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修正和补充——评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及其建构主义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建构主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美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经典著作、理论流派层出不穷。其中，汉斯·莫根索及其《国家间的政治》（1948年）、肯尼斯·华尔兹及其《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罗伯特·基欧汉及其《霸权之后》（1984年），分别代表着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亚力山大·温特及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年），至少在目前看来，则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重要理论学派——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学说，正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建构主义包括温特“特色”的建构主义学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尚处于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现在要对它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可能为时尚早。笔者在阅读温特的著述特别是其新近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时，获得很多启示，也常常产生吃不透、把握不准的感觉。温特建构主义学说的主要矛头是对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所以，本文将主要讨论温特的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以及温特的建构主义同现实主义的关系。
国际政治变革的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范式”（dominant paradigm）。现实主义中的学派很多， 包括汉斯·莫根索等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 ）和肯尼斯·华尔兹等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现实主义学者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他们之间也有很多争论。但是，他们其中很多学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在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均从国际体系物质力量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变迁。
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结构主要表现为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分布，国际体系中单位（主要是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迁。由于他们的推论基于无政府状态为国际体系不变的特征这个结论之上，所以他们所说的国际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如两极到多极或者多极到两极的变迁，或出现一个过渡性的单极结构，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特征即无政府状态很难发生变化。肯尼斯·华尔兹对此问题的论述特别具有代表性（注：（美）肯尼斯·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胡少华、王红缨译；Kenneth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00,Vol.25,No.1,pp.5-41.）。罗伯特·吉尔平也是从“权力的国际分配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来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国际政治变革的动力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叫作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s）。战争， 主要是所谓的“霸权战争”，常常是变革的手段或变革的“主要机制”。但是，和平变革亦非不可能（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5页。）。实际上，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国际政治的变革，指的是国际体系或者国际秩序自身平衡或动态平衡，不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本身的变革（注：E.H.Carr,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51)；《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8页。）。 由于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特征即无政府状态很难发生变化，所以他们所说的变化实际上指的是国际体系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没有解释国际体系本身的变化。针对新现实主义所说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化只是物质力量分配的变化，温特评论说：“这种变化可能影响互动，但是不能影响无政府逻辑”（注：（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秦亚青译，第398页。）。
由于这个原因，在分析国际政治性质的时候，现实主义者一般都认为，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出相当大的连续性。华尔兹在书中写道：“国际政治的实质还是经久未变，国际政治的类型一现再现，世界政治的事件无休止地重复发生。盛行于世界的国际关系在类型或质的方面很少发生急剧变化。相反，这些关系看来将令人沮丧地持续下去；只要相互对抗的各国行为单元无一能把无政府的国际政治天地变成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世界，这种持续就将继续下去。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经久不衰的特点，是千百年来国际生活的性质一直有显著的相似的原因。这是一种广得赞许的观点。（注：《国际政治理论》，第75—76页。）”吉尔平也说：“我们的立场以这样的假说为基础，即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取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7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分析国际政治变革的角度是“静态”的，国际政治的历史是循环反复的，正如霸权周期学说所描述的。
温特的建构主义这只“箭”所对准的目标主要是现实主义，尤其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注：Dale C.Copeland,“
The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the Structural 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Fall 2000,Vol.25,No.2,pp.187-212.）。他把观念结构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之中，并解释国际政治的变革。温特对国际政治变革的解释似乎比现实主义者要彻底。
在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里面,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它属于观念上的东西,建构着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他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注：即“ideational structure”,温特在其著述中把它同“cultural structure”,“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identities”,“distribution of shared knowledge”等概念相混用,也就是说,他所说的“ideas”,“culture”,“identity”，“shared knowledge”等都属一类的东西,是观念性的，同现实主义强调的“material dimension”相对应。见Alexander Wendt,“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Yosef Lapid,Friedrich 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ndentity in IR Theory(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6),pp.47-64.）,它决定着行为体的行为。由于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国际社会也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用建构主义的逻辑来分析国际政治，像人性、国家利益、无政府状态等等，都是社会建构的，不是给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无政府”状态,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制造的”，是由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国家建构的（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g 1992,Vol.46,No.2,pp.391-425.）。他还指出，国际体系是否为“无政府”状态，取决于国家身份的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identities），即反映了国际体系结构与行为体（agents）之间关系的原则，离开单位层次行为体属性，结构是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是由体系中的成员所建构的。由于成员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国际体系结构也是变化着的。他说，“如果国家与自己认同，那么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无政府”的。如果国家同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认同，那么国际体系结构就是等级制的，例如美国50个州与联邦政府认同使美国的结构为等级制而非无政府状态。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认同，从而使得它们具有集体身份，它们必然相互合作，构建一个非集中的权威体系，即一个‘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 它既不是等级制的，也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注：Alexander Wendt,“dentity andStructuralChange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p.47-64.）”
