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普选制有着为数不少的论述，对这些论述的梳理与分析，对认识当代普选制不乏启示意义。
一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存在，但其范围和层次都有特定的极其严格的对象限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普遍化，标榜“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需要突破种种限制，从而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普遍选举”的主张，这一口号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利器。同时，普选制也就开始成为革命的重要旗帜。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普选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普选制的基本性质，他们指出，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特有。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评注说：“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89）也就是说，选举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选举现象在原始社会就有萌芽，可以被称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04）。选举现象同样存在于诸如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封建时代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中有着一定的普适性。他们进一步阐述了选举的实质，指出，选举的性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对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历史的依附性，它往往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说：“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社会，“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89）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具有程序和过程意义，有着与独裁和专制相对立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普遍实行无疑扩大了民主的范围，使公民获得了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上趋向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民众为争取普选而进行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看到了普选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
马克思在1852年写的《宪章派》一文中就提到普选权在英国的意义：“他们（宪章派——引者注）为之而斗争的宪章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pp.390—391）
在另外一篇名为《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的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他着重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实现这一纲领，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为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309）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还分析了英国与其他大陆国家的不同，如英国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大部分居民都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得到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虽然工人阶级通过普选权取得政权的希望没有实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他们肯定了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斗争的作用，选举必然成为无产阶级手中的有力武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就提到工人政党对当时的选举造成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工人阶级对自身阶级力量的认识。“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会有过的直接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于‘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40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33）恩格斯也说过：“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p.424）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173—174）
1894年，恩格斯在《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中说：“这个阵地（指在报刊——引者注）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390）
二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资本主义选举制度意义的同时，也对它的种种局限和虚伪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都对法国新宪法进行了评述。马克思指出，新宪法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一方面宣布实行普遍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在实施细则中取消这一自由，“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件废除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598）这表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则留待将来再说，而这些细则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p.589）因此马克思在《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中说：“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589）
对于选举资格的种种资本主义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有着比较明确的描述。对财产资格的限制是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一项措施，马克思在《宪章派》一文中详细说明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状况：“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市选区，他就得有除缴纳济贫捐外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四十先令的自由农，或者是一个每年交纳不少于五十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很少数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p.391）
在1855年6月30日写的一篇新闻评论中，马克思列举了一组关于议会选区的统计数字后指出：“下院共有654个议员，其中594个议员是由297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这594名议员中有274名不是贵族的直系亲属，就是贵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384）
在《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迪斯累里于1859年2月提出的对英国现行选举制度作一些微小修改的建议，他强调指出，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保存当时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级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阶级参加选举，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的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237）显而易见，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为了对付自己的敌人——无产阶级。马克思在《普鲁士状况》一文中还提到了当时普鲁士的选举：“凡年满25岁的普鲁士公民都有被选举权这一条也保存了下来。但是，有关选举权和选举机构方面的安排，不仅把人民的大多数排除在外，而且还使其余享有特权的一部分遭到官僚集团最肆无忌惮的摆布。选举分两级。首先选举复选人，然后由复选人选举议员。在初选当中，不仅不缴纳直接税者被排除在外，而且全部初选人还要分为三类：最高、中等、最低税额缴纳者。……然而就是这个复杂的层层过滤的过程看来还不够，因为官僚集团此外还得到了把选区任意划分、拼揍、改变、分开、合并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660）在《法兰西内战》初稿里马克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96）
在资本主义初期，对选民的性别、居住、教育、种族和年龄等等资格的限制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选举制度对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②（p.173）1886年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15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到：“在法国，你们被强加了一个连名投票法，这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专门为了保证只让律师、记者和其他的政治冒险家——资本的代言人——当选而发明的。”（12）（p.300）
当资产阶级用选举制度这一得心应手的武器去打击封建势力时，它没有忘记它的一个正在成长起来的强大敌人——工人阶级。这是因为，“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这一力量早在1824年就表现了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并且为了同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相对抗，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355）当工人阶级成长与壮大到一定程度，并且开始有组织地运用选举来争取自身利益的时候，这种存在着种种限制的狭隘的选举制度，便会遭受自身限制的危机。“当1848年的火山爆发突然在惊慌失措的欧洲自由资产阶级眼前喷出一个为争取自身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巨大怪影的时候，把安全握有自己的资本看得比直接掌握政权重要得多的资产阶级，宁可牺牲它过去所争取的这个政权和一切自由，以便万无一失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政治上不成熟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甘心屈从于军事官僚专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699）在著名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还提到了当选举制度对资产阶级不利时的反应。当资产阶级认为选举正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而威胁到其政治统治时，便选择了“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6）资产阶级普选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已经不能掩盖阶级统治的本质内容，“把资产阶级统治看作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作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普选权、这种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整个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危及一切现存权力，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在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6）“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6）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这种历史倒退性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它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了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像一个老人，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装，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7）马克思的结论是，在遇到无产阶级利用选举权登上革命舞台时，尤其在革命年代，资产阶级政权必然倒行逆施。“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被革命或者反革命所废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73）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当时资产阶级普选制中泛滥的贿选和欺诈现象进行了揭露。马克思在《英国的赌选活动》一文中写道：“被委派去调查格罗斯特和威克菲尔两个选区情况的委员会每天的发现，只是证明了曾经做过改革俱乐部竞选代理人的柯波无老头儿的话。他说，英国下院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
