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诗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陶诗三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06(2012)06-0028-06
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诗歌创作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其和陶诗的创作历经了他晚年贬谪生活的整个过程。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东坡和陶诗的研究明显增多，然而，据笔者所知，有关苏轼“和陶诗”的几个基本问题却迄今无人论及，或虽偶有涉及亦语焉不详：苏轼是否第一个作“和陶诗”的人？苏轼的“和陶诗”到底有多少首？苏轼“和陶诗”的流传情况怎样？故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详加考察，以求教方家。
一、苏轼是否第一个“和陶诗”之人
学术界似乎早有定论：“和陶”之作始于苏轼。各种文学史教材以及关于苏轼的论著、大小文章皆是如此认为。苏轼是否真是第一个作“和陶诗”的人？据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下文简称《诗引》)一文记载：“东坡先生谪居儋耳……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②这是历来了解苏轼“和陶诗”，判定相关问题的最主要文献依据之一。苏轼认为以前根本就没有诗人追和过古人的诗作，追和古人是从他开始的。
苏轼认为“追和古人”是他的创举，显然这是言过其实了。
其一，追和古人之作早已有之。唐代就有多人曾作追和古人之作：有追和前代诗人的，如李贺有《追和柳恽》(《昌谷集·卷一》)、《追和何谢铜雀妓》(《昌谷集·卷三》)，前首中的柳恽是南北朝时期南朝齐梁间之诗人，后首诗题中的何谢分别是指东晋的著名诗人何逊与谢灵运。有追和同时代已逝之人的，如柳宗元有《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柳河东集·卷四十二》)，皮日休有《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追和幽独君诗次韵》，陆龟蒙有《次追和清远道士诗韵》等。还有其他人追和之作，兹不一一例举。
其二，追和陶渊明之作，也不一定始于苏轼。《全宋诗》卷一七九载有北宋诗人胡宿一首《怨诗初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和陶诗②，此诗韵脚与陶渊明同题之作韵脚完全相同，是名副其实的“和陶诗”。胡宿(995-1067)，是北宋仁宗、英宗朝著名的士人，曾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枢密副使、吏部侍郎。胡宿是苏轼的同时代前辈诗人，如果此诗确为其所作，则和陶之作当始于胡宿，胡宿此诗诗题无追和字样，故容易为人所忽略，另外现存胡宿诗中仅此一首和陶之作，故当是其偶一为之可知。
另《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收录有唐代诗人唐彦谦《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于是有学者据之而断定和陶诗并非始于东坡，而当始于晚唐诗人唐彦谦。如李剑锋先生就认为：“晚唐著名诗人唐彦谦写了一组《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不言‘效’而言‘和’，实为苏轼和陶诗之先声。苏轼竟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或者博学如苏轼者，未能读到唐彦谦的诗吧。”③另一位学者刘中文先生在其《唐代陶渊明接受补论》一文中，还专门讨论了唐彦谦的这组诗，并作出了如下的判断：“晚唐诗人唐彦谦的《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从有别于其他唐人的独特角度来认同和接受陶渊明。”“从陶渊明接受史的视角审视唐彦谦的《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其建树在于，其一，这组诗是唐五代惟一的和陶诗……这在唐代效陶和陶诗中是独树一帜的。其二，这组诗对陶诗《咏贫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全面接受，并给予拓展与超越。”④可见，二位先生对唐彦谦的这组《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诗的评价是很高的。然而，唐彦谦的这组诗却又见于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七，诗题为“自居剡源，少遇乐岁，辛巳之秋，山田可拟上熟，吾贫庶几得少安乎？乃和渊明贫士七首与邻人歌而乐之”，诗之内容全同。这个诗题明确记载了诗人写作此诗的时间、地点和写作缘由，故《全唐诗》中所载的这组诗为戴表元所作当无误。又《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二辑载有王兆鹏先生《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一文，亦考证这七首诗非唐彦谦而是戴表元的作品。⑤袁行霈先生《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认为“王氏考证周详，值得重视”而从其说把这组诗定为戴表元之作。⑥
