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成书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成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楚辞章句》前人皆以为是刘向所定、王逸所注之本，近人或又以为《楚辞释文》是旧本，实际上刘向之时《楚辞》仅初具规模；王逸之后，编者注家或依己意，篇目、篇次、卷数以至注释之语等仍时有变更，而经历代传抄翻刻，至误至疑处自不在少数，故与原来面目距离渐远。则今世之人并不该也不可能以一二例证判定何者为旧本。
《楚辞》一书，千载流传，然内中有多少笔墨官司，未可一言以蔽之。目下通行之本，即传为东汉王逸所注之《楚辞章句》，而自宋人洪兴祖所尝见之《楚辞释文》篇次不第，后之学者便据以考证《释文》为旧本。余未尝专事《楚辞》，然闲来读之，复稽之旧典，辄以为《楚辞》之成书，历时久长，后世增删修改传抄翻刻，又多几重舛误，故未可以一二例证作定论。兹以思索之得，捃录数端，以求教于方家。
《楚辞》定本与名称
《楚辞》之名，由来已久。《史记》之《屈原贾谊列传》中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此处虽未曾提及《楚辞》，然《酷吏列传》“张汤传”中云：“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
《汉书·艺文志》于赋类但言：“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亦未曾提及《楚辞》，而于卷六十四“朱买臣传”中云：“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视此二例，知《楚辞》名目汉武帝之时即已有之，只是未曾言及与屈宋等赋之关系。
《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如上所言，可知屈赋即为《楚辞》之祖，然《汉书·艺文志》中为何只字不提《楚辞》一书？若将《楚辞》裒集之前因后果作一番推求，则略可知此与定本有关。
《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云：“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于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学人皆知，中国古籍历来皆以“经”为首，以其社会功能视之，“经”之所以治国也。古有采诗之官，以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诗”既为六经之一，故为历代帝王所重。然秦以法治而富强，自商君为政，视诗、书、礼、乐等为六虱，故焚书之议，早已发自商君。至汉惠帝时，始除挟书之律。逮至武帝，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炎汉继秦而立国，然当时亡秦者，始因“楚”之兴也。而孔子授徒之诗三百篇，上采自殷，下取自鲁，多取之周诗。而诸如楚地之歌诗，其音律及故实，皆异之于彼。又，汉文化既以楚文化为基础，刘氏一统天下，则无论“欲宣风化”或于“讲论六艺群书”外之“博尽奇异之好”，必然重视楚地民歌之收集。
正如汉初之征能为《诗》之鲁申公，齐辕固，赵韩婴，欲“博尽奇异”，则朱买臣、九江被公之流能诵读“楚辞”者自然为朝廷征召，并敬为座上之宾。故《汉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由上可知，自汉初时便开始对“楚辞”作收集整理工作。
《诗经》之“国风”采自各国土乐，故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之别，而“楚辞”则只采于特定之地域——楚， 故可总以“楚辞”名。所不同者，“诗”大多采自民间，经史官修改，乐师润色，早已不记名姓，而《楚辞》虽来自民间，然一开始便有诗人加入再创作，或直接由诗人所作，故可多有名姓，而因屈原伟大之人格力量与其独创之文学风格，使之有众多追随者。正如王逸《离骚章句》“后叙”所云：“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后世雄俊，莫不瞻仰，摅舒妙思，缵述其词。”故“其人而楚则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辞则楚，其辞非楚而旨则楚。”（明·王世贞《楚辞序》）因而上自屈宋唐景，下自扬雄刘向，皆可为“楚辞”也。自上所言，则又可知先时可入《楚辞》者，无论作家作品，其数量十分可观。自《汉志》赋家第一类便有“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盖可推其大略。
