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诗序变易的认识论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荒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荒原》原稿长达八百多行，艾略特遵从庞德的建议删去了三百多行。为了表示对庞德的感激之情，艾略特将《荒原》题献给庞德，而且题词也很合庞德的口味——但丁对普鲁旺斯诗人达尼埃尔所作的赞誉：“最卓越的诗人”〔1〕。但是，对庞德要求改变的原有的诗序， 艾略特虽然最后作了改易，却曾表示异议。他认为底稿上原有的诗序是“我所能找到的最适当的，且有一定的阐发意义。”〔2〕
《荒原》原稿中的诗序是从康拉德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中引用的一段话：
在这一彻底了悟的最高时刻，他是否重新回顾了他一生的每一件细节——欲望、诱惑和屈服？他对着某一个意象，或许是幻象，在呼叫——他呼叫了两次，声音低弱得似乎在喘息：
“恐怖！恐怖！”
艾略特后来临时从古罗马作家佩特洛尼乌斯的传奇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中选了一段文字作替代， 亦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段拉丁文和希腊文夹杂的诗序：
我曾亲眼看见库迈的西比尔挂在瓶中，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
然而，艾略特和庞德对诗序的不同取舍标准，却可反映出艾略特的一些深层的认识论底蕴。
由于庞德首先发现艾略特的诗歌天才并对他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人们在欣赏艾略特的早期诗歌时，习惯于用庞德的意象主义理论去套，把《荒原》仅仅解释为一个大意象的刻划。但是，人们有理由要问，艾略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用传统方法或意象派的手法写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呢？
在种种功能性的解释持续了半个世纪之后，人们终于从研究艾略特早期的哲学观点，从认识论角度解释这首被人称为“世纪之诗”的创作理据了。《荒原》原稿发表后，有的学者对这首诗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与艾略特在大学攻读八年哲学形成的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开始作了一些试探性发掘。〔3〕他们在认识论平面上分析现代派诗歌创作技巧的哲学理据，基本上都认为艾略特摒弃了理性主义将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割开的二元论，转向主客体交融，物我合一的一元论。本文将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问题略作介绍。
（二）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当时的哲学认识论大气候。艾略特的青年时代处于西方思想界从二元论向一元论的过渡期。雅各布·布朗诺斯基在《科学的常识》一书中把西方认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古希腊文明，终于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为亚里士多德，其思想基础是秩序和等级，贯穿于宗教、科学和其它领域。第二阶段始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其代表人物为牛顿，其思想基础是理性的因果关系，亦贯穿于社会思想的每一层面。第三阶段则始于20世纪初，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而其主要的理论基础是机遇理论（theory of chance）〔4〕。
照这种对认识史的分界理论，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末，西方思想一直受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的统治。特别是从17世纪以来，西方占主流的思想一直认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即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主体是纯粹主动的认知者，观察客体，描写客体，认识客体。在绘画艺术中，画家都认为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真实世界，而作为主体的艺术家能够站在客体之外，在画布上将其客观地呈现出来，而不会有实质性的歪曲。在文学领域里，作家们也认为自己是外在于客体世界的主体，可以选择一个视点，纯客观地将客体再现于自己的文学作品里；且自诩为“写实主义”，如同绘画中的写生一般。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量子力学理论中，海森堡提出了“测不准原理”，玻尔提出了“互补理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里，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对潜意识的深入研究，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这些理论动摇了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领域里，主体和客体是紧密相联，互为依存的。主体不可能在不改变客体的情况下而纯外在地认识客体。随着相对论的出现，这场认识论的革命终于指向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模式。而世纪之交的艺术家们也开始响应这一认识论哲学的变革，开始寻找新的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的方法，新的认知模式。
