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比较研究&基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_边际消费倾向论文

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比较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理论框架及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预防性论文,城乡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城乡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消费理论中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认为,消费支出是由相当长时期的收入决定的,取决于持久收入,并且持久收入是跨越一生时段的平均值。这个消费理论没有考虑不确定因素,而现实中收入水平往往是不确定的。面对这个缺陷,Hall在1978年把理性预期方法应用于消费行为理论,形成了一种新的理性预期的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认为只有未预期的永久收入的变化才能影响最优消费路径。该理论认为,由于预期的永久收入随着信息集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消费的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与消费的预期增长率无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没有影响。即各期的消费水平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对于Hall的结论,许多学者纷纷进行了验证。但许多结论都不支持“随机游走”假说。面对“随机游走”假说的失败,学者试图从新的角度对消费行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里兰德发现,如果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0,相对确定情况而言,在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人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消费行为,这就是预防性储蓄假说。现代预防性储蓄理论是对理性预期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修正和拓展[1]。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居民消费问题,运用较多的就是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储蓄居高不下、消费滞后的现象引起经济学家高度重视,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是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所占比重的上升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大,造成了中国目前的低消费增长和内需不足。很多学者指出:1997-2000年间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家庭收入和支出风险上升,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进而造成消费不振,增长乏力[2]。Rob Alessie[3]、Carroll和Kimball[4]等人和国内大多数学者(例如万广华[5]等)都认为流动性约束也会增加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更强化了预防性储蓄动机。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了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给出了中国城乡消费函数的一个理论模型,第四部分运用时变参数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语。

二、文献回顾

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是消费理论研究领域两个引人注目的成果。Hubbard[6]在效用函数为常数相对风险厌恶的假设下发现,美国预防性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高达56%;他在随后的研究中还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预防性储蓄行为引起的。Tullio Jappelli和Luigi Pistaferri[7]利用1989-1993年的意大利家庭数据检验了预防性储蓄和消费对预期收入增长的过度敏感性,发现消费增长与收入的预期方差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与预期收入增长却不相关,他们的结论支持了预防性储蓄理论。

在国内的研究中,臧旭恒[8]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定下的新古典消费函数模型和Hall的“随机游走”模型,分别估计了全国总体和城乡居民的消费函数,得出结论:有关全国居民和城乡居民的系数基本拒绝了“随机游走”假说。孙凤[9]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确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杭斌、申春兰[10]以及万广华[5]等以收入的方差表示“收入不确定性”,用医疗、教育等服务价格或支出额作为“支出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基本结论是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我国消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抑制了消费,降低了福利。刘金全[11]通过对我国居民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上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居民储蓄当中具有显著的“预防性储蓄”成分,未来预期收入中也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杜海韬[12]利用二阶泰勒近似的欧拉方程建立了相应的消费函数,并用中国城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不满足“随机游走”假说,验证了中国居民预期消费对预期收入过度敏感性。周建[13]通过消费函数的变参数空间状态模型研究了经济转轨期中国农村居民超敏感度消费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臧旭恒[14]运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动态建模方法,对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中受流动性约束者的比重要大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对不确定性以及实际利率变动的反应则要比城镇居民更加敏感。谢予远[15]运用时变参数模型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进行了估计,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相比,20世纪90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降幅明显地大于城镇居民。

本文也将主要运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这两种理论假说展开分析,但与大多数研究显著不同的是,以前的研究要么是笼统地研究城乡总体消费结构,要么是单独针对城镇或者农村居民进行分析,很少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而事实上,中国是典型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这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将运用中国城乡面板数据,从而对中国城镇和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对比,对中国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比较。此外,本文将采用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避免理论分析缺乏实践支持和实证分析缺乏理论支撑。在做实证分析时,考虑到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变化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改变着中国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可能导致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16],因此,本文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

三、消费函数:一个理论模型

杭斌、余永定[10]等认为,中国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因为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就业体制和医疗、教育、住房等体制的改革使得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环境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未来长期目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者对未来信息了解不多或者很难获得,消费者只会实现当前一段时间内效用最大化。

我们假设中国居民家庭跨时消费决策的依据是可预见(例如今后若干年)的收入和重大开支,并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在时间上具有可加性,则他的目标是:最大化其折现的该阶段的总期望效用[12]: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解问题(3.1)可解出相应的欧拉方程:

则由问题(3.1)的跨时预算约束条件可得:

该式表明,第t期的消费是期初资产和同期收入的函数,当前收入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与预期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有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消费增长越快,当期的消费量就越小,则就产生了预防性储蓄。

其中S表示储蓄或两个时期期初资产的差额,所以储蓄与资产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做实证检验时可构建以下经济计量方程来代替(3.7)式:

四、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实证检验

根据理论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们首先估计消费与收入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长期均衡关系成立,就利用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消费与收入的短期动态关系。

1.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实证分析所用到的各个变量进行编码,利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5.1进行实证分析。各项指标的编码如下:

