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货币流通呈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除货币流通的基本性质外（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宋代货币流通还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的沉淀；二是货币在各地区间分布的不平衡；三是货币需要量和流通量受生产季节性影响而表现的季节性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慢。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宋代货币经济的全面理解，对认识宋代货币流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也很有意义。下面就对上述特点进行分别论述。
一、货币的沉淀
从宋代货币流通的渠道看，货币的集中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货币总是不断向商人、地主手中集中，形成流通中货币的集中和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货币流向何处由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生产发展水平决定。宋代的商业尽管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但是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商业的发展仍然独立于生产之外，货币还没有与生产相结合而转化为生产资本，货币就只是单纯的购买手段，是单纯财富的象征。在商人、地主手中积累起来的货币，除用作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继续流通，或用于购买土地，或者只是用于消费外，其余则是被作为积累财富的方式加以贮藏，而不可能用作生产资本重新投入流通。“产品的商品性质越不发达，交换价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1〕商品生产的不发达必然导致贮藏货币的发达。
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指出了宋代贮藏货币的风气，并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说：“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者，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此为大患。若以百千金银计之，岁收必十千、十余年后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能息焉。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则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又三年两倍，不知其多少，何为而藏之箧笥，不假此收息以利众也？”宋代贮藏货币不只是金银，也并不是单纯为避免所谓“分析之患”，袁采虽主张将货币用于流通生息，也仅只是用于“典质营运”，即投资于高利贷和商业活动，而没有指出应投资于生产以进行商品生产，这正说明了商品生产不发达对货币流通的影响，货币还没有成为资本，没有与生产相结合。
在商品生产发达的情况下，货币的拥有者为追求利润而将手中的货币投资于生产，而不会让货币停留在手中，他是资本的人格化，所执行的是资本的职能，而资本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断地、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宋代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程度，所以货币的贮藏就很发达，流通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货币并没有投资于生产，除用作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外，大量货币被贮藏起来。宋代货币贮藏十分流行，许多富人有库藏钱，称为“镇库钱”，这些货币一旦被贮藏则可能被埋藏于地下永无见天之日，或藏之库中至累世不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咸平县张士宁“尝蓄皇佑钱万贯，谓之镇库钱”〔2〕。 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家财十万贯，藏屋十间；青州麻员外“至富，号麻十万……其富三世，算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宋人议论说，“然则所谓富室大家者，所积之厚，其势可以比封君，而钱足以使鬼神，则于剥取之道，唯恐无间”〔3〕，全国各地都有一批挂牌的大富豪，青州麻氏不过其 中之一，“射利之豪，拥高赀，轨揖鳞差，而荷任者不得完短褐也，前日右姓有如青州之麻、龙门之李、寿春之王、大贾之焦西，与夫近世都下之孙、郭，此亦卓氏辈，何以异哉？