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亲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缘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1—0129—08
（一）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批评开始了全面的现代转型。由于脱胎自近代社会，它便不可避免地承续了传统文化中教化济世的历史精神；而西方近现代文化学术的浸润，又间接植入了新锐驳杂的现代意识。在此基础上，经由思想界在二十年代的数度驳难，以及社会现实的需求消长，现代文学批评逐渐认同马克思主义，将它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同时具体地发育成社会——政治批评。在这一主流模式之外，纯艺术批评虽还顽强存在，但已不堪与强大的主流力量抗衡。最终，现代文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旗帜，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演绎。
顺应反封建的社会变革潮流，“五四”新文化接受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意识与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并在这两者的交相启发下，将西方几百年间的思想文化奉为圭臬，对本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批判。作为新文化成分之一的现代文学批评，便相应地濡染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气质，它从外来思潮借力，灌注于近代文化已生发出的课题，并在对新旧内容的探求中，演绎出本身的现代化。
从近代看，晚明人学思想的反传统性与启蒙性等特质，自从投放在中国文学批评上，就激励着它奔突出古典主义封闭体系。例如，人文主义的个体意识在这时萌芽，展开了与封建宗法社会的群体伦理及文化心理的交锋，从中也产生了反省民族文化、认同外域文化的趋向。另一方面，晚清文化试图构建的人学，是以“新民”为号召，立足在“国民”这一颇具政治色彩的角度，进行启蒙。至于外患内忧的现实要求所及于思潮的，便是提高文学的社会外部功用，乃至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之一，用以启蒙国民思想，来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为此，既从语言形式上着眼于白话，又兼顾着文学“表现人性”这一本体特征，此期文学观能够做到对孔教宣本的初步脱离，从而显现出晚明以来文学重情轻理的一大进步。所以，借重文学的教化功能，进行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既是晚清文学的整体特征，也规定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性质。
在此基础上，“五四”将近代的命题发展为全面批判内在传统，融汇异己文化，则标志了民族文化整体转型的可能。
正如对传统的否定或超越有优长也难免局限，现代文学批评同样在对西方的采纳中有其历史选择。外来文化思想的潮涌而入，深刻影响到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西方盛行的思潮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等纷至沓来，大规模地冲击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急促有限的接触中，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契合感应，或融为新型文化审美的成分，或迎合特定时代变革的要素，为现代文学批评抹上了重彩。
不过，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态度、思维方式及文学素养，一直与实用理性的精神共生互补，明显的表现即如主体选择上对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各有依违。这种鲜明素质，也不间断地作用于现代文学及批评的魂灵。首先，知识分子先后折服于进化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也由近代“政治小说”出发，经二十年代“革命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直到后来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学及其批评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这不仅有效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而且也使其社会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理论背景上，实用性极强的社会哲学压倒纯理念的主体哲学，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首选哲学基础。近代输入的进化论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内“文学革命”的理论支点，随之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及至“改造国民性”等启蒙主义要求；到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文学批评已趋从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实践哲学的引导，由力行西方近AI写作实主义和苏俄模式，进而奠定自己实用主义的审美标准，渐次构成以“反映论”、“真实论”、“典型论”等为基本范畴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框架。其中多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立足点，文学与文学批评都自觉服膺某一特定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观点以及联系综合的方法等，这些有益于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要点，却被弃置一旁。
（二）
1917—1949三十余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有其阶段性的显著特色，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917年—1925年，为开放时期。
