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基于政府行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了每年近10%的高速增长。然而，在经济增长的背后，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高污染、高消耗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却愈演愈烈。虽然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中共十七大召开后，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又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深化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法不断变换和深化，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在一些地方越来越严重。 从市场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资本投资增长率超过技术进步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这时市场机制会使过快的投资速度降下来。然而中国很多行业在产能严重过剩、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严重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大规模地进行重复建设。市场机制并没有有效地促使经济增长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益提高型转变。市场机制的失灵使我们将目光转向政府因素。 按照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具有绝对的任免权，中央政府确定的目标理所应当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执行。照此逻辑，中国早就应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中央政府既然确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方向，地方政府为什么却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策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为什么未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中国目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激励问题？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发展方式与现有政策以及政府行为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联，由此也才可能更准确地评价最近广泛关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理解中央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理论基础 (一)一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理论 “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用语在国外经济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在过去，许多经济学家都用经济增长来表示经济发展。最早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行区分的是英国学者西尔斯(Seers)，他在《发展的含义》一文中首先指出，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增长仅仅是物质量的增长，发展则包括一系列社会目标。19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想象资源是有极限的，未来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将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在此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Meadows)等提出经济增长极限论。该理论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已经逼近自然生态的极限，人类应该制止和防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进步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梅多斯等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便是经济发展理论关注的核心。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理论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阶段、新古典主义复兴阶段和多种理论的融合阶段。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起始于发展经济学对拉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的质疑。主张继承传统结构主义合理内核的同时，充分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营养成分，寻求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统一，以保证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强调“越是依赖市场，越需要政府的积极主动作为”。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结构主义思路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利特尔(Little)、西托夫斯基(Seitovsky)等人都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由结构主义思路指导的大规模的进口代替工业化战略造成了过多的政府干预、人为压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过高的保护率和效率低下，以致许多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这些经济学家尝试重新用新古典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从不同的侧面突破了新古典传统对经济发展所持的见解，试图引入各种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到了多种理论的融合阶段，经济学家们尝试用各种方法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在此时期，有许多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出现，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循环经济、后发优势假说、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由于诺思(North)的开创性贡献，让经济学家们开始审视制度安排，特别是政治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一切经济现象背后都是制度在起作用。制度决定经济、社会和人的行为及绩效，只是不同的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表象而已。表面上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是市场机制的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则需要思考市场体系为何不能随心所愿，以及市场规则未能合理形成的制度原因是什么。循环经济思想旨在改变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分裂的局面，调整并整合三维关系，使经济活动既能创造更多价值，又使社会有充分的就业岗位，达到安定和谐，同时在生态环境上减少负面影响，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环境得以保护。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与传统增长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制度、文化、技术进步等因素结合起来，加深和拓展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一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政府转型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西方经济学家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即资源是有限的，长期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改变以自然要素投入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模式。但是如何进行转变，是依靠技术创新、资源循环利用还是制度创新等方面各有不同看法。政府应该扮演哪种角色也始终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有一个共识认为，市场的不完善性——市场不能起到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这不一定需要政府来代替市场，但通常给政府一个机会来促进市场的发展从而加快发展进程。世界银行在一部题为《东亚奇迹》的报告中，把东亚国家(地区)分为“投资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在投资驱动型经济中，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效率驱动型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投资驱动型经济是政府主导，效率驱动型经济则是市场为主导。经济发展方式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若想从投资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迫切需要政府转型。到目前为止，从政府体制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张卓元等提出的“政府职能转型”论。该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实现根本性转变的原因是除了还存在粗放型扩张的空间以外，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特别是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没有很好的转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使其应履行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大大弱化。出现了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严重影响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周黎安则从中国M型经济结构下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锦标赛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博弈角度，讨论了产能过剩等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改变的原因。魏杰认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有其重点，关键是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政府退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必须被约束在合理的限度内，国有经济必须回归本意，金融必须作为市场机制起作用，政府作用受法治社会约束等。 上述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涉及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些关联，但都没有单独将政府行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特征及其影响加以研究，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官员对发展观的曲解 经济行为短视的思想根源在于传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阈限，曲解“猫论”形成了意识形态的片面化和极端化。 