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教育
——培育工匠精神的视角
陈景昭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且未来经济的发展又潜伏着众多不确定性，应引起高度重视。在消费降级局面日益凸显、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压以及GDP数据不容乐观的现状之下，应进一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通过教育打造出具备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进而对外输出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投资，借此找到并刺激经济的增长点，以便持续性的强化经济增长。
［关键词］ 经济低迷；人力资本；工匠精神；制度建设
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一系列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形势愈发严峻。在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供给侧结构矛盾以及传统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形下，如何寻找到经济的有效刺激点，保持经济持续性增长则尤为必要。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点被普遍认为是促成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外资撤离，人口传统红利消失，技术发展遭遇瓶颈，企业家后备力量薄弱加之中美贸易战等国际因素干扰，我国经济增长势必要调整发展模式，由大水漫灌的“摊大饼”发展方式转为集约高效的技术性素质发展。在这种转变之中人力资本的提升为重中之重。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论点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与认可，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J.Heckman）曾明确指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有待提升，培养有技能的劳动力，用更高质量的劳动力，缓解劳动人口减少的冲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帮助我们应对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适应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应用［1］。这一点在当今我国老年人口日益增加的现状下显得意义非凡。此外，学者赵春燕通过利用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人均产出出发，以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采用系统的GMM方法实证人口红利、红利结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指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2］。学者许福志通过对“资源诅咒”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提高社会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解决“资源诅咒”，因此加大社会资本培育，提高教育质量，留住高素质人才，对于破除“资源诅咒”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3］。曾鹏，李方犁，吴功亮借由对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指出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同时，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一方面，阐释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推动［4］。现有的诸多研究之中均不同程度的承认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好的促进提升作用，但针对目前我国制造业转型以及新经济替代旧经济的局面应具体从哪些角度入手则所叙不够具体，本文从培养具备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的视角出发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以此应对工业制造的转型升级，减缓近年来经济低迷下降的趋势，以人口素质红利强化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人口与经济影响下的新经济发展困境
（一）GDP数据谨慎，凸显消费降级
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消费需要充足的数量与质量，但各种数据显示，我国消费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已亮起红灯。伴随着房价逐年上涨趋势以及租房成本的提升、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带来医疗费用增速的持续上升，加之股市低迷、供需结构矛盾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教育、文化以及娱乐等方面的支出，使得社会零售总额受到了显著影响。在此种情形之下民众纷纷开启了“消费降级”模式。所谓的“消费降级”一般指民众不再一味地追求高价格，而是进行有选择地服务降级，以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选择相对而言性价比最高的优质服务；不再一味地追求品牌性，而是转向关注跨越品牌象征价值背后的产品实用性以及舒适性程度，概括地说即人们在“消费降级”的背景下更加倾向于选择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通过对“消费降级”的描述不难看出，这种趋势会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受到较强冲击。一方面，“消费降级”的现象会因为居民对消费的选择变化导致生活预期的相对减退；另一方面，“消费降级”还会对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助力即“消费升级”所带来的经济推动产生严重制约，进而令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达到6.5%的预期目标，但是如果我们从分季度来观察的话，增速逐季度下降，并且下半年下降的步伐有所加快，在这其中四季度同比增长6.4%，是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
表1 历年GDP增长速率表
图1 历年GDP增速图
从以上的简要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历年GDP的增速于2018年创下新低，这不得不引起高度的重视与关注。另外几个比较典型“消费降级”的例子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行业中具有代表性企业的收入情况，例如涪陵榨菜的收入和利润有所上升，一些方便面公司的销售额五年来首次出现反弹。根据相关财务报告数据，涪陵榨菜2018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5.07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47%，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全年累计营业收入已超过2017年全年，实现季度营收4.81亿元，其中营业利润2.34亿元，利润率接近50%的表现。另外一个例子便是拼多多的崛起，拼多多企业三年时间获得了近4亿用户。拼多多在2018年第二季度营收27.0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89%，它不光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有着众多的消费者，他在一二线城市合计有着将近43%的渗透力，他的低价模式不光冲击农村地区更是直逼一二线城市。从以上所述情况可以看出人们的日常消费整体上处于一种相对收紧的状态，而这一行为背后所体现的降低消费的心理预期使消费对改善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当今社会是一个群体的时代，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言，“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群体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管社会未来是会以什么路线为基础，都会发挥一种持久的、强大的作用。群体的拥护者会不断增加，其声势会越来越壮大，群体的力量最终将在这个社会上所向无敌……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力量便成了支撑人们的唯一支柱。故而，接下来的这个时代，的的确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5］。而降低消费的这种心理预期会伴随着网络以及新媒体的传播在广大民众心中形成一种潜在的导向，这种导向进一步加剧消费者开展“消费降级”的行为，在多次的碰撞中形成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消费低迷趋势进而更加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人力资本投入待提升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21日表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共计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6］。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约2.8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45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8万人。2018年新出生人口1523万，比2017年下降了200万，人口出生率10.94%，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全面放开二胎的效果昙花一现。在出生率锐减过程之中更加棘手的问题还体现在我国人口的结构方面。2018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7.9%，比去年提高0.6个百分点。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那一时期出生的人们即将步入60岁，因此可以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进一步增加。
