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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
认为政治是一种艺术，在西方古已有之。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早就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艺术。苏格拉底十分重视美德问题，他认为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指导人们过有德行的生活。在这里，苏格拉底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知识即美德”。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主张要由掌握“政治艺术”的人管理国家。执政者既不应该靠世袭或选举，也不能靠暴力或欺骗，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政治艺术”。只有受过特别训练、具有知识的“最优秀的人”才能治理国家。苏格拉底的这些思想，后来被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王思想就是其政治艺术思想的升华。在《理想国》之后，柏拉图在其《政治家篇》中又进一步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注：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29页，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并继续主张应由少数真正懂得科学、具有知识的人来治理国家。这实际上又是《理想国》中哲学王思想的发展。
霍布斯也把政治看作一门艺术。在霍布斯看来，“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艺术，“人”则是有理性的“大自然”的最精美的艺术品。在号称“国民整体”或“国家”（拉丁语为civitas ）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个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是他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我们要造人”。（注：[英]霍布斯：《利维坦》，中文版，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可见，霍布斯不仅把国家看成是人用艺术创造出的一个艺术品，而且还形象具体地把这个艺术品解剖开来让人们清楚地观察它。
詹姆斯·哈林顿也有与霍布斯相似的看法。哈林顿说：“根据法律或古代经纶之道来给政府下定义，它便是一种艺术。通过这种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的权利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保存”。“根据事实或经纶之道来给政府下定义，它也是一种艺术。通过这种艺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使一个城邦或一个国家隶属于自己，并按他或他们的私利来进行统治。”（注：[英]哈林顿：《大洋国》，中文版，第7—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在该书第42页还明确使用了“政治艺术”一词。）正是基于政府是一种艺术的认识，哈林顿便精心谋划和设计了大洋国的理想的政治蓝图。
19世纪西方著名史学家瑞士人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也表达了与霍布斯和哈林顿基本一致的观点：政治是一种艺术。布克哈特指出，在十四五世纪时，当西班牙、法国、英国正在走上统一的道路时，意大利由于教皇和霍亨斯陶芬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统治权的缘故，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时的意大利已经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而教皇的势力既不足以统一全国，但又拥有足以阻挠意大利统一的力量，他认为这是意大利仍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最根本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意大利的许多小国中，第一次出现了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随心所欲，常常表现出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的最恶劣的面貌，践踏每一种权利和摧残一个比较健康的文化的每一个萌芽。但是，无论哪里，只要这种邪恶的倾向得到了克服或者以任何方式得到了补救，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出现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生活以千变万化的形式在共和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边表现了出来，并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内部组织和外交政策。”（注：[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文版，第2页，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布克哈特在这里无非是想说，由于意大利国内和国际斗争激烈，各国的统治者们必须老谋深算，对政治工作深思熟虑，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就出现了，即政治成为一种艺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布克哈特用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并且把它放在全书的第一篇位置上，第一篇的标题便是“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由此可见，政治是一种艺术的观点在布克哈特的意识里是多么的深入。如果熟读布克哈特以及诸多史学家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前错综复杂的政治史实，那么，对于马基亚维利提出政治斗争要掌握权术的观点，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注：[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