在传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极左理念支配和影响下，经济行为长期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运动化”，以至于这一行为惯性至今仍时隐时现，最终演化成GDP锦标赛运动。 邓小平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理念，主要针对的是四人帮“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意识形态，号召人们抛弃极左理念，全力把经济搞上去。 猫论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相悖的。这个理论鼓励人们，允许通过一切形式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而不要拘泥于形式。该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对解放思想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务实代替了务虚。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既形象又通俗的提法对于那个时代的民众来说，具有极为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一下子就打破了长期束缚在人们头脑里的极左观念。因而其历史地位和实践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却忽略了GDP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破坏、重复建设、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猫论被曲解为：为增长而增长，不问环境等其他成本。“猫论”及“发展才是硬道理”被一些地方官员曲解为经济增长唯一论，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就可以不顾及其他了。然而这种只顾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做法已经走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严重的障碍，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 (二)政府业绩主导下的短期功利型增长理念 中国政府官员每一届的任期是短暂的几年，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是立竿见影的政绩，而由此带来的环境破坏等方面的问题则需要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政府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其他问题，尤其是那些不被列入考核范围的诸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对于上级政府而言，一方面由于环境破坏的成本不易测量，许多破坏环境造成的后果需要很多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上级政府无法通过这个指标对下级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同样承受着GDP增长的压力。所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如何获得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正是由于对短期GDP的追捧，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放任企业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损害环境的行为。在GDP的感召下，地方政府成了企业的保护伞，彼此之间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联盟，使得环保部门的职能形同虚设。因为环保部门属于地方政府的分支机构，其官员的任命和办公经费均来自于地方政府，所以很难独立和公正地对企业的环境影响进行客观评价。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制度背景，政府业绩主导下的短期功利型增长理念才畅行无阻。 (三)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地区间竞争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经济绩效指标，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性。这一观点也被周黎安等学者的研究所验证。周黎安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水平的数据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的误差，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追求GDP增长的热情空前高涨，上级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被下级政府逐级放大。当国家公布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全国GDP增长率为7%时，各省区公布的规划中GDP增长率平均达到9%以上，个别省份甚至达到12%。官员们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顽疾。地方官员不愿意进行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合作，各个地方竞相甚至过度进入同一行业或一拥而上从事国家重点项目。从大炼钢铁到开发区热，再到最近的造车热，这些重复建设的背后都不难发现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身影，而这些一拥而上、一哄而起的过程中都包含着明显的相互攀比和相互较劲的动机。各地为招商引资纷纷推出了许多具有血拼色彩的“优惠”政策，如为了“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有些产业对外资开放的政策非常宽容，无节制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愈演愈烈，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国家利益的流失。 (四)宏观经济政策带来“超经济红利” 1.出口退税政策导致“税收政策红利”的存在。据海关统计，2008-2009年，中国先后11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从而扩大了企业的赢利空间，增加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充裕度和出口额。在理论上，查奥等(Chao et al.)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对于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退税增加了使用这些产品进行出口加工的企业的出口量。查奥等(Chao et al.)建立了一个古诺竞争的局部均衡模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土地使用成本过低导致“土地红利”的存在。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政府业绩以及当年GDP的增长指数，常常以土地廉价优惠来鼓励外商和民间企业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建立各种名目的开发区。 3.国家区域性发展战略的提升导致“区域政策红利”的存在。在中国，区域性发展规划此起彼伏，既有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大发展的协调性规划总蓝图，又有“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天山北坡经济带”“鲁南经济带”“成渝经济带”等多种中观战略规划，国家和地方都会对此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从而促进区域企业的投资规划。 4.环境成本过低导致“环境经济红利”的存在。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由于外部性影响，市场机制并不能使环境质量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出现“市场失败”。中国虽然已经征收超标准排污费，但在环境治理机制中尚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和惩戒机制，尚未征收环境税和环境保护基金，也就是说，大量环境成本尚未内部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费用。因此，很多企业透支环境的生产经营空间依然很大，投资冲动也较强。 5.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汇率红利”的存在。当人民币较之于国外币值较低的情况下，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增强，这极大地吸引了众多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增加出口。国家统计数字显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以低成本、低价格著称的中国出口商品几乎占据了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主要市场。戴永良通过1989-1999十年的数据验证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出口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出口。马红霞的研究也证明了人民币升值抑制了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竞争优势产业的出口。人民币被低估也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给贸易品生产者提供了补贴。 6.国内利率水平较低导致“利率红利”的存在。前几年，中国采取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较为充裕，利率上调幅度较小，上调间隔周期也较长。对于企业而言，贷款成本相对较低，同时获取贷款比较便捷通畅。利率过低迫使家庭(大部分储户)给贷款利率提供补贴，而大部分贷款者为生产者。 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转型的基本途径 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创新少、技术低、高通胀、外贸依存度高、储蓄高消费低、税收高收入低、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基础上的扭曲形的非均衡增长。随着环境的恶劣和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显现出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特征。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建立起效率高、创新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民生幸福、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为此，我们必须在政府行为的视角下从政府行为、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体系等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和创新。 (一)各级政府需要转变发展观念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每增长两个百分点，就业率则增长一个百分点。在这样的理论影响下，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就业以保持社会稳定而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硬性指标。但是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效率及社会公平等为代价，仍然停留在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层面上，则短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不仅会透支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长期影响了就业和稳定。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央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放弃了保8%经济增长的硬性指标，这不仅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发展观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彻底，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被各级政府确定为未来最重要的目标。