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关于皮亚杰与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弗洛伊德论文,价值论论文,学说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与心理学具有特殊的关系。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人类心理的组成部分，是心理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学描述和解释不同，因而这些描述和解释可能程度不同地成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支持理论。当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贯穿这种支持理论的始终而成为该心理学学说的基本线索、而这一心理学学说又以其系统的论证成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辩护学说时，则这种心理学也就成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具体分析和比较这种心理学形态，揭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与其心理学形态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心理学的发展，而且尤其有助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研究的深入。
本文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作如下的限定：在心理学中凡是将理性因素置于根本性位置，以理性范畴作为理论体系中心范畴的倾向，视为理性主义；反之，将非理性因素置于根本位置，以非理性范畴作为理论体系中心范畴的倾向，则是非理性主义。这一定义的实质，是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界定为对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同价值态度。根据这种界定以及心理学形态的概念，本文认为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以分别视作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不仅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紧密联系，在学术范型和理论上具有某种统一性，因而具有可比性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的学说中确实分别贯穿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不同倾向，因而具有某种典型性。本文拟对这两种形态进行初步的描述，主要是通过他们心理学基本理论的比较分析，比较系统地反映它们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基本线索，从中发现整个学说的价值性联系。文章将在以下三个理论层次上展开比较：发生论、建构论、本能论。
一
在皮亚杰这里，发生论是作为心理学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即所谓发生认识论。按照皮亚杰所说：“发生认识论关心的则是概念与运演在心理上的发展，也就是概念与运演的心理发生。”（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页。）它的基本观点是：“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认识是发生的，“所有认识都包含有新东西的加工制作的一面”（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页。）。正如人是由胚胎发生发育而来一样，人的心理认识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应当从成人认识的角度，把认识理解为某种既成的东西，而应当理解为某种发生的东西。
皮亚杰的发生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生物发生学的影响。不过，如同皮亚杰在《儿童的游戏、梦与模仿》一书中所谈到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皮亚杰发生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发生心理学，可以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作出某种说明。这一理论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是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受唯乐原则支配的非理性的冲动；自我是一个代表理性和常识、根据唯实原则活动的意识系统；超我是根据社会行为标准在父母和师长的教训下所形成的结构，代表人内心中的理想和良知。不论本我，还是自我，抑或超我，都不是某种预成的东西。本我，作为本能的活动中心和心理代表是进化的产物。自我出自本我，是比本我更高级的心理过程，是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超我伴随着自我的出现而出现，它作为自我典范，是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注：奥布霍娃：《皮亚杰的概念》，史民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页。）可见，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心理学某种程度上都是试图以发生发展的观点解决心理认识出现的问题。