天下此俦固不少矣”〔4〕， 这些大家经济力量雄厚，甚至连政府也要向他们借贷，“方关陕用兵，朝议贷在京民钱”〔5〕北宋政府曾向永兴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万贯，“后 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6〕。南宋时期钱荒问题一直很严重， 但同时货币贮藏之风也很盛，绍兴三十一年，“言者论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7〕；会稽詹氏为郡巨室，其中詹抚干又最富，“藏镪尤多，……库屋十余堂，元堆叠缗钱”〔8〕。 南宋中期人吴箕说：“货殖列传中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比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在今日言才五万贯耳，中人之家以五万缗计之者甚多，何足传之于史，盖汉时兼并之风犹未至甚，民之富者特止于是。自唐以来财产蓄于私室而贫民无立锥，宜乎货殖之多于古也。”〔9〕可见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主商人手中的货 币财富大量增加，但是“富室兼田千亩，廪室藏钱至累岁不发，然视捐一钱可以易死，宁死无所损”〔10〕。货币贮藏的盛行使大量货币不断沉积于流通之外，成为富室大家随时可以支配的财富，正常的流通难以进行，宋人诗曰：“物外幽奇物，吟看复叹呈，豪家始可用，穷巷却应无……良冶何由铸，常流岂易图，野人唯自爱，难把悦妻孥。”〔11〕“常流岂易图”正说明了宋代货币沉淀严重这一事实。
货币贮藏的普遍总的来说是商品生产不发达的结果，货币制度的不合理也会加剧货币贮藏的盛行，如铸币减轻、劣币流行使优良货币被贮藏。北宋时期主要以铜钱为流通手段，相对来说，北宋铜钱质量的变化不大，但也发生了两次铸币减轻的情况。第一次是宋仁宗时期在西北实行大钱和铁钱制度，致使小铜钱退出流通，“旧钱不出，新钱愈轻”〔12〕。第二次是宋徽宗朝蔡京推行大钱和夹锡钱，波及整个铜钱流通区，破坏性极大，“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13〕使正常的交换都难以进行。
南宋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问题比北宋更为严重，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大量流通，以及南宋铜钱质量的普遍降低，使北宋以来铸造的大量优良铜钱退出流通。在会子尚未流通的绍兴时期就已经存在官铸铜钱含铜量降低，民间大量铸造沙毛钱，铸币质量低劣的问题，民间形成了“以积钱相尚”的风气，良币被大量贮藏，流通领域货币短缺，所以绍兴二十九年宋政府“立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变转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14〕，企图以立法形式限制私家藏钱，强制被贮藏货币重新回到流通中来。唐代实行两税法后造成了严重的钱荒，曾立法限制私家藏钱，两宋时期只有绍兴年间曾实行这样的措施，足见当时钱荒问题的严重。秦桧当政时，临安货币缺乏，市场商品滞销，“时都下货雍，乏见镪，市廛大缺，府尹以闻”，老谋深算的秦桧深知其中原因，于是召来文思院官，告以钱法将变，命铸新样钱，传闻于外，“富家闻者，尽出宿镪市金粟，物价大昂，泉溢于市”〔15〕。富人害怕现行货币废而不用造成损失，所以贮藏的货币就流向市场，市场由缺钱一变而为“泉溢”，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所谓“钱荒”与货币贮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般来说，被用于贮藏的只是那些实际价值等于或者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只有这样的货币才具有贮藏保值的职能，那些不足值的货币则没有贮藏职能。在宋代来说，被贮藏的主要是铜钱，特别是铸造质量较好的铜钱，大铜钱、铁钱、纸币则不被贮藏，“铜钱以可运可积为贵，而铁钱不可运不可积为贱”〔16〕。在铜钱与纸币并用的时候也是铜钱被贮藏，而楮币则充斥于市场，“楮行而钱益少”〔17〕，所以，货币在流通中的沉淀主要是就良币而言的。与此相应的则是劣币的壅滞，在政府铸造流通劣币的时候，人们不愿把劣币保留在手中，而是竞相把劣币抛向市场购买商品，劣币的流通速度会因此而加快，劣币的面值本来就高于它的实际价值，流通速度的加快则加速其贬值，出现通货膨胀、钱多为患的局面。宋代凡是铸造大钱、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时期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以钱多为患、劣币壅滞的现象。
货币的沉淀，主要是良币的沉淀，是宋代货币流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和规律，正如宋人所说的“常流岂易图”，认识这一点，对认识宋代的钱荒现象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很重要的。
二、货币在各地区间的分布
