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世俗的抒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流行歌曲论文,世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争议中兴起
阿正：流行歌曲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流行歌曲在国内唱遍了大江南北，它的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可能是流行歌曲在许多方面承承担了这个时代的抒情功能。有些人在谈话中、在家庭里常常引用流行歌曲，就像当年我们引用伟人的语录一样，比如说“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等等。相对于经典音乐来讲，大家把流行音乐看得浅了一点，相对于诗歌来讲呢，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比较通俗。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文化欣赏的倾向在往通俗化、大众化甚至是往底的方向走？或者说流行歌曲开辟的是一个新的文化艺术空间？
谷建芬：20年的发展太不容易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今天不可能都说完。从我自己来说，其实原来在创作上并没有定位为流行歌曲。在中央歌舞团里什么都写，那时更多的是团里合唱、独唱的改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开后，真是有点门庭若市，年轻人都找上门来，一是表达他们听这首歌的喜悦心情，另一个是鼓励我不要停。40多岁的人，写出年青人喜欢的歌，很多人都不相信，所以当时来找我的人，一进门还以为我是作曲家的妈……
流行歌曲的兴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80年代初，围绕它有过两次相当大的交锋。你们可能也都知道。这交锋，实际上是时代变迁过程中，两种思想观念之间，大众和习惯了的官方意识之间发生的摩擦。人民大众其实是简单的，就是希望艺术回归大众，艺术还原于人民大众。因为在那么长的时期里，文化艺术都是作为一个政治舆论的工具来用，那时候你们也知道，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你不能写别的，写别的就算资产阶级思想了，就是右。改革开放初期两种观念发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20年来流行歌曲尽管弯弯曲曲、坎坎坷坷，最后的结局是深入人心，进入了千家万户，去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
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我感到非常欣慰，一个东西的发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80年代初有些老同志看不惯这些流行音乐，特别是港台的东西进来后，他们觉得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当时也有点饥不择食，良莠不分，遭到许多人的责难。但我觉得可以理解，在那么长的时期里，没有什么歌声去表达他们那个年龄的欢快，而音乐，特别是流行歌曲，主体是青年，青年能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所以我觉得从主流上讲，事情发展到今天是非常好的。当然具体地说，这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当然就肤浅。但好的就是好的，一首歌如果感动了那么多人，那么它还肤浅吗？
冬风：它开辟了新的文化、精神空间
很多人一提流行音乐就联想到肤浅二字。“流行音乐”到底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些辞书，没查到准确的定义，查到古典音乐时，发现了最后一段话：流行音乐是相对古典音乐而言的。流行音乐是不是肤浅的、通俗的、低下的？我赞同谷建芬老师的意见，不能一概而论。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一样是一门艺术，社会已深深地证明了它的价值。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古典音乐的特别是理性的、比较节律的。流行音乐的特别是比较抒情的，也较粗糙，当然也可能比较放纵。它贴近生活，反映了这一代人要说出来的、要喊出来的、要渲泄出来的真实情感；古典音乐是很深沉、很深刻的，在国外被认为是对神的倾诉。流行意乐则是狂欢的，甚至是狂想的、爆发性的，这其实恰恰是人性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古典音乐放在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是自己的和统一的，流行音乐则是极端的和出格的。它们无所谓高下，更不能说流行歌曲唱红了就意味着社会水准、社会文化的下降。