皮亚杰在研究儿童心理时发现传统心理学的一个缺陷，即它只看到了成人水平的认识而忽视了这一认识是从儿童心理发展而来的。就像几世纪以前的画家往往按比例缩小成人身材表现儿童一样，人们也总是把成人的心理模式运用于儿童。结果，正如墨菲和柯瓦奇指出的，直到“十八世纪，人们几乎从未发现有什么童年期心理学”（注：加德纳·默菲·瑟夫·约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51页。）。把儿童推向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并取得划时代成就的， 是皮亚杰。皮亚杰在这方面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通过探讨引起神经症的沉积的和潜隐的原因，……被一步一步地带入病人过去的生活中，直至他的幼儿时期”（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结果看到了“虽然幼年时代的大部分印象会被遗忘，但有些印象会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会形成日后患神经性疾病的倾向”（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儿童是成人之父”，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灵感已经成为弗洛伊德的一个思想模式，它客观上推动心理学把研究的重点从成人转向儿童，转向某种发生心理学。
虽然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同属发生论的范型，但它们的价值倾向并不相同。在皮亚杰看来，认识的发生是科学认识的发生，因为只有科学的认识，才算是真正的认识。这一界定是经过理性主义价值观筛选的。他的发生认识论，就实质而言是发生科学认识论。如他所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7页。）后来的研究者们，如奥布霍娃也曾指出：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是“关于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注：奥布霍娃：《皮亚杰的概念》，史民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页。）。虽然皮亚杰认为认识不起源于认识本身的某种因素，认识不预先存在于主体或客体的结构之中，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到，科学性的因素始终存在于认识的各级水平之中，存在于认识的起源之中。“皮亚杰在研究儿童心理中关于各种概念的发展时，心里就随时都照顾了与最新的科学概念（如爱因斯坦相对论）之间的关系”（注：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务馆1986年版，第1页。）。在皮亚杰的内心世界里， 发生认识论是以科学理性为最终归宿的：“我们一直致力于不靠哲学前提，只靠科学思考来建立一种科学的认识理论”（注：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袁晖、郑卫民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页。）。
皮亚杰在科学方法上受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某种影响，认为科学的方式就是“强制的划界和强制的核实”（注：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袁晖、郑卫民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他“决定把逻辑运算知识运用到心理学中来。他不仅运用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而且运用数理逻辑，……他还把概念分类运用到心理学中来”。与此同时，他又感到，“科学思想不可避免地提出视界的改变问题，甚至还提出了‘范型’的‘变革’问题（库恩）”（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3页。）。因此，在科学方法方面也就有某种变革：“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分析或发展分析的方法”的结合（注：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第86页。）。皮亚杰对这两种方法的统一性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了他的理性主义带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与皮亚杰不同，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的主要倾向是非理性主义的。第一，弗洛伊德的发生心理学归根结蒂是非理性因素的发生发展过程，它的中心范畴是非理性的，即无意识或本我。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的整个内容就是无意识或本我的全面展开。如弗洛姆所说：“弗洛伊德理论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激进的成就是‘非理性’的科学，即无意识理论的创立”（注：埃里希·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许俊达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页。）。作为非理性因素， 无意识或本我在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中处于根本性的位置：从精神活动的发生看，无意识是原初的精神活动，意识是在无意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精神活动的构成看，无意识在整个精神历程中占主体地位，意识只是其大圆中的一个小圆；从精神活动的动力看，无意识是整个精神活动发生发展的能源。在人格理论中，本我处于与无意识相类似的位置。自我、自我典范——超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弗洛姆也曾就此评述说：“通过把大量的意识思维贬低为欲望的合理化，弗洛伊德摧毁了理性主义的根基”（注：埃里希·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申荷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页。）。