由是产生了在视觉艺术领域里的新尝试。既然艺术家本人也是他所观察到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份，处于一种互相影响和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原有的绘画透视法则就值得怀疑了。于是有的画家运用了非欧基里德的多视角手法，甚至引进了所谓的“第四维”概念。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能“真正”看到“现实世界”的位置或视角。
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人们开始怀疑写实主义的“真实性”。人们在努力寻找一个能真实地认识世界的视点。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也推出了第四维的概念，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空间概念——“观察”世界的地点，而是从“时间”角度去“理解”事物的真正面貌。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要启动自己的想象机器，在电掣光驰中到达另一个“时代”，借用那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目前的社会。
艾略特第一次记录在案的与当时的新派画家的接触可追溯到1914—1915年间。是时他在伦敦，经庞德介绍而认识了温德姆·刘易斯。1915年，艾略特的“序曲”和“风夜狂想曲”刊于刘易斯主编的杂志《爆炸》（Blast）第二期。 这期杂志的主要述评则是刘易斯写的“当代艺术回顾”，该文用明确的语言挑战性地解释绘画革命的一些原则〔5〕。
艾略特与先锋画派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青年时代受到的认识论革命的浸润。他后来的诗作也反映出这一点：毕加索和布拉克在画面上并置几个视点，强迫欣赏者接受多视点透视法。艾略特则对同一个观念作多视角描述，迫使读者领悟到每一个单视角的局限性，从而有意识地从一个视角转向另一个视角，最后达到全面地多维度地理解诗人的多视角描写。在《荒原》中的那一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一幅立体主义画像——克里奥帕特拉、对镜理妆的一位神经质现代女士、小酒店里的一位长舌妇以及其它许多形象的各个侧面，综合成一个立体画面。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思想革命的振荡之下，认识论正在从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桎梏中解放出来，推翻了洛克和笛卡儿的唯理论的思想体系，越来越意识到主客体的统一是更加基本的状态，而主客体的对立是在统一的前提下产生的局部现象。近代西方的各种本体观点——包括科学主义的实证理论和人文主义的形而上理论——在探寻世界本体和认识世界本质的出发点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承认主客体的统一是最基本状态。
（三）
再观察一下艾略特个人认识论形成的小环境。艾略特在青年时期接受的哲学思想影响基本上来自大学教育。1906年，18岁的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1910年本科毕业后赴巴黎大学游学一年，1911年重返哈佛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1914年获奖学金赴德国留学，因一战爆发而转道停留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在哈佛和牛津期间，他的导师是一些当时哲学界最有造诣的代表人物，如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哈罗德·约阿西姆（Harold Joachim），以及文艺批评家白壁德（Irving Babbit）。在巴黎大学期间，他修读过柏格森（Henry Bergson）的课程。研究生阶段，他在罗伊斯指导下，认真研究了英国哲学家布拉德利（F.H.Bradley）的认识论。最后在1916年， 已经转入诗人生涯的艾略特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为《F.H.布拉德利哲学中的经验和知识》。
当艾略特撰写博士论文时，他跟罗素的关系相当密切。布拉德利是新理念主义的代表，而罗素是新实在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着西方近代本体论的两大思潮：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艾略特对两人的学说都作过深入研究，但在布拉德利的学生约阿西姆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中，艾略特是全心全意地捍卫并解释布拉德利的真理等级说和绝对经验理论的。〔6〕