货币在各地区的分布决定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府的货币投放和征收，二是商业活动中货币在各地区间的流通。政府的货币投放与征收是第一决定因素，按照常规，随着地区间的商业交换，货币也会在地区间流进流出，商品输出多的地区，货币流入也多，通过这种调节，物产丰富、商品输出多的地区，货币供给也就充足。但是宋代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货币在地区间的流通较少，主要是政府的财政调剂起作用，因而货币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平衡。
北宋革五代积弊，整顿中央和地方财政，在中央设三司作为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地方则设转运司负责一路财赋的调节和上报，并负责上供。地方上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上供，即上缴中央财政，一部分留州，主要供地方财政开支。地方财政开支的货币仍在当地，并不转移。上供则要由各地输运京师，其中一部分则是兑现商人在京师的入便钱，并不实际搬送京师。宋徽宗朝的宇文粹中说：“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18〕可见北宋时由中央直接支配的收入为诸路上供以及京师商税等收入，以及解盐、晋矾、市舶收入等项，其中上供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上供主要由诸路搬运京师，东南上供又占有较大的比重，“祖宗之时银绢缯絮钱谷皆仰给于东南”。庆历三年东南诸路上供钱运致京师者，江东80万、江西34万、湖南北27万、两浙74万、总计224万余贯， “是则国家财赋之仰给于东南者未尝不丰也”〔19〕。上供使诸路特别是东南货币集中于京师，成为中央直接支配的财富，但中央财政对这些货币的使用则是“内赡京师，外实边鄙”，使大量货币投向京师和沿边地区。
京师为政治军事中心，中央财政开支的货币大量投放于京师自不待言。西北二边为北宋与夏、辽军事对峙地区，这两个地区集结的军队占北宋军队总数的很大部分，所以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有大量开支供应这部分军队，即所谓“外实边鄙”。军费开支一部分是直接支付军人的薪饷，另一部分为购买军需物资的籴买，籴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直接开场和籴，这部分货币直接投入于西北、河北市场。另一种是入中和买，即商人在沿边地区向政府入中粮草，持券到京师或内地领取现钱或盐茶等商品作为入中的报酬，“朝廷自昔谨三路之备，粮储丰溢，其术无他，惟钞法流通，上下交信。东南未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池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到京，并支现钱，号飞钱法，河东三路到京，半支现钱，半支银、绸、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者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惟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鄙。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以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在盈满”〔20〕。北宋政府的入中法运用了飞钱的办法，货币并不运到沿边，而是仍积于京师。
北宋铜钱的年铸额很大，铜钱总供给量是不断增加的，这些每年新增的货币是如何投放于流通的呢？北宋的主要铸钱监都集中于东南，“国朝故事，诸监所铸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21〕。东南所铸新钱要先纳入内藏库，然后经内藏和三司的支出转化为流通货币。这主要是对东南钱监而言的，西北的钱监则由当地转运使负责，新铸货币主要通过转运司的开支进入当地流通。熙宁五年内藏库言：“勘会饶、池、江、建等州递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并额外增剩钱久来并纳内藏库，每年退却六十万贯并三年一次支用南郊钱一百万贯赴三司，显见往复，欲乞下三司自今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内支一十一万六千六百六十贯六百六十七文并饶、池、江、建州监铸到额外剩钱并纳本库外，余钱并令左藏库受，更不令本库逐年退钱六十万贯并每次南郊支钱一百万贯与三司”〔22〕。不论在两者之间如何分配，总不外乎“内赡京师，外实边鄙”，而投放于京师和西北沿边地区。
政府财政行为造成了货币地区分配的不均衡，而由于宋代主要货币铜钱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这种不均衡又难以在商业交换活动中得到调节。尽管铜钱比铁钱值大量小，但它仍属于贱金属货币，携带运输仍很困难，以宋代铜钱每贯足五斤计，百贯铜钱计五百斤，1 千贯铜钱则重五千斤。宋代从事远距离贩运的商人所运货物的价值量都很大，在出售货物后，把所得货款带回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带钱不仅不能获利，而且还要支付运费，对商人来说是不合算的。此外，携运铜钱还要交纳沿途过税，税额很重，如南宋时一位王姓官员在四川卸任后，僦舟东下，“囊无蜀装，惟俸给缗二千，所过镇务毕税，无虑费三百缗”〔23〕，对于逐利的商人来说，绝不会如此。运费和对货币征收过税是阻滞货币在地区间流通的重要因素，南宋绍兴年间政府因供应沿边驻军而在江淮沿线地区投放大量铜钱，但是在内地则是铜钱缺乏。尽管如此，铜钱回流也很少，“而商旅贩易少有载见缗回者，不唯脚乘之费而所过场务例皆收税，自江上至行在场务十余，及往诸州愈远愈多，一一抽数，所余无几，是致滞于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诸处日益竭”〔24〕。北宋情况也是如此，有人就指出政府在沿边地区投放的铜钱，也因为“般运脚费数多，支与客人亦决不肯顾脚却般回”〔25〕。除上述原因外，政府还明令禁止铜钱流出都城，无论是北宋的开封还是南宋的临安都有这样的禁令，京师是政府货币投放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四方钱货聚集之地，这样的禁令对货币的流通有很大影响。