此外，悉尼·胡克在与塞尔曼·阿诺德就后者所著的《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一书展开争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把“政治作为一种科学和艺术”来看待。（注：[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化和民主》，中文版，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在西方把政治看作一种艺术，或者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的观点是相当广泛的。难怪列宁在说到造就无产阶级政治家问题时，也说“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34页。）
把政治看作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就正确地揭示了政治的基本特性。说政治是一种科学，这是因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任意的和盲目的，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的制约，也就是说受一定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政治既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那它就必定有其特有的规律可循，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从错综复杂、五彩缤纷的政治现象中找到其规律性，并合理地利用它的规律性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当然这种政治的规律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揭示，不断认识，不断掌握。说政治是一种艺术，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掌握了政治的客观规律，便要在实践中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社会生活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时而异、因地而易、因人而别，社会政治的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政治活动不可能有千篇一律、刻板僵硬、机械套用的公式或模式，因而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应当根据客观条件分析和确定政治方向或目标以及手段和政策等等。所以说政治是一种艺术。（注：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政治学概要》，第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说政治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这种说法并不矛盾，它是政治特点全面真实的反映。将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作相对区分是可以理解的，但将两者相互对立则是错误的。不具备科学性的政治活动是难以成功的，没有艺术性的政治活动也是不高明的，成功的政治活动总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注：刘振洪、高民政、文明新主编：《政治学导论》，第257—25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二、政治艺术：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谋略和技巧
目前，政治艺术一词在政治生活和政治研究中已不鲜见。但是，对于什么是政治艺术，即政治艺术的内涵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论述。笔者曾把政治艺术界定为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谋略和技巧。（注：刘振洪、高民政、文明新主编：《政治学导论》，第255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今天看来这个界定的基本内涵仍然是适用的，不过稍嫌笼统了点儿，还可以使其更具体些。
对于什么是政治，说法各异，笔者倾向于把政治视为社会公共权威现象的观点，（注：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政治学概要》，第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所以我把政治界定为协调、 控制和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威现象，它有观念、实体和活动三种形态。（注：刘振洪、高民政、文明新主编：《政治学导论》，第3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动态上看，政治是一种活动，因而政治艺术就是人类协调、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艺术。但是，很显然，政治艺术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文学、电影、建筑艺术。虽然政治艺术象一般艺术一样，需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具备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以及将这些能力融合在一起的智慧，但是由于政治艺术活动所需要的“材料”不只是无生命的物质，还有能逞强施暴的公共权威，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生命的人：政治艺术活动不仅主体是人，客体也主要是人；政治艺术所要完成的不是一般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品，它所要完成的是比一般艺术品要复杂得多的“社会艺术品”——这件“社会艺术品”，就其过程而言，要比一般艺术品艰苦得多，它几乎容不得一点儿兴之所至的随手之笔，很难经得起经常推倒重来的折腾，从事政治活动者特别是政治艺术家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哪怕是微小的疏忽和失误，也可能影响到所属政治体系内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甚至生命本身，严重失误导致人类的毁灭也未尝不可能（如当今世界战争狂人动用原子弹为政治艺术工具）；最重要的是政治艺术所要完成的这幅“社会艺术品”的目标就是要人类在和谐、稳定与发展的社会中寻求最理想的生活，以此为目标的这个“社会艺术品”很显然是人类所有艺术品中最难完成的，有可能是人类永远也难以最终完成的“未竞之作”。可见政治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从事象政治这样极其复杂而艰巨的艺术工作，没有高超的谋略和技巧是绝对不行的。
