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之重论文,观念论文,生命中论文,孝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孝观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品德，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孝经历代大儒们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不断积累和丰富了孝伦理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孝文化，并成为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孝”——是人类人道和人伦的原始形态。“孝”字最初见于殷卜辞。商代金文中有一例用于人名，在博物馆的青铜器上刻着“孝”的象形图形，古文字学家释为“孝”的篆体。因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行走神态，上老下小的服侍形状。《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个时候孝观念，仅仅就是一种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道德。
孝的这种伦理观念，是战国以后至今流行的、儒家所倡导、并为国人所认同的基本观念，也就是孝的初始观念。在个体家庭出现以前，初民的爱亲之心主要表现为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当时虽还没有“事亲”意义上的孝道，但尊敬、爱戴、崇拜本族长者、老者的情感已经发生。在行为上表现为集体的养老，在观念上表现为宗教上的“尊祖敬宗”。个体家庭出现后，周初周公开始将父子兄弟之间至爱、至诚的情感作为孝道的依据，把孝道称为“天赐民彝”，把违反孝道的行为当成是“元恶大憝”，尤其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善事父母”已经作为家庭伦理，并作为人类人道人伦的初始形态而存在，于是，孝敬父母不再是社会外在压力，鬼神的约束，而是出自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要求和道德自觉。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种孝道观，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要求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这种理念价值的具体直接的行为表现，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在世时，子女要以礼侍奉、赡养，还要及时解除病痛，满足父母生存时需要的物质条件；父母死后，子女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二是精神层面。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又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女对父母的行孝停留在物质奉养上是不够的，还得在情感和态度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与爱戴。子女行孝，要做到“敬”，这是从内心要求的，要解决“色难”，这是从外表要求的，并要求内心的尊爱与外表的态度两者的和谐、统一。子女要关注父母的精神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这是孝行的更高的道德要求。三是事业层面。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畏孝矣。”《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伪孔传》云：“继先祖之志为孝。”子女要“追孝”，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这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二、“孝悌”——治理天下的为政策略“孝悌”，不是简单的孝德外延的扩充，而是体现一种完整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形成，理想的家庭伦理秩序的建立，是使社会形成“仁爱”氛围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孝治天下”的为政策略。《三字经》：“首孝悌，次见闻。”《论语·学而》：“弟人则孝，出则悌。”孝到“孝悌”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孝，自进入人性世界、稍释人伦光辉后，便进入一个全新的“孝悌”家庭伦理境界，这是一个崭新的伦理层面。这时，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细胞或基础而存在，又相应的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家庭伦理秩序。
自汉代以后，统治者为适应中国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极力推崇“孝悌”，并从稳定家庭结构入手，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此时，儒家学说受到官方的特别关照，被钦定为“独尊”之学，孝道也就变成“以孝治天下”的手段。《论语·学而》有子曰：“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这则语录中可以看出，孔于是先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来讲的，先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后由此及彼的。孔子认为，能够做到“孝悌”的人，去犯上是少有的，而不好犯上的人，去作乱是没有的。有德性的人善于追求“孝悌”这个根本，根本的东西树立起来后，良好的仁道就会随之而来。强调只有打好了“孝悌”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后，一个人的道德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孟子对孔子的孝悌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这种推己及人的孝道观，是孟子的独到见解。
三、“孝忠”——教化天下的潜导策略“孝忠”，在以孝劝忠的意识形态策略的影响下，形成忠孝并论的潜意识结构，给孝注入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使维持家庭秩序的伦理道德范畴，演绎、扩展为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治范畴，反映出跨越自然属性人际关系的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构式。
孝悌观念的推广，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到统治者的赞许和大力提倡，并在实践中逐步将“以孝图治”演升到“以孝劝忠”，且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为政之本。《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孝”是“事亲”伦理道德和“事君”政治行为的结合体。《孝经·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八目”。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治国必先齐其家”，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
四、“孝廉”——稳定天下的组织策略“孝廉”，将行孝作为推荐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纳入国家的政治制度，给规范家庭且仅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孝”，赋予了许多法律意识形态因素。这样，不仅使孝在更高层面上得到普及、强化，更重要的是对实施“孝治天下”的为政策略更具有强制作用和保障意义。
汉代颁布了《孝廉法》，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孝廉法》规定，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唯以孝廉为重，公开将孝行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合乎标准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孝廉”之倡举，隐含着两层重要的意思：第一，孝者，孝悌；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诚然将行孝与廉洁并列起来，同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说明孝与廉的意义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时，才能被举为“孝廉”。第二，孝与廉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孝要求官对民施廉，不廉则对民不孝；廉体现官对民行孝，不孝则无从言廉。犹孝必崇廉，犹廉必倡孝。西汉刘向曾说：“廉士不妄取”，为官者不能贪国之财，夺民之利，在物质利益面前，取或不取，其标准要看它是否符合道德。否则，夺民之利则为不孝，贪国之财则为不忠，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历代帝王深知倡孝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宗法秩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大力提倡和宣扬孝道，褒扬孝子，为世人树立孝子榜样，推行“孝治天下”；另一方面采取法律措施，或罚“不孝”，或举“孝廉”等，保障“孝治天下”的推行。自秦代以后，“不孝”被定为重大罪恶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到官府严厉处治。统治者为了使孝伦理得到顺利推行，制订了大量的“惩治不孝”的法律条文，运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将“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了刑律之中。汉代推崇孝道，遵从“以孝治天下”，上至天子，下至官吏都积聚民众进行孝道教化。不仅制定实施贬惩“不孝”的法律条文，而且制定实施褒奖“行孝”的具体规定，以确保孝道的贯彻执行。统治者认为，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不可能把老百姓当成父母“孝敬”；一个连基本家庭责任感都不具备的人，不可能对国家、人民恪尽职守、认真负责。不可否认，原本仅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孝道，又增添了许多法律色彩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对孝道的推行更具有强制作用和保障意义。
孝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洗礼、发育，形成了内涵深刻的孝伦理体系，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孝文化。即使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孝强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的仁、爱思想和对国家的忠诚意识，也是值得宣扬和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这种孝文明，应是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中绚丽的一束。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