铜钱在地区间的流通不畅，而商业上盛行的回货贸易以及有价证券和信用制度则代替了铜钱的流通。
宋代商人在长途贩运中，为了避免运输铜钱，往往采取往返贩运的形式，即运甲地货物到乙地销售后，再贩运乙地货物回甲地销售，这样可以降低商业成本，使商业资本最大效率地发挥作用，这种回头货在宋代称为“回货”。
回货贸易是宋代长途贩运的重要方式，有无回货往往是影响商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北宋西北地区，消费量很大，外地商人到陕西，“自来患在卖到见钱别无回货”〔26〕，“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27〕，都城开封同样因为消费量大，可输出的商品少，“入中客旅请钱难为回货”〔28〕。南宋绍兴初，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当时人说：“今商贾虽通，少有回货”〔29〕，成为制约商业发展的因素。荆湖北路驻扎大军，“自来盐商无回货”〔30〕。上述例子都是因无回货而造成对商业发展的制约，所以为当时人们所强调，说明回货贸易的方式是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方式。如北宋时期四川与陕西的商业往来中，“陕西客人兴贩解盐入川，买茶于陕西州军货卖，获利厚”〔31〕，在川茶自由买卖的时期，川茶与解盐就互为回货，“往时茶乡人户既得各自取便卖茶，于是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兴贩，交易如织”〔32〕，回货贸易很兴盛。宋代地区经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各地大都有各具特色的商品，商人往来于其间，以往返贩运的方式沟通两地的经济交流，但货币却很少在地区间流通。
回货贸易的形式尽管很便利，但是有些地区难以提供回货，特别是政府驻军集中的沿边地区和人口集中的都城，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货币投放量很大，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而本地区商品难以满足需要，因而以商品输入为主，商人大量将物产丰富地区的货物贩运到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虽然没有多少回货可运，但是在宋代仍然有一种办法来避免运输货币的困难，陕西、河北和京师都属于这类地区。
北宋西北地区是一个由于大量驻军而形成的极富特色的消费市场，陕西诸路商业发达，但以商品输入为主。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人，“关陕以西至沿边诸路颇有东南商贾，内如永兴军、凤翔府数处尤多”〔33〕，“蜀商多至秦”〔34〕。“是时（元祐时）。四方商贾不行，惟陕西道路如织”〔35〕。说明西北是四方商贾辐凑之地，各地向西北输入的商品数量是很可观的。西北实行的是铜铁钱并用制，铁钱流通仅限于西北，铜钱虽可通行于关东诸路。但运输困难很大，西北又缺乏商贾所要的回货。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北宋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解决商业发展中无回货的问题。盐钞制、现钱钞、现钱公据和入便制是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用信用制度来解决商人无回货和携运货币的问题。“祖宗以来行盐钞以实西边，其法积盐于解池，积钱于在京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解）[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旧制通行解盐（池）[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予，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至所由州县贸易炽盛，至为良法”〔36〕。政府为了吸引商人在陕西入中粮草，在京师榷货务准备现钱，印盐钞给陕西，商人在陕西出售货物后，不必将现钱运回内地，而用现钱买盐钞，再用盐钞领盐贩卖，或者直接到京师领取现钱，这样就使商人克服了无回货和运输货币的困难。盐钞实际上成为一种飞钱手段。“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专为钞请盐，兼为飞钱耳。今以百（年）[贯]之多，移之他州以为重载，易之为钞则数幅纸耳”，“粜客得钱不能置远，必来买钞，是用边籴不匮，钞法通行”〔37〕。“户部一造飞钞以给边郡，边郡以给商贾，持入元丰库请钱，尤为私便。是时商贾不行，惟陕西道路如织”〔38〕。