人像蚕一样拼命织关系的网，但织成之后，却又千方百计逃之夭夭。范坚强给了一杭一个逃离的机会，可以放下一切，每日枕着书香入眠。一杭成为这间石屋实质上的主人以后，范坚强给他送来了书，让他在漫长的白天与黑夜，不至于孤独。但单纯的生活结束了，石屋的门终于打开来。
在坚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创造出新的制度机制，从制度上对那些束缚工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释放，进而获得适宜当前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关系潜力，从而助其进一步夺取这一波全球竞争的制胜点。为其从以往“摊大饼”发展态势向垂直发展态势转变提供最有效的制度保证。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产出是多种投入要素相结合的结果，包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投入，在其他要素（如土地、资源、社会系统等）所代表的众多投入要素中，劳动力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仍然是主要的分配模式，也就是说劳动者需要通过付出体力和脑力获得劳动报酬，目前的劳动报酬收入是大多数工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的整体结构，除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外，生产和消费组织的社会形态、城乡面貌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由劳动形成。人们普遍认为，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即劳动时间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其中劳动总时间投入是由参与劳动的总人数和平均工作时间所共同决定。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总人口和适龄工作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至于平均工作时长，一些地域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东亚地区因保持了相对勤奋敬业的传统以及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巨大职场生存压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这一推论也可以从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定工作时间中寻找踪迹，1995年5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国际通行的“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工作制，但事实上，我国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远高于此。《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7年）》显示，中国城镇劳动者平均周工作时间高达46.1小时，男性平均工作时间更长（男性46.8小时，女性45.2小时）。三大产业中仅有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低于40小时（39.4小时）［7］。在我国目前劳动时间已经足够长的前提之下若想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唯有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将我国人口隐藏的素质红利充分发掘出来，让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力素质红利共同成为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人力资本》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在这本经典著作里贝克尔教授系统地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此外在贝克尔教授在其另一重要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还曾专门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过精辟论述，其认为“在现代经济里，增长离不开受到良好教育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当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上升，或是教育投资增加时，经济增长就会加快。”这种观念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劳动力会随着教育投资而带来显著的技术能力上升，这种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原本的密集型劳动力产出，甚至会在相当大的空间内超越原本的经济产出体量。另外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1960年提出人力资本学说也明确提及，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这些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经典论述无疑都指明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教育会随着对人力资本的转型升级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贡献。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工业制造业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阵，在此情形之下将“人力投资革命”这一点作为突破口，通过提升劳动力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则显得尤为必要。
如今市场上仍然可见众多的山寨产品以及假冒伪劣产品。面对市场这块阵地，为了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应着力加强与完善市场的监管力度，为工匠文化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与氛围，给予高品质的产品良好的市场前景与预期，不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用高标准、高要求与高质量将“劣币”驱逐出市场，为“良币”让路，让那些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政府主动调控的前提之下充分的发挥出市场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进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系统，让“马太效应”充分的发挥出来。