古典音乐原是无标题音乐，后来发展成有标题了，一直发展成了歌曲。从这个体系来看，它是人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发展的产物和结果。流行音乐从总体上说，应该还是走在前进的路上，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姿态。回顾20年来的历程，完全可以说流行音乐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的空间，一种精神的空间。
表达什么及如何表达
阿正：怎么把握时代脉搏？
刚才冬风提到，古典音乐被认为是对神的倾诉，那么流行歌曲是不是大众自我期望的表达？作为一个作曲家，如何把握社会的脉搏及公众的心理需求呢？
谷建芬：有感而发，真情倾诉
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表达着自己，而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人生、表达生活在地球上的感受，就形成所为“各人各走一路经”。你作为作家，不写就觉得心里难受，搞科学研究的，就想通过不停的研究，去发现，去渲泄。我的办法呢，就是将我所有的感受用歌唱出来。在生活中观察、思考、追求，有感而发。词曲作家将这些感受用真情来倾诉，那么群众就用真情来接受。我这些年的作品是否就是这样唱出来的？很多人表示喜欢，但说不清为什么。音乐是心灵的沟通，是心灵的感悟，常常说不清，道不白。如果让我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用语言无法表达，但用音乐来诉说，在音乐流动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阿正：您眼中的20年都是暖色的？
您的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20年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不是因为您觉得有很多好东西需要去表达？您的歌里有很多向上的激情，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在我们喜欢唱歌而没有歌唱的年龄出现，反响极大。我们一直是用这种向上的情调来欣赏您的歌，似乎20年来您对社会的看法，基调都是暖色的。
谷建芬：珍惜创作的自由
在80年代这段时间，我的歌比较多，我写的歌和我自己所处的位置及当时的处境，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反差的。人们从我的歌声里面看不出老太太好像还有些难受的事，还有些想不通的事。我当时为什么那样写呢？我觉得我得到的这种创作自由不容易。我20多岁从学校出来，到40来岁，这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可是一眨眼过去了，由于没有创作自由，心里好闷。40多岁我才等到有创作自由的这一天，好像是火山爆发一样，憋在心里那么长时间的好多好多的话就化成了歌。我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哀叹，没有必要去怪罪谁，参加运动的革命群众过得也挺苦的。所以欢天喜地，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敞开胸怀去迎接、拥抱这个新生活。唱还来不及呢，就是当时的心态，所以作品都是你说的“暖色”的”。
到90年代后，我进入《三国演义》的创作时，在音乐中倾诉了我一生许多的感叹。音乐一开始，走进了一种意境，悲凉了些、深沉了些、沧桑了些，我借助《三国演义》开篇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抒发了我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几十年来对人生，生活的另一层次的真实感受。
阿正：生存状态与艺术空间可以分离？
您自身经历许多坎坷，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您在艺术创作中塑造一个比较完美的理想化的空间。比如说，80年代这10年间，您也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您的歌声带给观众的恰恰是一种向上的、欢快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跟他自己的生存状态可以完全是两回事，他可以为自己虚构一个完整的、比较理想的艺术空间，对吗？
谷建芬：我追求的是“大我”
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地说。从我创作的一个主导思想来看，从我们这一代过来人来看，基本上都是一种“大我”的情感，反映“大我”的问题，而现在许多流行歌曲反映的是“小我”，比如：咱们三个人，咱俩好了，他从中插一杠子，因此我就失恋了，就痛苦了：爱是难舍的，你的恨在我的心里，我的情在你的眼圈里……生活的空间变成你、我、他三人的了。而我们那个年代，基本是反映“大我”。现在有些青年人一直说我们假正经，其实不是。
常常使我感动、激动的，是国家、民族、群体的命运遭受考验而一些人为它去奋斗去牺牲的时候。这是最值得去写作的。比如现在，我就想写一首下岗的歌曲。下岗是好事还是坏事？国家经济发展到晚痛不如早痛的时候，这刀多痛都得下，因为这是一场革命呀。从国家的长久之计说，它是一件好事，但作为现实，它又是非常悲壮的。这种很值得去写。怎么写呢？我想我们要用这首歌来反应这个时代发展的脉搏，去抚慰人们的心灵。下岗的痛苦我是理解的。但不这么做，国家确实是不能往前走。对我能有震憾力的就是这类问题，这就是“大我”的情怀，真实的感受，一点都不矫情。
