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蓓[1]2000年在《十字架下的西方悲剧艺术》文中认为基督教精神之所以能够与西方悲剧艺术发生密切联系是以它自身所具有的悲剧性为基础的。悲剧性是从悲剧艺术的内容、功能和表现方式中提炼出来的，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展示和对这种困境的超越。具有悲剧性的事物必然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中心并努力追求超越。悲剧性的观念在悲剧艺术中生成也在悲剧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但悲剧性并不是悲剧所特有的。它是悲剧艺术对人类生存特性的发现。 基督教精神具有深刻的悲剧性。从基督教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看，早期的基督教精神是从希伯来民族长期苦难的生活中诞生的，其罪与罚的观念是对悲剧艺术所表现的人的行动和所遭苦难的一种认识；其爱的精神使人们在精神上蔑视苦难，具有超越性，而且因为这种超越性是建立在耶稣的血泊上的，所以尤为悲壮。但是，早期基督教精神里也有非悲剧性的东西。基督教赋予人们的拯救的希望会使人对生活苦难的感受力降低，超越很容易变成逃避。到了中世纪，基督教被权力和欲望彻底异化。基督教精神在教权的作用下把纵欲和禁欲都发展到了极致，完全丧失超越性，出现了极端世俗化的倾向。最缺乏悲剧感的中世纪基督教制造了无尽的人间苦难。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医治了遍体鳞伤的基督教精神，还信仰于个人，还《圣经》以权威，使人们获得了行动和思想的自由，实现了基督教精神的现代化，使之不再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而成为一股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宗教改革运动所体现出来的行动的勇气和反抗的精神闪烁着悲剧式的英雄主义的光辉。但走向现代化的基督教精神在把信仰归于个体自由的心灵时强调了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却削弱了基督教对整个人类社会苦难的关注。 基督教经典《圣经》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性。首先在《圣经》里基督教精神“犯罪—救赎”的基本结构与悲剧中所表现的“受难—超越”的基本内容是相一致的。原罪观念表现了基督教对人生苦难的独特理解；拯救意识表达了基督教超越苦难的渴望和信心。另外《圣经》中有关“爱”的教义指出了超越人间苦难、净化罪恶的道路，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我们知道悲剧艺术的净化 顶士研兜失毕典论丈D十出鬃下的酉方庭倒艺术2 功能主要是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情感来实现的。基督教里的爱 的精神也含有这两种情感的因素。“神爱世人”包含了神对人类 的深切怜悯。反之，世人对上帝的爱里含有对神秘的无限的敬畏 之情。们日约》所表现的爱偏重恐惧的力量；《新约》里的爱则 含有更多悲悯的成分。 总之，在基督教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对人类悲剧性生 存的正视、扭曲、利用和掩盖。《圣经》所宣扬的最基本的教义 里有对人生的苦难、罪恶、奋斗和牺牲的悲剧性体验以及超越的 希望。 基督教精神所具有的悲剧性使之得以与西方悲剧艺术产生密 切的联系。不同时期基督教精神对悲剧艺术的影响力不同，悲剧 对基督教精神的态度也不同。在古希腊悲剧的辉煌之后，真正伟大 的悲剧在神权控制下的中世纪消失了。这种情况随着文艺复兴时 期的到来得到了改变。悲剧艺术与基督教精神真正发生联系就是 从这时开始的。以莎士比亚剧作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悲剧对基督教 采取了不卑不亢的态度，既巧妙地运用基督教观念重新确立了人 的尊严和价值，又使在异化中即将走向毁灭的基督教精神找回了 自己的灵魂。17到19世纪，基督教精神己经成为西方人认识世界 的许多种方式里的一种，而其本身也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传统 悲剧艺术必须直面基督教精神的存在和影响。艺术家们自觉地在 作品中展现自己对生存、对信仰执着探索的艰苦历程。基督教精 神对传统悲剧艺术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悲剧 艺术家直接选取基督教题材进行创作；第二，悲剧艺术把基督教 精神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罪与罚的观念，爱的观念以及拯 救意识作为自己表现和思考的主题。20世纪的悲剧艺术表现出对 现实的怀疑和否定的情绪。现代悲剧艺术把上帝变成了人类认识 自己和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途径，一方面通过象征的手法用 基督教意象表现对现实的困惑和批判；另一方面把基督教意象作 为原型，用现实材料建构现代基督教精神。 我们永远也不能忽视基督教对我们的生活和艺术所产生的影 响。基督教精神会继续为西方艺术家们所关注：《圣经》所传达 的信息会继续在悲剧艺术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苏丹[2]2008年在《试论朴赞郁“复仇三部曲”中的基督教义和悲剧精神》文中研究说明韩国导演朴赞郁在2002至2005年三年间连续推出了《我要复仇》、《老男孩》和《亲切的金子》三部电影,分别讲述了三个不同的复仇故事,因而被称作“复仇三部曲”。尽管执着于对“复仇”这一主题的表达,但是朴赞郁却否认自己是在宣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行为,而是强调要将“复仇变成一种救赎的行为”;而外界评论则多盛赞导演用暴力和鲜血对人性进行了直接有力的批判和残酷黑暗的挖掘。但给予导演这种批判和挖掘的思想和哲学上的强有力支撑是什么呢?目前鲜有著作论及。通过对“复仇三部曲”的通篇考量和解读,其间出现的基督教人物原型、与圣经模式相仿的叙事结构令我们得以寻获一条崭新的解读朴赞郁“复仇三部曲”的途径,即基督教义。