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联系：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刘玉晨 孙铁山 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摘要： 本文根据2001-2012年中国对外出口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OLS模型研究了法律完善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廉洁程度这三类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其进口国的法律完善程度呈倒U型关系；进口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对中国与其贸易出口没有直接影响；进口国廉洁程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中国向其出口，但这种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制度质量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的作用受到进口国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有较大不同。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出口 制度质量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并引起了包括地理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刘卫东，2015）。研究影响“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因素，对促进我国贸易畅通、拉动外需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些因素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联系产生影响。一方面，经济总量增长、外资引进、汇率变动和成立自贸区（李军军、金文龙，2015；杨广青、杜海鹏，2015）等国际贸易的传统影响因素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文化在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中也开始起到一定的作用（谢孟军，2016；杨韶艳，2015）。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孔庆峰、董虹蔚，2015；张晓静、李梁，2015）。总体来看，现有的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因素的探讨，对于贸易伙伴的制度关注还很少。此外，现有研究对于在不同情况下制度质量对贸易作用的差别也缺少关注。如果说之前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西方发达经济体，二者相对而言在制度质量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那么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不同国家在制度质量上则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而这对贸易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有必要对制度质量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中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
因畜禽的养殖方式，畜禽排泄物主要成分为：氮化合物，磷，钙，粗纤维，未消化药物等，禽畜品种不同、饲养方式不同、所选饲料不同，则畜禽排泄物的成分含量因此不同。这些成分随着畜禽排便进入空气、水源与土壤中，为生态环境带来污染。同时，在畜禽产品加工中，某些废弃物如：蛋壳、毛发、下脚料、内脏等并未被全部处理，也会有直接与排泄物一同丢弃的现象，为环境带来污染。
而随着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重视，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在Srivastava& Green（1986）把政治稳定性、殖民历史和文化因素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一国的制度质量与对外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Dollar & Kraay，2003），高质量的制度对贸易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AzmatGani &Biman Chand Prasad，2006），并且二者之间会相互促进（Koukhartchouk & Maurel，2003；Cheptea，2007）。但也有学者指出，制度质量和贸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De Groot（2004）分析了正式制度和国家贸易水平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正式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之外，国家之间正式制度相似程度越大，国际贸易发展也会越快。Pierre Guillaume Meon（2006）分析了制度质量和贸易地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不同国家进出口商的偏好存在差别，这种偏好相似度会对贸易的地理方向产生影响。Sambit Bhattacharyya（2008）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门槛值才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制度和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从中国的经验证据来看，制度对中国与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确实存在很大影响（刘青峰、姜书竹，2002）。在不同类型的制度当中，经济制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尤为重要（潘向东等，2004），而包括制度稳定性（熊锋、黄汉民，2009）、法律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谢孟军，2013）在内的其他制度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图1 1992-2014年
中国历年出口总额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变化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单位：亿美元。
图2 2001年和2012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各区域出口额
图3 2001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地理分布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单位：亿美元。
图4 2012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地理分布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单位：亿美元。
但是，尽管已有一些对于制度质量对中国外贸影响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选择的对象大多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而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直到2000年后与中国的贸易额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因而没有被囊括入主要贸易伙伴的范围内。此外，关于制度质量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对中国外贸产生影响的研究还很少，而“一带一路”国家在禀赋条件和发展水平上均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不将这种差异考虑进研究中，那么对于制度质量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获得一个全面的理解。
在列车的行驶过程中，轮轨之间滚动接触产生的振动，并以噪声形式向外辐射.如图3所示，车轮滚动过程中产生的车轮噪声和钢轨噪声合成后形成轮轨噪声并向车厢内部辐射.当列车运行速度加快时，轮轨的粗糙度和机车车辆行走部各组件和线路上的各构件振动将引起高强度噪声.