将其定义为一年期定期名义存款利率分别减去当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变化率。由于某些年份银行对一年期名义存款利率进行了多次调整,我们以不同利率水平在年内执行的月数为权数计算该年份的一年期名义存款利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专网,时间跨度为1978-2005年,某些缺省年份的数据是由消费总额除以人数估计得到的。

2.单位根检验

我们首先利用ADF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3.8)式中所有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就可以直接对(3.8)式这个简单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

3.模型与估计结果

为了直观地展示消费与收入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图1给出了1978-200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的变化趋势。

由图1可知,1990年以前,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基本保持同步增长,没有太大的偏离;但之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大并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对于中国农村居民来说,1996年以前,消费与收入的波动性较大,但大体保持同步增长;1996年之后,消费与收入开始出现偏离并且偏离程度呈上升之势。

图1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每年人均实际收入与实际消费的变动趋势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在某一年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不再适合用普通回归方法对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杭斌[10]、谢予远[15]应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城镇或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估计,本文借鉴其研究框架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时变参数分析。状态空间模型是动态模型的一般形式,并且不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能够通过状态变量体现不可观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从而较好解决设定误差的问题,提高研究精度。

考虑到制度变迁等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我们将消费函数设定为下面的时变参数模型:

将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后代入方程(4.3)、(4.4),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4.5)

(4.6)

其中,(4.5)式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估计结果,(4.6)式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估计结果。式中,估计值下面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应的t统计值。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非常高,残差序列也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4.消费与收入的变协整检验

由表2可知,消费与收入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它们直接进行回归,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为了检验消费与收入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需要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但传统的协整检验适用于固定参数模型,对于时变参数模型的协整检验,杭斌[10]提出了“变协整”的概念。借鉴他的理论分析,并运用最常见的协整检验方法——EG两步法检验以上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由表2可知,消费与收入都是一阶单整,存在协整的可能性。现对(4.5)式和(4.6)式的残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4.5)式和(4.6)式的残差项是平稳时间序列。由此确定,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结果是有效的。

5.城乡比较

衡量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常用指标是边际消费倾向。我们将状态变量的估计值代入(4.2)计算城镇和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见图2),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

图2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其中,MPC1表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而MPC2表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总是高于或者低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1979-1989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近似高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1989-1997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致持平。1997年以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交替变化。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居民消费与预期消费的增长率有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消费增长越快,发生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期的消费量就越小,这就产生了预防性储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与预防性储蓄的变化相关,进一步,边际消费倾向与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呈反比关系。于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交替变化。

下面具体分析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变化的原因。预防性储蓄主要是由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储蓄,不确定性,与预防性储蓄是正相关的,主要指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1990年以前,经济改革尚没有触及城镇居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虽然波动性较大,但基本上在小范围内上下起伏;1990年之后,传统的福利制度开始瓦解,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增大使得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大。农村居民由于预期支出逐年增加,用于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基本上呈增加趋势,只在近年由于收入的大幅上升才有所减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程度加大,收入的不确定也开始加大,而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展开,城镇居民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比农村居民要大得多。而农村的消费品的种类要远远少于城镇,很多情况下属于自给自足,支出的不确定性要小于城镇居民。这造成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比农村居民要大。1989-1997年,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有所改变,用于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增加,流动性约束的增大使得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大,于是,城镇和农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大体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医疗、教育、住房体制的变化使家庭支出风险增加,虽然城镇居民的预期支出要大于农村居民,但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低收入的农村居民用于预防性储蓄的比例要大于城镇居民。

6.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一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存在误差修正机制,通过短期调节行为,达到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根据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和上述消费函数的实证分析,得到下面的误差修正模型。

将相应的数据代入,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3:

γ[,1]显著的不为零,说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都拒绝“随机游走”假说。农村居民的γ[,1]系数大于城镇居民的γ[,1]系数,表明农村居民受到更大的流动性约束,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大的原因之一。γ[,2]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利率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相互抵消,利率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这也是近年来利率不断下调但储蓄仍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λ系数显著为负,短期消费作为长期均衡项以保证其对消费的变化具有负向调节机制。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出发,通过构建空间状态模型,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大小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它们交替变化的原因。具体地说,在理论框架中,采用CRRA形式推导出效用函数,预期消费支出增长时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和相应的消费函数。对根据理论推导出的消费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由于政策变化、制度变迁等不可观测变量会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我们采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发现消费与收入存在变协整关系;(2)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拒绝了“随机游走”假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都受到流动性约束,农村居民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更大;(3)1990年以前,中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之后由于改革进程明显加快,支出的不确定加大,边际消费倾向一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由于预期收入低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大,边际消费倾向基本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不是一直高于或低于城镇居民,而是两者交替变化;但近年来,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明显大于城镇居民;(4)利率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没有太大影响,利率政策基本失效。

根据以上的分析,如果要增加消费,降低预防性储蓄,积极培育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很重要。从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原因来看,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和强化居民社会保障,降低预期支出也是值得考虑的途径,特别是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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