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困境与“医疗财政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医药卫生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8)04-0033-08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首次跳出卫生系统和医疗技术的范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内在联系、逻辑关系空前密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困境成为社会发展模式转变议题的直接导火线，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1980年代以来，像其他领域一样，医药卫生行业开始实施全面、系统、综合性的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由核算医疗服务成本、调整医院收费标准、推行医院科室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提高医疗服务提供能力等纯粹医疗性经济政策和医院内部管理问题开始，体制改革行业性特征明显。这种封闭性、行业性、单纯医疗和由上而下体制改革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期。199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国务院召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社会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代“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结论成为直接导火线[1]，引发改革开放功过历史评价、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发展模式转变和科学发展观的争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建立起密切联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上社会前台，首次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议程中的核心争论议题，引发发展模式的大讨论。换言之，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的独特性历史贡献是推动社会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变。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内涵丰富多彩、外延广泛多样，核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建立健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核心是实现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的转变，建立服务型与法制化的政府。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基本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侧重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经济体制和频繁不断的社会运动，单纯经济增长式发展模式的结果是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成为议题。然而，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发展并不协调，传统的发展观念、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在发挥作用，如何高瞻远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谋求以人为本、注重生活质量、改善个人福利和提高全社会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社会发展，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历史课题，是时代赋予政府神圣使命，是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2]。因为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手段，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核心，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是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医疗体制改革困境与核心理论政策争论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已走过20多年曲折坎坷的历程，目前处于结构性困境和诸多两难选择之中，国家宏观卫生政策研究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成为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来，像其他领域一样，作为社会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卫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回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历史，20多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颇具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价值。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角度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总体来说，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特征是改革的难度、深度、广度和复杂性日益增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模式改革，涉及国家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目标、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执政理念与社会监管体制创新，涉及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制度框架总体设计与制度创新，制度改革攻坚难度增大。与此同时，有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总体发展趋势似乎已趋于明朗、清晰。但是在社会现实和改革实践的层面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越来越明显地处于结构性困境和诸多两难选择状态之中，例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与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存在某种矛盾之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与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健康需要、健康生活方式之间矛盾越来越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间差距越来越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要求的差距增大，“看病难、挂号难、住院难、手术难”等传统老大难问题并无实质性缓解，新老矛盾交织。国家政治精英、卫生政策决策者、医疗机构管理者和一线医护专业技术人员，普遍面临诸多的两难选择和职业伦理道德困境。导致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是有关医药卫生政策与服务体系的诸多基础性理论、政策问题尚未解决，严重匮乏站在国家整体社会发展层次宏观卫生政策研究，严重匮乏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严重匮乏医药卫生政策总体框架设计[3]，人们对有关医疗卫生政策、服务的价值基础、性质、目标、基本原则、范围内容充满误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在许多基础性理论、政策议题尚未形成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带病前进”。