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为“罪”与“救赎”,这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正反两面。基督教义认为,人生来有罪,因而“罪”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三部曲”中那些近乎离奇夸张的苦难故事为何却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同时基督教不只揭示人的罪性,还承诺上帝的救赎,因而朴赞郁才连续拍出了三部复仇之作,指引“实施复仇的人”如何“寻求方式救赎自己的灵魂”。经过近代的迅猛发展,基督教在现当代韩国的影响巨大,在这一背景之下,对“复仇三部曲”的基督教义解读就变得简单且清晰起来。同时,由于罪既是基督教精神的起点,也是悲剧所关注的焦点,因此罪的观念把基督教精神和悲剧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基督教的悲剧性不仅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展示,而且也是对于这种困境的超越。在耶稣受难与复活的神话中,即呈现出人的悲剧性处境与超越这种悲剧性处境的完整过程。“三部曲”中强烈的悲剧性色彩使得影片的人性主题深刻而真实。在分析、探索三部影片中的基督教义的同时,本文将会对其悲剧性一并进行分析和解读。
刘桃冶[3]2017年在《福克纳文学作品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南方地区作家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福克纳的作品体现了其鲜明的伦理观。本研究以《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为例,主要研究福克纳文学作品伦理取向的生成、伦理取向的表现及其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等问题。第一,主要从南方宗教文化与福克纳的个人成长环境、南方宗教文化与福克纳的精神世界以及美国南方圣经地带对福克纳文学创作的影响入手来探求特定时期下美国南方宗教文化对福克纳的影响。一个伟人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其生长环境的影响,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例外。而伟大文学家所铸就的文学作品都与其所成长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他是对此种文化有意识的继承还是刻意的反叛,其个人思想和艺术作品也或多或少的打上那个文化的烙印。福克纳成长于美国的“南方圣经地带”,受该地区深受圣经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宗教文化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福克纳不管是在性格品质还是其他层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圣经地带”的烙印。因此,其作品中有圣经的影子也不足为奇了。接着考察了福克纳文学作品中的圣经原型;福克纳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圣经文学和福克纳诸多文学作品的异同以及福克纳文学作品中的救世主形象。《圣经》乃基督教的经典,是其宗教信仰的最高权威,是其教义、神学、教规、礼仪等的依据。信仰者把它当成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把它奉为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圣经》虽然是一部宗教经典,但同时它也是一部文化巨著,是研究了解西方文化的丰富宝藏。作为一部宗教经典和特殊的文学作品,它为众多欧美文学提供恢弘的思想内容和素材的同时,也为大量欧美文学作品提供了一定的经典情节和人物原型。从古代到现代的西方文学家们,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与圣经传统或基督教思想相关的内容。首先,福克纳的众多作品中包含有与圣经故事或者内容相关的一些人物原型,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物原型的存在,才使得福克纳的个人作品显得更为饱满和生动。就基督教因素而言,自小在严苛的宗教环境之下长大的福克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因此基督教因素也构成了他文学作品的一个极为重要层面。作为西方文学创作根源的圣经文学对福克纳自己作品的构成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觑,福克纳本人在借鉴圣经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宗教的某些理解。尽管他不能称得上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物原型以及以耶稣为原型的救世主形象对其文学作品的作用同样是举足轻重的。第二,主要阐述的内容是福克纳文学作品中的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主要体现在家庭,政治,社会,生死,生态以及叙事等各个层面。受特定政治环境影响的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注入了某些政治因子,这使得他的文学作品更有政治依据。同时,在大的社会环境影响之下,他通过自己的笔杆讲述了混乱不堪的家庭关系,缺失亲情,乱伦,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冷漠等,福克纳也将这些和家庭关系相关的内容和人们的生死观念结合起来。就生态伦理而言,这是建立在福克纳对人类前途和未来命运的担忧之上的,由于人们对原有生态的破坏导致人类和自然的失衡,而这一切的改变都和福克纳人类与生态必将长久生存下去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还从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入手,分析了其中主要人物形象的悲剧。《喧哗与骚动》中位于杰弗生镇上的康普生家族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祖上曾出过一位州长及一位将军。