放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建立多种发展维度的发展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行为短视的错误根源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要走出传统思维的阈限，就必须实现由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由个人理性到社会理性的转变。 工具理性是从工具或功用的视角理解事物，以寻找达到某一目标的手段。改革开放后，为了弥补信仰失落的“真空”，在务虚主义向务实主义转向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得到张扬，一度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也有两面性。作为一种理性化工具，它给予人们创造物质辉煌的动力，向我们展示出结构、功能、手段、程序、效率等一系列被理性化的工具的价值和意义，有其合理性。然而，一旦它失去终极价值等人文理性的依托，将GDP增长作为单一的目标，只顾效率，不顾其他，就会适得其反，走向“理性的暴政”。地方保护主义、产能过剩、劳动者权益缺少保障、环境的肆意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这就需要转向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关注行动的意义和终极效果，具有人文性。因此，中国政府首先需要转换价值理念，不再以某几项工作指标(如GDP、计划生育、城市建设等)为考核内容，单纯地追求所谓的短期绩效和GDP目标，而应把广大民众的福利最大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与核心内容，一切政府行为都应以此为准绳和最终落脚点。 (二)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之所以异常艰难，根源之一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央政府要依赖于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的稳定；在硬指标考核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般情况下对其行为不做过分的干涉。并且，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容易度量，也降低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要求地方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摈弃地方保护主义，避免重复建设，并充分考虑对环境的保护。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上级制定的GDP指标是硬指标，必须要完成；并且在面对同级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GDP增长率越高，政府官员得到晋升的机会就越大。反过来即使在重复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无所作为，影响也不大。可见，政府官员的治理机制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转变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当前中国以GDP为中心的考核体系决定了官员为了地方GDP的增长而不惜诉诸区域间的恶性经济竞争及放任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等行为。只要中央政府还是以GDP增长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那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依然困难。要实现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根本转变，就必须实现对地方政府考核方式的转变。需要调整制度设计的目标，使政府把维护民众的基本权益放在首位，逐步削减“超经济红利”的存在规模。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以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持的非均衡经济增长，民众的收益水平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低于政府收入的增长水平，显然，这不符合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为此，应当建立经济增长中的民众共享机制，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减少税收，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把增长与发展统一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去。 (三)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中央政府“十二五规划”相比“十一五规划”降低了GDP的增长率目标，既要确保经济按照一定的速度增长，又力图削弱GDP考核指标的弊端。在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的“十二五”规划中则突出了民生的指标，这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上的要求，也是一种必然。总之，政府需要逐步从当前与民争利的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的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国家悖论”表明了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它制定规则，保护产权，推动了经济发展；同时它又是个人产权最危险的侵害者，是人为造成经济衰退的根源。因而，“国家悖论”是我们解析政府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经过多年来对政府行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得出了“无为而治”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这一结论。该判断隐含着一个命题，就是如何规范政府的行为。“无为”并非是要求政府完全不作为，而是指政府不宜做的和不能做的，就不要去做。从而降低成本，成为廉价政府。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背景下，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这就是政府行为的界限。只有在市场失灵和逆向调节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可以介入。具体来说：首先，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可以运用财政和货币等政策工具来弥补市场的缺陷，调控经济运行。其次，在自然垄断领域，政府可以通过经济规制来监控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消除垄断的弊端。再次，在社会产品供给市场上，政府可以运用社会规制的手段来监控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如食品安全。最后，当市场调节的方向与社会目标相背离，即出现逆向调节时，才需要政府干预。 (四)重构和完善新型产业制度体系 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误区，那就是把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误读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进而把外延增长、粗放增长等同于劳动密集型，把内涵增长、集约增长等同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并倡导废弃劳动密集型，崇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理解。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其存在的理由，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要消除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可以说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符合低碳化标准。即使是“三高一低”企业，也要通过制度的设计促进企业进行升级改造，消除其负外部性，或将那些不能升级的企业进行逐步的淘汰。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依据自身不同的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区位情况以及不同的主要制约因素，选择有利于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及其相互协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毋庸置疑，多年来，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均衡化乃至经济集约增长等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现阶段，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例如，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化工、炼油等许多行业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而许多地方政府仍然继续支持产能的“盲目”扩大，“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忽视了中长期可能酿成的风险。 (五)制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新兴产业科学技术振兴与保护政策 科学技术是引领产业进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排头兵，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技术，将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国家兴旺的大事。因此，必须尽早制定和安排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战略部署，颁布具有强激励效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振兴与保护政策，重点激励节能减排技术、环境保护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创新和引进工作，力争使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从表面上看，当今人类社会的竞争是技术与人才的竞争。实际上，在更深层面上隐藏着的是制度的竞争。科技、人才、教育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最终都是由制度决定的。为此，要在教育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把创新能力的培养摆在首位，为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各级政府必须站在时代的战略高度上，借鉴印度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的雄心壮志和时代壮举，拿出大手笔，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世界上激励效应最强的科技激励制度，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走出一条独特的民族科技振兴之路。 一言以蔽之，上述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引发的整个社会形态的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启了获取资源的历史之门，让财富极大地涌流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这场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实现了对资源获取方式、速度、程序、数量的有效控制，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均衡状态。标签：经济发展方式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