更为重要的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在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理论、政策争议和改革探索实践中艰难发展的，这些基础性理论、政策争论直接关系到医药卫生制度框架与政策框架的设计质量，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机构的组织结构与功能，直接关系到医护人员的行为模式，最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效果和医疗服务的结果，关系到健康福利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自始至终伴随着诸多基础性理论、政策议题的争论，而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域的理论、政策争论具有鲜明的卫生行业特征，一是理论、政策争论主要局限于医药卫生行业和领域之内，外界和公众较少涉足参与；二是理论、政策争论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实务性、微观性、经济性、操作性议题，医学哲学与价值理念、卫生政治学、宏观卫生政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卫生政策目标体系与卫生服务体系总体设计等宏观性、总体性、战略性、政治性、社会性议题鲜有人涉足，较少形成学术争论的氛围[4]；三是基础理论政策的学术性争论与政府的政策声明之间的关系密切，学术研究与行政决策的边界模糊不清，纯粹理论的学理性研究与大众广泛参与的重大理论政策争论议题凤毛麟角；四是有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理论、政策争论持续的时间不长，争论和讨论时间较短，而且许多重要的争论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间接反映医药卫生行业改革压力大、节奏快特征；五是最重要的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诸多基础性理论、政策争论的普遍性结果是没有答案，一般来说，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争论中理清思路，相互理解对方，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进而为未来的决策和下一步的集体行动奠定社会基础。但医疗卫生许多争论是“无果而终”。基础性理论、政策争论的行为本身和争论议题的形成具有诸多重要的现实、理论、政策功能，最重要和最关键是涉及医药卫生体制总体框架、具体政策框架设计和服务体系建设质量。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面临和理论、政策研究、争论涉及的首要、基础性与共同性议题是医疗卫生政策与服务的性质，性质决定政策目标、服务对象、服务范围与内容，至关重要。1980年代初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伊始面临的首要基础理论政策问题就是“卫生事业性质”澄清对于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性质的不同理解，是当时卫生事业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当务之急。总体来说，当时有关卫生事业性质的主要争论观点基本有六，一是福利性质的，二是商品属性，三是福利性质与商品属性并存的双重性质，四是卫生事业性质的多重属性和多层次性，五是认为卫生事业的性质应以“公益性质和公益事业”为宜，六是卫生事业性质是福利性与公益性的双重属性，全国有关卫生事业性质的争论罕见地处于百家争鸣和白热化的状态[5]。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90年3月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当时国家主管领导在总结有关卫生事业性质多年争论的基础上，将卫生事业性质错误定性为“有公益性的社会福利事业”，从此以后，有关卫生事业性质的争论似乎尘埃落定、偃旗息鼓，官方权威的定性基本确立[6]。200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从此正式确立公益性与福利性的双重属性。卫生事业双重属性典型反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中市场性与福利性并存的双重属性状况，这种双重属性可以有力解释公立医院不公益，公立医院福利性淡薄和市场化冲动强烈状况，卫生事业理论上公益性与福利性的双重属性，同社会现实环境中医疗机构公立医院性质和市场化运作的名不副实状况吻合一致，并且导致公民对医疗卫生行业和医护人员形象不信任。公益性与福利性的双重属性说明国人对医疗卫生事业本质属性和精髓、实质认识尚不到位。不言而喻，事物的性质和本质属性至关重要，因为服务性质不仅决定政策目标、服务对象、服务范围与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定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性质，即决定钱的性质和来源。一般来说，互助服务、慈善服务、公益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的性质截然不同，资金来源渠道和资金性质也截然不同，因性质存在重大差别。
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与福利性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卫生事业的性质应该是典型的福利性质，而不应该是公益性质，更不应该是目前公益性与福利性的双重属性，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困境的真实和关键性原因，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慈善、公益、保障与福利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核心概念，反映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福利文化，虽然公益与福利概念之间存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存在许多本质的差别和不同，其中最重要、最关键和最本质的差别有四，一是福利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公益是个人的品德和美德，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二是福利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公益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国家和政府只是公益的主体之一，二者的主体地位截然不同；三是福利对象通常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福利服务的范围主要是维持基本的生活，服务方式通常是免费服务，公益的对象既包括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又可是任何需要帮助的人群，对象众多，公益的服务范围既可以是维持基本的生活的保障服务，又可以是发展性、预防性普通服务，公益服务的方式既可以是无偿免费提供的，又可以是按照成本收费或是按照一般价格销售；四是福利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资金，资金性质是国家的二次再分配和公共财政，公益服务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政府财政预算资金只是其中一类，资金的性质多种多样[7]。卫生事业性质定性不准不清，公益性与福利性的双重属性并存所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目前，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面临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流行和主要的观点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医疗垄断”，只要打破国家对医疗的垄断，医改就会成功[8]。笔者认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破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困境的关键是，重新思考卫生事业的性质，恢复卫生事业的福利性质，在卫生事业“福利”性质的前提下设计改革方案[9]。因为卫生事业的性质决定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决定资金来源渠道、资金筹集方法和资金性质，因为卫生事业的性质是其他各式各样制度性、结构性、组织性、技术性问题与困境的根源。
三、医疗卫生筹资问题与资金来源性质类型