综上所述，“追和古人之作”并非始于苏轼，苏轼也并不一定是第一个作“和陶诗”之人。
二、苏轼和陶诗版本及其保存情况
现存东坡和陶诗，大致以四种形式流传下来：一是单行本《和陶诗》集，二是苏轼诗集中之和陶诗，三是笺注本东坡和陶集，四是诗话本和陶诗。
首先，单行本东坡《和陶诗》集的流传情况。据《诗引》中“今将集而并录之”之语来看，是时(绍圣四年年底)苏轼的“和陶诗”集还没有完成。而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说明至苏轼死时，其“和陶集”已经完成并以四卷本的形式流行于世了。宋刊单行本东坡《和陶诗集》流传后世者极少，据刘尚荣先生考证，元明以来见诸记载的主要有四本，其中三本已经失传，保存下来的是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集部别集类著录的《东坡先生和陶诗》四卷。这是留存至今的唯一宋版《和陶诗》，极为珍贵。此书现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微缩胶卷可供校阅。1922年张宗祥等曾集资翻刻此书，刻本现北图、人大图书馆古籍馆等有收藏。此书原刊于北宋末年宋钦宗时，后于南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1180年)重刊，后又在南宋宁宗庆元元年乙卯(1195年)再次补版印行。据《宝礼堂宋本书录》记载，此书残页有“黄州刊”字样，故俗称“黄州刊本”。⑦此书孔凡礼《苏轼诗集》简称“集戊”。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宋刊单行本只剩这部黄州刊本。此本所收苏轼和陶诗共四卷四十五题一百零九首⑧，并于苏轼和诗前列陶渊明原诗后列苏辙和诗，无苏辙《诗引》一文。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保存有一部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藏宋刊二卷本《和陶诗》(孔凡礼《苏轼诗集》称为“施丙”)，但它是宋刊《施顾注苏诗》的残本，故只是一部“析出本”而非单行本。黄先生认为此本“系全部(冀按：指宋刊《施顾注苏诗》)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卷，虽不全，而自可单行”。其实，清代书商就是把它作为单行本印行，只是刊印时把“四十一卷”、“四十二卷”改成“卷上”和“卷下”，以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骗读者。此本先列苏辙《诗引》一文，后收苏轼和陶诗共上下两卷四十三题一百零七首，缺《和刘柴桑》(万劫互起灭)、《和陶东方有一士》两首，其他诗题和“黄州本”同，但次第有较大不同。此书之母本《施顾注苏诗》，亦称宋施本、施甲本，原刊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现只剩下一些残帙了。
国图还藏有一部两卷本和陶诗，此本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杨时伟在刻板印行《陶靖节集》时，把当时流行的两卷本东坡和陶诗附印于其后。此本分卷上卷下两部分，共收东坡和陶诗四十五题一百二十五首，其诗题基本同“黄州本”，只是把《时运》(四章)、《劝农》(六章)、《停云》(四章)、《答庞参军》(六章)之诗内之“章”变为了“首”，这就比“黄州本”增加了十六首。且此本和黄丕烈本虽同为二卷本，但其版次和诗歌次第亦有较大差异。
现存东坡和陶诗集，除“黄州本”和“黄丕烈本”外，还有一卷本和陶诗。此为宝墨堂藏清康熙年间詹夔锡本东坡《和陶诗》一卷本(下称附录本)，詹夔锡在纂辑陶诗时，以东坡和陶诗一卷附于其后。该本共收录四十七题一百三十六首。其所收诗同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四库本)卷三十一所收和陶诗题数首数次第完全相同，当是从中析出。此本国图、人大图书馆等国内多处有收藏。
其次，保存于苏轼诗文集中的和陶诗有两种形式：其一，保存于现存苏轼诗集和全集中，如明成化本《东坡全集》之《续集》卷三、王十朋《东坡诗集注》之卷三十一、《施顾注苏诗》之卷四十一、卷四十二，这属于全卷皆为和陶诗。其二，如查慎行《苏诗补注》、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孔凡礼《苏轼诗集》，三书中东坡和陶诗集中保存在卷三十五、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三这六卷中，具体情况见下文。
第三，笺注本和陶诗集的代表作是《和陶合笺》。此为清代温汝能在集纂《陶诗汇评》后“按陶诗次序而递录之”，厘为四卷，并首创合笺形式，对东坡和陶诗详加笺注，这是单行本和陶诗笺注之始。该书正文四卷共收录东坡和陶诗四十四题一百二十四首，另有附录收东坡《和归去来兮辞并引》、《归去来集字十首并引》和《问渊明》三题十二首。此本上海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十七年有石印本，现国内多家图书馆均有收藏。
