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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281 （2000）03—0020—04
弗洛姆对语言问题的探索特点，在于他把语言放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整体中来思考。他认为语言不仅是能够很好体现社会有机整体和社会的历史时代性的重要的社会因素，而且在现代西方社会，它构成了对人的社会意识进行过滤的特定机制。他的这一见解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验成为意识的条件和一般过程
马克思说明了社会力量决定人的意识的理论。但是，弗洛姆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则是社会力量是如何具体地、独特地决定人的意识的。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将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分为两部分：社会意识与无意识。社会意识是由社会所塑造的，在这一部分意识中，主体的人丧失了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服从于外在社会权威，往往是虚假意识；而社会无意识是真实的人性反映，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的认识，是与现实社会不相符的“异端邪念”。对于这种具有叛逆性质的社会无意识，每一个社会都是不允许其成员意识到的；普通的个人也并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与该社会的文化模式的冲突，因而或者是加以社会压制，或者是利用内在化的方式加以过滤。我们知道，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产生着形形色色的经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为我们所意识。对于任何成为意识的经验来说，它需要有一种理解系统，用弗洛姆的话来说，它必须是按照有意识的思维被组织起来的范畴来理解的。在我自身之内或自身之外发生的任何事物和经验，如果它不能与现行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发生联系而被理解，它就无法被意识到。
一个社会如何决定哪些思想和情感能够达到意识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起康德关于人的知识何以可能的理论。康德认为知识中有经验的东西作为材料，然后加上先天的形式，只有感觉还不成为知识，知识要由两种成分配合而成：一种是外来的感觉的杂乱无章的质料，一种是内心的有条有理的形式，二者缺一就不会有知识。我们的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并不因此就得出结论，以为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发生、产生，因为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于我们所感受的印象和我们自己的知识能力本身所提供的东西所配合而成，感性的印象不过是引起知识能力的机缘而已。外来的感觉材料是不成形的，处于混乱状态之中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依靠我们内心所固有的一套先天的认识形式才成其为有条有理的知识。这套先天的认识形式在弗洛姆看来， 则是由社会行为的规范系统构成的“社会过滤器（Socialfilter）”。人的经验要成为一种意识，这取决于社会过滤器的过滤和筛选，即社会无意识转变为意识必须与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和规范系统相结合。经验只能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才成为意识，即经验只有借助于概念体系，借助于它的各种范畴，才可以被感知、被联系起来，形成条理。弗洛姆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1]就是说， 由这个体系过滤人的全部经验，允许某些无意识经验通过，转化为意识，同时又阻止另一些经验成为意识，压抑在无意识领域。而经过过滤器筛选的这些意识，实际上不过是由社会产生并为社会所使用的要素而已。由此社会无意识的压抑才有可能，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稳固。
二、语言的意识过滤功能
弗洛姆提出的社会过滤器，其组成的重要方面是语言，“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上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2]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总是与人们的行动密切关联的，可以用语言表达，通过语言逻辑表现出来。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因而总是与意识相关联，弗洛姆指出“马克思观察了意识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意识的社会本质”[2]，他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语言与意识的联系。 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的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 由于语言是生动的经验生活的僵化和复制，由于语言无法描述许多丰富的、细致的体验，于是这些体验便不能上升到意识领域中。由此可见，语言是与社会无意识格格不入的，凡是表现为语言的，必然作为社会意识，社会无意识无法通过这种语言来表现，因为通行的语言无法提供给我们表达内心经验的词汇，因此就形成了对意识的过滤。弗洛姆认为，语言的这种过滤作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某些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以充分地表达这些感觉。这样，能够用语言表达的经验即可被人们意识到，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经验，就被滞留在无意识的领域内，不容易被人们察觉到。按照弗洛姆的观点，由于东西方人所使用语言的不同，即文化的差异，那么他们所体验到的经验也就迥异。语言的过滤作用的第二层次是由于语言的句法、语法以及词根意义的不同，使人们偏重于某些词汇和经验，而限制了对某些词汇和经验的意识。“各种不同的语言区别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语言用来表达某种感情经验的语词不同，而且在于它们的句法、语法以及语词的词根的意义不同。整个语言包含了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从某一方面来讲，语言仍是经验生活的一种僵化的表述。”[2]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 通过固定在其中的整个精神，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由感情引起的不同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不能够表达的。这样，人们的一些经验要成为明确的意识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在社会中被严重地压抑。