布拉德利坚定地反对二元认识论，而且始终是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认为真实的客观性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象。他认为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某一综合整体的一个部份，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系统性的，而且是内在的固有联系。由此他认为，任何一个视角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能真实反映事物原貌的。
艾略特的博士论文集中在对布拉德利的认识论的探讨上。他基本接受了布拉德利在《表象和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一书中提出的认知三阶段理论。认知的第一阶段存在于对意识之意识之前的一瞬间，第二阶段存在于对意识之意识，而第三阶段则是对意识之意识的超越。第一阶段亦称为直觉经验，第二阶段则是智性经验。第一阶段的直觉经验是不借助语言的，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则必须借助语言在认识中的媒介作用。而语言的媒介作用则必然导致客体的呈现和“实在”（reality）的破裂。 从第二阶段的智性经验回归到第一阶段的直觉经验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的办法是向第三阶段“超觉经验”的升华。在艾略特的博士论文以及其它文学批评中，第一阶段的直觉经验被称为感觉，第二阶段的智性经验被称为思想，而第三阶段则是两者的尽可能的统一。第一阶段的感觉稍纵即逝，几乎无法把握；第二阶段的思想则持续时间最长，几乎占据了人的全部清醒意识阶段。而第三阶段是只有天才或通过特殊努力方能企及的升华境界。
其实，第一阶段无所谓认知，因为认知者和被认知者尚处于某种合一状态。在第二阶段，知识已经具体化了，但是由于语言的介入而对知识形成了歪曲和局限，而且认知者囿于其本身的单一视角，获得的仅仅是零碎的经验片断。艾略特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得不建立这么一种有关知识的理论，不得不假设有一种直接具有的东西，作为建立知识的基础。”〔7〕这里所谓“直接具有的东西”就是布拉德利所说的“直觉经验”，是无法直接表达和理解的，存在于“意识之意识”之前的信息。只有依靠第二阶段的经验向第三阶段升华时获得的超觉经验，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向直觉经验回归，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上述反对二元论，强调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落实到诗歌创作的方法论上，似乎可以用更明白的语言来传释：人类相互间（或个人单向抒发）需要传达的有关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情感世界的信息是一个无限集——无限复杂，无限庞大，存在于大脑中，是一种“前语言现象”，尚未受到语言媒介的干扰。但是，这个无限大的信息集必然使得语言在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言语承担过多，在重负下开裂。”〔8〕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前语言”信息点、信息面、信息流，有限的词语又怎能充分胜任传释的媒介角色呢？于是，留下了许多令人遗憾而又无奈的词义空缺（lexical lacuna）和语义空缺（semantic lacuna）。 人们探索着，抱怨语言的不充分性，但又不可能不借助于语言这个几乎是唯一的媒介。即使是对语言发出的抱怨也还不得不通过语言媒介来表达。唯一的补救办法，“只有借助形式，借助模式，言语或音乐才能达到静止。”〔9〕艾略特在这里说的“静止”自然指的是某种充分传释后的满意感；当然，也只能是相对的满意而已。
从词语使用的浅表层看，常用的积极修辞格，如隐喻、转喻、移就等，包括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 其功能亦在于填补语义方面的空缺，增强意指活动的准确度。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修辞手法或可包括在艾略特所要借助的“形式”和“模式”的范畴之内。
在深层的意指平面上，艾略特显然感到，仅靠这些传统的手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创造出一些超出常规思维范畴的语言形式或模式，才能够提高语言的确指性。在《荒原》中司空见惯的时空非序、意象叠加、片断镶嵌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为了迫使读者参与想象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形成多重视角，以传达更深层次的语义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否真的达到了如某些评论者所说的“内容和形式的水乳交融”，自可见仁见智。但是，朝着提高意指准确度方向所作的这些改变语言“形式”或“模式”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四）