第二，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的直接价值原则也是非理性主义的。在人格心理的结构中，究竟哪一部分的运作原则对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的答案是本我的唯乐原则。弗洛伊德赞成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协调统一，认为应当通过自我协调本我与超我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反映了他对理性协调的某种看重，但是仔细深究他的人格模式与文化模式却发现，虽然他也希望建立一个既文明又能满足本能欲望的文化模式，但是他特别强调，决不能“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牲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赖于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为先决条件的程度。”（注：弗洛伊德：《文化及对文化的不满》，第63页，转引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译序，第8页，高觉敷译， 商务印务馆1986年版。）在《文化及对文化的不满》“这部著作里，他对唯乐原则的重视尤较胜于唯实原则”（注：高觉敷：《精神分析引论》译序，第7页，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非理性的本我原则对人而言是更加根本的价值原则。
二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弗洛伊德的发生心理学在建构思想方面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皮亚杰建构论中表现的以收敛为主的倾向和弗洛伊德建构思想中以发散为主的倾向，分别体现了它们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不同倾向，因而具有当代哲学的某种背景。
皮亚杰的建构概念在发生认识论中是中心概念。弗洛伊德学说亦存在着明显的建构倾向，这种倾向既表现在弗洛伊德对心理过程的总体描述方面，也表现在某些具体范畴的规定上。就前者而言，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成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三个层次，后期又把它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指出无意识或本我是人类心理最深的发生层面；以此为基础，在某些条件下又形成了整体的结构。这一形成过程近似于皮亚杰的认识建构过程。在某些范畴的规定上，弗洛伊德的论述也包含了建构思想并影响了皮亚杰。
皮亚杰解释自我中心化概念时曾直接求助于弗洛伊德。皮亚杰的自我中心化概念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化“是指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主体和客体混为一体，这时主体不认识他自己而当他转向客体时他便不能不以他自己为中心的这种情况”（注：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06页。）。 自我中心“是一个不能意识其自身的中心”，“由于同缺乏分化相联系，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的”（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6页。）。弗洛伊德尽管没有提出自我中心化的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两方面内容——潜意识与主客体的不分他都有明确的阐述。弗洛伊德的自恋是一种主客不分、融而为一的无自我状态。他认为，在婴儿阶段存在的主客体尚未分化的原初自恋解除后，仍然可以建构成一种新的自居作用的自恋。这实际上用精神分析学的语言揭示了主客体的建构思想。
皮亚杰与弗洛伊德在建构理论方面最突出的相似之处，恐怕是对心理认识建构过程的动态描述。在皮亚杰那儿，认识的动态过程是通过自我中心状态的产生与解除予以说明的。这一过程表明，认识内部存在着矛盾的双方：一方是自我中心化，另一方是这种状态的脱离。这种情形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极易解释：心理结构内部存在着本我与自我的矛盾。自我中心化的不断产生是本我在不同时期存在的顽强表现，而本我在消除紧张方面的失败、自我通过第二过程的形成与发展则是自我中心化的某种解除。所以，正像自我中心化与潜意识或本我密切相关一样，自我中心化的产生与解除，与本我和自我的矛盾运动也是紧密相连的。这一动态的过程解释显然带有某种辩证性。
皮亚杰曾通过矛盾对立的两种倾向及其运动对建构进行某种说明：“所有的辩证观点都强调新异性概念，并力图由正题和反题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地发展出来的‘新的合题’来加以说明。”（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30页。）按照这种理解，任何建构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发散的倾向，一种是收敛的倾向。前者具有解构的性质，表现为结构的内外冲突、不平衡、不适应、瓦解或者间断无序。后者是保全结构的因素，表现为协调、平衡、适应以及连续有序。因此，同样是建构论者，由于对这两种倾向持有不同的态度，可能成为不同类型的建构论者。总的来看，皮亚杰表现出以收敛为主要倾向，弗洛伊德则表现出以发散为主要倾向。
皮亚杰的收敛倾向主要表现如下。