针对于此，本文研究了进口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根据已有的文献和相关数据，本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一带一路”提出有益建议。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情况发展历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市场国家，其对外贸商品存在很大需求。同时，美国、欧盟等市场的疲软，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区域来看（见图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最为紧密，二者的贸易出口额从2001年的183.8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2043.4亿美元。2012 年东南亚 11 国与中国贸易总额占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41.4%，二者紧密的贸易联系主要源于总体良好的国家关系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一带一路”区域与中国的贸易出口额位居第二的是西亚北非国家，其比重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20.5%。二者悠久贸易历史、良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双边贸易的良好进行；此外，2001-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出口额增速极快，其年均增速达到20.8%。这种急剧增强的贸易联系与二者互补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方式有关。中亚五国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化工资源丰富，但产业相对单一，而我国工业发展迅速，对资源需求量大，双边产业的互补，极大的促进了二者贸易往来；对于蒙俄地区，虽然其与中国贸易出口额的年均增速相对较慢，但其总量上也相当可观，可以看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贸易发展之迅速；细分国家来看，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波黑等国贸易增长相对最快，与乌克兰、俄罗斯、泰国等国贸易增速相对较慢（见图3和图4）。可见，与中国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以新兴市场国家居多，这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和近年来敏感的世界政治格局密切相关（邹嘉龄等，2015）。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此外，由于UNcomtrade提供的数据为历年的名义出口额，因此本文将中国以2010年为基年的CPI指数对该数据进行了价格调整。本文将面板数据的时间范围选定为2001-2012年，这是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且此种处理能降低其它变量的缺失情况。
当下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可以促进供电企业的发展，也可以致使部分企业丧失市场竞争力，如何应对电力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挑战，确保电力营销抄核收工作的准确性，是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电力营销抄核收工作作为供电流程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应该及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模式改革、创新，正确处理管理模式落后、抄表系统不健全、核收有漏洞等约束企业发展的问题，灵活运用高科技技术和先进设备，提高抄核收系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体系，提升电力企业的输出质量和运输效率，努力使得供电能力满足逐渐增加的用电需求，完善电力服务工作。
2010-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出口额恢复快速增长，其贸易出口额从2010年的3663.2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 年的6370.2亿美元。但 2012 年后，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速率再次显著下降，虽仍旧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长率下降至个位数，（王双双，胡瑞法，2016）。
2008-2009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出口额的短暂下降期。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显著影响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200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额呈现负增长，其从2008年的3324.2亿美元降低到了2790.8亿美元。
2001-2007 年是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期。这一阶段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为其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此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384.2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2631.1亿美元，增长幅度极大。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地理分布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持续增长。从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从1992年的108.5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6370.2亿美元；从占总出口比重来看，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贸易出口额的比例由 1992年的 12.78% 增长到 2014 年的 27.19%。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愈发紧密。从总体发展变化来看，自1992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经历了平稳增长期、迅速增长期、短暂下降期和恢复增长期四个阶段（见图1）。
表 1 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非线性影响
表 2 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不同经济规模和不同发展程度的贸易国出口的影响
实证策略
（一）数据与变量
1992-2000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出口的平稳增长期。自1992年中国“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贸易出口额得到平稳增长，其从1992年的108.5亿美元增长至2000年的351.8亿美元。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贸易受限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因此增长速度有限，且增长幅度也不大。
式（1）中，Xit表示中国在t年对国家i的出口额；zit和zct分别表示国家i和中国在t年的制度指数得分；pit和pct分别表示国家i和中国在t年的GDP总量；qit和qct分别表示国家i和中国在t年的人均GDP；Pit和Pct是国家i和中国在t年的CPI指数；gi表示国家i的首都与北京之间的地理距离；Bi和Li分别表示国家i是否为中国邻国和是否为内陆国；Rit表示国家i在t年是否与中国有区域贸易协定。
3.其它控制变量。根据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两国间的贸易额与两国GDP成正相关，因此本文在模型中选择中国GDP总量和贸易伙伴国的GDP总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根据近期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在文献中常见的做法（Yu，2010），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除了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之外，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还分别将GDP总量和人均GDP作为一国市场规模和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GDP总量和人均GDP数据均来自WDI数据库，其按2010年美元现值计算；产品价格变动会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影响。由于缺少产品价格的数据，本文采用CPI指数作为产品价格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WDI数据库，以2010年为基准年。除以上控制变量外，两国之间的距离、贸易伙伴国是否为内陆国、贸易伙伴国是否为中国的邻国以及贸易伙伴国是否与中国有区域贸易协定（RTA）也会对贸易成本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的距离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来度量，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一国是否为内陆国和是否为中国邻国用虚拟变量进行标注，取值为1分别表示一国为内陆国和中国的邻国；贸易伙伴国是否与中国有区域贸易协定的数据来自WDI数据库，取值为1表示该年中国与该国有区域贸易协定。
表 3 制度质量对中国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区别
（二）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计量模型参考了Yu（2010）的研究。但是，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岛国多以东盟国家为主，其与中国得益于便捷的海运联系因此运输成本较低。相比之下，内陆国家交通不便，中国与其的贸易成本较高。因而本文将Yu模型中的“贸易双方中岛国数量”虚拟变量替换成“是否为内陆国”虚拟变量。此外，制度因素的选择参考了He（2015）的研究，同时由于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各个制度因素的平方项。最后得到本文所使用的模型如下：