以上述认识论的大气候和小环境作为一个视点，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荒原》的原稿诗序和现诗序，就不难理解艾略特的用心良苦了。在我看来，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与艾氏的《荒原》等早期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艾略特选用传奇故事《萨蒂利孔》里一段夹杂古希腊对话的拉丁文片断，只能说是应景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这一段文字有什么象征意义，大概也就是用了两种读者不熟悉的语言，让读者对正文中将要出现的超出常规诗作的各种试验性手法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已。
如第一部分所引，原稿诗序用的是《黑暗的心》中故事讲述者马洛船长对主人公库尔茨临死时的一段描写。当庞德认为这段原稿诗序“不够份量”时，为什么艾略特还要坚持认为是“最适当”，“且有一定的阐发意义”的一则诗序呢？显然，他们之间的差异存在于衡量的标准。
《黑暗的心》的叙述者马洛船长在非洲深处历尽了曲折艰难，最终找到了处身于黑非洲大陆中心——即“黑暗的心”——的贸易站长库尔茨。库尔茨在小说里被烘托成一个带神秘性的人物。康拉德较多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描写手法：没有完整而连续的人物刻划，有的只是从他人口中传达出的片断印象，断断续续的传闻，一些模棱两可而且简短得无法彻底理解的语言，再加上若干原始的神话气息很浓的场景。而库尔茨等人物就在模模糊糊中显现出轮廓，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直到小说结束，库尔茨大叫两声“恐怖！恐怖！”马洛仍然未能打开故事开始时的那个谜——库尔茨是何许人也。而在库尔茨死后，马洛又对库尔茨的未婚妻撒了一个善意的谎——称库尔茨弥留之际在叫着未婚妻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马洛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谜。
无论从历史、社会或心理分析等视角来观察，《黑暗的心》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涵意。它可以指黑非洲的心脏地带，可以指殖民统治的黑暗中心，也可以指人的良知泯灭后的心理黑暗状态。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平面上看，小说更揭示出人的认知活动的下意识部份——伊底。在离开了欧洲文明这个“超我”（superego）大环境后，伊底任意泛滥，汹涌地吞噬着人们的良知，直到把善良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这种多层次含义乃是象征主义技巧的直接产物。
顺便提一下，康拉德曾经几度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才写出了这一高度象征主义的作品。无独有偶，艾略特也是在一次精神崩溃后，在瑞士的一家疗养所里最后完成《荒原》的创作的。
这两者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认识论的大动荡——对于思想深邃者形成的心理冲击呢？
《荒原》和《黑暗的心》，一为长诗，一为中篇小说，但在象征主义手法上确实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也许，艾略特在博士论文中最为称道的“经验”三阶段论，在康拉德的小说里看到了某种响应。
如上文所述，布拉德利认为只有“超觉经验”才能接近真实认知，才是通向对世界千变万化现象的真正领悟之道。当然，这是一种难以抵达的化境。这种对超觉经验之高山仰止，而又苦于缺乏充分传释之媒介的无奈心绪，在艾略特后期所写的《四首四重奏》中有更强烈的反映。几乎每一首四重奏的最后一个乐章都是对这种无奈的浩叹。
但是，在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反映出的主要是血气方刚的诗人想通过多视角的描述，将直接经验套接堆砌的试验。他认为这种试验也许能绕过第二阶段（相对经验），而接近直觉经验。这是对二元认识论的背离，是朝着“天人合一”和主客体和谐统一的认识方向的努力。
这种一元论认识论反映在作品里，是在描写库尔茨从汽船上逃回野蛮人中间时，康拉德特意用的“他以手脚爬行”这一意象。这使人想起艾略特在《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中那一句令人费解的自叹：“变成了一对兽爪”。两者都是人类童年的未脱尽兽性的象征。另一方面，库尔茨被白人（而不是野蛮人！）抓住，而普罗弗洛克被一群满口“米开朗基罗”的女人所包围。在艾略特看来，他们大概都陷入了相对经验的陷坑，都必须从中爬出来。如果不能前进到超觉经验的高级统一境界，则宁可爬回到与自然更接近的“直觉”阶段。
在“死者葬仪”一节，关于斯梯生的那一段读来质朴自然、毫无雕凿痕迹，使人在惊骇之中不得不佩服艾略特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举重若轻的技巧。原始宗教的神与自然的神（谷物生长之神）融为一体，而且通过斯梯生“直觉地”将两者看成一体。
《荒原》这种“天人合一”在库尔茨身上也有“自然”的体现。 白人刚进入刚果河流域时，汽船上因人手不够而使用一些黑人来烧锅炉。白人船员告诉黑人：当锅炉压力表上的指针到达某一指数时，表示压力已到极限，必须拉开阀门，以免锅炉爆炸。但是，黑人们总是忘记这件事，造成了锅炉爆炸。后来，白人采用了黑人部落的一些神话传说并加以引伸，编造了一则新的神话——锅炉是一个神，脾气很烈，他一发脾气，黑人会全被杀死。神要求在他发脾气时（那时指针上升到某一刻度）一定要打开阀门，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对于这样一则警告，黑人们立即明白，并执行如仪。对于黑人，这是一定意义上的直觉经验。对于库尔茨，这是近于超觉经验的直觉。在黑非洲的背景下，唯理性的二元论失败了，神人合一的一元论达到了和谐的境界。
