这些支出总计相当于这些企业同期利润总额的1.1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额外负担，国有企业的效益可以提高一倍以上。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和服务的支出外，企业还要向职工支付大量的其他工资外费用，例如职工死亡丧葬费、生活困难补助费、文体活动经费、交通费、计划生育补助费等等。据一些估算，上述各种福利支出占企业工资总额的比例约在50%左右。
（3）沉重的债务负担。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过高。其原因，一是“拨改贷”使企业一开始就债台高筑，二是国家长期以来不注入资本金，不增加流动资金，使企业不仅投资靠贷款，流动资金也几乎都靠贷款，企业的贷款利率又往往高于利润率，使企业穷于偿付利息而压得喘不过气来。
从上述历史欠帐就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承担了非国有企业都不承担的经济负担，再加之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上的减免政策，而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承担的是55%所得税的高税负，而且还有许多非国有企业不象国有企业那样依法纳税，偷税漏税已不是罕见新闻。（我们在石家庄市场调查时，以下数据也足以说明问题：产品销售税金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企业平均为2.82%，其中国有企业为3.83%，集体企业为2.37%，三资企业为1.01%）。实事求是讲，10多年的经济改革的成本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的。
5.部分国有企业受国家价格管制造成严重亏损
虽然目前我国大多数产品的价格已经放开，但是，仍有少数产品的价格受政府管制，受价格管制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亏损。如粮食行业、城市公用企业、农牧水产业、部分商业行业中仍有一些企业处在政策性亏损之中。象我们调查的石家庄市的液化气公司、煤气公司、供水总公司分别为最大亏损企业的第3、10、16位，三家亏损总额占20家最大亏损总额的13.86%。而这三家都属于国家实行低价管制造成的所谓“政策性亏损”。
如上分析，我们把造成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体制性原因，按照企业自身和企业外部划分，这同哲学上关于事物内因和外因的划分是不同的概念。毫无疑问，任何事物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是一条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一个国有企业仅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这个“事物”大系统的一个“单元”，因此，企业外部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决不是搞活企业的外因而是决定企业体制和企业活力的内因。只有体制外的“事物”，如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非国有经济才是国有企业的外因。因而在我们研究国有企业亏损和效益时，决不能把政府职能、政企关系和宏观体制改革这些最重要的内因，误定为国有企业的外因而不得要领。过去有的部门把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称为内因，把政企分开的经济体制改革称为外因，实际是糊涂认识。
（四）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性原因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产业的衰退和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带来了这些产业的行业性亏损。
在我们分析了上述国有企业微观和宏观的体制性致亏因素之后，还应该看到另外一类与体制无关的致亏因素，近几年在我国带来了一批亏损企业。
在我们课题组织调查中，发现当前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较多地集中在某些传统产业，在这些产业中陷入严重亏损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而是包括非国有企业的整个行业。因而，产业结构因素已经成为导致某些行业的企业严重亏损的重要的原因。
产业结构性致亏因素是许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要出现，有其客观规律性。
在经过一段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之后，传统产业中出现较大比例的亏损企业，许多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特别 使人关注的是，陷入困境的行业和先后顺序，在许多国家都表现出相似性，较常见的行业有煤炭行业、纺织行业、冶金行业、传统机械行业等。这些行业也正是我国企业亏损较为密集、亏损额较大、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的行业，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1）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造成老行业的地位下降。（2）新资源的发现、新产品的出现和新技术的采用使传统产业受到冲击；（3）生产对资源依赖程度的下降。（4）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一些以往靠政府保护政策才能生存的企业，经受不住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的冲击，产生亏损甚至破产。（5）各国的比较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结构性致亏因素当前在我国的国有企业还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剧烈变化。中国经济已经持续17年高速增长，因此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动明显。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在相同阶段的情形相比，这种变动更加集中、迅速，因此结构性困难更大。第二，国有企业在“老行业”和老工业区所占比重大所带来的特殊困难。结构转移同样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冲击，但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的困难特别突出。
首先，国有企业在“老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较多是在建国后前30年建成的，多数处在近些年结构变动中相对地位下降的传统行业之中如纺织工业、某些传统轻工行业、煤炭工业、某些机械行业等，因此，有较多的国有企业受其行业结构特点的影响，在结构转变中处于较为困难的境况。
其次，国有企业处在老工业区中的比重较大。从区域布局上看，较早建成的国有企业大多数处在老工业区内，随着区域结构的变化，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原来的区域位置已显得不合适，如一些不处在棉产区的中低档纺织产品生产企业，一些企业地处能源、水源、交通紧张或不适合大企业发展的城市中心地带等，发展的条件受到限制。还有一些国有企业，由于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建设时期就有明显选址不当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批布在交通不便、配套条件极差地区的“三线企业”。可以说，上面提到的几类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如果不在行业转移和区域转移上有大动作，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企业制度，都不能从总体上解决问题。