第四，保存于诗话本中之和陶诗是东坡和陶诗保存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国内已无所见，仅见韩国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之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一书。据金程宇先生考证，该《诗话》完本收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九首，残本实收六十二首。⑨残本虽然有缺，但仍然保存了大半东坡和陶诗及其注释，当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苏轼“和陶诗”到底有多少首
关于苏轼“和陶诗”的数目，有多种观点，如袁行霈认为“苏轼和陶诗共一百零九首”⑩，朱靖华先生认为苏轼和陶诗共约一百二十四首(11)，还有学者认为苏轼和陶诗当是一百三十四首(12)，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轼“和陶诗”到底有多少首？有哪些篇目？从上述各单行本、析出本、附录本及笺注本来看，题数和篇目皆有差异。现存的各本有关苏轼的诗文集亦有较大的出入，此问题很有必要澄清和考实。
比较“黄州本”和以上诸本诗文集，可见各本所收东坡和陶诗题数差别不大，主要是诗歌首数差别较大，现参校“黄州本”，简要列出各本差异的具体情况：
《东坡诗集注》多出《问渊明》、《归去来集字十首》两题；《查注》和《合注》多出《归去来集字十首》；《苏轼诗集》把《和陶归去来兮辞》作为补编诗置于卷四十七，没把它当作和陶诗看待；《施顾注苏诗》缺《和刘柴桑》(万劫互起灭)、《和陶东方有一士》、《和陶归去来兮辞》三题；《东坡全集》和《苏东坡全集》皆多出《归去来集字十首》一题，后者把《追和陶渊明诗引》也算在数内，结果又多出了一题。
另以上各本(除成化本《苏东坡全集》)都把《时运》(四章)、《劝农》(六章)、《停云》(四章)、《答庞参军》(六章)之诗内之“章”变为了“首”，这就比“黄州本”都增加了十六首，加上《集归去来诗十首》，故出现了各本较黄州本多出二十五、六首的情况。成化本没有把章析为首的情况，如果减去《归去来集字十首》和《追和陶渊明诗引》这两题十一首，则刚好是四十五题一百零九首，和黄州本同。
显然，要搞清楚东坡和陶诗的题数和首数的确切数目，必须先弄清楚三个问题：(1)何为和陶诗。(2)《时运》等四题到底是四首还是十六首，“章”和“首”当如何分别。(3)《和陶归去来兮辞》算不算和陶诗。
关于前两个问题，顾易生先生曾经给我们作出了清楚的解答：“清代先后出现了三部规模较大的苏诗注本……最后在和陶诗的篇数和编年问题上，查氏更是错得十分离谱。和陶诗总数‘凡一百有九篇’，这是苏轼自己说的。载有此语的苏辙引言是绍圣四年(一○九七)十二月十九日写的，那天刚好是苏轼六十二岁诞辰，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和陶之作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和陶诗的计数问题，查氏书中算作一百三十六首，也同苏轼的说法大相径庭。查慎行之所以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为他未能弄清两个最基本的词语的正确用法：一个是‘和诗’，另一个是作为诗文计数单位的‘首’字。凡和诗必有与之相关的原唱，而且两者之间韵脚用字及其次序完全相同。苏轼的一百零九首和陶诗是全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但是在查慎行所认定的一百三十六首之中，却有十一首诗显然不应算和陶诗。至于诗文的计数单位，唐宋以来常用的‘首’字同早期常用的‘篇’字用法并无不同，两字可以互相替换。但是比篇低了一级并从属于‘篇’的‘章’却不可用‘首’字加以替换。苏轼的和陶诗中有四篇四言诗，其中两篇篇分四章，另两篇篇分六章。因此四篇的总章数就是二十章。当有必要改用与全书一致的‘首’字来计算时，这四篇四言诗应按四首计数才对，而查氏却偏要按二十首计数。这样他又多出了十六首来了。我们从他所说的‘一百三十六首’之中减去这虚幻的十六首，再减去并非和诗的十一首，所余就仍然是一百零九首，与苏轼自己的说法完全一致。”这是顾老先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作的《前言》里的一段话，相信读者诸君看了这段话后，定当彻底弄清楚了上述两个问题。
但顾先生的上段话中有两个问题必需澄清：第一，查慎行所说的和陶诗并非“一百三十六首”而是“一百三十三首”。查慎行在其《苏诗补注》卷四十三《归去来兮辞集字十首》诗后加按云：“慎按，施氏原本和陶诗二卷，凡一百零五首，《归去来辞》亦在数内，此十章向不载和陶卷中，今从新刻本采录，又増入补遗二章。自饮酒二十首起至此止，分编各卷，共一百三十三首，而归去来辞不与焉。”其实，查氏的统计并不确切，施氏原本和陶诗实为一百零七首；查说其书中所收和陶诗“共一百三十三首，而归去来辞不与焉。”也不符事实，根据其书卷首统计的诗题数，书中所收和陶诗当为四十六题一百三十五首，书中卷四十三把《和陶归去来兮辞》置于他当作和陶诗的《归去来集字十首》之前，而不像王文诰把它置于卷四十七补编诗中，显然是把它当作和陶诗看待了。第二，顾先生据苏辙《东坡和陶诗引》认为“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后再也不会有和陶之作是十分清楚的”，这是显然不符事实的。因为在东坡的和陶诗中，有十多首诗肯定是在绍圣四年以后所作，如《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三诗显然是元符二年于海南儋州所作，《诗集》依王文诰《苏诗总案》，其卷四十二《和陶形赠影》以下十五首皆为绍圣四年以后作品。孔凡礼《三苏年谱》亦认定绍圣四年后和陶诗包括《和陶归去来兮辞》一起有十八首之多。袁行霈先生《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亦认为苏轼“直到元符三年六十五岁离开儋州，才停止了和陶诗的写作”。因此，绍圣四年后，苏轼肯定还作过和陶诗。