谋，《说文》解释说：“虑难曰谋”。谋字从母。“所以从母者，人世一切谋略，始于母之为赤子谋也。赤子初生，不能言语，赖母推心为之，时其饥寒而衣食之，侯其疾痛而调卫之。以善以育，所以为之谋虑者，至周至密。”（注：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五，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尚书》说“明作哲，聪作谋”；《诗经》说“载驰载驱，周爰咨谋”，都具有计谋、筹策之意。如此看来，谋就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得出的主意或行动计划。（注：赵国华、刘国健：《诡秘的权谋》，第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谋字有很多别称。《说文大字典》中所注，谋即“计也议也图也谟也”。“计，筹策也；议，谋也；图，谋划也；谟，议谋也。”可见，计、议、图、谟，在古时与谋用意非常相近。此外，与谋相同意义的词汇还有：着、招、韬、智、权、庙算、筹划、策划等等。“略”在中国典籍中有多种解释，有的作疆界或地域讲，有的作巡视讲，有的注释为经略或治下，还有的当侵略或夺取讲。《尚书·武成》载：“敢承上帝，以遇战略”。《荀子·王霸》载：“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这是将略赋予与谋相近含义的早期运用。将谋和略联在一起使用，早期见于《六韬》，书中写道“无智略权谋”。《淮南子·兵略训》中写道：“兵止也。防敌之萌，皆在谋略”。《三国·吴志·陆逊评传》载：“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三国志·魏书·程昱郭嘉等评传》载：“才策谋略，世之奇士。”在现代汉语中，对谋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当作为动宾词组来解释时，指人们事先的筹度活动，就是思维主体运用知识、智慧和能力进行思考运筹的过程；当把谋略作为名词使用时，则是指思维活动的结果。
根据对中国谋略颇有研究的瑞士汉学家胜雅律博士的考证，在西文中，与中文谋略相似的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strategem， 来自古希腊语strategema，其原来含义是Feldherrntatigkeit（统帅的指挥活动），个别情况下也解释为战时诡计。罗马执政官瑟克斯图斯·埃乌利奥斯·弗隆蒂努斯（？—约103年）曾把strategemata（strategema 的复数）这个词当作一本书的题目，
1963 年在东柏林出版时的译名即Kriegslisten（战时诡计）。strategem 这个词在英文中出现的次数比德文中多，解释也比较广泛，1933年出版的牛津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1、a：一次富有军事才略的行动或行动方式；往往是采用一个巧计或手腕，以智胜对手或令其毫无防备。
b：概括为军事上的巧计。
2、a：每个能获得优势的巧计或手腕：智巧的做法或谋略。
b：概括为想出出路的本事、巧计、机智。
Strategem 在西方语言中有时也写作stratagem 。 与此相应的是strategy，指战略、军略、策略、谋略。
除上述词外，另一种表达谋略的词是list。弗雷德里·A ·希克鲁格编的《德语词源词典》把list 的起源上溯到了日耳曼语系的list ＝wissen（知识智慧），并认为“它比其他有关这类含义的词都要古老。最初它包括了战争的技术（战时诡计）、炼铁工艺以及道教、基督教贬斥的巫术、异教崇拜和魔术，所以，更多的含有贬义的成分，而在新的解释中它有了技巧、智慧、知识的含义。”
中国的“计”一词与谋、 谋略相似， 本应与stretagem （或stratagem）和list对应，但西方的西汉词典中往往只译成wreisheit，klugheit，wissen等，即智慧、聪明、知识，无法反映中文“计”的谋略含义。（注：胜雅律：《智谋：平常和非常时刻的巧计》，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虽然政治艺术的含义就是政治谋略和技巧，但它又比政治谋略和技巧在内容涵量上要大得多，诸如计谋、计策、谋划、权谋、智谋、筹划、策划、战略、策略、运筹、技巧等含义都可包容进去。同时，用“艺术”一词既具有形象性，又避免了其他词汇（如“权术”）可能产生的贬意。
所以完整地理解政治艺术，或给政治艺术下定义，就必须把上述思想反映进去。根据以上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可以将政治艺术概念界定如下：政治艺术，是指人类运用公共权威，协调、控制、管理社会，寻求和谐、稳定与发展的理想生活的谋略和技巧。
三、政治艺术研究：一块有待政治学者拓展的领域
对政治艺术进行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政治艺术就是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谋略与技巧，那么是否掌握政治艺术，能否熟练运用政治艺术，就对人们政治活动的成败得失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从实际政治生活来看，那些有识之士无不注重探索政治艺术的真谛。特别是历代统治者更是对政治艺术推崇备至，悉心求索，以便能使得自己的权位稳固，江山久远。不幸的是他们都将政治艺术视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法宝秘不示外，惟恐他人知晓而危及自己的权位和江山，因此，即便是父子间除非万不得已也不轻易传授政治艺术的秘诀。但尽管如此，统治者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终究留下了让人们探索其隐秘的材料。因而关于政治艺术方面的著述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汗牛充栋，在国外也并非凤毛麟角。
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悠久历史，中国的政治智慧主要集中在治国艺术方面，因此相当多的历史典籍都可以说是政治艺术之作。仅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就不胜枚举，其中儒、法、道、墨、纵横数家更成为政治艺术不同派流中的大家。其后政治艺术著述亦极丰富。可以说中国是古典政治艺术思想最发达的国家。