在建构功能方面，皮亚杰赋予协调、平衡这一类收敛因素以特别突出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识建构的四个水平上都有其相应的体现：在感知运动水平上，“主体活动的取得协调，……既是主客体之间发生分化的根源，也是在实物动作水平上消除自身中心化过程的根源”；在前运演水平上，由于同化的转换作用，形成了概念化，这种概念化的形成离不开协调的进展与分化，因为新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是沿着“主体内部协调的方向”和“客体之间的外部协调的方向”（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51—56页。）进行的；在具体运演阶段，通过协调，“预见和回顾溶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活动”，“意味着系统的自身闭合”，因而系统内部获得了必然性、传递性和守恒性；在形式运演水平上，协调作用一方面表现为运用同化客体的数学逻辑方法直接理解物理经验的材料，另一方面，能对数学运演进行相应的物理性解释，把运演归因于客体，最终是“数学演绎与经验之间的令人惊奇的符合一致”（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5页。）。
在对建构本质的认识上，皮亚杰把建构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收敛性状态，即建构归根结蒂是从结构到结构，从秩序到秩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说：“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6页。）。在《结构主义》中他有相似的表述（注：皮亚杰：《结构主义》，第44页。）。
在对建构过程的理解上，皮亚杰的辩证法模式不是动力型的，而是结构型的，即在其辩证法中，对立、矛盾、冲突、否定的因素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统一、协调、平衡、肯定的因素。可以以否定为着眼点说明这一点。在皮亚杰这里，否定是构造出来的，认识之初显现的是对立面之间的自动辩证融合，矛盾是随着亚系统的分化才出现的，否定是后发生的。皮亚杰还认为，在建构过程中肯定的作用大于否定的作用，因为只有当人们建构了比较充分的运演结构时才能理解否定。皮亚杰这里对否定的理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辩证否定的理解。
皮亚杰所以在建构论中如此重视协调、平衡、统一、结构，表现出以收敛为主的倾向，是与他重视理性、逻辑、秩序的理性主义倾向分不开的。皮亚杰的目标就是逻辑数学结构和因果结构，力求抽取心理过程的逻辑描述模式。他的逻辑描述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各个水平结构之间存在着可以通约的连续性。这一点和库恩的“范式”不同。皮亚杰的这一特色源于莱布尼茨。皮亚杰将莱布尼茨的心理－逻辑原则运用于心理学，比较充分地表现了现代心理逻辑主义的特点。
由于皮亚杰以质的、心理逻辑的结构差异作为发展阶段的原因，因而无法给予建构发展提供一种内在动力的说明。这种理论缺陷与皮亚杰的价值倾向是有关系的。在这方面，他与弗洛伊德形成了对照。弗洛伊德的建构是以发散为主要倾向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本我在弗洛伊德心理建构中居于根本性的位置，而本我本身的规定性是发散的。弗洛伊德曾这样刻画本我：它是“一种浑沌状态，一锅沸腾的激情”。本我“既没有组织，也有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一种使本能按照快乐原则得到满足的冲动。逻辑的规律，尤其是矛盾律，在本我中是无效的。”（注：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结构》，见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中“弗洛伊德论著选择”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收敛的因素如秩序、 结构、协调、平衡等等在本我这里是无地位的。本我恰恰是非秩序、非结构、非协调、非平衡，甚至时间序在本我那里也无地位：“在本我中没有与时间观念相应的东西，不承认时间的流逝，而且时间的流逝不会造成心理过程的更迭”。至于文化规范在本我这里更无地位：“本我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恶和什么是道德”（注：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结构》，见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中“弗洛伊德论著选择”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29页。）。
冲突范畴在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建构中以及在人格内部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意义在于，与协调、平衡范畴相比较，冲突在心理建构及心理生活中扮演着更为主要的角色。自我、超我的形成就其发生机制而言是本我与外在环境冲突的结果。其中，外部挫折和内部冲突作为纯粹的冲突性因素在人格形成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外部挫折是本我与外部环境直接冲突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挫折，自我和超我即自我典范才逐渐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分化，……是外部世界的影响的不可避免的表现”（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也因为有了外部挫折的影响才有了内部冲突的开始。人格结构形成以后，本我、自我和超我也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与皮亚杰对认识结构的描述给人的协调平衡感觉大为不同，弗洛伊德对人格结构的描述让人感到矛盾重重。他说：“可怜的自我，日子更不好过，它要服侍三个严厉的主人，还要尽力调和三位主人的要求。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而且常常是水火不容。这就难怪自我常因任务太重而给压垮。这三个暴虐的主人是外在世界、超我和本我。……自我感到自己从三方面被包围了，并且遭到三种危险的威胁。当自我受到的威力过大时，自我的反应是焦虑不断增长”（注：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结构》，第130—131页。）。