二、以工匠精神与文化作为当前人力教育投资切入点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过去那种依赖廉价资本和劳动力、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再加上“消费降级”现象的普遍化，我国经济从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大势所趋。但也需要指出，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且这种关系并不以单一的因果关系而形成不可变的逻辑结构，面对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在问题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较大。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恶化社会抚养比，降低劳动力相对收入水平，影响储蓄和投资。但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为经济活动和科技创新储备人才和知识技能，由于高素质人才多集聚于大中城市，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体现更加明显，会推动具有高附加值、高积累和低能耗特征的行业企业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随着我国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劳动力的萎缩、世界产业分工模式的进一步转化，新经济正逐渐取代旧经济，成为更符合未来中国资源禀赋结构的经济业态，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新经济以人为本，“人”是最重要的新经济投入要素，新经济行业普遍具有高科技特征，尤为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7］。世界范围内，经济水平的提升往往意味着生育意愿的下降和受教育水平的上升，所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还通常会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如果能利用这一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转型，那么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形式变化也存在导致经济发展的潜在可能。而随着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又对经济结构转型产生影响，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开始向外转移，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完成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简单来说，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红利虽然利弊共存，但随着新经济替代旧经济的方向引导可能会共同塑造未来新的经济格局。
行会是一个城市中同一产业的手工业从业者结成的组织严密的同业公会［12］。行业协会的构建是一个团体的形成与建设，其对于自身行业的发展有着较强的约束机制。在行业协会这个团体之中更加有利于工匠精神的传播与统一。在行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团结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团结而是一种有机团结。行会成员之间可以充分的交流与共享各自的技术经验。有利于更好的形成一种具有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团体意识，并且这种具备正向意识的团体还具备良性的社会外部性。当团体的正向意识与团体之外的社会发生接触时，团体这个场域的范围逐步向外扩散，对外传播出一种积极的正向团体意识，进而外在社会不用花费成本而享受到了团体正向意识的熏陶与浸染，进而获得了正的外部性。从历史上看，行业协会一直是促进手工技艺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不仅加强了行业内的自我监督更加有效的推进了技艺的不断成熟与改进。因此积极的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机制对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均有着重要作用。
整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一味的追求数量优先，务必要转换思维，完成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进一步转变。今后的经济应该向着“纵向+横向”的方向发展，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纵向上，逐步的淘汰那些粗放式的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对其进行适时的置换，让更多节约高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日益壮大，使其为经济增长贡献更多力量。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的认识以及对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的发掘。在对经济进行“横向”发展的时候要力争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优质体量的扩充，让经济这张“大饼”摊的更加的科学而合理，在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留住我们的青山绿水。“横向”发展的过程之中务必要求我们进行相关的筛选与审查，绿色发展的科学标准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底线与原则。过去经济发展的老路子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需求。唯有及时的进行调整，及时的做出改变才能够在当今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争之中获得一席之地。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之中面对世界分工的价值分配，在尽力保证优质体量做大的同时更要进一步的发掘经济的“纵向”发展。与经济“横向”发展所对应的平铺式发展相对应的经济的“纵向”发展则属于一种垂直型发展。这种发展方式的本质是不断地探究经济的深度发展，无论这种深度发展是依靠向下游经济深潜还是依靠向上游经济发力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发展方式所面向的是对经济价值的进一步挖掘，将经济价值进行延伸，提高同一种经济的附加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依靠体量做大的单一路径。诚然，要实现经济的“纵向”深度延展以及价值增值，创新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切中之意。不能仅仅关注专利的短期效用更要看到其所蕴含的长期价值。试问，技术发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于创新。这里的创新是一种广义层面的创新，突破狭隘的局面，将面向更加广阔的未来，任何向前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一种创新。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指出发展指的就是实施新组合［10］，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应着新的生产力方式，新的生产力方式对应着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反过来生产关系又会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新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适时的调整与转变生产关系，摒弃掉不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剔除掉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掣肘与阻碍，将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生产关系潜力尽可能的释放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专家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最大的变化就是由竞争关系转为合作关系。这一转变正是在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适时的对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变。面对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演化路径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重塑与转变交错进行。当今世界经济彼此融合，分工愈加细密，一国之内与国际之间的合作都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下一个关系演变趋势即为协作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合同协作，由最初的“竞争关系”到现在的“合作关系”然后逐步发展到“协作关系”，这种对于生产力的逐步解放，对生产关系的逐步调整，都是我们应对当今经济形势的有效措施。协作是集体行动中目标最为明确的，协作需要“通过分担风险和责任，分享资源和收益，为了共同利益增强他人能力，最终达到共同目标”。协作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为深层次的要求，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将目光聚焦在彼此双方的竞争层面上，应注意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乃至多方之间的彼此协作来共同完成目标，产业和社会的分工已经细密到多个程序与部分，必须多方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最初的愿景与使命。生产关系的本质即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能力对生产关系提出的挑战即是要我们去正视在当前经济发展新旧动能不断转换的大前提下，如何进一步通过转换思维进而挖掘出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新经济对当前经济效益提升的潜能。
三、工匠精神与文化的制度框架构建