若此，则无论是为显贵朝廷而言《楚辞》之朱买臣，抑或本能为《楚辞》之九江被公，都会选本人所好或熟知之部分“楚辞”为皇上诵读。故此时虽有《楚辞》，而不必有定本。
前汉《楚辞》之情形如此，而至刘向之时，是否便有定本呢？据载，除朱买臣、九江被公等人外，淮南王刘安曾被武帝召而作《离骚传》。章帝时，班固、贾逵等也曾作《离骚经章句》。由此推测，在秘府校书之刘向曾奉诏编《楚辞》完全可能是事实。
《汉志》开首便曾介绍向歆父子秘府校书之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班固袭承向歆之制，而刘向既有《楚辞》一书，为何《艺文志》反不见载？须知，刘向奉成帝命典校群书，主在校雠，每校毕一篇，便作“别录”，其内容约为三端：一为记载校书过程，如版本、重脱等；二为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思想，并略加评点；三为评价该书内容，解释书名，并指出作书目的等。然其校书，惟依作家分类。自《汉志》可知，诗赋类凡一百零六家，屈宋唐景之作，只便各各划入赋类，绝无参杂之意，以体现其时学术分类之严肃性，此乃时代发展使然。而所谓总集，则依时代或文体风格，裒集数位作家作品为一书。一册在手，便可知某一时代或风格之概貌，此自是天下图书渐多后之一大创造。
而班固既未将《楚辞》列入志目，可知校书之官将总集列于志目已是后话。刘向领校秘书，尝编《楚辞》，又特以其严密细致之学术态度作校理，自然最具权威性，日后王逸据以作“章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然刘氏之所编并未列于志目，正说明至少在此时，所谓《楚辞》仍是临时奉诏而作，未必有定本也。
兹依上述，《楚辞》之名汉武帝时便已有之，惟似无定本。然此名称是否固定不变呢？
此处并不想裁判前代学者对本节开头所引史汉语中“《楚辞》（楚词）”是此书名称《楚辞》或“楚之辞”之争论，然后世对《楚辞》此一名称的确有些变化。而此一变化，惟是缘于历代对屈氏代表作《离骚》评价之高低。而也正因《楚辞》以屈赋为中心，故其他作者、作品便可有所变动，也因此使名称可有所更易。
《后汉书》、《三国志》无“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于集类开头便是“《楚辞》十二卷，《楚辞》三卷”等等，下文又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此处直将《楚辞》为屈原所作，又将拟屈之作并称之《楚辞》，正是《楚辞》之作家乃以屈原为代表。而《楚辞》中有屈赋二十五篇，又因最能体现屈氏文学成就与崇高思想境界之宏篇巨制《离骚》为其代表之作，故后人又称《离骚》为“经”。
经传之说，始自汉儒，六艺而外，诸子百家亦袭用之。则文学家将《离骚》称“经”，自是时代风气所使然。
而世传王逸《章句》本的确称《离骚”为“经”，以下各篇称“传”。然则，律之先儒作法，则《楚辞》似又可称之“离骚经传”之类，或直以“离骚”相称。视之后世，也确有“楚辞”与“离骚”并称或直以“离骚”为名之现象。
梁人刘勰《文心雕龙》第五篇为《辨骚》，然此文既论《离骚》又论《楚辞》各篇。刘氏云：“《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又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视后文，其实已包含《九章》、《天问》、《九辩》、《招魂》等各篇。可见后人常有以《离骚》为总题目者。
又，萧统《文选》卷三十二、三十三即为《楚辞》选编，而其标目则卷三十二为“骚上”，卷三十三为“骚”下，可见也是以“骚”统其全书。
据前辈所论，曹植《陈审举表》引《九辩》语：“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以为“屈平曰”。郭璞注《山海经》，引屈原《天问》、《远游》语，皆题《离骚》。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两引《九辩》，亦皆冠以“屈原曰”。或以为此乃误引，究其因，其一或是记忆有失，其二或如曹吴二氏本以《九辩》为屈氏所作，然其三，或正因其所见之《楚辞》，原本便题《离骚》之类。此正如《论语》一书为记孔子及后学之事，然后人每将《论语》中言冠以“子曰”，亦不为怪也。
上文所及之《隋志》，岂不知《楚辞》作者为屈宋诸人，然文中仍称“《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隋志》又言：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此八篇当指《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与《大招》。则以《离骚》冠屈原诸赋。