家中原来拥有大量田地,黑奴成群,是名副其实的贵族。而如今却由于家道中落只剩下一幢破败的宅子,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一家之主康普生先生是一个从来不接洽业务的律师。由于家族的名望毁在自己手里,因此他整天借酒消愁,唠唠叨叨地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因而把莫名的悲观失望情绪传染给家族继承人长子昆丁。由于种种原因,长子昆丁,次子杰生以及女儿凯蒂相继走向了悲剧的深渊。本研究将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入手,结合康普生家族的家庭环境对他们走向悲剧深渊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第三,主要阐述了福克纳的伦理观念对后世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首先,本研究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为切入点,用比较方法呈现福克纳伦理观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对福克纳作品中的伦理取向对美国南方文学、拉美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该部分的后半部分主要侧重阐述了福克纳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和拉美文学的影响。事实上,福克纳不仅仅是对拉丁美洲文学或者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家有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福克纳个人的文学作品对后世的年青一代作家们,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地区现代主义的作家代表,他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学创作。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不缺少诸如“意识流”这样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同时也不乏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影子。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勇于探索追求的进步作家,不管是对文学作品主题的选择,还是他对小说形式和艺术技巧层面所进行的创新都对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后世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李时颖[4]2015年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死亡主题研究》文中认为死亡主题在西方艺术史表现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一个敏感而备受关注的话题,思想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制度和宗教的不断更替,西方画家对人性,命运,生死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相对于中国含蓄的表达手法,西方自古以来在艺术上就对死亡主题有很强的兴趣,相关的艺术作品也非常之多,高更的作品《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向我们展现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时间流逝和生命消失的过程。人类作为万千生命体的其中一种,也不能脱离生老病死的生命完结。然而,当死亡真正的靠近时,人类的态度并不是漠视或者恐惧,而是极尽所有的方式来直视死亡,并对死亡进行研究、表现和记忆。艺术家们把自己对死亡的认识回归到精神层面的认识,也就是把死亡看做一种超然的体验,艺术家们肯定不是都经历过死亡的感受,但是他们都从自身感觉去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对死亡这一主题的认识西方艺术作品中各种围绕着死亡主题的艺术创作围绕着人物动物,希腊神话故事,圣经故事以及真实历史题材而展开,本文拟通过这三个大的题材范围,从中取画家最热衷表现的一些画面,对“死亡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探讨西方绘画作品中死亡主题的象征意义和美学特征,并试图寻找死亡主题在西方绘画中的存在价值。尽管之前国内众多学者和专家对西方美术作品中死亡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大部分都是局限与某个时期或某个历史背景之下的,这为我的论文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笔者通过本文的研究调查,对死亡主题以及其艺术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朱小明[5]2014年在《关系视域下的儒耶对话及其现代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一体化与世界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下,人类已经迈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全球意识、跨文化意识、多元文化意识、对话意识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和宗教对话运动的兴起,儒学与基督教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核心主体,二者之间的对话也终于能够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进入了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历程。