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我国之前长期存在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然，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方面，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失去，这使得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公司纷纷进行搬迁，搬迁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我国当前的隐形人口红利正在日益显现，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数量近年来一直呈现增加趋势，劳动力的素质呈上升态势。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教育水平的升级，我国很有可能会面临着一场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机遇。高素质劳动力人口的大量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本作为优势的低廉劳动力，但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当下的技术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市场的历史转型进程可能会产生比过去大于十倍的经济推动力，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会使得劳动人口更易于保持对新技术的学习渴望与掌握速度，因而也更易于形成持续不断地学习氛围，进而更好的适应游戏规则的转变以及工业制造业发展模式的转换。
因此在目前情形之下，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事实上并不是两个层面的话语。人是承载工匠精神的载体，工匠精神唯有通过人这个载体才能更好的落实到制造业中去，才能更好的推进制造业的转型以及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通过教育来构建与培育工匠精神从而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人口素质，充分的将人口红利的隐性层面发掘出来，进而为新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奠定基础。简而言之，如何通过教育来培育工匠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劳动者的人文情怀展现，它也是摆在经济发展大趋势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需要说明的是，工匠精神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制造业领域，也并不是仅仅指的是工人层面，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工匠精神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它应该成为社会各种职业的职业精神，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品质与素养，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工种或某一职业之上。打造工匠精神也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它更是全社会的任务。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追求品质的锻造，而高品质的锻造需要工匠精神；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应着力塑造工匠典范，培育大国工匠风范。在市场和政府的多方压力和引导之下，对人力进行的工匠精神的资本投资，一定会积极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和新经济的可持续向前发展，最终强化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工匠精神是提升产品质量的软实力，而教育则是培育工匠精神的主要阵地。通过教育对国民进行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塑造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对人力资本所进行的一种投资。在当今经济形势波云诡谲之际，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以及高昂的转型成本，若要充分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效益，务必要重视工匠精神，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打造出一批又一批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将劳动力队伍中的素质红利尽可能发挥出来，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效率进而催生出高效的质量产品，从而提升我国产品在全球竞争之中的优势，借此发掘出经济增长的潜力，确保经济增长的长期与可持续。也只有对人力资本进行教育投资才可能催生出创造的可能性，而创造的可能性则是经济增长得以长期性的重要保证。对工匠精神的打造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要明白这次对工匠精神的再呼唤与再塑造是在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经济发展模式迫切转型的前提之下对我国经济增长众因素中人力资本潜力的挖掘。
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不能仅仅就工匠而论工匠，要将其放在工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考虑。工业文化（Industry Culture）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不断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各个行业优秀企业文化的概括与结晶［11］。工匠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工业文化，具有其自身的属性特征。在培育的过程之中要将工匠精神主动的融入到当今工业文化之中，实现工业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将工业文化对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将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作为工业文化的承载依托，通过工匠精神所蕴含的专注精神打造出质量上乘的产品，并且借由此将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的内涵进行拓展使得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的社会氛围，打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彰显出文化自信。这一切均离不开对工匠文化的制度性保障。
（一）完善市场管理制度，为工匠文化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市场机制
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根植于微观组织，微观组织以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为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影响企业对创新行为的选择，进而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总产出。已有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研发投资减少［7，8］； 或导致研发投资的增加［6］。 本文将这两种效果称为创新抑制与创新促进假说。
（二）完善行会制度，为工匠文化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外在约束机制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8］。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再次指出“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9］。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现的工匠精神正是基于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以及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的科学分析之上的有效应对途径，是对我国当前新经济发展的准确把握，也就是说在我国当下劳动力技术水平相对薄弱，难以迅速通过应急式教育而完成技术结构转型的大条件下，“人力投资革命”的突破口可能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劳动力队伍的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的培育。什么是工匠精神？一般来说工匠精神原本指代的是手工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它暗含着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宁静致远，精致精细执着专一。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工匠精神更是一种情怀，一种执着，一份坚守，一份责任。在当今经济转型以及新经济模式日益崛起之时，市场上所需要的是真正有内涵、有情怀、有温度，好用耐用的商品与服务，之前那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已经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也不符合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与持续向前发展。工匠精神是在当今生产方式和社会时代要求的前提下被予了新的定义，即通过真诚的责任使命感对劳动生产加以发自内心的尊重，这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工匠精神”将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助推剂，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保证。其能够从民族品牌角度切入打造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利基市场与比较优势，进而助推新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