而洪兴祖《楚辞补注》本又将屈原诸赋冠以“离骚”，宋玉以下冠以“楚辞”。至宋儒朱熹所著《楚辞集注》，亦将屈氏二十五篇称“离骚”，宋玉以下十六篇称“续离骚”。（按：后人或因刘安好《楚辞》，曾受诏作《离骚传》，以为此“离骚”即指屈原之诸赋，致使后世袭之，也将屈原诸赋冠以“离骚”名。此等推理恐欠妥。王逸《离骚》“后叙”曰：“至于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此既言尚有十五卷“阙而不说”，可见刘安之所谓《离骚经》，并未包括屈原其他诸赋。
可见自汉后各代皆有将《楚辞》称为“离骚”之现象，而作此称者，也正因视斯为“经”也。然则，称“经”之始，竟在何时？
推王逸之言，似乎始于武帝之时，其《离骚》“后叙”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作《离骚经章句》……。”
然《汉书》卷四十四“刘安传”但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并未有言“经”字。
《史记·屈原贾谊列传》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语源自刘安，可知刘安、马迁将其比之《诗经》，甚或在其之上，然亦未有称“经”之说。
王逸《离骚》“后叙”曾云：“……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贾逵作《离骚》文章句是否有“经”字，目力所限，不敢妄言，而班固之章句，似乎未曾有之。其一，班固于《离骚》“叙”中批评刘安称道《离骚》，“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且一一以《易》、《诗》、《左传》之观点予以批驳。他只认为《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而并不以“经”看待。其二，若刘安作章句称《离骚》为“经”，以班固“叙”之行文风格与结构言，必然针对“经”字而作一番评论。可见非但班固未称《离骚》为“经”，又复见刘安之章句亦未尝称之为“经”。
然王逸批评班固，言“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并指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且与《诗》、《易》、《书》等相比较。则一方面在批评班固之评论失当，另一方面则在肯定《离骚》具有“经”之地位。
依此，将《离骚》直以“经”相称者，并非始于武帝之时，也非出于班固之手，或许只是王逸推衍刘安、马迁等前人之意而为之。
（按：王逸《离骚》“叙”直将“经”字连作题目解，则称经之说似应早于王逸，而王逸即以《楚辞》为刘向所编，则称“经”之本或源自刘向？然班固即承向歆之制，若刘向有称“经”之说，班固理应知之，则以“离骚经”为篇目之本，或王逸见于他本，或竟是王氏抑后人所窜益亦未可知。又按：洪兴祖所见《释文》本无“经”字。）
由上所述，可推知《楚辞》之代表作《离骚》因前汉帝王所重，经文学家之阐发，至王逸时渐有明确之称“经”说。后世学者更因“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对历代沿用之《楚辞》之名，或又谓之“离骚”之类。
《楚辞》篇目与卷数
《楚辞》之名目，西汉之时既已有之，作为总集，并非始于刘向之时。而上文已言，刘向典校群书，惟以准确为第一要务，其准确之第一要求，即须指明某篇某集为何时何人所作，故可有屈原之赋，宋玉之赋，贾谊枚乘之赋，各自成集，不相厕杂。而刘向之编《楚辞》，大约正因帝王之好，则在校勘整理典籍之明确任务外，临时奉诏而为之。同样，无论是刘安、买臣，抑或被公、班固，自可有大同小异之《楚辞》本进呈皇上。（此不排除后来者有参考前人之情况）
若此推论于理不悖，则《楚辞》先时之篇目、卷数也非必有固定。
《史记·屈原贾谊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候，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自上所言，虽无法确定贾生之《吊屈原赋》、《服鸟赋》皆尝为《楚辞》所收，然从思想内容与风格而言，自有相通之处。
又，《哀郢》在此单独列出，却也可怀疑《楚辞》中原并无《九章》之名目，或后世将其较短篇幅编作一处？按：刘安之生卒早于马迁约四十年，恐更非是刘安或准南小山等所为。
班固《离骚》“叙”曰：“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此处所提及唐勒（或加景差）、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之作品在今本《楚辞》中皆无所见，也自多一重疑案。