卫生事业性质问题引发的核心争议议题之一是卫生筹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卫生开支问题，卫生筹资、补偿机制和开支状况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困境的重要结构性与制度性成因，是长期困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核心理论、政策争论议题之一，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核心和难点，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与实践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是从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医疗机构补偿机制起步的，医疗体制改革始终围绕医疗服务筹资渠道、国家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医疗机构的补偿和激励机制、医院机构不同的服务付费方式、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医疗机构的经济管理政策等医疗筹资和开支过程等问题展开，医疗服务开支结果和效果始终处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位，有关医疗卫生筹资、医疗服务付费方式和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问题始终是焦点和最富争论的，因为医疗服务投资、筹资、融资、付费、补偿、激励和经济管理机制问题是医疗服务的基础，卫生筹资渠道选择和资金性质是联结所有医疗服务环节和实现医疗服务提供的关键性因素，医疗卫生服务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主要通过经济货币形式反映出来。因此，无论是从什么角度说，卫生筹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卫生开支都是最关键的问题。在卫生事业正确定性的背景下，卫生筹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卫生开支主要是技术性问题，但在卫生事业定性不准确和双重属性的制度背景下，卫生筹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问题演变成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困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瓶颈和主要制度问题。换言之，卫生筹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卫生开支问题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的核心议题。
卫生筹资的渠道多种多样，根据资金来源渠道和资金性质，主要可以分为财政性卫生筹资渠道和财政性质资金，社会性卫生筹资渠道和社会性质资金，商业性卫生筹资渠道和商业性质资金，个人性卫生筹资渠道和个人性质资金四大类，四类筹资渠道的性质、筹资主体、筹资目标、筹资渠道、筹资过程、筹资客体、筹资资金的性质、政府在其中承担责任大小等方面有所不同，反映政府与个人关系模式，反映政府在医疗卫生与健康照顾领域承担责任。首先，财政筹资、社会保险筹资渠道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商业筹资和个人现金支付历史悠久。其次，从筹资渠道的性质看，财政和税收筹资渠道的性质非常明确，属于财政筹资的性质，社会筹资渠道的性质比较多样，既有可能涉及财政筹资的性质，又有可能是社会保险性质，商业筹资渠道的性质是商业，个人现金支付的筹资性质是个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消费性质。第三，财政、社会保险筹资的目的和目标基本都是预防社会风险，谋求社会公正与社会保护，商业筹资的目的主要是牟取经济利益，个人现金支付主要目的是治疗身心疾病和维持生命。第四，财政筹资主要渠道是税收制度，社会保险筹资主要渠道可能是税收，可能是缴费制度，商业筹资主要渠道是个人自愿购买和市场营销，个人现金支付筹资渠道主要是储蓄和积累。第五，财政筹资渠道的强制性是最强的，社会保险筹资渠道强制性可能是强制或非强制性，商业筹资形式是自愿购买的，购买能力取决于付费能力，个人现金支付表面上不存在强制。第六，财政筹资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社会筹资的主体可能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商业筹资的主体是保险公司和经济企业，个人现金支付筹资主体是个人、家庭或社区，民间色彩浓厚。第七，财政筹资、社会筹资、商业筹资的客体可能都是公民个人与各类社会组织，唯独个人现金支付者的筹资客体是自身、家庭和所在社区，个人既是筹资的主体，又是筹资的客体。第八，政府在财政筹资渠道中扮演主导性角色，发挥主要的作用，承担主体性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筹资中，政府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主要责任更多是制定游戏规则，政府在商业筹资中部不发挥直接作用，政府在个人现金支付者那里基本没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财政筹资的本质和精髓是福利性和政府性筹资，社会筹资的本质和精髓是社会化筹资，商业筹资的本质和精髓是商业市场营销，个人现金自付者的本质和精髓是自助和自我保障。
表1：财政筹资、社会筹资、商业筹资和个人现金支付四种筹资模式比较一览表
表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卫生总费用结构性变化状况一览表
注：本表格数字均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筹资渠道、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医疗卫生开支状况发生重大的变化，卫生总费用发生重大的结构变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同样显著下降，唯独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卫生筹资渠道和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发生质的变化，从医疗服务现实状况的角度验证“看病难、看病贵”的严峻程度。我们以1978年为始点，五年为一个档次，可以清晰观察中国卫生总费用的结构性变化趋势。1978年时，卫生服务总费用的构成状况是，政府预算的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2.2％，社会性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47.4％，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仅占卫生总费用的20.4％，个人卫生负担的比重相对较轻，卫生总费用占GDP的3.04％，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94％。到2000年时，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状况处于最差的状态，各种指标普遍处于不佳的水平。具体来说，卫生服务总费用的构成状况是，政府预算的卫生支出仅占卫生总费用的15.5％，社会性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到最低点的25.6％，与其相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大幅度飙升到占卫生总费用的59.0％，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到5.13％，但是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继续下降到1.71％，这既清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卫生服务总费用构成，又说明卫生服务筹资渠道和补偿机制已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10]。
综观世界各国卫生筹资模式历史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我们可清晰看到如下国际惯例，一是由个人现金支付模式向社会筹资、政府财政筹资模式转型过渡的普遍化倾向；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卫生筹资的本质和精髓是福利性与政府性筹资；三是在现代高风险国际社会，个人现金支付的模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商业筹资模式只是财政筹资和社会筹资补充[11]；四是福利性和政府性的卫生筹资模式成为工业化国家主流的模式和普遍性发展趋势，说明工业化国家卫生筹资模式已实现模式转变，中国社会卫生筹资模式存在结构性与体制性缺陷。
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与“医疗财政”学科建设
本文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困境与发展前景，公民权利与公民社会权利，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本质属性与精髓，人类需要、公共需要和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变迁，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与政府职能转变，公共经济、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等诸多角度，率先提出“医疗财政学”概念和问题，以期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提供崭新视角。