除盐钞外，政府还在西北发售现钱钞、现钱公据，实行入便制，现钱钞与现钱公据同盐钞类似，不同的是它们专门以现钱兑现，政府在京城开封准备现钱，商人持钞或公据在京城领得现钱，并获得规定的加饶。政府直接用现钱钞或公据在西北向商人购买粮草等物资，或在西北出卖。盐钞的发行额受食盐销售量的限制，而现钱钞与公据则是朝廷资助西北军费的一种形式，发行时间与数量根据需要而定，较之盐钞，兑现更有保证，因而更受商人们的欢迎，“商人多愿请见钱京钞”〔39〕。入便制则是继承唐代的飞钱，商人或官员等在西北向政府交入现钱。领取凭据，然后在京城或其它指定地点兑取现钱。“熙宁、元丰间遇有边事，许诸色人于边上入便钱，却于在京向南请领，仍支于加抬及脚乘钱不计其数”〔40〕。这些措施解决了商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也避免了西北铜钱向内地的流通。
京师开封同样如此，开封为北宋政治军事中心，官僚云集，驻军庞大，货币投放量大，四方商贾辐凑，特别是大量来自东南的商人和商品，“东南客旅多是要行货入京，少有在外领公据入京请钱之人”〔41〕。“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42〕。京师虽然商品输入多，但是货币流出并不多，除铜钱笨重难运外，还因为政府限制将铜钱搬运出城，咸平三年“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其诸城门不得私放出现钱”〔43〕。商人也不愿运输铜钱，而是采取其它办法实现货币资财的转移，如买盐钞、度牒之类有价证券。“旧小平钱有出门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货交易得钱，必太半入中末盐钞，收买告牒，而余钱又流布在市井”〔44〕。除此之外，商人还采取买运银绢等物的办法，以便携带。这些物品便于运输，在宋代被称为“轻赍”，政府财政中常用轻赍以便于运输，商人以及行旅也是如此，如“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其买纱一百匹，人仆负之”〔45〕，是以纱为路费而不用铜钱。南宋王迈也曾说：“四方游士充赋上京，思得白镪如拾至宝”〔46〕，是以白银为路费。北宋时绢价每匹值千钱，重仅十二两，而铜钱每千则重五斤左右，银则更为轻便，以行路而言都优于铜钱。京师的便钱业也很发达，“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47〕。四方商贾在京城出售货物后，不必把钱带走，只要向政府交入现钱，即可得到凭据，持券到所要到达的地点，向当地政府凭券领取现钱，最初为直接向左藏库交钱，后来则有专门机构便钱务负责其事，至道末京师的便钱额为170余万贯，天禧末则 增至280余万贯。除官办便钱业外，民间也有商人经营的便钱业，政府曾禁止民间便换正说明了它的存在。会子正是在民间便钱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宋时，在需要把货币带到外地时也常把铜钱换成纸币以图方便，如“闻人尧民伯封，嘉兴人也。淳熙六年赴楚州录曹，母春秋高，不肯去乡里，乃嘱其弟舜民侍养，而独之官，经三月积奉钱百千，买楮券，遣仆持归遗母”〔48〕。他并不是把百千俸钱直接从楚州带到嘉兴，而是兑换成楮券，因为百千钱可重数百斤，难以携带，换成楮券就方便多了。会子在信用稳定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会子购买力高于铜钱的情况，就是因为“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商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49〕，会子既可免税，又可免除搬运之费，所以商旅往来更乐于用会子。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在民间的商业往来中，商旅主要用轻赍、有价证券、入便以及回货的方式避免运输铜钱，铜钱在地区间的流通很少，货币在地区间的分布不能通过商业来加以调节，那么，货币在地区间的分配情况只能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调拨和投放，由此而形成货币由东南向京师和沿边集中。铜钱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平衡。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沿边和京师是由于军事、政治原因而发展起来的消费性市场，而东南则是生产发达、物产丰富、大量提供商品的地区，但京师和沿边的货币供给量大，东南的货币供给量小，而且东南的铜钱又不断通过上供形式流向北方，这一矛盾现象是宋代货币流通的一大特色，显示出政治、军事因素对货币流通的重要影响。就宋代几种主要货币来说，铁钱本身就是区域性货币，只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流通，纸币则以轻便见长，不存在搬运问题，上述矛盾现象主要存在于以铜钱为主要流通手段的北宋。
三、生产的周期性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货币流通的基础是商品流通，因此商品的生产周期也必然影响货币流通。生产的周期性对货币流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二是对货币需求量的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宋代市场商品的种类是十分丰富的，但最重要的则是粮食和布帛，农业生产周期完全是季节性的，布帛生产也要受种桑养蚕植麻的季节性影响。生产的季节性首先影响商业资本的周转，从而影响货币流通。