发散的本我是心理建构的能源。在弗洛伊德之前，费希纳曾认为人是一个能量系统。弗洛伊德的教师布吕克认为生物是一个化学、物理学定律均适用的动力系统。弗洛伊德则将此观点扩展为，动力学定律既适用于人体也适用于人格的心理建构。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一种动力心理学。弗洛伊德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我们认为在心理中——不管在自我中还是在本我中——好像存在着一个可转换的能量，这能量本身是中性的，它能被加在一个在性质上有区别的性冲动或破坏冲动上”。“这个可转换的和中性的能量从力比多——这是非性欲的爱的本能——的自恋储存中发展出来。”（注：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93—194页。）霍尔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说明：“本我是本能能量的蓄积所”，“所有的心理能量都是来自基本的求生本能和逃避死亡的本能”（注：卡尔文·斯·霍尔：《心理分析》，见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包华富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因此， “本我也就被说成是心力的最初储藏池”（注：卡尔文·斯·霍尔：《心理分析》，见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包华富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发散的本我是心理建构的能源，这一命题具有特殊意义。本我的非理性、发散性与本我的能源地位似乎是一致的。正是这种无序的燃烧着的能源，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我的发散原因。所以，弗洛伊德把本我视为心理建构起点的观点，以及相关的动力心理学特点，应该看作弗洛伊德建构理论中发散倾向的重要特征。
三
在皮亚杰和弗洛伊德这里，心理认识的发生有些近似于笛卡尔坐标系下的几何图线。如果把心理认识的发生发展比作坐标系里一条向右上方伸延的曲线，那么它可以分解为两个方向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源于横向的建构，另一方面则可以纵向地追溯于人的生命体本身的某种根源形式。对于这种根源形式，皮亚杰和弗洛伊德把目光都投向本能。
皮亚杰本能论与弗洛伊德本能论的内在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具体内容方面的联系；二是学术传统方面的联系。就认识的起源看，弗洛伊德把自我（理性、知识）视作本能的派生，是本能的心理代表——本我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同样，皮亚杰把本能看作认识结构的最初根源，是认识的生物根源和建构的起点；就心理认识的能动方面而言，弗洛伊德认为自我的能量来自本能，认识是本能能量转移的结果。皮亚杰则把认识的超越性在某种程度上归之于主体的能动性，把主体活动的源泉归之于活的有机体，或更准确地说，归之于自我调节的主动能力，而这种能力最初就是一种本能。这两个方面是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在具体内容方面的基本联系。
皮亚杰与弗洛伊德在学术范型方面都是继承达尔文进化论传统的。他们的心理或认识发生论实际上就是心理或认识的进化论。他们都是仿效达尔文的作法，依循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演化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从哥白尼的天体演化，到达尔文的物种演化，再到弗洛伊德、皮亚杰的心理－认识演化，代表了近世以来学术发展的一股重要潮流，是同一种传统的形成与延续。哥白尼的天体演化从大的范围来说是涵盖达尔文的物种演化的；而达尔文的物种演化，又在高级生物的属性获得上涵盖了弗洛伊德与皮亚杰的心理与认识发生。总的来说，这种演化发展的学术范型自近代哥白尼确立以来，其趋势是说明的对象日益具体并渐向主体性发展。弗洛伊德与皮亚杰的心理认识学说可以视作这种趋势的一种结果。所以，毫不奇怪，以演化为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弗洛伊德与皮亚杰总要为自己寻得一个演化的起点，这样一个起点，比较切近的选择就是本能。本能论，是他们共同学术范型导致的一个结果。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的结构》一文中曾论述这种方法论对拓展研究对象所起的作用。他认为，理解意识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觉、智力活动、感情等心理现象加以区分，而应当把重点放在比心理活动更为完整的躯体活动过程上，从躯体活动过程看心理活动的真正实质。这实际上阐明了转向本能论的逻辑线索。不仅如此，本能论还是弗洛伊德和皮亚杰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在理论内容上直接对接的结果。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大的方面是回答生物的生理演化规律的话，那么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则是回答心理演化的规律，而从生理到心理的逻辑过渡环节，其最合适的选择无疑是本能。
弗洛伊德与皮亚杰不仅在本能论方面存在着这些联系，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体现了他们在理论倾向上的深刻不同。