就国外而言，早在公元前18世纪，亚述国王沙姆斯—阿达特就告诫他儿子亚斯马赫—阿达特说：“你要想出计谋击败对手，要运用手腕反对他，而你的对手也会耍花招欺骗你，这就象一对一摔跤一样，需要运用计谋。”公元前4世纪， 被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亚维利”的考提力亚，就写了一本治理术的教科书《获利术》。12世纪，生活在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伊宾扎佛就写了一本计谋著作，米歇勒·阿玛利将其书名译为《幸福之水》。早在马基亚维利出生前一百年，阿拉伯人就出了一本名为《暗藏无数计谋的漂亮袍子》的书，它于1976年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译名即为《计谋之书——阿拉伯的政治谋略》。此类书还有：《伊斯兰法律中的计谋》，穆罕默德·阿布德阿·瓦哈卜·布哈里著（开罗，1976年）；《法律允许的和不允许的计谋》，阿布德·艾思·沙拉姆·狄尼著（开罗，1946年）；《计谋与官职：一门政治的社会人类学》，弗雷得里克·G·拜雷著（牛津，1985年）。 在欧美政治学园地中，政治心理学、政治病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在管理学、领导学等领域，涉及政治艺术的著述亦不少，这与思想史学者冷落政治艺术思想研究的做法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所以梳理和研究历史上的政治艺术思想就成为政治学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令人遗憾的是政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却很少关注政治艺术思想研究，至少可以说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注：在笔者提出政治艺术思想研究之前，尚未见明确提出政治艺术思想研究的论述。目前所见的政治思想史教科书及其相关论著，也没有对政治艺术思想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说还有点例外的话，那么这个例外就是研究者注意到了对马基亚维利统治术的叙述。不过提到马基亚维利的统治术，肯定者主要肯定的是马基亚维利迫切渴望意大利统一的高尚动机及其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开创者地位，至于其统治术本身则往往被斥之为“马基亚维利主义”而抛弃。政治艺术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受到的冷遇，无论是研究者的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回避，这种状况都是不正常的，应该改变。
政治艺术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指导政治实践。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治学家，他们对政治艺术研究的根本目的首先就是为了给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以至后代人提供一面从事政治活动的镜子，使自己或他人尽可能地不重蹈前车之覆辙，汲取从政的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对政治艺术的研究，意在为我国千百万在政治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些有效的从政技巧，以期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从理论的角度看，开展对政治艺术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在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但在我国，政治学的研究还处于较低水平上，尤其是系统化的政治艺术研究更为薄弱。因此，要使政治学在我国得到新的发展，并且使政治学从理论殿堂走上指导政治实践的舞台，就不能忽视政治艺术的研究。因为政治艺术研究是使政治学理论过渡到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桥梁。在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要尽快改变现在高校政治学院系毕业生走出校门不能适应政治实践的状况。因为传统的政治学理论教育相对缺乏政治技能的培训，使得学生们在某些复杂的政治实践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而也使政治学的威信下降。只有能教给人们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技巧和能力的政治学才是有生命力的。
政治艺术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需要研究政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即研究政治艺术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政治艺术产生的条件是什么？政治艺术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从现实的角度看，需要研究古今中外政治艺术的联系和区别，政治艺术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政治艺术和政治道德的关系，政治艺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政治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政治艺术的基本类型，政治艺术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等等。从政治学不断发展的形势看，政治艺术的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应该逐步建立一门“政治艺术学”，形成政治哲学、政治科学、政治艺术三大研究领域和体系。因此，对政治艺术研究的内容和体系应该逐步按照科学化的要求来确定。近年来“领导艺术”、“管理艺术”、“首脑政治艺术”、“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的研究成果，为从事政治艺术的总体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值得政治学者借鉴。
