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斯基论文,耶夫论文,幻想论文,陀思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陀氏几乎尽人皆知，但是作为幻想艺术大师及其创作特点，却至今尚未得到文艺评论界的足够认识和相应的理论观照。陀氏以其独特的幻想艺术为整个艺术世界增添了一道充满神奇意韵的风景线。今天，人们吸吮着他那精妙绝伦的艺术思想的琼浆时，不禁对他的独树一帜的艺术心醉神迷，为他那博大精深的人文思想而震憾。这些都应该归功于他的幻想艺术的巨大魅力。
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彼得堡梦景》一文里，他谈到自己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的幻想激情：“…我面前的人群里悠忽闪过一个人影，非现实的，而是幻想中的。须知，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幻想情绪。40年代我就被戏称为幻想作家……我现在依然是个幻想作家”（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彼得堡1972—1990年版，第XIX集第73页， 以下凡此书引文只在文章中注明册（罗马数）、页码（阿拉伯数）。），他声称：“我喜欢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注：梅烈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永恒的同路人》，莫斯科1995年，第138 页。）。正是陀氏创作中的“幻想性”特点使他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显示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为了把陀氏幻想艺术更为完整的风貌展现出来，本文拟从下述三点对陀氏幻想诗学作简略的梳理：
一、“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之美学品格
陀氏在坚持艺术反映现实的原则基础上，对现实观内涵作了新的补充。陀氏有一段著名的艺术论述对此作了说明：“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是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恰恰构成现实的本质。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的陈腐看法，在我看来还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甚至相反”（XXIX—I，19 ）。陀氏认为“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是“构成现实的本质”的事物，并把它当作自己文学作品的重要情节因素。他认为，特殊现实是特殊时代的本质特色的反映：“我们可能正经历着俄国人民全部历史中最为纷乱的、最令人不快的、最具有过渡阶段性质的、最为不幸的时刻”，陀氏强调，在这种情况下，“确有新的、奇怪的事实，它们每天都在出现”（ XII，325）。事实上，现实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典型性的事件是现实，反常、幻想性的内容也属于现实范围。把现实的各种表现形态引入文学描写框架中，这无疑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范畴。
陀氏所说的“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具有两重含义。其一，它们排斥平淡无奇、千篇一律，而选择千奇百怪、突发偶然的事件；同时，这些事件又有其严格的现实依据，而非子虚乌有或凭空杜撰。它们有的直接采自新闻媒体报道；有的根据事物发展规律推论而来。因此陀氏作品里的“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实际上是极为真实的。陀氏认为，事物的正常与否标准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处事态度。符合人们主观理念、思想感情、或理想的就是正常的。“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之所以幻想、神奇，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一般逻辑和健全理智的范围，超出了事物通常的发展轨道和节奏。陀氏坚信，并非只有奇迹才是神奇，最神奇的往往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人们几乎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推论现实，把不愿意看到的、却是现实中存在的事物看作奇迹，并把它们排除在现实之外。