如果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及时进行结构调整，结构变化不会成为较多企业亏损的原因，但是，传统产业中的企业进行调整比较困难，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进入与退出障碍不对称。（2）生产集中过程不明显，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的优势较弱。（3）“老企业”进行调整的特殊困难。传统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大部分建厂时间较早，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组“老企业群”的特征很明显，老问题积重如山，调整更加困难。
（五）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性原因之二：市场成熟行业的产品成本上升而售价下跌，导致亏损率呈上升趋势。
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某些行业的企业产品一方面成本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产品供过于求，又使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而且这些行业又很难在技术进步上出现大幅度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新突破，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从而导致亏损率呈上升的客观趋势。
表3 1975～1995年20年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率的变化（%）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表3。乍一看，似乎20年间的亏损率起起伏伏，没有规律，但只要结合我国的历史一分析，就能看出其基本走势。1976年前后4～5年间亏损率奇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于崩溃的缘故；1984、1985二年的亏损率奇低是因为众所周知的二年国民经济超高速所致；1990、1991年亏损率奇高，则因为“6.4政治风波”后国民经济出现了二年大调整所致。如果剔除这三个特殊阶段的特殊因素带来的奇高奇低，则看出一个明显趋势，即包括非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全部工业企业的亏损率在逐渐上升。国有企业的亏损率也表现为同样的走势，而且亏损率更高一些。
亏损率是反映企业全体综合效益的重要指标，是亏损总额和盈利总额的比率。亏损率上升，意味着亏损总额的增长幅度大于盈利总额的增长幅度。这反映了工业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这种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能单纯用经营机制、企业管理和宏观政策来解释，而是还有其内在的趋势性因素。经过课题组调查分析，发现工业企业成本的逐年上升趋势和工业品市场竞争逐年激烈的趋势是其重要根源。
我们从纺织、农机、食品、石油这些亏损性行业中，选取了4家在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方面都算得上本行业“排头兵”的代表性企业的代表性产品，作了一下成本分析。在这4个企业的4种主产品中，其单位成本增长很快，尤其是工资和主要能源、原材料费、折旧费上涨更猛。1995～1990年5年内，人均工资在纺织、农机、食品、油田4个企业中分别增长1.12倍、2.11倍、1.3倍和2.35倍；主要原材料则分别增长1.84倍、0.95倍、1.28倍和0.8倍，折旧率增长最高的，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且固定资产重新评估之后，其基数成倍增大，折旧费增加就更多。而且这4个行业的“排头兵”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国内相对属最强之列，尽管如此，除拖拉机外，其市场价格的增长仍然低于成本的增长，棉布为41%比112%；白酒为7%比22%，石油为20%比58%，因此，其利润率必然越来越低，相反亏损率必然越来越高。
从我国来看，近十几年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大范围地提高农产品和基础设施、能源等上游产品价格，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贷款的利率，这必然引起工业利润的三种转移趋势：一是工业向农业的转移，二是工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三是加工工业向基础工业的转移。
据统计，全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从1988～1993年上涨了122.8%，棉花价格1994年比1978年增长2.3倍，全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1989年比1978年增长1.6个百分点。1993年的财会制度改革，平均折旧年限又缩短了30%。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从1980年到1994年翻了两番多，而劳动生产率增加不到一倍。这势必推动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和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与此相应，就是亏损率大幅上升）。
问题还在于，这种趋势仅仅是在我国体制改革转换期的特有现象呢，还是各国工业发展中都可能碰到的客观趋势。我们认为，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各国工业发展中某些行业，进入某个阶段的共同趋势。只不过中国的价格改革放大了这种趋势而已。其客观根据如下：
在市场经济下，一个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存在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而产品售价和产量却难于提高的矛盾，这是企业亏损率呈上长趋势的基本原因。
1.在工业发展中产品成本要素的价格上升在各国都是一个客观的趋势。首先是因为表现为人均工资的劳动力成本和表现为企业工资总额的人工费呈大幅度增长态势。其重要根源是由于构成劳动力成本主体之一的农副产品价格呈上涨趋势。[②][③]这是按照行业利润平均化规律，工业利润向农业转移，缩小工农业“剪刀差”的结果。我国粮食的价格，十几年来上涨了5倍以上。外国的食品价格在工业化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日本1935～1965年间农产品价格上涨了1000倍，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其上涨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④]
其次，构成工业品重要成本要素的原材料、能源、土地等人类“稀缺资源”的价格也普遍呈上涨趋势。众所周知，我国十几年以来，粮、棉、钢、煤、石油、土地都有了大幅度涨价，而涨价的基本原因仍然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70年代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从根源上讲是由于其是世界性“稀缺资源”所致；至于土地这一资源的紧缺性更是显而易见。[⑤]各国的地价都在上涨，而日本更为典型，东京的土地价格10年增长了二倍。[⑥]