自宋以来，特别是清查慎行之后，关于苏轼和陶诗题数首数问题就一直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苏辙的那篇《诗引》上。因为《诗引》中记载了苏轼明确说“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且该文明言乃“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作，因而顾先生据之作出上述那样的判断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查氏等因为知道苏轼绍圣四年后还作有其他和陶诗，因此认为苏轼和陶诗不只有一百零九首。
关于苏轼和陶诗首数的问题，显然有个矛盾需要解决：苏辙《诗引》中所说至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止，苏轼的和陶诗“凡一百有九篇”，既然绍圣四年后苏轼仍然还作过多首和陶诗，则其和陶诗总数当超出《诗引》所说的数目。然而，现存的苏轼和陶诗总数如依“黄州本”也是一百零九首，而“黄州本”中又显然包括绍圣四年后的作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先生曾发表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依横山伊势雄看来，苏轼的和陶诗当不止一百零九首，但他并没有说苏轼的和陶诗一共有多少首。(13)横山伊势雄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现在很多关于苏轼和陶诗的文章对于这个问题干脆就避而不谈，其实，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苏轼全部和陶诗的题数，则其首数问题当可迎刃而解。
我们可以确定，上述苏辙的《诗引》是有问题的。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载有这篇文章，其文句为“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14)，现存各本苏辙集，这一句其文字都同，没有异文。因为苏辙诗文集是他自己亲自校定，故基本无异文。诚如《四库提要》云：“盖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故我们篇首所引苏辙的《诗引》中的“一百有九篇”当为“凡百数十篇”之误。可见，至绍圣四年十二月止，苏轼和陶诗凡一百有九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弄清了上述问题，下面我们只要依据现存的苏轼和陶诗诗题数，依据前文所说的“和陶诗”的定义，即可确定其和陶诗的总数了。依宋刊“黄州本”，其和陶之作总数是四十五题一百零九首，除去《和陶归去来兮辞》一首，这样总计四十四题一百零八首。查慎行等之所以出现了统计错误，主要是因为把苏轼和陶诗中的《时运》、《劝农》、《停云》、《答庞参军》等诗内之“章”变为了“首”，或因为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和陶诗”，而把《和陶归去来兮辞》、《归去来集字十首》、《问渊明》等也算作和陶诗的缘故。而产生混乱的根源则是诸本苏轼诗文集所引用的苏辙《诗引》中的异文。
①转引自：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82.
②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等.全宋诗(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52.
③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206.
④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57-361.
⑤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C]//中华文史论丛(五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26-244.
⑥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⑦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M].成都：巴蜀书社,1988：25，26，32.
⑧从目录看只四十五题一百零八首，其卷四《连雨独饮》实有两首。
⑨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J].文学遗产,2008，(5).
⑩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11)朱靖华.苏轼论[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184.
(12)萧庆伟.论苏轼的和陶诗[J].中国韵文学刊,2000.(2).
(13)[日]横山伊势雄.关于苏轼的“和陶诗”[J].张寅彭译.阴山学刊，1998，(2).
(14)苏辙集[M].陈天宏，高秀芳点校.北京书局，199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