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对无政府状态的分析更为清晰。他在书中强调，无政府状态不是仅有一种的，即“自助的体系”，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3种结构， 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是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他借鉴英国学者马丁·怀特和英国学派的语言，把这些结构称为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他指出，“只有霍布斯结构是真正的自助体系，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4—315页。）。
他依此分析国际政治的变革，并且认为这种变化可以是质的变化：“一旦把结构理解为一种文化，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从来没有变化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在国际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生活在霍布斯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中，无政府逻辑就是杀戮或被杀。但是在17世纪欧洲国家建立了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相互承认主权的作法限制了冲突。这种变化最终成为全球文化，虽然在有些地方是通过霍布斯式的殖民主义进程建立的。在20世纪后期，我认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另一种结构变化，即向着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变化。到目前为止，这种变化主要限于西方，即使是在西方，这种变化也是初步的，但是可以说变化确实开始了。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98—399页。）”
但是，温特在从观念结构变化解释国际政治变革的同时也指出，观念或文化的变化并非易事的。正如他在书中指出的：“表明身份和利益是社会建构而成这一事实可以揭示新的变化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建构一旦得以制度化，也可能是强大的惯性。（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 ）”他还指出：“人们往往假定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结构的不可变性，理念主义则必然强调结构的可变性。我认为真实的说法应该是现实主义强调可变性，理念主义强调不易变性。共有观念的结构越是深入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对变化产生的阻力就越大，没有一种结构的变化是容易的，但是与现实主义所说的那种共有观念几乎不起作用的文化相比，把国家建构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要强得多。（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49 页。）”这是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比其他一些建构主义学相对温和的表现之一。
温特从观念结构的变化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特别是阐述了无政府状态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变化。这种分析视角同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力量结构的角度有很大的区别。相对来说，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变革的认识比较悲观，认为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势力均衡是变化的动力，历史发展是循环反复的，国际政治的性质基本上是永存不变的。温特的分析则比较乐观，认为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是观念结构的变化，就连无政府状态本身也是在变化之中的，变化的动力为观念的变迁，国际政治的历史不是循环反复，而是向前发展的（注：建构主义其他一些学者在分析国际政治变革及其动力的时候，同温特的看法类似。见：Peter J.Katzenstein,Robert
O.Keohane, andStephen
D.Krasner,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Stud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9),p.254.）。从某种程度上说，前者属于“静态理论”，后者属于“动态理论”。如果温特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现实主义将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从温特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可以改变观念结构，可以在康德文化中相互合作，维持持久和平，而不是永远陷于相互冲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温特的思想具有革命性。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他的理论列入“激进理论”（radical theory）之中（注：Stephen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
ForeignPolicy,Spring 1998.）。
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补充
从温特对国际政治变革动力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分析国际政治的视角是比较独特的，而且对战后一直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学说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没有，也不可能全盘否定或取代现实主义思想，其建构主义同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有不少相似的东西。温特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首先，温特和华尔兹的思路有相近之处。温特这本书似乎主要是挑战华尔兹的名著《国际政治理论》的，两者题目也很相似。他同华尔兹一样，都试图创立一种高度简约（parsimonious）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国际政治，只不过他的着眼点是观念结构，而华尔兹是物质结构。温特和华尔兹都关注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不同的是前者采用的是社会学分析方法，后者采用的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其次，温特和现实主义者一样，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都把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国家中心论者。
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的政治》的书名就告诉我们，他所关注的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注： Hans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Peace (New York:Knopf,1948).）。肯尼思·华尔兹也把国家视为国际体系的“单元”，或者主要的行为体。他说：“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界定结构的不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而是主要的行为体。（注：《国际政治理论》，第110—111页。）”另一位新现实主义代表罗伯特·吉尔平也是如此（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8页。）。很多批评现实主义的人试图摆脱所谓“国家中心论”，注意研究其他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如个人、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等。但是温特同现实主义者一样，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他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国家体系。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归纳出建构主义的3 个核心思想，其中第一个就是，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注：Alexander Wendt,“ Identity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他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也写道：“国际层次上集体反思的可能表明，现实主义的问题不是它的国家中心论。国家体系研究不是从根本上具有反动性质，或是不能导致进步。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关于结构的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本体论，而不在于它仅仅考虑国家行为体。如果我们以整体主义，尤其是以理念主义的方式重新概化体系结构，就可以提出建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能导致体系的进化。我们不必仅仅围绕国家来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国家自身和通过国家来展开思考。（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73页。）”