儒耶对话中,独断论、排他论的对话模式渐趋被包容论、多元论、融合论所取代,儒耶之间从彼此之间的碰撞、冲突、对抗、甚至仇视逐渐走向了理解、对话、沟通、甚至融会。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契机下,对于儒耶对话的研究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现代化或者后现代的时代背景下,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有何意义可言?儒学与基督教之间有何异同会通之处?儒耶之间如何实现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对话和融合?以人文、道德为主要特色的儒学对于基督教有何意义可言?它又可以从基督教的真理中学习到什么?以神学、启示为主要基调的基督教对于儒学有何价值可言?它又能够从儒学的智慧中借鉴什么?如何在儒耶对话中实现彼此理论体系的更新和完善?儒耶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可以对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以及生态危机起到何种启迪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本选题产生的缘由,同时又是本论文的主要论旨所在。本论文在充分吸纳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种领域的相关知识,积极借鉴了经典文化诠释学、存在主义哲学和宗教比较学等研究方法,并充分采用了古今对照与中外比较彼此对照的论证方式,尝试对于以上论旨进行条贯而系统的论释。追本溯源,本文主要以孟子和保罗作为儒耶对话的核心代表人物,以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时期和西方历史上的罗马和平年代作为历史脉络,以原始儒学和早期基督教的哲学突破为主要文本依据,以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作为基本理论框架,既紧扣经典著作,遵守原始含义,又充分吸纳多种参考文献,挖掘时代新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阐幽表微地论述了儒耶哲学各自的思想优越性和历史局限性,多视角、多维度地阐述了彼此之间的异同和融会之处,并积极探讨了儒耶对话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启示。就论文架构而言,本文是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是本论文的提纲性介绍和概括性说明,以及相关学术背景的介绍,具体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理由及其意义和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同时简要论述了孟子和保罗各自的时代背景、生平简历、思想来源和思想架构。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人与神圣者之关系”,本章主要涉及宗教学,是整篇论文的本体论,也是论文其他部分的神圣来源和根本根据。详细分析了孟子言下之天和保罗笔下之上帝,解读出二者神圣者的共性以及各自的不同特质；细致论证了天和上帝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孟子的人禽之辨和保罗的神人之辩所体现的人性观的不同视角;结合儒耶对话的热点话题,深入探讨了天和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儒耶哲学对于神圣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不同侧重；结合宗教学的相关理论,仔细辨析出儒学与基督教各自不同的宗教特质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参照之处。第二章“人与自我之关系”,这一章重在探讨人自身的身心、灵肉之间的关系,即人的内圣部分。详细解读了孟子的大体、小体之别以及保罗的灵肉之争,总结出二者对于生命本真的共同诉求；深入阐释了孟子的性命之辨和保罗的德福关系,解读出二者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哲学思考；详细比较了孟子的仁与礼和保罗的信心与行为,总结出二者思想中外在规范与内在精神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孟子的成圣观和保罗的成圣观,论析出二者对于自我实现的共同关注以及实现自我超越的不同路径。第三章“人与社群之关系”,这一章主要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问题,即内圣之后的外王部分。具体解读了孟子思想中“仁”的观念与保罗思想中的“爱”的观念及其各自的宗教性来源,解读出这两个概念所共同蕴含的关系内涵；从政治关系的视角详细阐述了孟子的王霸之辨和保罗的“罗马和平”与“基督和平”所蕴含了政治理念,总结出孟子的道德政治与保罗的神学政治各自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性,以及二者的政治理念对于现实政治的借鉴意义；从家庭关系的视角具体解读了孟子之孝与保罗之孝,分析出孟子之孝的亲情性、血缘性和道德性含义以及保罗之孝的启示性、契约性和神学性特征,并积极探讨了二者孝道观之间的相互对照与借鉴之处；从经济关系的视角详细阐述了孟子的义利之辨和保罗的上帝与玛门之别,总结出孟子经济思想中表现出的重义轻利特征以及保罗经济思想中所隐含的出世性、禁欲主义倾向,并且指出各自的经济思想和价值倾向对于各种传统的不同影响。第四章“人与自然之关系”,这一章主要探析人与自然之问的相互关系,即外王之中的生态伦理部分。本章深入解读了孟子的生态思想以及保罗的生态神学,解读出孟子生态思想对于道德、政治的附属性以及保罗生态思想对于神学的依赖性,并指出各自生态思想对于各自传统的生态观、消费观、科技观的不同影响,进-步通过梳理和判析当今学术界对于儒家和基督教生态伦理观的不同程度的误读和偏见,指出儒家和基督教的生态伦理观之间的异同与融合之处。第五章“理想国度”,这一章主要阐述了孟子和保罗思想中关于理想国度的一种终极图景。