当然，政治艺术研究也需要探索适合自身需要的研究方法。对于政治艺术的研究来说，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诸多研究方法都是有用的。这里仅就“经验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稍加阐述。经验法一直是政治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从广义来讲，用经验法研究政治艺术，即政治活动者运用从政的经验教训来总结研究政治艺术。由于从政者一般都有十分丰富的从政经历，加上普通人普遍地对“从政名人”有很强的“慕名心理”，特别希望从他们那里寻找走向成功的“秘诀”，所以，那些从政者运用经验法对政治艺术所进行的研究，特别受到公众和从政者的关注和喜爱。确实，政治家们以自己从政实践为基础的政治艺术研究，具有那些没有从政经验的学者所不及的优势。但是，如果对纯粹以个人从政经验为基础的政治艺术研究给予过高的赞誉也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政治家们以从政经验进行的政治艺术研究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家从政时空的局限。即每个政治家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所以在特定时空下所取得的从政经验或艺术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它更主要的体现的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经验，如果不经过在广阔时空范围内的比较总结过程，是很难作为普遍的经验和原则来推广运用的。二是政治家个人特性的局限。每个政治家都是具有阶级倾向、情感好恶和生理局限的，因此，对于某些涉及到本阶级特别是涉及到本人的评判问题时很难不带有阶级色彩和个人的感情影响，使他们对政治艺术的总结在客观性上打了折扣。同时政治家往往受到政治实践活动的牵制，整天陷于纷杂琐碎的政治事务之中，在从政期间很难有充足的闲暇和精力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思辩。这一点从中外许多政治家出身的思想家的思想理论特点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相反，那些以学者身份出现的政治艺术研究者，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因为他们虽然较少具有政治家那样丰富的从政经验，但是他们却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知识条件来总结和研究政治家和普通从政者的政治实践活动，并进而从中抽象出政治艺术的哲理。尽管他们也避免不了阶级立场、情感意志的影响，但相对于那些从政者来说，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客观的地位上，就有可能比从政者本人更好地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分析那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问题。
政治艺术不是凭空产生的，没有政治活动的经验，也就没有政治活动的艺术。政治经验是政治艺术产生的一个基础，政治艺术实质上是政治经验的升华。所以应该重视总结政治活动的经验。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从经验的角度研究政治艺术，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只有将政治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够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无论是政治家对政治艺术的研究，还是政治学家对政治艺术的研究，都应该从经验研究上升到科学研究。我们今天要科学地研究政治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对政治活动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能够用以指导当前以至以后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政治艺术理论。
四、政治艺术的基本类型
为了对政治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对政治艺术进行分类是极为必要的。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政治艺术进行分类分析：
（一）根据政治艺术的发展阶段划分，有获取政治权威的艺术、保持政治权威的艺术和运用政治权威的艺术三种。如果把政治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威现象，那么获取权威、保持权威、运用权威便成为从政者必经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上，从政艺术是有差异的。所以，从政治艺术发展的阶段这个角度划分政治艺术的类型并对其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二）根据政治艺术运用对象的性质划分，有对敌政治艺术、对友政治艺术和对己政治艺术三种。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从政者都面临着敌、我、友三部分政治势力。为了获取权威、保持权威、运用权威就必须处理好敌我友三方面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三方面关系的艺术是有区别的，所以应该从敌我友关系的角度对政治艺术进行划分和研究。
（三）根据政治体系中人们的所属关系划分，有政治领导艺术和政治服从艺术两种。任何政治体系（系统）都有领导和服从关系，否则政治体系就无法正常维持。实施领导和接受领导，是两种类型的政治艺术，不可忽视。
（四）根据政治艺术的具体内容划分，有政治控制艺术、政治领导艺术、政治决策艺术、政治管理艺术、政治教育艺术等等。无论在政治艺术的哪个发展阶段，对谁运用政治艺术，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控制、领导、决策、管理、教育等具体内容，因此，根据政治艺术的内容划分类型并进行研究，是政治艺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根据政治艺术的规模划分，有宏观政治艺术、微观政治艺术两种。这里所说的规模指的是政治艺术运用的空间范围大小和时间延续长短。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控制的艺术属于宏观政治艺术，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控制艺术就属于微观政治艺术；对国家和社会今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进行的战略决策艺术就是宏观政治艺术，而为实现这个战略决策所进行的战术决策就属于微观政治艺术。当然，宏观政治艺术和微观政治艺术的划分是相对的。有些微观政治艺术相对于更小的政治艺术，它就成了宏观政治艺术。也可根据政治艺术的规模，将政治艺术划分为宏观政治艺术、中观政治艺术和微观政治艺术三种。
政治艺术类型的划分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以上几种方法，是运用单一标准对政治艺术的划分。划分政治艺术的类型时，也可以将几个标准结合起来运用。
五、对政治艺术的评价
究竟应该怎样客观地评价政治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效果呢，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重要问题。下面仅从政治艺术评价的内容和标准上做点分析。政治艺术评价的内容和标准是指，对政治艺术具体评价什么？评价的依据是什么？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阶级立场的影响，想确定一个使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内容和标准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要比较客观地评价政治艺术，以下几点则是必须的：
