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艾特玛托夫的使命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使命论文,托夫论文,文学论文,艾特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吉尔吉斯少数民族作家，但他的文学成就及影响却早已跨出国界蜚声世界。他的作品在前苏联曾多次获得列宁奖和国家奖，被译成九十多种语言文字在全球流传。他是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并继肖洛霍夫之后于198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艺术、文学研究院院士。前苏联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是苏联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标志，他真正做到了面向自己的民族、面向自己的国家、面向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而写作。而做到这样是极不容易的，这里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作家有强烈的文学使命意识。
艾特玛托夫继承了俄罗斯作家浓厚的道德情感、民族忧患意识和苏联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及公民意识等优良传统，以吉尔吉斯民族祖辈相传的血缘之间的相互道德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为基因，以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机统一为导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使命文学观。他说：“文学就是我的生命”。（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他把创作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和崇高的责任，看作是党交给的伟大而艰巨的“教育事业”。同时，他把创作与公民意识联系起来，“我们每个人在养育我们的人民面前，把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语言馈赠给我们的民族面前，都有一份公民的义务。”（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他认为，作家是自己时代的良心，作家要对读者负责，对当代生活负责。文学应当不怕牺牲，不怕遭受磨难，“应该勇敢地肩负起自己艰难的使命——要干预复杂的生活，以及使人认识和喜爱自身、他人身上和社会上的全部善良的、美好的、受到尊敬的东西，并为此而操心不息。就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艺术的真正使命所在。”（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艾特玛托夫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文学使者，既把创作看作是党、国家和人民交给的重要任务，又把它看作作家的天职、人类的使命来对待，并准备用整个生命来承担，用一生的实践来兑现。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了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等人类的共同主题，对当前有关人类价值和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把寻找美的世界的新色彩、开掘这个世界的新深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为艺术服务，为人道主义的理想服务。本文试图从党性、人性、人类社会等方面入手，对艾特玛托夫文学观的本质特征及价值取向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对作家及其作品有更深入、更真切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希望本研究对探讨前苏联作家的创作共性及社会主义创作规律有所帮助。
一、党性、人民性、真实性
在前苏联，作家、政治领袖甚至读者都赋予了文学崇高的社会使命。“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采用了《列宁文摘》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2页。）对于作家来说，写作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更多的是社会行为。他们的肩上始终负载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希望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艾特玛托夫身上同样具有苏联作家的这个显著特点，他的文学观充分体现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有计划、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采用了《列宁文摘》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8页。）艺术应该扎根于广大的民众之中，“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党的文字艺术，“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它“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采用了《列宁文摘》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1页。）而是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联系的艺术创作。可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就是艺术家的高度的社会自觉意识。自觉地、公开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先进的思想感情推动艺术家正确地认识生活和真实地表现生活。因此，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历史真实性是完全一致的”。（注：李辉凡：《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中，也明确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所以，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同人民性、真实性紧密联系的。