若以上仅为揣度，则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称其“所见旧本，乃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却是事实。自上文所引《隋志》言：“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亦提及扬雄，复可证之。
故可以为，至少在隋唐之际，《楚辞》篇目未必已固定。
至若《楚辞》之卷数。王逸《离骚》“后叙”云：“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以为十六卷。”此处有两点似乎已极明确：一、屈原之作，连《离骚》、《九歌》共有二十五篇；二、刘向所编之《楚辞》凡十六卷。
然稍事琢磨，此中似不无扞格。王逸于《大招》“叙”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故愤然大招其魂。……”揣度以上之语，王逸已基本肯定《大招》为屈原所作（上节所引《隋志》似也以《大招》为屈氏所作）。“疑不能明”者，只说明其行文谨慎，否则，绝不该有“屈原放流九年”之一番话。若此，屈赋便应为二十六篇，而非二十五篇。
又，王逸《离骚》“后叙”言屈原作《离骚》等二十五篇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后世雄俊，莫不瞻仰，摅舒妙思，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以为十六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则刘向分以为十六卷者乃其所典校之经书，并不包括刘氏本人之《九叹》，故其时《楚辞》之卷数也可再作商议。
自上文已知，《汉书·艺文志》但言“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等等，并未有《楚辞》一目，更无卷数之记载。《隋书·经籍志》则云：“楚辞十二卷”，下注：“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楚辞三卷”，下注：“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
可知：一、王逸所注之《楚辞》在隋时并目录仅十二卷；二，另一三卷本乃晋人郭璞所选注（？），而似乎郭璞所据本，在梁时为十一卷，乃是宋时何偃所删节者。
而新旧唐书之目录却言“王逸注本十六卷”，“郭璞注本十卷”，卷数已大增。此则便有几种可能：一、《楚辞》篇数并无变化，惟因历代辗转传抄，卷数分合，随时而变；二，王逸之时确有十六卷，后世渐缺，至隋唐，时人又另增篇目，以与王逸所言之卷数相合；三、《楚辞章句》所言之篇数卷数原非出于王逸之口，乃是后人为合于当时之数而随意修改王逸之语。
《楚辞》之篇次
如今所论，《楚辞章句》与《楚辞释文》孰先孰后，惟是因二者篇次有别，而篇次但据注文“解见前篇”之例定夺，则自宋人洪兴祖始，便陆续有人因此而以《释文》为旧本。
此先列《章句》本与洪氏所见《释文》本之篇次：
《楚辞章句》 《楚辞释文》
离骚第一 离骚第一
九歌第二 九辩第二
天问第三 九歌第三
九章第四 天问第四
远游第五 九章第五
卜居第六 远游第六
渔父第七 卜居第七
九辩第八 渔父第八
招魂第九 招隐士第九
大招第十 招魂第十
惜誓第十一九怀第十一
招隐士第十二 七谏第十二
七谏第十三九叹第十三
哀时命第十四 哀时命第十四
九怀第十五惜誓第十五
九叹第十六大招第十六
九思第十七九思第十七
遍阅《楚辞章句》，有“解见前篇”者约十七见，其中大部并无矛盾，如《惜誓》中“已解于《九章》”，《七谏》中“皆解于《离骚经》。”而自《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等语视之，则定《释文》为旧本似无疑问。
然自汉武之后，说解《楚辞》者多矣，为之作注者多矣，《楚辞》流传千载，辗转传抄者更多矣，岂无衍脱窜乱之理。则何为王逸原注，何为王逸之前人或后人所注，并不可一一明辩矣。
即便在整理校勘文学日趋绵密之后世，随意增删颠倒者仍四处可见，且以湖北丛书本为例：
1.《离骚》：“夫唯捷径以窘具陨反步。捷，疾也。……故身触陷阱，至于灭亡，以法戒君也。阱，似正反。”
2.《九章·惜诵》：“心郁邑余侘都嫁、丑嫁二切傺勅厉、丑例二切兮。”
东汉时绝无以反切注音之理，此二句皆以此法注之，可见正是后人所加。
再看二例：
1.《离骚》：“岂维纫夫蕙茞昌改反。纫，索也。……”
2.《招魂》：“何为四方些苏贺反。言魂灵当扶人养命。……”
若说前二例只是后人加注反切于原注文后，后二例则直接窜入注文之前。洪兴祖之《楚辞补注》中并无此现象。后世尚且如此，则可想见，前代增删注文或传抄致误者当不在少数。
我们不妨再看其注释之体例。依今所见传本之注释，较典型者约为二类：