（一）政治艺术的科学性及其标准。政治艺术是否科学，这是政治艺术评价中最值得探究的问题。因为如果某种政治艺术具有科学性，那么就有学习、借鉴或仿效的意义，反之则应摒弃。那么怎么才能判断其是否科学呢？主要看它在政治实践中是否成功。凡是在政治实践中成功的政治艺术，都是具备科学性的政治艺术。当然，政治艺术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适应于任何场合。科学的政治艺术原理如果遇上不科学的政治艺术运用者也可能导致失败，所以应该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
（二）政治艺术的道德性及其标准。政治艺术是否符合道德原则，这可以说是政治艺术评价中最敏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对政治艺术及其运用过程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个问题，人们始终争论不休。我们认为，政治艺术本身并没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这如同科学本身也不具有道德性一样。但政治艺术的运用是有阶级性的，即哪个阶级运用它，就赋予哪个阶级的思想内容和手段。无论哪个阶级的集团或个人在运用政治艺术时，都要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罢了。每个阶级的集团或个人，都只遵循本阶级的道德标准。
（三）政治艺术的创造性及其标准。政治艺术评价中不能忽略创造性。因为政治现实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以固定不变的政治艺术去应付千变万化的政治现实显然是不明智的。再好的政治艺术理论也不可能适应所有的政治实践，所以，从政者运用政治艺术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艺术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即使此时此地的政治现实与彼时彼地的政治现实多么相似，使用的政治艺术是如何的相近，也不能说是对已有政治艺术原封不动的照搬，只要取得成功，总是或多或少地发展了原来的政治艺术。判断政治艺术是否具有创造性，其标准有二：一是看历史上是否有相似的政治艺术，如果没有即为创新或创造；二是看它是否成功，如果该政治艺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要判断它是否具有创造性，就只能看它是否取得了成功。如果成功，则必然是运用者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否则很难取得成功。
六、政治艺术的共性
由于人类在政治生活中面临一些需要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政治艺术及其思想上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相同点。这些相同点便反映了人类政治艺术及其思想的共性。虽然指出这些共性并非易事，但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六点是客观存在的：
（一）政治艺术的结构：主体、客体、本体、场体的统一。政治艺术主体是指政治艺术的运用者，政治艺术的客体是指政治艺术运用的对象，政治艺术本体是指政治艺术本身（内容），政治艺术场体是指政治艺术主体、客体、本体活动时所处的时间、空间及其它情况。任何政治艺术都是这四者所组成的统一体。
（二）政治艺术的主题：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任何政治均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或集团）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注：在笔者提出政治艺术思想研究之前，尚未见明确提出政治艺术思想研究的论述。目前所见的政治思想史教科书及其相关论著，也没有对政治艺术思想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政治艺术就是围绕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展开的。如在古希腊就是如何处理平民与贵族、平民与平民、贵族与贵族、富人与穷人、本邦公民与外邦人的关系，如何处理上述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如何处理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奴隶在希腊奴隶制社会不被当作人看待，但实际上处理希腊城邦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处理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都谈到怎样处理好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问题，他们所说的“家主术”主要就是主人役使奴隶的艺术。
（三）政治艺术的目标：寻求和谐、稳定与发展的理想社会生活。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洋国”，霍布斯的“利维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欧文的“公社制度”，还是古代中国的“大同世界”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不以寻求理想社会生活为目标。目标的具体方面尽管并非同一，但其总体要求却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就是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思想家的设计是这样，政治家的现实目标和普通民众的现实要求也以此为标准。如果说不同国度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有所差异的话，那也主要表现在具体内容和实现程度上，而不是在和谐、稳定与发展的这个总目标和总标准上。由于和谐、稳定即意味着秩序，而发展则意味着进步，因而也可以说，政治艺术就是寻求社会秩序与进步的艺术。