第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困境和总体方案设计迫切需要医疗财政的制度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趋势是政府逐步减少对医疗卫生支出，鼓励医疗机构通过临床医疗服务，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医疗机构基本按照经济企业的方式，采取科室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开单提成的做法，医护人员普遍采取变相计件工资的激励机制，导致医疗机构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大处方、重复检查、收受红包和医护人员职业道德下降，人均和每次门诊等医疗费用大幅度飙升，医疗纠纷与事故显著增多，全国医闹、医托盛行，医患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空前紧张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医患之间利益关系存在结构冲突，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是医疗费用筹资渠道和支付方式，患者个人现金支付比例过高，绝大多数患者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完全由个人、家庭承担巨额医疗服务开支和疾病负担[12]。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已通过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革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创新来缓解医疗筹资的问题，改变国家卫生服务总费用的构成状况，目的是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简言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困境迫切需要建立福利性与政府主导的医疗财政筹资体制。
第二，恢复医疗卫生服务的福利性质与社会保护的本质属性，按照国际惯例将卫生政策纳入社会政策框架，将医疗卫生服务归类为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福利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基础理论和政策框架设计角度澄清事实，迫切需要医疗财政体制的配套支持和经济保障。改革开放以前，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明确是社会福利性质，虽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不高，但是医患关系和谐，国民身心健康的改善状况举世公认，卫生服务定性和定位是准确的[13]。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照搬照抄国营企业的改革模式，完全按照经济市场的运作逻辑来处理医疗体制改革问题，错误将卫生服务性质改为福利性前缀的公益性，模糊医疗卫生服务的福利性质，忽视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本质，完全将疾病视为是“个人麻烦”，无形掩盖疾病是典型公共政策议题与社会问题的本质[14]，为国家有意无意地推卸社会福利责任和减少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拨款提供思想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绝大多数国人认可公共卫生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个人疾病却是私人问题。简言之，中外卫生政策和服务体系建设迫切需建立与福利性质“一致”的医疗财政筹资体制。
第三，健康权是公民权利与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是政府的基本福利职责，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是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福利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体制与法律框架的角度看，公民是特定社会中拥有完全社会地位与义务的社会成员，公民权利分为政治权力、民事和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四大类型，社会权利主要是公民在年老、疾病、残疾、失业、文盲、天灾人祸、突发事件、伤害和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与其他社会福利服务的权利，公民社会权利是现代社会产物，是福利国家和生活质量运动产物，是公民权利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15]。卫生政策是社会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服务是社会福利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外各国历史经验证明，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必须是无条件限制的福利服务，预防疾病和疾病治疗是政府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福利服务基础部分。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决定医疗卫生制度模式的主要因素，换言之，所谓财政承受能力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真”问题，而是最易误导公众的“假”问题，全面免费医疗并非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专利，欠发达的印度早已实现全民免费福利医疗[16]。简言之，公民社会权利和政府社会保护职责迫切需要相应福利性与政府主导医疗财政体制。
第四，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这是权威健康概念最基本的含义，是整个人类社会普及性与客观性的基本需要，人类在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以后，健康需要就成为全人类共同性的基本需要和最重要的需要，在人类需要结构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层次，这是为什么公众对医疗卫生问题最关注，为何医疗卫生服务是福利性质的原因[17]。需要(need)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与社会政策框架设计的核心与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进步、趋利避害和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社会福利水平的主要动因，衣食住行和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需要，而且身心健康状况是人类需要中最高层次需要，这是中国卫生政策地位应显著提高，由边缘、消极被动转为“国策和积极”卫生政策理由[18]。简言之，人类需要和健康需要层次理论迫切需要建立福利性与政府主导医疗财政筹资体制。
第五，人类疾病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点，直接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点，人类生命固有的生老病死的周期性，疾病的不可预测和必然性，身心健康对人类生活重要性，人类健康需要的基本特征，当代社会医疗技术飞速发展，医疗成本上升和医疗费用巨大[19]，加之政府对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服务的管理水平，导致疾病控制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导致卫生事业性质一定是福利性质，导致政府一定要在疾病预防和医疗照顾承担主要责任，导致个人和家庭根本无力承受疾病负担，导致个人现金支付和商业筹资只能是补充的性质，导致中外现代政府一定应该、可以和实际能够建立福利性与政府主导的医疗财政筹资体制。毫无疑问，医疗卫生服务的现代化程度与服务质量的高低必然集中体现在卫生筹资模式上，医患关系的和谐程度将主要取决于卫生筹资模式，社会和谐状况主要取决于公民健康状况。简言之，疾病预防和医疗卫生服务特征迫切需要建立福利性与政府主导医疗财政筹资体制。
最后，卫生事业的福利性质，疾病预防和医疗照顾是公民的社会权利，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属于政府社会保护基本责任，卫生筹资模式主要是福利性与政府主导的医疗财政筹资体制，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国际社会福利制度和国际卫生保健制度中的“国际惯例”[20]。这种国际惯例深刻、典型体现了世界卫生保健制度发展的普世性、客观性与结构性发展规律，深刻、典型体现了整个人类社会卫生保健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中国既是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个正处于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国家，认识理解、接纳遵循国际惯例是避免少走弯路，降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社会成本，提高执政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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