陀氏肯定艺术的典型化原则。但是，陀氏的典型化概念显然不符合当时流行的标准。这种典型化偏重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意义。陀氏从另一侧面阐释典型化概念。涉足文坛不久，陀氏就曾这样说道：“有人（别林斯基等人）认为我身上有一种清新独特的气息，它表现在我运用分析，而不是综合。也就是说，我向纵深发展，通过对原子的分析抓住整体。而果戈理则直接抓住整体，因而不像我那样深刻”（XXVIII— I，118）。 我们从这些话中就已经能看到陀氏幻想诗学发端。陀氏运用“分析”方法，在描绘立于真实基础之上又具有幻想性的事件时，从表层入手，向“纵深”进军，意在挖掘出其中的“深刻”来。为此他特别选择一些“出乎意料、令人惊讶不已的事件”：大学生拉斯科尔尼柯夫杀死高利贷老太婆；性格懦弱、患有癫痫病的斯麦尔佳科夫是杀死主人——父亲的凶手；罗戈静杀死他所深爱的娜斯塔西娅；“温顺的女人”跳楼自杀；斯塔夫洛金和伊凡陷入梦魇、与鬼魂对话……这些出乎意料的个别性事件使得陀氏作品充满了幻想性。
陀氏的“分析”艺术方法正好与传统的“典型化”的综合方法相对应。他的作品内容侧重千变万化、非同寻常的事物。比之以果戈理为首的“自然派”文学风格平缓如一马平川，娓娓道来，陀氏的幻想诗学则湍急如高山流水，奔腾而下。虽然，陀氏从果戈理的“外套”里吸取很多艺术传统养分，但这并不妨碍他突破孕育自己的“外套”，走自己的“分析”艺术之路。
我们知道，果戈理艺术世界的另一层面也极具复杂神秘性。果戈理作品和论述本来就不多，被他自己烧毁的《死魂灵》第二部还把他的许多艺术奥秘带进了坟墓。他的创作并不仅仅属于“自然派”范围，他还是最早采用幻想艺术的作家之一。他的《彼得堡故事集》充满了虚幻乃至荒诞色彩。俄罗斯哲学家、评论家别尔佳耶夫认为果戈理“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是幻想家……果戈理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富浪漫主义的，接近霍夫曼”（注：尼·别尔佳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译本，第80页。）。美国文艺评论家多那德·方格尔称果戈理的创作为“荒诞艺术的顶峰”（注：多那得·方格尔（DonaldFanger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浪漫现实主义》，芝加哥1967年第101页。）。他们都指出了果戈理幻想艺术的特点。果戈理的“鼻子”等作品的故事情节超越现实，荒诞不经。陀氏与果戈理幻想艺术之间的区别几乎可以看作是与现代派艺术之间的区别。
在陀氏幻想诗学里，契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是陀氏写作的重要动力。读者是否有阅读兴趣，这是实现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志和前提。作品思想的传播依赖于读者的关注和参与。因此，作者应该尽力把读者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奉献出来。“人们总是说现实枯燥乏味，单调无聊，他们为了自我消遣，求助于艺术和幻想，阅读小说。对于我来说，恰恰相反：有什么能比现实更叫人难以置信呢？小说家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现实每天都数以千计地以最寻常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任何幻想的力量都想像不出的。现实是多么优于小说啊！”（XXII，91）。
利用幻想性事件揭示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是陀氏幻想诗学的主旨。通过把人物置于突发的恶性事件和令人震惊的剧变情势之下，激发人物敞开心灵，展示内心奥秘，以达到破解人的奥秘——这正是陀氏从事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人是一个秘密。必须破解这个秘密，……我要探索这个秘密，因为我愿意成为一个人”（XXVIII—I，63）。可见， 陀氏不仅把探索人的奥秘看作艺术使命，甚至还提到他生命的全部意义的高度上。
陀氏与有关于此的批评相争论：“讲清我们俄罗斯人在近10年来的精神感受，难道这些现实主义者们会不大喊大叫说这是幻想！这才是现实主义，只是更深刻，我们的现实主义甚至能够预示现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XXVIII—II，329）。使陀氏引以为自豪的是， 就在他的《罪与罚》即将问世的时候，俄国发生了一件类似于拉斯科尔尼柯夫杀死高利贷老太婆的刑事案件。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幻想性艺术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预见性。
二、“幻想家”与多重性格人物
陀氏幻想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二是把具有特殊性格特征的人物作为作品的表现对象。关于《白痴》陀氏说过：“我写了一部幻想小说，但从来还没有过比这里面更现实的性格特征（渴望爱和真理、骄傲和鄙视自己）……”（IX，199）。陀氏因此说道：“ 难道我的幻想小说《白痴》不是现实，而且是最平凡的现实吗？正是现在才必然在我们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出这样的人物，这类社会阶层才真正变得幻想性了”（XXIX—I，19）。在《白痴》里， 无论是具有高尚品德的正面美好形象“白痴”梅希金，还是因饱受凌辱而性格扭曲、折磨他人的娜斯塔西娅，在混乱、反常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也都不由得显得怪异和幻想性。其实，描写神奇怪异性格人物，是陀氏创作的不断尝试和深化发展的内容。