弗洛伊德与皮亚杰的本能规定性是不同的。弗洛伊德的本能是身体生理需要的体现，一种不守逻辑律的混沌状态，一种贪婪的欲望和无组织、寻求满足的冲动。它的特性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皮亚杰的本能则不然，他的本能是被理性梳理过的。在皮亚杰这里，本能被赋予结构的、逻辑的、协调的特性。如他所说，“动物行为学已经阐明了存在着一个各种本能的复杂结构，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说有一种本能的逻辑，并能分析本能逻辑的各种不同的等级水平；这样，本能在成为从遗传上说未编码的动作和人为制造的工具的逻辑之前，它先就是一种器官或有机工具的逻辑了。”（注：皮亚杰：《结构主义》，第35页。）皮亚杰正是用他这种理性化了的本能来说明认识从本能中的出现。他所以强调自我调节是生命的最普遍的特性，原因即在于此。他的本能论的理性主义实质在于，虽然认识并不预成于本能之中，但认识的理性特征却以某种形式预先存在于本能之中。
在弗洛伊德这里，本能的地位是高于其他的。从价值的角度看，本能的满足及其唯乐原则的实现对人而言具有根本的意义；从人格心理结构看，本能的心理代表——本我与自我、超我相比，处于更为基础的位置。相比较而言，皮亚杰的本能则无此地位和作用。它主要扮演建构起点的角色。如果说它是认识的生物根源的话，那也是经过抽象而留存的理性萌芽的功劳。即使是作为建构的起点，皮亚杰的本能范畴也只具有某种相对的意义。皮亚杰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如果我们已经集中注意于认识在儿童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开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有几乎是绝对的重要性，而仅仅是因为总的说来它们没有受到认识论者们的注意。”（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7—18页。）
弗洛伊德与皮亚杰的本能在能动性状方面也是不同的。在弗洛伊德这里，本能是心理能量的储蓄池，它自身就是一种能量的存在。这种能量是未特化的、未结构化的，也就是未经任何整理雕饰的天然待渲泄状态，是一种量的存在。皮亚杰的本能则不是这样。它主要是一种质的存在，被刻画为主体的一种能力，一种“能耐”。即使这种质的存在也具有某种特化了的形式。例如同化，作为主体的结构性活动，它是主体能动性状的具体形式，是结构化了的能动性状。这与弗洛伊德的本能能量非结构化的性状是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形成了弗洛伊德与皮亚杰本能论上的微妙区别。
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在本能论上的差别，是两者价值倾向的进一步体现。作为一个非理性主义倾向者，弗洛伊德对本能作了非理性的描述，并赋予这种非理性状态及其心理表现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应，本能的能动性状也是以量的不定型扩张态而存在着。作为一个理性主义倾向者，皮亚杰则对本能作了理性化的分析和解释，并将其地位和作用限制在理性的框架之中，给予一种相对的理解。即使是本能的能动方面，他也从质的方面给予结构化的理解，从而大大限制了本能在量的方面扩张的空间，钝化了本能的发散性。两人在本能论上的差别与他们在建构论上的差别具有相似性。只是在本能论这里，由于本能范畴的特殊性，差异显得更为突出而已。
综上我们看到，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而且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不同价值倾向。这种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分别贯穿于皮亚杰和弗洛伊德心理学整个学说，在三个层次不同的理论或思想逻辑比较中，我们比较系统地看到了这种倾向的表现，看到了这种倾向如何顽强地影响了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选择，左右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他们的学说定下了基本的色调。反过来我们也注意到，皮亚杰和弗洛伊德对他们学说分别所作的系统的阐释和论证，无形中又加强了他们对各自价值倾向的确认，从而实际上成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辩护学说。所以，这种价值倾向和认识理论的有机的整体的统一就分别构成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本文对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比较研究就是试图说明这种心理学形态的存在和构成，揭示这种心理学形态中价值倾向与认识理论的内在关系，旨在使得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更加具体和深入。
耐人寻味的是，在弗洛伊德与皮亚杰之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之间出现了某些新的动向。这些动向扼要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两种心理学形态显示出相互接近的势头，存在着某种消解和再建的倾向，反映出当代心理学试图从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角度解决心理问题的趋向；二是在这种消解和再建中，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倾向似乎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当代心理学领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形，即试图立足于非理性域确立非理性与理性的某种联系，从而实现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价值形态的某种新的整合。这恐怕是对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学说比较以后更应当值得我们重视的新的走向。限于篇幅，将另文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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