批评界全面向西方洞开门户，追求与世界批评话语的同步，而不是希望自身与其共容。强调理性，注重启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标志。侧重于精神文化层面或政治伦理层面的社会文化批判与艺术审美批评齐头并进。语言形式也脱陈出新，与审美意识、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互为助力。作为这种开放氛围的映现，批评意向在多方面作了具体拓展。批评界的意气风发，从各种角度参与构筑了飙发凌厉、气象万千的时代特色。
历史表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发韧，是肇自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涌进这一背景。众长纷争中，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以其对症于现实文坛需要的鲜明性质，占据了批评界的主要视野，而其他各色名目的西方审美理论，则带动了中国现代审美意识在传统根基上成型。一时间，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与人本主义价值，构成当时文学理论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变革，这正是近代已提示但未完成的任务。追根溯源，梁启超与王国维已分别发了先声：前者从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阐扬到“新民体”的操作示范，率先突破了传统范式，引导着现代政治—文学体系的确立；后者则从强调美的独立性角度，浇铸了文学本体论的现代基石，将中西批评交汇融通，以性状独出的新型批评出现。
现实中自近代以来的改良变法或武装革命的失败，逼使中国救亡图存的目光移向封建思想这一顽症，试图落实到思想革命，发挥它上达政治革命、下启文化革命的功能。于是，“思想的解放”具体到“人的解放”，在关系民族命运的高度上得以空前地张扬，而文学便以一种载体的身份，负起了这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方向，由《新青年》杂志率先发难：为着思想革命而开展文学革命，具体步骤则是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全面否定旧文学。在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现代文学实现了语言形式上以语体文为正宗的改变，而实质上更深刻的革命在于，文学成为现代的“人的文学”，再不是传统的政教伦理文学。同时，新文学先驱程度不同地集社会改革家、启蒙思想家、各体文学家于一身，这也正是应历史要求所做出的多重角色选择。批评主体的这种复合内质，势必影响到批评本身会广及社会政治文化各层面的复杂态势——开放有余，纯粹不足。比如，陈独秀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首倡思想的现代化， 至1917年《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都旨在阐述“民主”、 “科学”的意义，表明了新文化运动生就的一体两翼—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李大钊自《晨钟之使命》呼告思想启蒙，《什么是新文学》明确对文学革命的指归予以社会规范，这都隐含着“思想解放”口号内中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基因。
草创期的文学批评，最显著的特点是功能论与审美论的等量齐观，批评既有本体意义上的开掘，也不乏对社会、人生、思想诸方面的涉猎，而表述上自然尚显简略粗疏。无论白话文的提倡、“易卜生主义”的搬演、新诗与“美文”的探讨，还是批判“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反击复古思潮直至“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争，新文学先驱都立足于国家民族的实际效用一途，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引下，将文学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借重西方思辩方式，探讨文学形而上规律的这一脉络，也在缓自延伸，并通过对上述题目的积极参与，发挥了纯化构建的作用。两相渗透，实际昭示出一个多元互补的统一格局。批评的标准也由此显得相应宽泛。同时，对外国文论的介绍、照搬或吸收，以多种形式纷繁亮相，丰富了该阶段的文论内容，开阔了批评的视野。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指导社会革命的一种科学理论，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识。至于它对于新文学理论批评的意义，则初步显示在“五四”落潮后早期共产党人的文论中。就具体内容而言，“五四”阶段的文论，多是泛论一般文学问题的文章。诸如文学的性质、功能、特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家主体条件等。至于文学的审美观，此时已经确立，并且用来阐释文学的本质，进行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只是显然有待于深入。同时也普遍存在着对文体自由度的宽泛追求，这导致的负面表现，就是在理论上相对模糊了对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的界定。作品评论已有一定数量，批评视角也表现为多元。随着二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批评界有了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人生派批评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批评——对“再现说”和“表现说”各有怀抱，而两者在旗鼓相当的论争对峙中，演示了重社会功利性或重艺术审美特性这两种基本的批评定势。但他们在论争中逐渐失却“五四”初期自由宽容的批评态度，为其后文学批评的学术探讨留下了深弊。
这个时期的批评范式，已彻底抛弃了点评、夹注、眉批等旧模式，而代以现代意义上重逻辑分析、推演归纳的论述文。只是多数文章仍属即兴随感的美文式批评，理论内涵较为欠缺，却很有传统感悟式批评的现代语体化意味。周作人、闻一多、成仿吾、茅盾等几位批评家在大量批评实践中已自备一格。1923年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之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深入结合到批评界，具体通过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的文论，引发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成为新的时尚。