2.制度特征。本研究主要考察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特征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本文选取法律完善指数、政治稳定指数和廉洁指数这三个变量来描述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特征。法律完善指数描述了一国商业管制环境的质量。通常而言，完善的法律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对本国的国际贸易起到促进作用。该指数的值来自于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取值范围为0到1，数值越大表明该国法律制度越有利于商业经营；政治稳定指数刻画了一国政治局势的风险大小。政治风险增大会导致商业不确定性的增加，从而会对该国的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该指数来自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取值范围为0到1，指数越大表明该国政治风险越小；廉洁指数与交易成本和商业风险紧密相关，通常情况下一国政府腐败程度的上升、廉洁程度的下降会阻碍其国际贸易的进行。在本文中，采用一国的廉洁指数来度量该国的腐败或廉洁程度。该指数同样来自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取值范围为0到1，指数越大表明该国政府腐败程度越低、廉洁程度越高。
实证结果
首先对三个制度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由于法律完善程度与清廉程度之间相关性较强，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在下文中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排除共线性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本文采用Breusch-Pagan / Cook-Weisberg test和White test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两种检验P值均小于0.01）。为此，本研究所有的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利用面板数据对方程（1）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OLS回归。由于在数据所覆盖的时间段内，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随时间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小，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会导致制度质量变动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因此此处只呈现由OLS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
“你想唤醒它的力量吗？”黑袍人勾起了他对那些传说的遐想和神往，却又并不说细，只用一种带着诱惑力的语气问道。
（一）全样本回归
首先考察“一带一路”所有国家样本的情况。表 1展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进口与二者之间制度质量的非线性关系。列（3）和列（4）中廉洁程度及其二次项的系数和显著性差别很小，表明法律完善程度和廉洁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在模型中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进口国法律完善程度与中国向该国的出口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法律完善程度过低时，中国向其进行出口时会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但进口国法律制度“过于”完善时，会提高中国进入其市场的成本，因而反而会导致中国向其出口的下降；进口国政治稳定程度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影响则不显著；廉洁程度的提升则有助于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
由于制度需嵌入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当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在表 2中加入了Ln（GDP总量）以及Ln（人均GDP）分别与法律完善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廉洁程度的交叉项。列（1）、（2）、（3）分别单独加入了法律完善、政治稳定和廉洁程度以及他们与Ln（GDP总量）的交叉项，列（4）则同时加入了这三项制度质量指数以及他们与Ln（GDP总量）的交叉项。随着进口国GDP总量的提升，法律完善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负面作用出现下降。这是由于随着市场扩大，非正式制度逐渐无法满足交易的需求，通过法律等制度来保护交易的需求不断增加；政治稳定指数和廉洁指数与Ln（GDP）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在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政治稳定和廉洁程度提升对中国向其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下降。列（5）-（8）加入了制度质量与Ln（人均GDP）的交叉项来考察制度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其与中国之间贸易的影响。法律完善程度与Ln（人均GDP）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在相对发达的国家法律完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相对较低；政治稳定程度以及廉洁程度与Ln（人均GDP）的交叉项为正且显著，说明在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当中，政治稳定并抑制腐败现象有助于促进中国向其出口。
在英语的句法分析中，Ratnaparkhi最早引入了最大熵的方法，他利用上下文特征，通过最大熵的方法来预测下一步要执行的操作。其上下文特征主要包括：成分的核心词，核心词的组合，非特定组合信息，以及部分已完成的子树信息。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禀赋条件和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有着显著差别，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本文将世界银行2013年划分的“高收入国家”即人均GDP在12616美元以上的国家定义为发达国家，其余的则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进口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不同（见表 3）。
如第（1）、（2）和（7）、（8）列所示，进口国法律完善程度与中国对其出口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显著成立，而在发达国家当中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通常已经比较完善，进一步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改变国际贸易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意义已经不明显；第（3）列显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程度与中国对其的出口呈现倒U型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第（7）列中显著性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对中国向其出口的影响在列（4）和（8）当中也存在差别，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检验其稳健性。
而无论进口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廉洁程度对中国向其的出口均无影响。但此前表 1的列（3）和列（4）显示，腐败减轻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腐败程度的影响只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比才能显现，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则影响不大。
结论
本文使用2001-2012年中国对外出口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OLS模型研究了法律完善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和廉洁程度这三类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其进口国的法律完善程度呈倒U型关系。即不完善的法律或过于完善的法律都不利于中国与进口国之间贸易的进行；进口国政治稳定程度对中国与其贸易出口额没有直接影响；进口国廉洁程度与中国向其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但这种相关关系是非线性的。其次，在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法律完善对于促进中国向其出口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而政治稳定和廉洁程度的影响作用则相对下降；在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法律改善在促进贸易方面的作用相对下降；政治稳定和廉洁程度提高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更强。最后，进口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向其出口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法律完善与中国向其出口之间的倒U型关系显著成立，但发达国家法律完善对于中国与其的出口联系并没有直接影响。政治稳定对贸易的影响作用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差异，但在本文模型中的结果不够稳健，需进一步的检验。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廉洁程度对中国的出口均没有显著影响。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自然资源事业的开创，需要大家共同奋斗。我衷心希望，系统上下勠力同心，开好局、起好步，尽心尽力把明年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做好，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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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5）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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