在同一篇文章里描写了两位候选人如何收买选票后，马克思说：“可见，议会候选人的全部竞选哲学就在于，他们不让自己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以便在天真无邪的水里洗净双手。打开自己的腰包，不提出任何问题，相信人类的美德，——这一切使他们感到最惬意不过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588）在《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一文中，马克思也提到：“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的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极度。但同时，它也日益暴露了自己本身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选民中间贿赂成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p.85）
马克思恩格斯在选举的一些程序规定上也是有自己的批判分析。在《宪章派》一文中，马克思就认为在英国当时对候选人的举手表决方式存在缺陷，“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威胁。这种礼貌马上就不要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p.391）而这种形式对有产阶级有利是不言而喻的。1848年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市民自卫团法案》的文章中也提到，在德国当时议会通过的自卫团的选举办法，“是真正的选举方法的迷宫”。这种繁琐复杂的方式其结果必然是“如果说这些选举方法是以伪造的直接选举而开始，那未它们便以实际停止一切选举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p.282）。
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选举的性质、水平和结果，这一点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描述。在1848年的选举中普选带来的不是政治与社会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当时的法国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各种阶级力量进行着较量与倾轧，当时的法国农民占总人口三分之二，政权的取得往往是“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56）。19世纪40年代“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83）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以及对以往资产阶级革命幻想的破灭，使路易·波拿巴这个政治冒险家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77）但“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p.218）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农民阶级在历史上的政治和阶级局限性是由他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而在政治上往往是落后的或保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677—678）
对于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性，恩格斯也有过相同的观点：“农民是在政治上不怎么积极的因素。……在政治方面，农民多半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反动的：在莱茵河地区，由于对普鲁士人怀有仇恨，他们是教皇至上派；在其他地区，他们是分立派，或者是新教的保守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p.515）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就说：“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存在。……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力气就能使农民把社会主义工人想象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土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而怀疑和憎恨他们。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84）
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中说得更明确：“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2/3的人靠农业为生，1/3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有1/3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2/3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在法国，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际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斗争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pp.370—371）“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普选权是钉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p.371）选举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东西，必然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影响，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选举都能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有时侯还可能成为政治进步的绊脚石。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论及了不同的历史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例如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民族构成不同，致使其选举制度的产生各不相同。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德农民与选举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背景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会造成选举制度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作用和效果。马克思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中说：“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相反，正像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一样。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在那里，这是政治思想家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以他的信仰为转移）能够得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而在这里，这种要求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水岭。在那里，它具有政治问题的性质；而在这里，它具有社会问题的性质。在英国，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争取普选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则是普选权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311）也就是说，普选权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的内容和意义会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的思想尽管有着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对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政治现象尤其是民主与普选的关系问题上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今天，选举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政治形式，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普选制度的论述看，他们虽然肯定了普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选举的性质和内容在不同时代是具有差异性的。选举并不等于民主的全部，普选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后果，把选举放到至高无上无上的地位显然是错误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对于民主与普选关系认识上的误区。
一些人把民主与选举等量齐观，认为只有普选和直接选举才能最广泛、最客观、最精确地反映全体选民的意愿，才是民主的真正体现，由此认为西方国家是普选和直选，而我国是间接选举，因此，我国的民主程度不如西方。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无视历史与现实的观点，这种观点无疑是把选举当作民主生活的本身。因此，我们要重视普选在民主运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不能以此来断定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整体态势，简单盲目地把民主等同于选举，以此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最终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也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
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普选制论述的梳理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关于我国普选的一段话：“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p.220、221）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我国是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国民素质虽然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还存在着大量的落后地区，尤其是文盲与半文盲的存在、长期缺乏民主意识的教育与熏陶、农民在总人口中的压倒性比例，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不能不顾历史限制盲目地去推行普选或直选，这些因素决定了普选在我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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