二、1925年—1942年，为综合时期。
前一时期的全面开放到本阶段已有所收缩，并进而表现为轻重分明的取舍，直至选择一定之规给予综合。总体格局上，便由“五四”时期的开放态势趋于比较的单一、集中。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文论为主，文学工具论明确凸现出来。与此契合，政治色彩和战斗气息得以浓烈地呈现于大部分文论中，而纯艺术审美批评受到不容置疑的排斥。批评内涵的功利性由注重启蒙主义和科学理性，向着强调阶级斗争、民族抗战的社会主题迁移。由是，批评在宏观方面的成就也颇为醒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阶级政治的意识大举介入文艺，严重改变了前一时期文学思潮理论的竞出局面。到三四十年代，阶级解放、民族救亡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文坛。在这新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从人性解放、反封建等“五四”启蒙主义范畴中逸出，而自觉地为阶级解放、民族救亡的社会主题服务。知识者也难以保持平和的审美心态，转而放胆聘怀于生死存亡的斗争热潮。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必然地出现了“创造社”后期转向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新文学队伍的剧烈分化。在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文坛尚有激进派与英美自由主义派的分别，以及同守旧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用以解释文学，尤其重在说明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实现了革命文学的理论奠基。从此，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在一定范围内被直接运用于文学批评，并从众多的批评模式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主流地位。抗战中壮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也作为其有力的支撑。而这种得到补充的批评内容，又与相应配套的理论形态、话语形式同位互现着。因此不难理解，革命文学能够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左翼批评，也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流派。另外还有与“创造社”前期一脉相承的，所谓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如梁实秋、朱光潜等，这一类批评虽较前者已呈弱势，但仍拥有自足的成分，以分离散漫的状态游移于主流之外。
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厚积薄发，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勃兴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扩大了影响，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也有相当规模。其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所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批评，先后赢得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心仪。而随时间的推移，对欧、美、日等国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也日见深入，并取得显著成效，即成就了多种重艺术规律的理论派别。
几次文艺论争扭转了批评的格局。从1928年起，“革命文学”论争围绕着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而开展。继之，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以及与新月派、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关于“人性”论、文学真实性的论争。这些论争大都呼应着政治形势，关注点在文学与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及至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典型论”之类的争辩等，则分别从文学体系内外两方面进一步强化、统一。从长远来看，这种强化、统一，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进行的初步构筑。只是由于“左”的思潮占上风，内中不乏机械化、简单化之误。在同其他派别的关系上，左翼批评也将纯艺术批评单纯视为敌对一方。各流派的均衡持平，被左翼主流的一枝独秀所取代。不可否认，在左翼批评向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迈进中，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抗战初期的文艺论争、民族形式的讨论等，从多方面起到了必要的凝聚作用。
受社会实践哲学和实用主义精神的支配，此期批评的标准发展着前一阶段人生派的文学功利性观点，政治话语权威也渐次形成。文学与文学批评都被要求直接作为革命的工具，还相应地要求文学家成为“革命人”。最初，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蒋光慈等批评者作为代表，在文学艺术范畴内推行社会阶级划分的政治准则、意识形态分析和价值判断，却在相当程度上离开了实际的社会历史标准。后来的代表则是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他们是相对侧重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理论家，虽然也倾向于明确批评对象的阶级归属，但在对主客体进行剖析并作价值判断的具体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被能动地贯彻于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所以他们的批评实际体现着社会——历史的色彩。