1.2 处理方法 根据文献报道［1-2］，Ⅰ ～Ⅱ度:对症处理或不作任何处理，可自行缓解，不影响紫杉醇药液的输注;Ⅲ～Ⅳ度:抗过敏治疗，病情稳定后，严密观察和护理下，缓慢输入，由慢至快，完成余下紫杉醇药液的输注。34例患者中，8例Ⅰ度患者调慢滴速，加强监护。3例Ⅱ度患者给予地塞米松5 mg静脉推注，减慢滴速，加强监护。23例Ⅲ度患者立即停用紫杉醇药液的输注，更换输液器及液体，予以氧气2～3 L/min吸入，地塞米松5～10 mg肌内注射或静脉推注，异丙嗪25～50 mg肌内注射，西咪替丁300 mg静脉推注，监测生命体征。
（三）完善人才资源匹配制度，为工匠文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动态调控机制
具备工匠精神的劳动力队伍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源，对于稀缺的人力资源要将其用到合适的岗位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基于以上原则我们应该尽力做到人才资源与市场的需求大体出清，均衡匹配，不至于出现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局面。故此我们要在把握人才资源和市场需求之间动态关系的前提之下做好充足的预测，不让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丧失用武之地，让其顺利发挥助推品质提升、助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四）完善多方引导制度，为工匠文化的培育提供良好的社会机制
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存有“士农工商”的社会定论，在儒家思想当中一直强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坚信“学而优则仕”，这些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因素成为阻碍当今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培育的重要社会障碍。为尽可能的摒除这种障碍应该让“职业有分工，但无贵贱”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家大力号召人民转变观念，积极树立大国工匠的形象与榜样，出台一系列有效机制，保证成熟工匠的经济地位，进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充分利用多种宣传与引导机制，赋予其制度性保障，在全社会打造出“一流工匠一流待遇”的风气，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业上精益求精不断追求极致，以“职人”精神打造出一流的产品与服务，进而获得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的培育与打造可以令当代社会所建立的经济理性主义转向人本主义的视角，进而得以从纯粹的经济理性转变为经济理性之上的人本关怀，进一步凸显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理性。在工作以及日常生活中贯穿工匠精神，不断追求完美与极致，将工匠精神对自己的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相结合，充分的彰显信任与契约精神，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以良好的社会机制构筑工匠精神与文化。
目前制造业的转型以及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与困难，经济增长形势严峻，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消费降级的日益凸显以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这些因素都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传统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应该逐步将隐藏的人口素质红利释放出来，而素质红利的形成与发挥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以打造出一支具备现代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进而对外输出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占领国际竞争中的制高点，在世界分工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便在可预见的未来进一步强化我国的经济增长。
创伤性颅内损伤的致伤因素主要有交通伤、高处坠落伤、平地跌倒伤、运动伤、物体砸落伤、机械致伤、利器穿刺伤、殴打施加伤等。其中，交通伤是最主要的致伤因素（占33.8%），其次为意外损伤（占21.5%）、殴打施加伤（占17.3%）等。高处坠落伤导致的平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以及药品费用均居第1位，分别为20.7天、57 023.7元、19 703.0元，提示高处坠落所导致的创伤性颅内损伤可能往往更为严重；而交通伤导致的创伤性颅内损伤占比居第1位，详见表1。
入选标准：所选患者进行肌电图检查示：尺神经、正中神经、腓总神经以及腓肠神经传递中至少2组神经传递速度减慢；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知觉减退、疼痛、肢体麻木的情况；在接受该次治疗前未接受过其他治疗措施[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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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apital Education for Econom ic Grow th——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Craftsman Spirit
CHEN Jing-zhao
（School of Management，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The situation is grim and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Moreover，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lurking i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nsumption degradation，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heavy pressur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unfavorable GDP data，education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further increased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workforce with craftsman spirit and craftsman culture through education，thus export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outside world，and further finding economic growth points through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downturn；human capital；craftsman spirit；institution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 F2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63（2019）04-0041-07
［收稿日期］ 2019-03-05
［作者简介］ 陈景昭（1987-），男，河北保定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开普敦大学访问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从事社会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佟代泉］
标签：经济低迷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工匠精神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