从他的处女作人物“穷人”所含有的不同凡响的浪漫而又丰富的性格开始，他不断推出内涵更为丰满、更为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来。这些形象也如同“幻想的和特殊的事物”一样，逐一进入了陀氏幻想艺术的风景线中：“幻想家”、“同貌人”、“地下室人”等。“一个诗的形象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一个呈现于诗人的梦想前的想象天地的萌芽。”（注：《别林斯基全集》第IX集，莫斯科1955年版，第565 页。）陀氏每推出一个新的形象，都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的萌芽”，因为每一个形象都以其内含的深厚的文学、思想及至文化底蕴，构成世界文学遗产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无比宽广的艺术想象资源。
在陀氏的特殊性格人物画廊里“幻想家”形象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在“幻想家”的思维里，现实与幻想发生错位：现实成为幻想，幻想变为现实。“幻想家”人物无疑是生活中的弱者。由于卑微的社会地位，他们长期处于压抑和郁闷之中。他们对现实失去信心，幻想世界是他们的精神避难所。陀氏称《白夜》为“感伤的罗曼史——一个幻想家的回忆”。这部作品里的主人公“我”就是这样一位“幻想家”。陀氏透彻地分析了这类形象的深刻意蕴：“先生，你知道幻想家是什么意思吗？这是彼得堡的梦魇，不幸的人物。这是一出没有台词、神秘、忧伤和野蛮的悲剧，它意味一切令人发狂的恐惧，所有惨祸和突变、开端和结局，幻想家的生活怎能不是悲剧！”（XVII，32）“幻想家”的幻想是对现实的折射。由于他们的性格成因是社会环境，因而他们的幻想依然具有普遍社会心理特征。
“同貌人”形象是陀氏运用幻想艺术对人的心理的深层探索。“同貌人”把现实与梦境、幻觉混淆。此外，他们的性格比之“幻想家”更为异化，而呈分裂状态。在小说《同貌人》里，陀氏演绎了一出“同貌人”幻想悲剧。别林斯基在看完陀氏的《同貌人》和另一部作品《女房东》后，从两方面给予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他高度评价陀氏的艺术才华：“作者以自己的名义进述主人公的经历，但又完全通过主人公的语言和理解。这一方面显示出他的才能——丰富的幽默感和客观地洞察生活现象的极其巨大的能力，即所谓钻入他人内心去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对作品中的幻想成分颇多微词，甚至嗤之以鼻：“幻想的东西在我们时代只能在疯人院里出现，而非在文学中；这应该由医生去治疗，而非诗人之事”（注：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别林斯基全盘否定幻想艺术方法不免显得有失偏颇。 但是陀氏最初的幻想艺术尝试确实不够完善，这一点陀氏是在多年的思索和实践中渐渐意识到的。而当时他对此不以为然，坚持己见：“总之我向所有的人挑战（为什么要失去美好的理想、具有社会意义的最伟大的典型，我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而且是他的预言者）”（XXVIII—I，340）。他坚信“同貌人”性格具有普遍性。他对一位来信的读者坦然地承认自己身上存在“双重性格”：“这是人的本性特征。…你的分裂现象也分毫不差地存在于我身上，贯穿了我一生…”（XXX— I，149）。经过长期的思索，陀氏终于意识到别林斯基有关幻想艺术方法批评的合理因素。在创作晚期，陀氏分析回顾《同貌人》的创作得失时说道：“这部中篇小说写得很不成功，但是它的思想相当高尚，我还从来没有在文学中提出比这更重要的思想。 但是这部小说的形式是彻底失败了” （XXVI，121）。陀氏还在写给一位叫阿芭扎的投稿人的信中， 对她的幻想小说（小说里的一位私人医生竟然不知道自己多年的病人没有心脏）提出批评：“艺术中的幻想是有限度和规则的。幻想的东西应达到接近现实、使你信以为真的程度。普希金几乎给了我们所有的艺术形式。他写了幻想艺术的高峰之作《黑桃皇后》。你甚至相信，赫尔曼确实有幻觉，这种幻觉正好符合他的世界观。此外，当你读完小说时，你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确定这些幻觉：是出自赫尔曼的本能呢，还是他确实是与另一个敌视人类的精灵世界有联系的人…这就是艺术！”（XXX—I，192 ）与其说这是对一位普通作者的批评，还不如说是陀氏对自己幻想艺术进行反思的结论。陀氏保留了对“同貌人”人物形象作深入反映的艺术思想，但他终于摈弃了幻想艺术中的失度现象，从伊凡的“梦魇”一节中陀氏对幻影出现的时间和空间的有限运用，我们能够看到陀氏幻想艺术的成熟和完善结局。
“地下室人”形象是陀氏艺术对人物性格的深层次挖掘。这类人物由一般意义的幻想、经历“同貌人”性格分裂过程、最后循入“地下室”这样的与人隔绝的环境中，独自发泄心中的忿懑及至仇恨。被称为“地下室诗人”的陀氏指出：“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先表现了代表大多数人的真正的人，首先揭示了他的畸形性。只有我表现了地下室的悲剧性，其内容是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东西又不可能得到它。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显然坚信人都是如此…”（XVI ， 329）。在这一类人物的心理刻画方面，陀氏运用了尚处于朦胧中的意识流手法。在这一意义说，陀氏艺术方法对现代派艺术有启发作用，而它本身也具有现代派艺术特性。