总之，可以说一种经验对于无法表达它的语言来说，是难以成为意识的。正如弗洛姆所言：“人民大众的语言似乎用更多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感情，这一种语言却没能像我们那样着重强调经验的理智方面，而我们现在的语言仅仅意在表达那些能够经受我们那种逻辑考虑的感情。这个现象也成了动力心理学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的语言并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描述许多内心体验的词汇，这些内心的体验与我们的思维结构是不符合的。”[2]语言通过语词来压抑社会无意识，经过词汇的过滤， 一些内在的体验和感情无法进入意识层面和意识领域，因而也无法表现出来，而被压抑于社会无意识层次。无意识就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这就是梦——一种被遗忘的普遍的象征性语言。
三、关于弗洛姆语言过滤功能论的理解和评价
关于弗洛姆语言过滤功能理论，我们的第一个理解是，语言与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语言与思想和观念的关系，马克思曾阐述过这样一些思想。马克思说：“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使我们根据经验区分物并命名，从而逐渐产生了语言。[4] 马克思有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5]此前， 他把语言称作“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6]。 马克思还写道：“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7]这无疑是说：第一， 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表现形式和载体；第二，语言是思想的存在方式；第三，语言是思想的构成要素。只能通过语言来研究思想和观念，并且语言也制约着人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形成。所谓“现实”，就意味着思想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可能性，把语言作为载体：而所谓“直接”就意味着不通过其他中介，思想也就不能隐藏在某种实体背后发号施令了，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外壳，而是直接与思想同一。
关于弗洛姆语言过滤功能理论，我们的第二个理解是语言对思想的产生有筛选作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社会交往的工具。对于人的意识、人的思维过程具有制约筛选作用。而且，总是体现为一定社会历史的特色和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和习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所谓“资产者的语言”或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的某种语言等等提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同等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5] 恩格斯也有过类似的论断：“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 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8]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社会关系都用金钱来衡量，因此，不能不导致这样的事实，即在语言上也充分运用了商业术语和经济概念。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观念不同，也会形成一定特色的语言。它对人们的经验能否进入自觉的意识领域，起着过滤和筛选的作用。
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资产者的语言”一样，拉法格也论述过“贵族语言”。他指的贵族语言，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17世纪法国贵族使用的特定的交际工具，是阶级意识隔离的“一道壁垒”，他说：“在整个中世纪，贵族住在他们的庄园里，四周是他们的藩属和农奴，可是君主政治把他们集中在巴黎；于是他们攀附在国君周围，形成他的朝廷。他们丧失了古代封建主的独立性；他们扯断了和别的一些阶级联系的纽带，而成为国家中的一个特别的整体，而且到最后成为与全国陌生的一个整体，退居贵族阶级的首都凡尔赛。贵族既不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更不过平民的生活，他们创造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思想和全国多数人显然不同，正如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以及手工艺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同；其结果，他们自然就在衣服、举止和语言方面和别的国民都不一样了。他们的专用语言，正和他们举止的彬彬有礼，他们的仪节的等级分明，甚至他们入席和饮食的样子一般，象一道壁垒似地屹立在他们四周，使他们和别的阶级隔离。”[9]一种经验，对于无法表达它的语言来说， 是难以成为意识的。因此，语言也可以成为某种意识形成的巨大障碍。
关于弗洛姆语言过滤功能理论，我们的第三个理解是我们应当重视语言对意识的过滤功能，可以而且应当正确地利用语言对意识的筛选功能。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语言成为人的自由解放意识的障碍一样，在基本的时期，旧的语言也会成为革命意识形成的障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注意由于语言过滤而被压抑的、忽略的新的意识萌芽、新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要注意改造我们的语言，拆除旧语言所形成的意识过滤的藩篱。这就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反对语言乏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语言问题受到空前的重视的原因；也是语言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冲破教条主义束缚，扮演重要的角色的原因。
〔收稿日期〕200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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