“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产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是缓慢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生产时间“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业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50〕。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商业资本流通周期所作的分析。宋代市场主要是生活资料市场，那么商业资本周转主要受两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是商品生产的周期，二是商品的消费周期，也就是说粮食和布帛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周期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影响。其具体表现为，商人必须在收获季节才能获得商品，收获季节是粮食等季节性商品大量涌向市场的时间；对于粮食和布帛来说，其消费过程也是很缓慢的，一季粮食的消费最迟要延续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布帛等的消费则会更长。宋代生产对商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商旅与农贸易，不劳质剂，皆指秋成以为期”〔51〕。小农经济并非商品生产，但是为了获得纳税、还债以及购买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货币，所以要在收获季节出售部分农产品，“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52〕。“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53〕。“今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亟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负”〔54〕。收获季节，农产品上市，商业资本的周转开始，而只有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商人资本才能开始另一次周转，而且由于小农对货币的迫切需要，不能待价而售，所以粮食集中涌向市场。除粮食外，种植业也是季节性的，如四川茶商向园户收买茶叶，“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55〕，预支价钱，到收获时才能取茶贩卖。再如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56〕，商业也同样受生产周期的影响。纺织品贸易的季节性虽不象农业种植业产品贸易那样严格，但也很明显，特别对农民家庭手工业来说更是如此，如乐史所说，“臣尝两历州县，粗知利病，编民之内贫
者多， 春蚕所成正充赋调之备， 晚蚕薄利始及卒岁之资”〔57〕。从政府的和买政策方面也可反映出纺织品贸易的季节性特点，如四川的预买布制度，“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58〕。北宋最初推行于河北而后加以推广的和买也是“方春民乏绝时，预给钱贷之，至夏秋输绢于官”〔59〕。民间商业活动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较著名的是抚州商人陈泰的故事，陈泰从事贩布，“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60〕。陈泰向生产者贷放本钱，既是预付商品价格，也可能带有商利贷的性质，每年六月份开始收回商品，直到暮秋完毕。陈泰的商业资本的周转明显是受生产季节性的影响的。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就宋代的农业和蚕桑业的情况而言，生产的周期主要为一年一收或一年二收，商业资本的周转与此密切相关。
宋代商业活动中盛行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赊买赊卖，“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61〕。加藤繁最早对此进行过研究〔62〕。宋代的赊主要存在于大商人与小商人之间、贩贾与铺户之间。“夫大贾之能蓄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为）〔非〕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妨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63〕。这种大商与小商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可能主要采取的就是赊的形式。贩贾与铺户牙人之间的关系就象《夷坚志》布张家的故事反映的那样，一位大商人从河东贩运大量布匹到邢州，他并不直接在邢州零售，而是通过牙人赊于铺户，“但访好铺户赊与之，以契约授我，待我还乡，复来索钱未晚”〔64〕。