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各国企业都十分重视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惜工本地加大科研与开发的力度。企业设备折旧速度大大加快。我国近几年的折旧率有了很大提高，研究开发费也增加比例较大。和我国相比，国外的折旧率和研究开发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国，而且进入产品成本。这势必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
2.和成本上升不相适应的是产品销量和价格难以上升，甚至下降。这是由于那些成熟行业和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的产品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的激烈竞争状态，其销量和价格都受到市场的严厉制约而趋于停滞，甚至下跌。成本上升和价格下跌的结果就使经营好的优势企业利润下降，而使经营不好的劣势企业更多地陷入亏损，从而形成亏损上升的客观趋势。
3.关于阻碍成本上升和亏损率上升的“相反因素”的分析。应该说在工业中，阻碍成本上升和亏损率上升的因素是有的，问题是这些因素作用的强度能否抵销成本上升和亏损率上升的作用力。这些因素主要有社会需求的增长、大批量生产、新技术突破等等。如果某个行业的这三个因素有着强劲的作用力，足以抵销成本上升的因素，那么该行业的亏损率不但不上升，反而会下降。但在该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这三个因素对成本上升的反作用往往丧失殆尽。
首先是社会需求增长的因素。需求迅速增长往往是在该行业的新兴时期。在我国，如汽车、电视、电脑等等，有着广阔的市场，而对已经成熟的行业，如纺织、轻工、通用机构等的产品，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再加之国家宏观调控时，总是对投资规模进行有力控制，社会对该行业产品的需求是很难有大幅增长的。
第二是大批量生产的因素。大批量是近代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重要途径。但当一个行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面对已经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和越来越挑剔的用户，生产大路货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过时，特别是在崇尚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成熟行业欲要生存，必须放弃大批量生产而转向单件、小批生产，在多花色、多品种上赢得用户，结果成本往往不是降低，而很可能是提高。
第三个因素是新技术突破。这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重要条件。但对已经相当成熟，但又非高技术的传统行业（如纺织、轻工、造船等）来说，新的技术突破谈何容易。没有新技术突破，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非常困难。而且，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没有改变资金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据1995年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对100家曾获企业管理奖的先进企业调查，劳动生产率上升，而资金利润率下降的企业占71%，劳动生产率上升，资金利润率也上升的企业只占11%。
上述分析说明，这三个因素通常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抵销企业成本上升的，但在一个行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则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个成熟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该产品市场进入成熟阶段。该行业规模已经达到或走过了鼎盛时期，产品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并竞争激烈；（2）企业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各国企业对该行业的技术都能掌握，而又很难有新的技术突破。我们提出成本和亏损呈上升趋势的判断，也主要是指处于这一成熟阶段，具备这些特征的行业和企业。
我们把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划分为体制性和非体制性两大类原因。应该说，这两类原因的性质是不同的。体制性原因往往是由体制的弊端或不完善造成的，表现为需要克服和提高的缺陷，而非体制性原因则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客观走势。而且我们还认为，非体制性致亏因素的作用在体制变迁中被大大强化。也就是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极大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如家用缝纫机、台式收音机产业的衰退）；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并按价格规律大幅度调整了工农业等产业之间的比价，从而加大了工业成本上升的幅度，因而可以说，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就象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一样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批亏损企业，即淘汰一批企业。它和体制性致亏因素不同，体制因素暴露了旧体制的“阴暗面”，而被体制改革强化的非体制性亏损因素则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是新体制或体制转换期“太阳下的阴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却出现更多亏损企业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见郑海航1987年6月2日《经济日报》载《论有动力，有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机制》。
[②]见1995年12月2日《参考消息》，《国际粮价持续上扬》一文称：国际粮食价格在继续上涨。这是因为尽管粮食价格已经达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但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东南亚各国的需求却依然旺盛。“玉米和小麦的价格也分别达到了7年和15年的最高水平”。丸红公司调查部部长助理柴田明夫说：“粮食价格上涨的局面将长期化”。
[③]见1995年12月2日《参考消息》转载英国《独立报》文章称：“粮食价格急剧上涨，达到创世纪水平”。“粮食在从总体变为匮乏（布朗语）”。
[④]见日本《物价指数年报》第253页。
[⑤]见德国《焦点》月刊1995年11月号文章《饥饿的巨人》称：中国年轻的工业需要土地：“每年，……在总共8500万公顷的农田中，就有120万公顷土地丧失”。“在过去的45年里，中国人均地降到了0.08公顷”。
[⑥]见1992年日本经济企画厅《经济白书》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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