《黑暗的心》对叙述者马洛的描写，亦带有相当的象征性。例如，故事中几次提到他“像一位身穿西服吟诵佛经的菩萨”。在东方文化中，菩萨的哲学意指主要是普渡众生的善。而在西方人心目中，菩萨的象征意义主要在于看破红尘的大彻大悟。在《荒原》的“雷霆所言”一节中，雷霆——自然是代表最高指标——传达的“克制、舍予、同情”的印度佛教精神，与马洛象征的大彻大悟的境界既有世界观上的共鸣，也有象征载体本身的雷同。
在具体的情节铺展技巧平面上，艾略特在1953年的一次演讲《诗的三种声音》中，认为诗中应该同时听到三个声音：诗人对自己——或根本无对象——说话的声音，诗人对听众说话的声音，以及诗人企图创造一个用诗的语言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的声音。〔10〕这三种声音实际上亦体现出直觉经验，相对经验和超觉经验的三阶段。在这一点上，《黑暗的心》和《荒原》都可谓是这三种声音的折射表现。
（五）
艾略特遵循庞德的建议放弃了从《黑暗的心》中选出的诗序，从古罗马作家佩特洛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中选了现在的诗序。尽管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这一段诗序——“瓶中的西比尔”——也多多少少体现了艾略特反对唯理性认识论的思想。库迈的西比尔是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Aeneid）中的人物，是古希腊的一位女预言家。当特洛伊战争即将以希腊联军的胜利告终，古罗马的创始人埃涅伊斯（Aeneas）逃出围城，最终在意大利海岸登陆时，西比尔向他预言了特洛伊人的未来，并带领他游历了阴曹地府。在一百年后的《萨蒂利孔》一书中，佩特洛乌尼斯亦采用了一个故事叙述人，名叫恩可尔比斯（Encolpius）。在书的第48章，恩可尔比斯讲述了一次吹牛大赛的情节 ，其中一位名叫特利马尔科（Trimalchio）的市井无赖在比赛中吹嘘他曾亲眼看到西比尔在瓶中的情景——她虽然获得永生，却并没有永葆青春。这是一则故事中套故事的情节安排，遗憾的是这只不过是一次不严肃的吹牛比赛的内容。当然，在这个层次上分析，也勉强算得上是多视角描写。再加上原文是拉丁文，中间又套着古希腊文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多重性”。
如果说，库尔兹的弥留场景是一则纵横双向的多重视角描写，则西比尔在瓶中的场景是单向直套的勉强的多视点叙述。而艾略特使用这类诗序，实际上是他对于“知识”和“经验”的认识论哲理思考的诗化反映。
庞德的诗学理论，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种对精炼的语言和直接的意象的要求。从认识论角度看，这是一种主体客体两分，而主体可精确地描述客体的唯理性观点，是二元论的认知观。尽管在注重直接性这一点上与艾略特的理论不谋而合，但从根本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分歧的。
诚然，目前的诗序由于有了两种非英语语言障碍，也能起到提醒读者“意识之意识”的功能，可能也多少传递出语言在传释过程中不堪重负之信息。但是，较之取自《黑暗的心》中摘引的那段原稿诗序所折射出来的认识论信息之深度，则现诗序差之多多矣。
注释：
〔1〕但丁，《神曲》，“炼狱”第26章。
〔2〕庞德在1921年12月24日致艾略特信中说， 他担心康拉德可能“不够分量”。艾略特虽然提出异议，最终还是决定不用原稿中的诗序。详见《荒原》手稿影印本编者就原诗序所作注释。T.S.Eliot“TheWaste Land”,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 of the Orginal DraftsIncluding The Annotations of Ezra Pound,ed.by Valerie Eliot,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1,p.125.艾略特数年后用“库尔兹先生——他死了”作《空心人》（1925）一诗的诗序，看来他确实偏爱《黑暗的心》。
〔3〕Marianne Thormahlen "The Waste Land",A Fragmentary Wholeness,Lund:C.W.K.Gleerup,1978; Harriet Davidson,T.S.Eliot and Hermeneutics,Absen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Waste Land"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Press,1985; J.S.Brooker and J.Bentley,Reading"The Waste Land",Boston:Univ.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0.
〔4〕J.S.Brooker and J.Bentley,p.17.
〔5〕Ibid,p.29.
〔6〕Ibid,pp.37-8.
〔7〕T.S.Eliot,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of F.H.Bradley,New York,Farrar Straus,1964,p.17.
〔8〕T.S.Eliot,"Burnt Norton",Part 5.
〔9〕Ditto.
〔10〕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London,Faber andFaber,1957,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