冬风：感受生活，反映时代
流行音乐到了冷静下来的时候，应该说社会就进入到一个进步的时代，这使得我们的作曲家能够用自由的心灵去感受它。但是公众通常所理解的流行音乐，不全是我们所谈到的这部分很积极的东西，而是大量不积极的东西，灰色的东西，它们充斥整个商业化的社会。所以我想，我们的作曲家、流行音乐的创作者也需要寂寞，在这种寂寞当中去感受社会、反映时代。
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阿正：流行歌曲的主题有什么特点没有？
谷建芬：音乐形象是最重要的
其实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其他所有文艺形式的主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当然我们当年的流行歌曲和现在青年人喜欢的不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时候的“大我”和现在这个“小我”。爱情、生活，无非是这两大主题，我想。但是最重要的是介入者对这两个大的主题的心态，是从那个角度切入，这就是千变万化的了，它可以喜，可以怒，可以悲，可以忧。从音乐创作来讲，我自己感觉音乐形象是最难的一个课题，这个难题恰恰是音乐学院的课程里不讲的，作曲法里没有。音乐的形象是需要通过你的生活基本功来确立的音乐形象。就是你如何对待这个社会，如何去看这个事情，你觉得它是亮的、还是暗的，这形成了你确立的音乐形象。当然从旋律上来进，你可以写100种，或者说100个人写，能写出100个样子来。所有的主题，流行歌曲都能加以表达。 它可以是经典的、神圣的，也可以是浪漫的、抒情的，它还可以是渲泄的。
冬风：表达人类的生命激情与情感
流行歌曲从总的说来还是反映人的情感世界，一些不通过爱情来反映的情感，同样也是在反映一种博大的爱，一种仁爱、一种善良、一种美好。所以说，流行音乐也好，流行歌曲也好，实际上都是表达人类生命、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
阿正：许多人议论说，流行歌曲的字词很多不规范不合格，如何看这种情况？
冬风：能表达公众心声就行
流行歌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众化、平民化，如果你单独拿出其中的一句话来分析，可能发现逻辑上、语法上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东西，只要它让公众听懂了，公众知道歌中表达的意思，就行了，因为这样它就起到了抒发民众情感的作用。
阿正：怎么选择歌词？
谷老师作过词吗？您在谱曲的时候，对词作者是不是有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说，对他的词当中所体现的情感，文化的品味，包括语言表达的韵味等等有要求有选择吗？
谷建芬：白而寓义深刻的最好
我没有写过歌词，当然有时候会帮人家改动一两句。至于选词，就跟买衣服一样，每个人各有所好，不能说谁选的就一定好，谁选的就不好，这是根据各人的生活经历、那个时候感情上的需要选择的。我对词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作为歌曲本身来讲，词是很重要的，它是确定音乐形象的第一步。我对词的要求，首先是它要白，因为歌曲时间很短，第一句话没听懂，第二句就找不着了，第三句就白唱了。我觉得歌词的第一句很重要，歌曲的第一句也很重要。新的作品在跟观众见面的时候，观众并没有准备，比如报幕员说：下面给大家演唱一首《思念》。大家并没有做好“思念”的情绪准备，事前根本就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所以第一句特别重要。有的歌曲题目似是而非，听众根本无法去做任何感情上的准备，所以我要求的就是开门见山，你要说什么事，第一句就要说出来，第二句话要围绕着第一句话引伸，总之，整首歌都是要围绕着第一句展开，最后歌词歌曲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合，也就是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一首好词就是白而寓义深刻。
阿正：一些比较差的歌词，加上现代商业包装流行于市，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谷建芬：这是市场的悲哀
这个呢，无奈了。这样的歌人家写了，本来水准就低，人家本来就写得不好，这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为什么让这样的东西上市，这就是我们目前市场的悲哀。所以造成了人们对流行歌曲的埋怨。有些歌词确实是文笔不通，这也许是一种时尚？我看报纸上说，大学校园里产生了很多新的词组，就是说起来大家都懂，但文笔不一定通。我能理解这种现象，也接触过一些有文化的年青人的口头禅，他们觉得好玩，商业社会的时代这种娱乐的心态比较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沉重心理就不多了。
阿正：您怎么选学生？
您培养了许多学生，大家都说谷老师的学生无论男歌星还是女歌星都挺漂亮的，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流行歌曲流行的程度会不会受到歌星形象的影响？您是如何挑选学生的？