艾特玛托夫高举列宁的旗帜，把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为当代创作的标准，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页。）党性与人民性、真实性也是相一致的。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不同制度的社会里可以作不同的解释。苏联文学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强调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注重的是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不仅是政治信仰问题，而且也是苏联艺术先进的重要表现之一。对苏联各民族文学来说，“起决定意义的是发展它们的社会主义内容，这就是完全明确的、对大家都一致的、思想和艺术的原则，即文学和艺术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党怀和人民性——是文学和艺术的基石……这是我们的社会思想规律。这个思想是由列宁发现并为革命的实践所证明……这个规律是和我们的制度的特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存在完全与什么人的否定或者肯定无关。但是一个艺术家，如果他真正地对我们时代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话，那他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规律性。”（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页。）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未来负责，时刻牢记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神圣责任，写出反映新时代和新人的作品，就是党性原则的最好表现。艾特玛托夫说，他要象犁出的犁沟、夺回的高地那样，让文学的党性在写下的每一页纸上都得到证明。他要展现艺术家作为人民的儿子的爱，和他对同时代人的事业与命运的共同感受和追求。
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可以说，人民性就是党性的一种体现，一个基本点。艾特玛托夫一贯主张为人民写作。他在少年时代（卫国战争时期）就希望有反映战争期间人民功勋的作品出现，就是这种最初的文学冲动促使他后来走上了创作道路。他认为写作应当使大家感觉到文学和人民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并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柱。如果文学不能成为这种支柱，那文学就是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把描写当代生活和讴歌劳动者作为创作的一贯主题，认为应该深入领会十月革命带给苏联人民的那些新事物的本质，应该写父辈的传统。他们总是事事领先，站在第一线。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学者，第一批开创事业的人，这一切都是首创，都是从“第一”开始的，应该讲述那些被人们继承和发扬以及失去的东西，要表现新的社会主题，塑造新的主人公形象。在中篇小说《骆驼眼》和《第一位老师》中，作家如实地描写了吉尔吉斯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社会主义劳动建设的创业精神，赞扬了那些一年四季在草原上拓荒的人们，以及那个恐怕连字母都认不全就排除万难在山村第一个办学的乡村教师。艾特玛托夫抱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紧贴现实，干预生活，反思历史，同时十分关注普通人——为平凡的生活操劳的普通劳动者，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他们的内心感受反映社会现实。他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中，塑造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叶吉盖的形象，他善良，热诚，热爱劳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一生。作家把他称为“支撑大地的人”，并通过他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周围人的命运以及由于狭隘的政治偏见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呼吁人们消除偏见，彼此信任，和睦相处。可以说，在艾特玛托夫笔下，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通过劳动塑造出来的，每一部作品的主题也都与劳动紧密相关。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是在劳动中相互了解萌发爱情和自由意识的（《查密莉雅》），阿谢丽在劳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托尔戈娜伊更是把土地看作自己的生命并和大地融为一体（《母亲——大地》），还有征服处女地的勇士们（《骆驼眼》）和冒着严寒春耕的孩子们（《早来的鹤》），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着美丽的家园，用劳动普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是作者热情歌颂的光辉的人物，新的人性的代表。
艾特玛托夫文学观中的党性原则还体现在他对真理的探求、对理想的追求和文学的真实性的追求上。他从不趋炎附势，迎合时政，而是真正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他认为崇高的艺术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在形式和实质上真实地反映现实。他在答B·科尔金的一篇访谈录中说：“面对语言艺术家这个崇高的称号，你有责任恢复人的真理。这就意味着：要讲生活的真理，讲人的真理。”（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按艾特玛托夫的观点，文学最初是讲人的，讲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本质，讲人的败落和升腾，讲人对美和人生的真谛百折不挠的探索，讲他对真理的强烈渴望和永远维护公理的决心。在各个时代这个最初源泉是不会变化的，因为这里面蕴含有人的本质。艾特玛托夫表示要奋不顾身地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干预复杂的生活，广阔地看待生活，密切关注所有的时代问题，自觉承担起对过去和未来肩负的重担。他认为苏联作家要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艺术创作中的特殊的、独有的、非凡的任务，向全球展现新世界、新人的真理，引导人们坚定地去认识复杂的生活，并和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斗争。艾特玛托夫对战后出版的一些描写人们非常幸福、万事如意的粉饰性作品感到不满，提倡要把文学从庸俗的、公式化的、题材投机的灰尘污染中解脱出来，把它从一切破坏崇高使命的行动中解脱出来。他在谈到一些评论家怀疑小说《面对面》的真实性，指责作品夸大了生活中的困难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战争年代艰苦的不只是前线，还有后方，证明了吉尔吉斯人民在战时和战后的所作所为。小说《面对面》、《早来的鹤》、《母亲——大地》中都真实地再现了卫国战争时期后方的艰苦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赞扬了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在战时惨烈的现实面前，不但能咬紧牙关，勇敢地挑起生产重担，而且从没有忘记一个公民对祖国应尽的责任，没有放弃对胜利的信念，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个逃兵的妻子赛伊德面对丈夫的丑恶行径毅然选择了正义和做人的真理。少年苏尔坦穆拉特和他的同学们为了保护耕地的马匹与盗马贼展开了殊死的斗争。那位失去所有亲人的坚强的母亲托尔戈娜伊，一直在忘我的劳动中创造着幸福，创造着希望，创造着美。在中篇小说《别了，古利萨雷！》中，作家以尖锐的暴露性和巨大的艺术真实性再现了苏联战后时期农民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区委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和浮夸作风，通过老牧民塔纳巴依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最后被开除党籍的悲惨结局，对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哲理思考，反映了一个时期内苏联社会对普通人缺乏应有的关怀、不尊重个人价值的不良现象。认为个人对社会尽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为社会做了贡献，社会就要对个人负责。艾特玛托夫这种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表明了他积极干预生活，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信念和胆略。