不同于左翼从特定社会历史的要求来察度文学，自由主义批评恪守着文学普遍适用性准则。因而相对于主流的文学外部批评，这一派别的批评家更为注重于文学内部艺术规律的批评建设，即依然诉诸文学独立自足及其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性。如胡适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朱光潜的美学批评，梁实秋、闻一多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周作人、林语堂等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批评。他们消极地远避社会思想斗争，只是各自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而未形成相对统一、独立的话语方式和理论倾向，却从语言、技艺、趣味等层面发表了各自的审美理想。其中新月派、京派文学批评家结合文学创作，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文学审美论的开掘。
上述二者互补共存。而伴随革命进程的发展，左翼对非主流派的简单批判乃至压制否定也愈演愈烈。加之政治上反动的当局对文学批评也有所御用，从反面演示着政治对文学的决定关系，这都促使着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分化，部分实行了转向，溶入主流批评。
此时由于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积累丰厚，作家思想、创作的发展便有迹可寻，客观上为全面系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创造了条件。同时新批评家辈出，在此起彼伏的论争中得到锻炼，壮大着批评队伍。这都有利于批评界整体水平的大大提高：形式上，社会历史批评或文化艺术批评发达；内容上，文体理论有明显深入，尤其对散文、小品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收获。作家作品评论规模阔大，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全局览评，都有骄人的发见。而宏观方面的批评更是前所未有，显示了批评界的新素质。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即是著例。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十篇导言是最为辉煌的成就，它包蕴了诸多值得此后文论向纵深开掘的母题，并且在具体编选和评述标准等方面提供了示范和启迪。另外，阶级分析方法、唯物辨证法创作方法等，开始付诸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冯雪峰的政治功利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拓新了批评的操作范式。“五四”时开辟的通俗文学理论，受益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1942年—1949年，为权威时期。
这也是文学批评密切配合实际革命的时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制约。对现代文学批评来说，《讲话》则构成了明白无误的指示。即以政治标准为前提，明确统合“五四”以来的诸种批评观念和方法，一致服从于大众化、民族化、现实主义这三大主题。解放区、国统区和香港地区的批评实践，集中反映着《讲话》的指导性意义。在政治——文学批评体系的权威如此确立之后，注重社会演绎的还原批评迅速升到巅峰。以此为核心，批评界开始了正式的大一统。
在以农民为主力的民族解放与革命战争这一客观条件下，“文艺为抗战服务”和“文艺大众化”都要求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便成为四十年代文学及批评的宗旨。而毛泽东的《讲话》发自政治革命的意义，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关系、文艺家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的阐述，更是从政统的高度引导着文学的精神。《讲话》以“文艺服从于政治”为基本理论基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发展方针，强调政治标准先于艺术标准，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原则，这样就规范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具体性状。与《讲话》相联系的文艺整风运动，则是进一步的化约：客体方面，作品的思想内容等同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主体方面，作家及批评家知识分子则依此类推有所划分。
相应地，国统区有关“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及对“战国策”派的批判等，几乎都旨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原则界定。从四十年代初，国统区包括香港地区发生“主观论”的论辩。其中胡风以自己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偏离着“五四”以来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导性观点，却是致力于其中革命现实主义及其精神内涵的发展，即从文学内部规律角度，要求现实主义的充分与完备。而持论的反方则感应着政局的需要，从文艺外部也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与其未能兼容于一个共同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自此，批评界由来已久的态势更加明朗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青睐，受激于政治力量的适时介入，终致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严重倾斜到政治功利性的一端。四十年代的民主革命文学批评，率先在解放区完成蜕变自新。在这里，文学批评显露出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端倪。话语形式上，阶级意味较前更为加强，从侧面辅助了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文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等同。解放区和国统区、香港地区宣传阐释《讲话》精神的文学批评家如周扬、冯雪峰、林默涵、邵荃麟等，作为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熏陶下的批评主体，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功能和社会效用过度偏重，因此片面理解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功能。这样就发展了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模式。在这一模式内外，因为批评尺度本身的单一，和实践操作中的简单化、教条化，所以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其他创作流派与批评模式的排斥。