详细解读了孟子理想中的“大同之世”与保罗盼望中的“新天新地”,分析出孟子大同之世中所体现出的尚古传统以及一治一乱的历史观与保罗末世论天国的末世论传统以及直线型的历史观,并藉此指出孟子理想国度的道德性、政治性特色以及保罗理想国度的神学性、启示性特征,总结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参照和互补之处。论文的结语部分是对于仝篇论文的归纳性总结以及对于儒耶对话的未来远景的展望。结语总结道,儒耶之间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二者之间的会通是可能的。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是精神内容的差异,而是描述精神的语言的差异。儒学是一种伦理的言说,而基督教则是一种神学的言说。二者都是真理之言的聆听者,彼此之间应该透过象征性语言的差异去领略精神深处的会通,二者应该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中积极建立起一种“你——我”的相互关系,在与对方的相互见证、启迪、激发中实现自我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在彼此的相遇、开放和会通中共同追求终极真理的奥秘。
符传丰[6]2007年在《老舍短篇小说论》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老舍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老舍笔下的各种人物系列为出发点，揭示了各层小市民的生活遭遇及其内心世界，体现出老舍对待人物的温和与宽容态度。接着从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角度，探讨老舍受到东西方文化思想熏陶后，如何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在分析作品的艺术技巧方面，则说明老舍如何在吸取中西文学艺术要素后，以非常精湛的技巧将中西技巧融合一起，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进一步说明老舍是一位能够结合文学创作与创作理论的研究型作家。另外，论文也特别提出老舍与新加坡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短篇小说对新加坡的独特意义。本论文总结出老舍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身上肩负着岗位知识分子的重任，在安稳的生活中，一心为文学、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一方面努力创作，一方面将短篇小说创作心得与教学经验，整理成为专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不少作品，是值得敬佩的。
刘建[7]2006年在《约瑟夫·康拉德小说的悲剧意蕴》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古典悲剧观念体现了理性主义对悲剧精神的制约。然而，十九世纪末期以后，西方悲剧观念开始了对传统悲剧观的变革与修正，形成了以人类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为内核、以异化为主题的西方现代悲剧意识。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创作较早地体现了西方现代悲剧发展的某些最初征兆。 本论文通过细读和分析康拉德的若干重要作品，深入探讨了其小说中悲剧意蕴的表现及意义。论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考察了康拉德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蕴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论述了康拉德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酷、暴虐和黑暗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康拉德对于人性中的阴暗面的揭示。第三部分集中探讨了康拉德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的孤独与世界的荒诞，认为这预示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悲剧主题之一。第四部分主要从康拉德小说的复型叙事结构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两方面，来分析它们在营造悲剧氛围、增强小说的悲剧意蕴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论文认为，对康拉德小说的悲剧意蕴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拉德的小说创作以及西方现代悲剧文学的发展。
谢周[8]2005年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研究》文中认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一部极为重要而又独具特色的作品,自从问世以来,它一直都是俄中两国文学评论界的研究热点。然而,在目前的俄罗斯和我国评论界中,对于这部小说的定位却是众说纷纭:怪诞小说、讽刺小说、怪诞讽刺小说、哲理小说、抒情哲理小说、幻想小说、神秘主义小说、批判主义小说、奇特的现实主义小说等等。这些称谓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某些特征,但也反映出在判定该小说的性质时划分标准的混乱,更无法说明它在俄罗斯小说发展史上,乃至整个西方小说格局中的具体位置。鉴于此,本人认为,有必要把《大师和玛格丽特》置于20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之下,对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从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等方面对小说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为这部作品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以及西方文学格局中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坐标。