第三，温特承认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权力”（主要是物质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权力不管是在经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那里，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在摩根索眼中，权力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权力界定利益。华尔兹则强调权力是国家追求目的（首先是安全）的手段。现实主义者一般不否认权力中有非物质的成份，但强调物质权力（比如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例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说，“在本书里，权力的概念仅指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这种定义显然删去了一些影响政治行为结果的重要的、无形的因素，如公共道德、领导的品质以及局势因素等等。同时，该定义也不包括E.H.卡尔所说的‘支配舆论的权力’。（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4页。）”
温特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物质力量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国家身份使得物质力量有意义。对此问题，温特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美国对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英国不担心，但对可能拥有一、两件核武器的北朝鲜却怀有忧虑。这是因为，在美国的眼中，英国是朋友，而北朝鲜是“捣乱国家”（注：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5.）。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第四，温特同现实主义者一样，认为国家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温特认为，国家在“有的时候，甚至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利己的。但是与现实主义者有所不同的是，他否认国家从本质上说是利己的，强调国家利己的属性不是给定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他指出：“要使自我利益的概念具有解释能力，它必须被定义为某一种类型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把利益植根于身份的概念框架之中。简单地说，如果不理解自我，尤其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无法理解自我利益。（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8—299页。）”
最后，温特也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主义者的一个论点，即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他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写道：“我在一开始就假定国际结构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亦即没有中央权威的结构。（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4页。）”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 温特强调无政府结构不是给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由国家建构的，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他将无政府状态分为3种不同的文化，即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也就是说，虽然温特提出了一种比较新的国际政治研究视角，并且对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他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主义的观点，其建构主义学说同现实主义有不少相近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温特的建构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学说的修正和补充。秦亚青先生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版“译者前言”中指出，现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已经有了趋同的倾向。罗伯特·基欧汉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有关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权力、国家利益等核心问题上，与新现实主义基本相吻合。谁能肯定温特的建构主义今后不会与这两个主流学派相互补充、渗透和趋同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实主义学说一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同国家对外政策密切相联。虽然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的时候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的主导地位不太可能被某种新的理论完全否定或取代。当然，现实主义学说本身也在与其他学说的辩论和相互渗透中不断发展，各学派之间的区别已经没有那么清楚（注：现实主义者也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吸收新思想，所以有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见：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p.5-56.）。
另外，温特的建构主义注重从文化、身份等观念的角度分析国际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传统理论包括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回归。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文化和身份的回归”（注：这是建构主义者一本论文集的题目，其中载有温特的一篇文章。见Yosef Lapid,Friedrich 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Boulder,Colorado: LynneRienner Publishers,Inc.,1996).）。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有的建构主义者认为，英国学者E.H.卡尔既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建构主义的先驱（注：Vendulka Kubalkova,Nicholas Onuf,PaulKowert,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Armonk,NY:M.E.Sharpe,1998),P.25.）。探讨温特建构主义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特别是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结论
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从观念结构的变化解释国际政治的变革，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分析国际政治的视角。这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是“主导范式”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以很大的冲击，具有革命性。温特的建构主义学说，无疑给国际关系（政治）理论的探讨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尽管其是否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预测国际政治的未来，还有待于检验。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批评矛头主要是对准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但是，它同现实主义有不少相近之处，也对现实主义的一些观点作了修正和补充，温特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主义学说。这也说明，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学派是相互渗透、交融的，它们之间的界线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清楚。国际政治是一个多层面的、错综复杂的现象，一种理论不足以对其加以解释，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存在的。理想主义、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是这样，建构主义也是如此。温特的建构主义今后能否与主流理论趋同并且也像新自由制度主义那样成为一种主流学派？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