二、人道主义、人类意识、行星思维
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观还包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强烈的人类意识和行星思维，这三者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其思想基础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类。
艾特玛托夫把对人的研究，对人性的表现，看作是文学的重要任务，把对善与恶、美与丑、公民责任和仁爱等构成的创作本质等问题的思考，放在人类和宇宙的背景上进行探究。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广阔的文化负有全人类的使命。作为时代的艺术家，“就应该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联合自己的力量，向人宣传和灌输一种思想：意识到别人的存在，关注和理解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要面向全世界，通过语言去感化每个人的心灵……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全体文学和艺术活动家的事业，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要把共同的福利和幸福和谐地结合起来，就是要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和享受幸福的权利”。（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艾特玛托夫在1971年苏联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艺术本质上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认识人的本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他的各种复杂的感情”。（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页。）在艾特玛托夫看来，所有先进文学的共同而统一的使命，就是确立人道主义，把人从正在降低他的地位的罗网中解放出来。为了保护和发扬人类在争取进步的长期而痛苦的道路上所获得的人的情感，就要去爱、去忧、去悲，去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要促进人的道德自我完善，把培养在社会上能积极行事、同时又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当作自己的任务。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爱护、相互尊重的关系。每个人的责任就是为其他人行善做好事。应该培植人身上的善，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任务。
艾特玛托夫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善良的人和维护善行的人。如《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的阿谢丽，《第一位老师》中的玖依申，《一日长于百年》中的叶吉盖等，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坎坷多难，但却用善良的心慰藉他人，影响他人，表现了人的真正的、正常的、本质的那些品质。同时，艾特玛托夫非常注重通过文学作品培养人的良知，通过人的活动去巩固人们和自然、和土地的一贯联系，去巩固对它们的爱。他认为培养对故乡的土地、对大自然、对整个充满生命的世界的爱和尊敬，就意味着培养人，提高人的道德观。在《文学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强调寻找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今天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古老的文化与文明的任务。“人很早很早就在考虑一个永恒的问题——要保护周围世界的财富和美丽！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古代的人们，就已通过各种悲剧的形式，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对自然的态度上作‘自我批评’，有必要讲出对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是对后代的警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在长角鹿妈妈——换句话，也就是在大自然面前，在万物之母面前的神圣责任。”（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3页。）艾特玛托夫的很多作品都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严峻的、哲学的思考，热烈地呼唤人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仇视一切破坏大自然的残暴行为，同恶进行斗争，恢复和捍卫生活中的美和善。在《白轮船》中，作家突出了小男孩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恶的抵制。男孩子同石块、同树木、同长角鹿妈妈自然交流，他是大自然之子，他不能容忍杀害长角鹿的暴行，宁愿变成一条鱼离开这个世界。奥罗兹库尔破坏了生态平衡，他不仅滥伐树木，宰杀母鹿，甚至毒打妻子，折磨老人，他所破坏的是社会道德的平衡和自身良心的平衡。小男孩同他斗争的意义，在于呼吁人们要珍视自己的良心，树立人与自然本为一体的观念和抑恶扬善的思想。这种人与自然母亲的原生的联系，在《母亲——大地》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大地对于那位深深热爱生活，并经受了许多磨难的农村妇女托尔戈娜伊来说，就是她的命运，她的爱，她的神圣信仰。托尔戈娜伊敞开心扉，用最朴素的语言向生她养她的母亲——大地倾诉心中的痛苦思索。而她的无私献身精神，她的普通，她的伟大，又正是大地母亲的象征，她自己就是一位支撑大地的伟大的母亲。