谷建芬：悟性与形象
我的学生嘛，起码看着顺眼。我选择学生来进修比注重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他对音乐的悟性。声音好坏对流行歌手来说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演唱的个性和特色，而不是说他声音一定要亮，一定要有共鸣。他在音乐表现上的悟性，就是说他的投入感如何最重要。其次就是形象。实践证明，现在是电视时代，唱得好，形象也好就更好。唱得好，长得不好，但他的演唱确实感动了很多的人，观众仍然是接受他的。所以说明最重要的还是演唱本身。
阿正：您招收学生是教他们唱歌呢？还是给他们写歌？
谷建芬：树立作品风格与演唱风格
主要是用我们自己的作品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歌手，而不是去嚼别人吃过的馍。我就是用这样的做法来回答所有反对我的、对我的事业表示怀疑的人。我的主要责任就是给他们量体裁衣，专门给他们写歌，然后教他们唱歌，一句一句地抠，同时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写的，表达了什么感情，这个歌的布局是怎么安排的，哪一句该怎样呼吸，如何咬字归韵等等，通过这些技巧更好表达一首歌曲的感情，以此树立起我们自己的作品风格与演唱风格。
阿正：冬风，你怎么评价流行歌曲的歌手与歌曲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歌手的风度、个性、身材、演唱对一首歌的传播是重要的吗？
冬风：整体素质最重要
应该说，这些还是非常重要的。表演艺术就是要给人一种美，在演员中有一句行话，就是说这个人有台缘，他一上台大家就喜欢他，看上去就舒服，这个台缘所反映的东西是综合性的，包括演员的素质、给人的总体印象，乃至着装、发型等等。作为舞台艺术、电视艺术来讲，它反映出来的必定是歌手的整体素质。
音乐+电视是成功的尝试吗？
阿正：如何评价“MTV”？
艺术发展史上常常有不同艺术形式互相融合的成功范例，中国古代诗、书、画、印的合壁就被世人称为“四绝”。近十年来，海内外都在尝试着把歌曲与电视联结在一起，这就是公众熟悉的“MTV”。 那么这种组合是否成功？它的前景如何？你们对中国音乐电视的评价怎样？
谷建芬：我自己不太喜欢
我每年都是中国的音乐电视的颁奖嘉宾，1996年我没参加颁奖，结果自己还得了一个奖（中国音乐电视最佳作曲奖）。中国的音乐电视起步比较晚，但那势头一年比一年猛， 发展挺快， 中央台开办了一个“MTV”栏目，收视率比较高，确实让老百姓耳目一新，开了眼界， 其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东西，但是，很快就形式一窝蜂的状态，什么歌都拿来TV 一番，谁都能去导一个MTV片子，于是泥沙俱下，大家就看不下去了，觉得MTV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了。从我自身来讲，我不太喜欢“MTV”，通过MTV喜欢一首歌，让我投入地去听，绝对做不到， 它的画面把我干扰得一塌糊涂，我个人并不喜欢，但市场是另外一回事。
阿正：它能给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谷老师代表了一种看法，但是有一些群众认为，音乐与电视的结合给了人一种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同时它能帮助一些音乐素养不高的人理解、欣赏音乐……假如这能使您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您愿意吗？
谷建芬：是休闲活动，而非音乐艺术
另一种看法也对。但充其量只是一种休闲产品，它就是让人们一下子什么都看了，取得一种愉悦感。
我的作品如果要拍“MTV”，我只拍山川河流，只拍大自然， 演员可以唱，不出演员任何图像。我想，借助山川河流、大自然，比如风雨交加、小溪流淌等等，都可以表现你的思想感情，而且那种感情任何人看了都会为之动容。
阿正：好的画面语言能阐释音乐吗？
实际上您是因为以往的音乐电视没有表现好？那么如果有好的表现，比如说您自己来创意，很好地阐释您的作品，用“MTV”表现出来， 您认为应该会成功吗？
谷建芬：音乐是不可切割的
也很难说。因为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宁愿拍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唱的那种感觉，镜头不要跳，让人们静静去听他唱，去欣赏他的“M”画面缓缓地流——“M”是流动的，你怎么可以去给我切割开呢，那与“MTV”是两回事啊！
冬风：“MTV”是商品而不是音乐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MTV”就是一种商业的东西， 实际上它就是把人们生拉硬拽地引向与“M”毫不相关的那种情境当中。“MTV”本身绝不是一种文化，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文化的内涵在里头。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无非就是青春、美貌、时尚、艳遇及异国情调，所有这些东西强行地灌到你脑海当中，灌到你视觉当中，所以它更像是一门工业技术。
商业化的趋势及版权保护
阿正：怎么评价音乐作品的商业化趋势？