然而，“五四”以来鲁迅等人所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在某些国统区的批评家那里得到持续的发展。从遵循最朴素的“为人生”信念，到积极择取外来思想和理论，他们始终较好地保留着批评中自我主体的份量。如茅盾、巴人等，以西方尤其是俄国十九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在文学理论主张上，虽然与解放区为主的批评家同样有侧重文学外部规律的倾向，但又不缺少对文学本体认识的尊重，所以实质仍与前一批评有所不同。首要的表现就是，他们并没有机械附和文艺绝对服从政治的口号，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较科学地运用着事实和逻辑的说理方法，从而成就了稳健深入的历史批评。
活跃在国统区的另外一批批评家，主要有胡风、舒芜、阿垅等。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趣味十分相近，总体上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旗号。他们更多心仪于“五四”时张扬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和思考为基础，有选择地糅合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论体系。这一批评群体不同意以“政治标准第一”的尺度衡量文学，而是坚持“社会学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之统一的探寻”。比如，在具体操作中，他们以主体艺术感受切入批评对象，着重从具体创作过程和创作主体的独特艺术气质出发，展开评论。由此呈露出对教条化、政策化批评模式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其文论大都是以传达文学本真经验的形态发表，所以有过度执着于主观发抒的偏失。其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有一定失误，但从另一侧面却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
总之，以上三群体都属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组成部分，本可以有机结合，在学术自由的空间、独立思索的精神和批评的个性特征等方面互为补充，求得本模式内部的制衡，但却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四十年代历史条件的变化，促成他们在发展流变中各具特色。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有限的时段里，从强调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发展到强调统一的思想格调、政治立场甚至审美原则，美学的批评已完全让位于历史的政治的批评原则；从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发展到强调文学须与现实政治政策绝对一致，文学批评消融了此前多元并存的格局，而收敛为一体固定的模式。建国后十几年的当代文学批评，正是从此起步，并凝滞不前的。
（三）
综观三十余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起承转合，是由开放多元到相对封闭的历史流程，它其实充满着实用性的基本素质，从而是以一体化理论倾向为内在律动的批评。因为实用理性的文化精神和大一统的文化规范，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所在，又重新发扬于三十余年的现代文学批评之中，才使后者发露出特定的历史风貌。文学批评从叛逆于“文以载道”的旧道统及其配套的政统开始现代生命，在人性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双重时代氛围的作用下，它逐渐地回落于接受新的道统指引。这当然应该从文学批评的现代生存环境来考察，即严酷的时代现实不可能给文学保留多少独立的时空。因此，被历史使命感所统摄，文学批评进行了外在吸收、内在同化及主体波动等等的受异变同。
外在因素方面，西方文化因子能够被纳入现代文学批评的建设，其前提是经过中国社会革命的震荡析分。潜在的社会背景上，原以历时形态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无论其形态或内质，都在现代中国杂集为共时的存在，这自然波及到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及审美情趣、实践范式的有所改变。于是，形而上的精神思考和现代意义的纯学术追求，也曾一度立足。然而强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显示着同化外来因素的威力。现代文学的生命能够起自“五四”，这既归功于传统质素与异域因子的剧烈磨合，更得力于时代境况的激变溶渗，二者相因，互为作用。而在它进一步有所发育有所成长的前行中，近现代中国苦难历史裸露出的悲愤现实，却注定了文学及文学批评向现实主义归依的唯一命途。学术内部百舸争流的新兴局面维持未久，文学的外部规律得到极度发达，相应地分散了对文学内部特性的注意力。由此看来，批评主体的波动实是内外因素夹逼的结果。在社会责任感的催动下，新文学先驱首先责无旁贷地将救亡内容和启蒙意识诉诸新文学，注重身、家、国的传统社会伦理从中得以激情地发扬。而历史转型期间，毕竟不乏初有萌发的现代心理意识，如人类、人性等内向性质的生命本体哲学。知识者的忧患意识，正是面临以上两重的负难，但对西方个性主义的宣扬，最终附属于社会责任感的内在驱动，即着眼群体解放，以充满社会关怀、自觉服务于政治的精神从事批评，而不是出自个体、生命意识等终极指向的批评意念。总之，对旧传统的亲缘性，弱化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参照取鉴，从而规定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复杂面目。
[收稿日期]199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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