艾特玛托夫把追求人道主义这个人类的基本理想，看作是人类意识的最高表现，看作是自己对人类应负的责任。他说，“人们在任何时代，都向往着友谊、合作、爱、平等。这是人类永恒而高尚的理想……国际主义的同民族的东西之间的和谐结合——代表了成熟的水平，就是从这个水平上开始并形成了人类共同的意识，希望被人理解和理解别人，渴望公平，对善和对美有一致的观点。如果每个人关心别人都像关心自己一样，如果他能明白，别人感受到的感情，也是你所感受到的，那就是人类人道主义意识的最高表现。”（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189页。）人类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已经尝受过无数的痛苦，演出了无数的悲剧，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与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正是这种人类人道主义。艾特玛托夫的这种群体道德观源于他的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同时又与他的人类意识和行星思维紧密相联。他从小受到吉尔吉斯宗法意识的影响，熟悉家族和乡邻之间的相互照应的人道主义原则。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使他从没有间断过同故乡的联系，同民族的联系，同生活中迫切问题的联系，并使他以故乡舍克尔为连接点走向人类和世界。艾特玛托夫强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强调与自己的时代、与人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面对面》时说：“逃兵伊斯马依尔从开往前线的列车上开了小差，从而断绝了自己和人民的命运的联系，为逃避完成一个公民、军人和人的职责，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罪恶，哪怕是被饶恕的罪恶，也依然是罪恶。我们应该满腔仇恨地揭露它，打击它，因为我们仇视它。世界上不仅有善的势力，而且还有恶的势力和黑暗的势力……召唤人们同恶、同贫乏和庸俗的精神生活作不妥协的斗争，召唤人们去勇敢地反对社会的不公正——这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战斗的人道主义。”（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他在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断头台》中，就描写了青年阿夫季为同社会上贩毒团伙和滥杀动物的行为作斗争，为拯救罪恶的人们，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故事。突出了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劝诫人们弃恶向善的主题。歌颂了为唤醒人的良知、为把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不惜走向“断头台”的献身精神。阿夫季的形象具有全人类的性质，他的人道主义行为是人类意识的最好体现。
从艾特玛托夫的一些创作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人类意识和行星思维的实质就是人本思想，是人类人道主义思想，是世界大同思想。他说：“行星思维的实质就在于，使每个人关心别人，关心别的国家的人民，就象关心自己一样，让别人的痛苦和幸福，悲伤和欢乐能使他慌乱和欢乐，让他对一系列问题感到忧虑：在这人世间该怎么生活？为了把这个世界改造好又该做些什么？为了把自己的念头同别人的愿望连结一起，就要把他们吸收到建设新世界的崇高事业中去。”（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他这样描绘新时代的来临，“那时我们每一个人就会超越国家、社会、民族和语言的差别，把别人首先看作是善的思想的代表，而不是侵略的代表。那时我们崇高的理想就会实现。到那时，如果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后代，他们会说：‘我——是地球这颗行星上的人，所有生活在这个行星上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6页。）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艾特玛托夫呼吁作家用自己的创作，保卫道德的纯洁性，同精神空虚、消费主义、物欲主义以及其他消极现象作斗争，寻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克服所有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区别，消除不同制度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去努力寻找对全人类问题的共同态度。比如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家有责任想像世界的出路。哪怕是地方性的素材，也要提出全球性的、全人类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在当今的世界上，把大量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能量消耗在军备竞赛上，是对今天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的一种犯罪行为。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和《断头台》中，艾特玛托夫强烈地表达了对人生与人类命运的忧患，不仅针砭了社会时弊，而且站在人类未来的高度进一步提出善与恶、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暴力、人与自然等全球性问题。曼库特的故事和外星文明的情节表现了作家对人类过去和未来以及全球命运的思考。阿夫季为拯救人类而献身的精神表现了作家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使命的理解。他说：“人同世界、同宇宙的联系，越来越使我动情……随着走向宇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起了原则性变化。当人走出地球的界限时，就不再是他，某个个体，而是整个人类和他一起向宇宙迈出了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一分劳动，促进全世界的社会进步。”（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1页。）
纵观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我们看到，他的文学观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是多方面的。他说：“一个艺术家，只要他自觉地去用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不考虑，要让他的艺术创作具有最大限度的美学和社会的贡献。”（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他认为作品的价值功能不单是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接受习惯，同时还要具有社会功用价值和道德哲学价值。他注重创作对当代任务和人民生活的关照，强调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性程度及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大力描写那些与个人、与社会相连的问题，描写那些能真实反映当今时代和当代人的紧迫问题。他力求使读者通过作品对生活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促进他们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生活，认识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与自己的民族生活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渗透着吉尔吉斯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与感受，同时又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思维和理想。他的故乡舍克尔几乎构成了他与整个人类生活相融合的连接点，他不仅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写作，也为全人类写作，他是一个肩负世界使命的作家。这也许就是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