陀氏通过对他们潜在的意识流动的描述，运用梦幻、幻觉和寓意象征等特殊手法，刻画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性格：《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柯夫、斯塔夫洛金和伊凡等形象。在扭曲的心理特点方面，他们与现代派代表作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描绘的畸形人物血肉相连。不同的是，卡夫卡艺术具有荒诞性，幻想与现实等同，人与虫不分，完全超然于现实范畴之上；而陀氏则严格遵守现实主义的现实性标准，即使是人与鬼相交谈的情节，陀氏也是在医生确证为病人心理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工、虚构的。
由此可见，陀氏的艺术观是通过紧紧抓住现实事件的实质，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想象力、开拓人类灵魂的全部深度，刻画人物的性格。
三、“幻想的故事”与“极度的真实”
陀氏的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在他那浩如烟海的宏篇巨著中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无论是从作品本身艺术性价值而言，还是从艺术评论方面的价值说，这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尤其是这部作品的“作者告白”，陀氏对自己的幻想诗学所作的较为详尽的阐释，使我们有可能从艺术家本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在创作成熟期的艺术取向。
《温顺的女性》副标题是“幻想的故事”，陀氏对此作出了解释：“我在标题中称它为‘幻想的’，虽然我认为它本身是极度真实的。然而其中确实有幻想的成分，而且正是在故事的这种形式中”。一位性格“温顺”的女人突然自杀了。她的丈夫在惊诧之余，竭力想要弄清究竟，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而又杂乱的思考，才终于把思绪集中到事情的焦点上。陀氏在此充当了一位“速记员”：“我所说的这故事中的幻想成分指的就是这种有一个速记员把一切都记下来（然后我在记录上加工）的假设。”陀氏以雨果在杰作《一个死囚的末日》表现出来的幻想形式为例：“他虽然没有引出一个速记员来，但他做了更加不可信的假设，他假设一个判处死刑的人能够（而且有时间）不仅在他的最后一天，而且在最后一小时，甚至完全可以说最后一分钟写他的手记，但是他如果不做这样的幻想，那就不会有这个作品——这个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最真实最符合实际的作品”（XXIV，5—6）。
《温顺的女性》是陀氏全面尝试他的幻想艺术的典型作品。它的故事情节取自于真实事件。陀氏之所以称这部几近真实的作品为幻想小说，主要是指小说的叙述方式。通过“速记员”的速记，我们得以听到主人公那最隐秘的内心声音。此外，面对着刚刚死去的妻子尸体，几乎是瞬间，这位丈夫对有关于此的事情无所不及：回忆他们夫妇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妻子的身世、个性及他本人在婚姻、家庭地位、经济方面的种种打算；围绕妻子自杀事件的种种自责、悔愧和搪塞推卸、辩解，零零总总，不一而足。很难想象，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能容纳主人公如此之多的思考。陀氏这样评价过爱伦·坡的艺术特点：“他几乎总是选择最特殊的情况，让自己的主人公处在最特殊的外在或内在的境遇之中，并且是以多么强的洞察力和多么惊人的准确性诉说着这个人的内心感受！”（XIX， 88）这些话实际上也概括了他自己的艺术创作倾向和他在《温顺的女人》里所使用的创作方法。在保持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之下，陀氏浓缩了物理时间，而使艺术叙述时间无限延伸，并把叙述主动权交给主人公。经过这些叙述形式方面的精心建构，陀氏的作品有可能在所表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张，他所喜爱的“发展到幻想地步的现实主义”方法在这里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总之，陀氏使作品事件和人物性格充满幻想性特征，而使作品叙述形式打上幻想性烙印，把十九世纪文学艺术发展推向二十世纪及至下一个世纪，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他在注重人的精神世界、做内视角叙述的转换方面，在意识流手法的创新运用方面，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艺术进行了过渡和衔接，因而成为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跨世纪艺术巨擘。无论是在被陀氏称做“幻想小说”的作品《女房东》、《一个荒唐人的梦》和《豆粒》，还是诸如《同貌人》、《白夜》、《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大量作品中，都表现出陀氏艺术那极具幻想色彩和感染力的叙述方式。这使得他的艺术作品具有了极大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