因为这种商业信用关系相当普遍，所以政府以立法形式加以规范，乾兴元年六月”诏在京商税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将到行货物色，并须只此一色见钱买货，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或客旅不切依禀，只令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别无有家业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会。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活，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味客旅，诳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65〕。赊买赊卖是商业中通行的习惯，那么赊的周期便大致反映了商业资本周转的时间。赊的支付期限并不是随意规定的，它实际上是由商业周期所决定的，对于赊买者来说，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将货物销售出去，并获得货币来支付给赊卖者。“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彼此通济”〔66〕，这里所反映的赊的期限为一年。熙宁时期的市易法中的结保赊请大致就是依照民间的商业习惯，由市易务向行人赊卖货物，偿付期分半年和一年两种，“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67〕。从这些情况看，宋代商业资本的周转受生产周期的影响，所以是较慢的。
生产的季节性不仅影响商业资本周转，同时也决定赋税征收和高利贷偿还期限。“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它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68〕。宋代两税就是按生产季节来征收，夏税于六月份起征，秋税于十月份起征，都是在收获季节，两税中既有实物也有货币，后来增收的免役钱，折帛钱都是随两税一起征收。由于从北宋到南宋，农业税中货币部分的比例越来越大，货币流通受生产季节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民间高利贷的偿还也大都集中于收获季节，“秋收幸值岁稍丰，谷贱无钱私债重”〔69〕，“秋成之时，百逋丛身”〔70〕，都说明这种情况。熙宁新法的青苗钱的借偿也是按季节进行的。其偿还随二税一起进行。赋税和高利贷支偿的季节性。本身对货币流通造成很大的影响，它同时又影响到商业，正是在收获季节，因为纳税和还债都需要货币，所以生产者出售产品也集中在这个时间，于是就出现了“方夏蚕毕平，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廛市”〔71〕的现象，这就又强化了商业所受生产季节性的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宋代市场呈现出了明显的季节性特点，收获季节货币需求量突然增加，如交子在民办时期，每当收获季节就要增加发行以满足需要，“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72〕。四川钱引的购买力变化也是随季节而低昂，“每州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73〕，说明春季钱引购买力降低，而到茶叶收获季节，赋税交纳之时，则复上升，是随季节性的需求量变化而变动的。同样，南宋铜钱与会子比价的变化也有季节性特点，“每遇输纳折帛之时，持券求钱，茫无所售”〔74〕，折帛钱随二税征收，其中一半为铜钱，当此之时铜钱需求量增加，所以铜钱购买力上升。但是在春季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宋人称为“仓耗”，“市寂然若将暮， 贾匮农囷闭而不张，钱井金沟谨其阖藏，收列肆于九衢，刀布滞乎千商，至于白藏之府，红腐之仓，
，琛币充梁， 亦且签筹寝乎会计，关石罢乎低昂，坚而问焉，有客言于余曰：是为春孟望之后一日 ，其名为仓耗”〔75〕。春季成为市场最萧条的季节，市场商品很少，货币流通似乎停滞了，此时的货币需求最少，与收获季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生产的季节性影响到货币流通，结果是货币流通周期长，速度慢，使单位货币所发挥的效力不高，因而货币的需求量很大，宋代思想家已注意到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需求量的关系，如著名科学家沈括说：“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享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76〕就是要通过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使货币发挥更大的效力。沈括的思想固然可贵，但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货币的流通速度较为稳定，难以加快。另一方面，货币需求量的加大集中在收获季节，市场商品供应量加大，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出现周转困难，商品售价低，或者销售困难，大量商品难以在短时间内为商业流通过程吸收，生产者的商品卖不出去又必然会影响纳税，高利贷偿还等，形成连锁反映，使人们感到货币不足。“米贱之时，负贩者则有不售之忧，米贵之时，计日而籴者则有绝粒之病。”〔77〕市场的这一季节性变化，就是因为受自然条件决定的农副产品在商业市场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正说明了宋代商品经济建立在小农生产以及小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事实。