（四）政治艺术的特性：两重性。政治艺术的两重性是由政治艺术本体与政治艺术运用两者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政治艺术的两重性也就表现在政治艺术本体与政治艺术运用之间的差异性上。我把这些差异性归纳为如下几点：（1）政治艺术本体的生成具有规律性， 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随机性（灵活性）；（2 ）政治艺术本体的目标具有公开性，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隐蔽性（隐秘性）；（3 ）政治艺术本体的性质具有手段性，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目的性；（4 ）政治艺术本体的价值没有优劣性，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优劣性；（5 ）政治艺术本体的接受具有继承性，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创新性； （6）政治艺术本体的内容具有单一体，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复合性；（7）政治艺术本体的表现具有特殊性（职业性）， 而政治艺术的运用却具有普遍性（通用性）。在政治艺术的上述特性中，政治艺术的手段性和目的性问题最引人注目。政治艺术究竟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或者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牵涉到政治艺术是否有阶级性和道德性的问题。如果将政治艺术本体与政治艺术的运用区分开来，认为政治艺术的本体只是一种手段，只具有手段性，唯有政治艺术的运用才具有目的性，那么，所谓政治艺术的阶级性或道德性便主要是由政治艺术的运用者（政治艺术的主体或客体）赋予的，即哪个阶级使用它便赋予哪个阶级的道德特质。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艺术的阶级性或道德性，严格说来只是政治艺术运用的阶级性或道德性，而不是政治艺术本体具有阶级性或道德性。作为一种手段，政治艺术本体的性质一般来说应该是中性的，敌对的阶级或个人双方都可以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亚里士多德提出通过“均势”、“中庸之道”保持社会和谐与稳定，通过“矫枉过正”以实现“均势”和“中庸之道”的政治艺术，不仅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可以采用，其它性质的社会及其统治者都可吸纳其精髓为其服务。当然，关于政治艺术的手段性、目的性、道德性及其关系的争论，可能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个实践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或许将伴随政治生活的始终。
（五）政治艺术思想的存续：过去、现在、未来政治绵延不绝的结果。就今天的政治艺术及其思想而言，它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反映和产物，而且也是过去政治艺术及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显然未来的政治艺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过去与现在政治艺术思想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政治艺术思想不是空穴来风或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不仅得益于人们对现实政治活动的考察，而且也受惠于前人政治艺术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毫无疑问，任何政治艺术思想不仅在同时代产生影响，而且也对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事政治活动和研究以极大的启迪。
（六）政治艺术的提高：学习、教育、实践的结果。天赋只是为从政者提供了有利或不利的从政条件，它不可能成为从政者政治艺术水平提高的决定性条件。这一点不仅为政治活动家的实践所证明，而且也为政治思想家的总结和研究所证实。因此，学习、教育、实践对提高政治艺术水平来说缺一不可。如果说西方政治思想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在古希腊城邦从事政治活动、提高政治艺术水平就需要学习、教育和实践的话，那么，面对当今比城邦政治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过程更复杂的现代政治来说，学习、教育、实践对于从事政治活动、提高政治艺术就必然更需要、更迫切了。
七、政治艺术的特色
虽然人类政治艺术及其思想存在一些共性，但由于迄今为止的人类还只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人们所处的各种环境特别是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别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艺术及其思想必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便充分反映了人类政治艺术思想的个性。显然，要全面、系统、准确地概括人类政治艺术及其思想的特色或者个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艺术思想——这个西方政治艺术思想的发源地和典型作为特例来分析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人类政治艺术及其思想的特点和个性也可以通过古希腊政治艺术思想内部的比较和与其他政治艺术思想的比较所呈现出的差异而得以明晰。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古希腊内部政治艺术思想的比较。就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相比较而言，前二人的政治艺术思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后者则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理想出发，设计理想的政治蓝图，然后确定实现这个理想政治生活的理想手段（通过知识教育，培养优良的政治人才）。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从现实出发，设计现实的政治规划，再确定实现能够达到的比较现实的理想生活之现实手段（通过各种手段培植并保持社会的均势）。因而可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艺术思想是追求“最优”结果的政治艺术思想，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追求“满意”结果的政治艺术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艺术思想相比较的另一点不同，是前两人的政治艺术思想带有贵族主义色彩，而后者则具有平民主义色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最重视的是知识贵族如何学习、研究、掌握并运用政治艺术的问题，如柏拉图所说：“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至于其余的人，不知研究哲学但知道追随领导者是合适的。”