从俄中两国文学评论界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就作品的主题思想,还是就小说的艺术特征而言,评论者们都注意到了作家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也注意到了20世纪新的文学观念对这部小说的影响;并且,该小说与现代主义文学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方面的联系同样也是一些论者已经触及到的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却少见有人专门从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异同的角度来对这部小说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因而,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下对《大师和玛格丽特》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较为深入地论述《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方式以及叙述方式。本文立足于历史分析与审美分析相结合的总体原则,利用叙述学、狂欢对话理论、小说修辞理论、文艺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为《大师和玛格丽特》这部独特的小说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从而扩展、深化对该小说的理解。本论文由引言、正文(共三章)、结语和参考文献等四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俄中两国评论界中《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研究现状作了回顾和概述,说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方法以及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等。第一章论述小说的主题思想。当前评论界大多侧重于从传统人道主义价值观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主题思想
刘玉梅[9]2015年在《方东美智慧美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东美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重要哲学家、美学家之一,享有诗性哲人的盛誉。他早期崇尚西学,中期转向中国传统之学,以复兴民族文化为怀,对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进行现代转化,并以其为立足点,来融合西学和印度之学。其哲学、美学思想视野宏阔,而又精进创新。今人对于方东美哲学、美学的研究,多以生命哲学、生命美学来讨论,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首先,中国哲学、美学不宜概括为生命哲学、生命美学,《周易·系辞》云“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它是以生命为基础、为源泉,由形而下逐渐升华到形而上,到达形而上,便具有了理性的美,道器融通并不排斥理性。其次,方东美哲学美学的思想不能用单纯的生命来概括,也是其概括不了的,原因在于方东美主张引入哲学智慧,并不拒绝理性思考。其次,又主张引入佛学智慧,并不拒绝人性的最高玄思。所以对方东美哲学美学的研究,还需要寻找其最核心的范畴。方东美在《哲学三慧》中对“智慧”的疏解具有着强烈的思辨色彩,是方东美对西方的理情知欲的认知思维方法与印度的境界形而上的认知思维方法和中国的“如心所了”的思维方法所进行的综合思考的结果。这里方东美对人类三大认知思维方法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辨与有机的结合。在其晚近些的《人生哲学讲义》中,方东美对“智慧”的理解更为透彻,除对希腊智慧、近代欧洲智慧、中国智慧给予继续深入考察之外,还特别加上了对印度智慧的思考和深究。《人生哲学讲义》的形上学思想具有着中国特质和世界特质,具有着美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意义。以方东美颇具思辨性质的“智慧”核心范畴作为切入点,我们探索到方东美以哲学智慧与美学智慧的结合为视点,来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理论资源的慧体、慧相、慧用进行融合会通,并将之体现在生命精神的三种形式艺术、哲学、宗教智慧之中,构建起智慧美学体系的框架。因此方东美哲学美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智慧哲学和智慧美学,其内核是艺术智慧、哲学智慧、宗教智慧的三者合德,在精神内涵的崇高性上是相依相通的。这是方东美对其智慧美学的自觉追求。其具体内涵如下:艺术智慧论是对方东美悲剧艺术理论和诗词美学观念的探讨。悲剧艺术是希腊与欧洲的主要艺术形式,方东美对西方悲剧意味、悲剧精神、悲剧艺术背后的哲学精神均进行了阐发,尤其对近代欧洲的悲剧艺术背后的科学精神还进行了详细地研发。在将方东美与王国维、本雅明悲剧艺术理论的比较中,我们发掘出方东美悲剧艺术理论的现代性色彩。另外,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中的诗词处处闪现着中国古典艺术的生机和韵致。通过对其诗词美学观的讨论,体认到的是方东美的诗词一方面有着哲学上的惊奇,另一方面有着诗一般的灵感,有着对生命与艺术的直透。方东美的艺术智慧虽在哲学智慧、宗教智慧中处于最底层,但以其生命情调和美感沟通着哲学智慧和宗教智慧,是不可或缺的。哲学智慧论是方东美对西、印、中三大哲学智慧美学的思考。希腊智慧美学由酒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奥林匹亚精神形成的“如实慧”演为契理的美论。近代欧洲智慧美学是由文艺复兴精神、巴洛克精神、洛可可精神统合的方便慧演为尚能的理论。印度智慧美学由《奥义书》精神、佛教精神、《世尊歌》精神融合而成的功德慧演为救世的理论,体现在梵我一如美论和业报理论之中。