上述三个特点，不仅在宋代，在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中也带有规律性，认识这一点对理解中国古代货币流通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很重要，它可以使我们避免用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流通规律来分析古代的货币流通。
注释：
〔1〕《资本论》第3卷，第676页。
〔2〕王巩：《闻见近录》。
〔3〕刘光：《龙云集》卷27。
〔4〕何蓬：《春渚纪闻》2卷，《二富室蔬财》。
〔5〕《宋史》余良肱传。
〔6〕《长编》卷388。
〔7〕《系年要录》卷183。
〔8〕《夷坚支已》卷9。
〔9〕《夷坚支庚》卷3。
〔10〕吴箕：《常谈》。
〔11〕曾巩：《元丰类稿》卷17，《分宁县云峰院记》。
〔12〕魏野：《东观集》卷1.《笞钱八韵》。
〔13〕《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
〔14〕《宋史》食货下二。
〔15〕《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丙申。
〔16〕胡我琨：《钱通》卷21。
〔17〕周行已：《浮址集》卷1，《上皇帝书》。
〔18〕《历代名臣奏议》卷54，叶适应诏上言。
〔19〕《宋史》食货下一。
〔20〕《群书考索》续集卷46，东南财赋。
〔21〕《宋史》食货下四。
〔22〕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
〔23〕《长编》卷230。
〔24〕蔡戡：《定斋集》卷14，《故端明殿学士王公行状》。
〔25〕《系年要录》100，绍兴六年四月甲子。
〔26〕李复：《潏水集》卷4。《与运判朱勃正言》。
〔27〕《长编》卷344。
〔28〕《文献通考》卷16，征榷三。
〔29〕《宋会要》食货36之18。
〔30〕《中兴圣政》卷19。绍兴六年二月。
〔31〕《朝野杂记》甲集卷16，湖北会子。
〔32〕《宋会要》食货24之9。
〔33〕《宋会要》食货24之10。
〔34〕《长编》卷344。
〔35〕《长编》卷160。
〔36〕苏辙：《龙川略志》卷8，《议罢陕西铸钱欲以内藏丝绸等折充漕司》。
〔37〕《文献通考》卷16，《征榷》三。
〔38〕张舜民：《画墁录》。
〔39〕《龙川略志》卷8， 《议罢陕西铸钱欲以内藏丝绸等折充漕司》。
〔40〕《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癸末。
〔41〕《长编》卷251，元符二年七月癸卯。
〔42〕《宋会要》职官42之8。
〔43〕《长编》卷63。
〔44〕《宋会要》食货55之22。
〔45〕《宋史》食货下二。
〔46〕《夷坚丁志》卷11。
〔47〕王迈：《月瞿轩集》卷1。《乙末馆职策》。
〔48〕《宋史》食货下二。
〔49〕《夷坚支癸》卷3，闻人氏事斗。
〔50〕《中兴圣政》卷54。
〔51〕《资本论》第3卷，第339页。
〔52〕晁说之：《景迂生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53〕《水心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
〔54〕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常平》。
〔55〕《陆九渊集》卷8，《与陈教授书》。
〔56〕吕陶：《净德集》卷1。
〔57〕蔡襄：《荔枝谱》。
〔58〕《长编》卷28。
〔59〕范镇：《东斋记事》卷3。
〔60〕《东斋记事》补遗。
〔61〕《夷坚支癸》卷5，《陈泰冤梦》。
〔62〕《东坡全集》卷51，《上皇帝书》。
〔63〕《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宋代的商业习惯“赊”》。
〔64〕欧阳修：《居士集》卷45，《通进司上书》。
〔65〕《夷坚乙志》卷7。
〔66〕《宋会要》食货37。
〔67〕《东坡全集》卷61，《论积欠六事》。
〔68〕《长编》卷231。
〔69〕《资本论》第1卷，第161页。
〔70〕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卷上，《插秧歌》。
〔71〕王柏：《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
〔72〕《长编》卷384。
〔73〕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
〔74〕李流谦：《漳斋集》卷9，《与汪制置札子》。
〔75〕杜范：《淆献集》卷8，《便民五事奏札》。
〔76〕崔敦礼：《宫教集》卷12，《仓耗解》。
〔77〕《长编》卷283。
〔78〕王炎：《双溪类稿》卷21，《上赵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