（注：王沪宁：《人与社会：两千年的思索》，《〈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第3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如何让中产阶级掌握统治权并成为平衡社会均势的有效砝码，虽然他研究了各类政治统治者的政治艺术，但其重心始终没有偏离他认为占城邦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平民，他的政治艺术思想显然是为中产阶级及其政治家服务的。如果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艺术思想与古希腊后期（末期）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等人的政治艺术思想相比较，那么，显然前者的政治艺术思想带有乐观主义色彩，而后者则具有悲观主义色彩。前三人虽然其政治艺术思想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但却都主张以积极、主动、进取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达到影响甚至改变政治生活的目的，这是一种对人生、对政治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而后者却往往希望通过消极、被动、退缩的方式适应甚至逃避现实政治生活，这显然是对人生、对政治感到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态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艺术风格。
（二）城邦政治艺术与帝国政治艺术，伦理政治艺术与权力政治艺术：古希腊政治艺术思想与其后西方政治艺术思想的比较：（1 ）城邦政治艺术与帝国政治艺术：古希腊与古罗马政治艺术的最大不同。古希腊城邦狭小，人口有限，在此客观条件下的政治艺术思想和实践便受到政治活动的规模限制。古罗马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关系复杂，因而政治艺术运用的范围和内容都比前者大得多，复杂得多。（2 ）伦理政治艺术与权力政治艺术：古希腊与中世纪、近现代西方政治艺术思想的差异。古希腊的政治艺术思想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摆脱伦理对政治艺术的影响，政治被看成是一种追求完美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道德现象，政治艺术也大多表现为以道德的力量去感染或影响人，去影响政治；但以后则不同，虽然道德完善这一要求和方法并没有被抛弃，但更主要的是注重权力获得以及权力的保持、扩张与运用的谋略和技巧。在中世纪，处理神权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神权为政权服务，如何运用等级和门第获取更大权力的谋略和技巧成为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中心问题；在近现代如何运用法律和金钱赢得议会议席和各级政府职位的谋略和技巧为政客、官僚及其理论家经常谈论的热点；面对未来，怎样运用知识特别是信息来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则成为未来学家津津乐道的政治课题。因而与古希腊的伦理政治艺术思想相比较而言，中世纪是神权政治艺术思想，近现代是法权和金权政治艺术思想，而未来则是智权（或信息）政治艺术思想。
（三）政治设计艺术与政治实施艺术，共和主义与专制主义：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政治艺术思想的比较。两者相比较，最大的差别在于，古希腊政治艺术思想具有浓郁的政治设计艺术色彩，而中国古典政治艺术思想则是十足的政治实施艺术。如果说政治艺术是要建立一座理想的大厦的话，那么古希腊政治艺术的思想家主要关心的是政治大厦应该有哪几种形式，哪一种形式是最好的，哪一种形式是最差的？怎样才能设计出最理想的政治大厦或者避免设计出最差的政治大厦？如果政治大厦已经建立，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它、巩固它？如果政治大厦已经破旧或者不堪再用，怎样才能推翻它并设计出最理想的（或比较满意）的大厦？在设计大厦的时候，是根据人的需要来设计大厦，还是根据大厦的需要来设计人？等等。正是这种关心，才有不同的政体形式及其理论出现。而中国古代政治艺术思想关心的则是在已经设计好的政治大厦蓝图内，如何将它变为现实，它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使它更加坚固，经久耐用，很少去想或者很少敢想已定的政治大厦蓝图是否具备坚固耐用的条件和可能，既定的政治大厦是否适合人类生活的需要？有没有更好的政治大厦可供建造？即使这种形式的政治大厦在现实中被推翻过多少次，推翻者在建立新的政治大厦时所更换的最多的只是材料，即用新的砖瓦替换旧的砖瓦，有时甚至从已倒塌的政治废墟中拣起旧材料来建“新”大厦。新建的政治大厦与被屡次推翻的政治大厦相比较，只有新旧、大小的区别，没有实质的不同。就这样倒塌了——建起来——再倒塌——再建起来，在同一形式之内循环往复。由于不去考虑更多的政治大厦设计艺术，因而无论是政治思想家还是政治活动家，都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施工建造这座政治大厦上。由于屡经施工，施工艺术已趋精熟，于是更多地便把心思用在这座大厦建成后如何管理与维修上，于是以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民关系、臣臣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关系艺术便发达起来，达到古希腊政治艺术思想家所不及的高度。政治设计艺术与政治实施艺术（包括政治维修艺术和政治管理艺术）的差异不仅是古希腊政治艺术与古代中国政治艺术的差异，而且甚至也是整个西方政治艺术与中国政治艺术的区别所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差异不是由某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状况造成的。与政治设计艺术与政治实施艺术差异相联系的另一个不同是，古希腊政治艺术渗透着共和主义的精神，而中国古代政治艺术则散发出专制主义的气息。正是由于古希腊存在多种政治大厦的现实与理想，因而无论是贵族政治、君主政治、平民政治、僭主政治、寡头政治，都要受到自由、平等、法治观念的冲击，政治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运用相关联。在中国，君主政治形式的一统天下只能孕育和培植出奴役、不平等、人治的种子。所以，有古希腊政治艺术的共和精神和古代中国政治艺术的专制气息的差别就毫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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