中国智慧美学则由和谐之美论、道德智慧之美论、智慧哲学“三分法”之美论构成的“平等慧”的美的性质之论。方东美主张以世界眼光对西、印、中各民族哲学智慧美学之间进行融合会通,使其共同演绎为人类理想的生命和文化型态。宗教智慧论主要是以佛教为主的智慧论,是方东美以中西视野对中国大乘佛学的经典《华严宗》的诗意系统的发掘。方东美认为只有把握了华严宗的文字般若之后,才能理解华严宗的圆融美学境界,理解华严宗是由诗的、象征的、隐喻的语言组成的广大和谐的精神意境。这是方东美对华严宗后设语言的创造性的阐释。艺术智慧论、哲学智慧论、宗教智慧论三者之间既有着各自的理论特色,又有着三者之合德与相通。方东美认为“宗教、哲学与诗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脉相通的:三者同具崇高性,而必藉生命创造的奇迹才能宣泄发挥出来。”1。艺术、哲学、宗教三种智慧哲学、智慧美学在精神内涵上是相依相通的,它们在方东美晚年以其圆熟的思想绘制成的《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蓝图之中》的人生境界的层层递升中,得到了最终融合。方东美智慧美学旨在为世界各民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文化方案,即消解各民族文化中心论,实现彼此的他助与自救,最终实现世界优美文化的共存共荣。其智慧美学对于目前中国和世界学人如何进行世界视域的美学的融合会通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更对于如何立足中国智慧美学进行世界视域会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
景莹[10]201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它既不是对传统神话题材的延续,也不是对西方神话题材的简单模仿,而是民族觉醒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认同和对进步的西方文学思想吸收的必然结果,是文学继承与更新的主动选择。作为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写作类型,神话书写所体现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倾向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梳理了神话书写产生的文化语境。它是在烂熟的封建文化走向没落的文化转型期和现代知识分子启蒙吁求下,在民间文学的崛起与西方神话学和神话文学复苏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代学者和作家对中国神话资料的整理、对神话中民族精神的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实性的神话观对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总结了神话书写与现代文学启蒙思想的关系。神话是以故事形式流传下来的世界观,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原始表象,民族品格的优劣都能在其中找到根源。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将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而曾虚白则从神话中挖掘国民劣根性予以批判。第三章,神话书写的英雄重构摒弃了传统文学对英雄神勇、侠义的道德化理解,注重对英雄形象的现代品格建构。现代文学通过对普罗米修斯和耶稣形象的集中描写,弘扬了现代英雄必备的纯正的道德品质和顽强反抗的意志品质,他们的形象成为现代文学英雄重构的范例,引导了现代文学的英雄形象塑造。同时也指出,现代文学英雄形象塑造在经历了启蒙理性的洗礼后并没有完全摆脱旧文学中英雄救世主的传统观念。第四章,神话书写中的原乡情结是一个既具有世界性意义也极具地方色彩的话题。沈从文以重构神话的方式作为对抗都市人性堕落和现代社会重建的精神旨归,东北作家群通过神话书写表达了国土沦陷后的故土家园的守望意识,他们以神话探讨的原乡情结具有根本性的文化意义。第五章,在对神话书写主题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总结了神话书写的文学史意义。神话书写中神话仪式的描写和运用拓宽了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神话意象的隐喻推进了现代文学的诗化品格,大量神话原型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1]. 十字架下的西方悲剧艺术[D]. 王蓓.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试论朴赞郁“复仇三部曲”中的基督教义和悲剧精神[D]. 苏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福克纳文学作品伦理取向研究[D]. 刘桃冶. 吉林大学. 2017
[4]. 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死亡主题研究[D]. 李时颖.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关系视域下的儒耶对话及其现代阐释[D]. 朱小明. 武汉大学. 2014
[6]. 老舍短篇小说论[D]. 符传丰. 复旦大学. 2007
[7]. 约瑟夫·康拉德小说的悲剧意蕴[D]. 刘建.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8].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研究[D]. 谢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9]. 方东美智慧美学思想研究[D]. 刘玉梅. 苏州大学. 2015
[10].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D]. 景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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