一、参差式。此指各句下注释文字长短不一。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注文长达133字。“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注文仅3字。其最典型之格式，乃“××，××也，言……”。先释词，复析句，其间或再引经据典。以此体例作注，最典型者为《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
二、规整式。此体例多以八字注之，即“××××，×××也。“或有部分四字句：“×××也。”前者如《九怀·匡机》：“极运兮不中周转求君，道不合也。”后者如《卜居》：“乃往见太卜稽神明也。”
第一类与一般章句体相同，行文较随意，注释清楚且详尽，甚至不厌其烦。如一“申”字之注，在《离骚》及《九章》之《惜诵》、《涉江》中多次出现。如此反复注释之字，在《楚辞》中至少有一百六十多处。
第二类虽十分经济，亦琅琅上口，然失之简略与粗疏。或仅在析句，或犹如评点，或只添蛇足之嫌，尽是废话。如《卜居》：
“郑詹尹其姓名也。”“屈原曰吐词情也。”“宁诛锄草茅刈蒿菅也。以力耕乎种稼穑也。将游大人事贵戚也。以成名乎荣誉立也。”
《楚辞》内各篇之注音与引经据典等情况也各不相同，或多或少，或有或无，限于篇幅，此不一一罗列。
对某一注疏家而言，注释体例、风格前后当取一致，而通览《楚辞》所注，似乎不得不怀疑此十六卷（姑撇开王逸之《九思》不言）注释是否皆出王逸一人之手。
当然，如注疏家年寿较高，为某一书作注历时既久，不可避免前后会有相异之处，但无论历时既久也罢，几人所注也罢，其舛误矛盾之处便不可免，又怎能仅以极少之例证来作结论？
笔者曾将《楚辞》之注释体例等各种要素输入电脑，十七卷顺序则如下所示：
1.《离骚》、2.《九歌》、3.《天问》、4.《招魂》、5.《大招》、6.《惜誓》、7.《七谏》、8.《哀时命》、9.《九叹》、10.《九思》、11.《九章》、12.《卜居》、13.《渔父》、14.《招隐士》、15.《远游》、16.《九辩》、17.《九怀》
以此篇次较之《章句》本或《释文》本，似乎不可思议。然比序恰好以王逸之《九思》为转捩点，且另有一惊人发现，若将《离骚》与《九怀》看成二极点，以《九思》为转折，列成图式则为
若此，则《楚辞》无论非一人或非一时所注，其中约十七处“解见前篇”例便无一处矛盾。
此外，或再细细揣摩“解见前篇”，发现有些部分似欠妥切：1.上文已言，《楚辞》所注常不厌其烦，则有几处非必以“解见前篇”注之；2.或有几处正文注释并不尽同，并不可因先有所注而后文可略之。
再如《惜誓》：“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注曰：“已解于前也。”洪兴祖《楚辞补注》却作“已解于《离骚经》。”
隔三句：“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下注：“已解于《九章》。”实际上前一篇《天问》中已有“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等句，而《九章·涉江》中仅“比干菹醢”一句，且世传比干剖心而梅伯受醢，则此处因《九章》而省略也欠妥当。
再看《哀时命》：“岂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下注：“皆已解于《离骚》、《九辩》、《七谏》。”此注本身便觉是后人添加之腔调。
再如序与正文，正文与注释，其间矛盾舛讹亦多，不少前辈学者早已指出，此不赘述。
至此，须申明一句，笔者并非试图怀疑《楚辞章句》是否出于王逸之手，更非怀疑史上竟有无《楚辞释文》，仅仅以为王逸之注后世注疏家有增删修改之迹，传抄者又或有致误之处。
又，《九辩》序中对“九”字有详述，故或以为以“九”为题者，篇次当以《九辩》为首，此又可证明《释文》为旧本。
依《楚辞章句》本，以“九”为题之篇目，按序为《九歌》、《九章》、《九辩》、《九怀》、《九叹》、《九思》，欲释“九”字，似置于《九歌》为妥。然《九章》有九篇，《九歌》有十一篇，“九”也者，仅言其多，是为虚数，并非必实指，此乃能读《楚辞》者起码应有之常识。说到底，对九字原不必多费笔墨。然为何《九辩》中偏有所解？盖因宋玉之后尚有《九怀》（王褒作）、《九叹》（刘向作）、《九思》（王逸作），后人不止拟屈氏之作品，并连题目也拟之。正因此现象值得注意，故王逸或因此而在拟屈氏以“九”为题之首篇《九辩》中予以解说。
王逸《九辩》序曰：“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入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此语旨在回顾屈氏以“九”为题之意，而更为引出以下一段话：“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承其九，以立义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上文已言，《楚辞》因千年流传，舛误颠倒者为数必不少，有几处矛盾并不为怪。如言释“九”者因置于《九辩》而必定《九辩》在前，则以之律彼，便有扞格。正如本师姜亮夫先生所言：“《招魂》一篇，依《释文》次，则后于《招隐士》，而《章句》释“招”字，不在《招急士》篇，乃在《招魂》篇”。（《楚辞学论文集·洪庆善楚辞补注所引释文考》）故以“九”而定何为旧本，也并不可靠。
今日所见之王逸所注《楚辞》本，除《章句》外，惟见宋人所引洪兴祖所言之《释文》本，且只存篇次，故近世论者，惟有以前人所论之片言只语为证。引刘勰《文心雕龙》便是一例。
《文心雕龙·辩骚》云：“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或作《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刘氏所举自《骚经》至《渔父》之序，与上述《章句》本及《释文》本皆不相同，然自“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等语看，知是以艺术风格分类。但若以两两并提之篇次而言，较之《章句》本，惟《远游》与《天问》不顺，较之《释文》本，则有《九歌》与《九辩》，《远游》与《天问》，《招魂》与《招隐》不顺。
然此处并非希图以多寡而定正误（虽如《九歌》与《九辩》等序可资参考），但于排比中自可发现一些问题。
文中《招隐》，传本或作《大招》。所据者，或是前人依《文心雕龙》唐写本而校出，或因《章句》本《大招》正列于《招隐》之后。
然今人或以为《招隐》乃汉人所作，刘文之所以误为“《招魂》、《招隐》”，是因《释文》本此二篇正排于一处。
只是如此推测也见粗疏。须知，若因后世传抄所致，而传抄者所据应是《文心雕龙》而非《楚辞》，且致误之可能性，只能是因《大招》《招隐》同有“招”字，不经意而误抄。即便照《释文》，也只能误为先《招隐》后《招魂》，而非先《招魂》后《招隐》。且按常理，衍文也只衍于“正”文后而非“正”文前。若依《释文》抄写，致误者非《招隐》而是《九怀》矣。
此外，还有一处疑问，依刘勰所言：“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莫能追者，当指汉人。依《释文》次，《九怀》以下，尚有《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然问题随之产生：一、《招隐士》为刘安或淮南小山所作，亦是汉人，却未涵括于内；二、《大招》为屈原或景差所作，却又排之于“逸步”之外。
若依《章句》篇次，《九怀》以下，乃《九叹》、《九思》也。诸篇依次是王褒、刘向、王逸所作，皆汉人也。惟是《招隐》、《七谏》、《哀时命》、《惜誓》等汉人之作未能概括于内，似乎“屈宋逸步”汉人犹有可追之者。
然“屈宋逸步”后世果真无人可追，则“莫之能追”似乎是句废话。刘勰在该文中尚有一段话：“枚（乘）贾（谊）追风以入丽，马（司马相如）扬（雄）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笔者以为此诸君便是尚能追之者。
需知“能追”和可“与并能”应是二个层次，故前面所引王逸《九辩》序：“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虽号为楚词，然徒拟其形（包括题目），精神气格已失大半，故刘向、王褒及王逸确是未能追之者也。
最后再补一事。王逸既以《楚辞》为刘向所编，则依前人编书最后附以已作之惯例，王逸所见之本，当以刘向《九叹》为最后，亦即十六卷本。若依《释文》本，王逸所见，便只十三卷本。王逸既为《哀时命》、《惜誓》、《大招》作注，则此三篇必然在刘向所编“十六卷”之内。因此，若依《释文》，王逸所言之“十六卷本”与“刘向所编”之间，便总有一处讲不通。
结语
由上所论，笔者似有几点不成熟之想法：刘向之前，《楚辞》并无定本，至刘向之时，始有今日之大致规模。王逸之后，篇目篇次虽大致固定，但仍有所变动。而正文、序言、注释间或有所扦格，除传抄所致，也因各代编者注家皆有所增删改动。此现象一直沿续至宋初，之后稍趋稳定。宋后通行本仅《楚辞章句》一种，《楚辞释文》仅知篇目。然自各种迹象可知，此前传抄之本必定不少，只是后人无此眼福。故意而言之，今人不可仅仅以一二点例证便确定何者为王逸当时所据之旧本。
标签：楚辞论文; 屈原的故事论文; 楚辞章句论文; 汉朝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卜居论文; 天问论文; 屈原论文; 远游论文; 招隐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九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