任何一种新的事物，初期总会有许多不足，但除非它没有前景可言，否则它总是能不断地发展、完善， 在大千世界中找到恰当位置。 “MTV”应该也是这样。
下面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按传统的理解，像谷建芬老师这样的音乐家是呆在象牙塔式高雅环境中的，但是作品通过“MTV”的传播， 延伸到最商业化的地带去了，就是说它跟酒楼、歌厅等等都产生了关联，这种关联可能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你们怎么看这种商业化的趋势？
谷建芬：市场经济时代要靠法制来保护著作权
现实的发展，不是哪一个人在家里发发火就能够左右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后，商业大潮汹涌澎湃，各种事情都粉墨登场，很新鲜很热闹。我们的作品被人作为商业手段之一，也是不奇怪的。过去说文人下海，我对这事一直觉得不妥。因为文人是感性化的，理性的不是很多。经商讲的是“无毒不丈夫”，是得狠下心来。可是做文艺的又很讲究朋友，讲究形象，下海多以失败告终。我想，难道要发财就非得下海吗？非得开个饭店或者搞一个贸易公司经商才能发财吗？难道我们的音乐作品就不值钱吗？最后，著作权法的出台，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
国外的音乐产业，比如日本、美国的音乐产业，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占国民总收入的10‰。我做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一个成员，曾随国家版权局的领导一起去美国参加过双边谈判与签约。虽然我们现在版权保护的起点相当低，但是我从这里面看到了希望。我也访问过日本；日本音乐家如果有一首歌久唱不衰，那么他的版权收益就极为可观。因此我的心态很平静，因为看到了前景，所有脑力劳动者的权益，要靠著作权法来保护。多出好作品、多出精品、多出为社会所需要的、喜欢的作品，将来就能依法致富。这就是商业化时代我们惟一的出路。
阿正：要等多久？
您对这种受保护的前景有信心吗？您估计咱们在多少年内能看到像您的日本同行们受到保护那样的景象？
谷建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信心我是有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参予立法工作以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历史悠久，但长期是一个人治国家，而没有法制。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立法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更严重的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纠，所以往往是定了法律，掌权者却不懂法，而按他自己的理解来办事。我对一些事情确实感到很无奈，觉得意识的改变是很重要的，有了执法观念法才会有威力，所以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冬风：商品化趋向势不可挡，批评家队伍不可或缺
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必定要冒商品化的风险。反过来，商品化的东西肯定要向你这种文化来投机，它俩是相辅相承的，这也是历史发展到商品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流行歌曲的商业化也是一个趋势。因为它是通俗的、大众化的，存在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这种商业化的过程还必须有一些东西来制约与规范，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制度，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及，这就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意义的乐评队伍，现在的一些文章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乐评，而更像一种包装、一种广告，说到底，它是一种商业文化。
阿正：中国能出现音乐批评家队伍吗？
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它要健康发展，确实需要有一批理论家站在一边进行比较客观的、现性的评析，他们会发现一些创作者自身不可能发现的不足，给创作及艺术的发展提供好的建议。音乐家的创作中一定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乐评人就能发现它并加以引导。现在音乐界缺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谷老师这些年来是否碰到过比较好的音乐批评家？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出一批独立的、严肃的、敬业的流行音乐批评家？
谷建芬：寄望于批评家与传媒
现在确实是缺这个，以致一些所谓的流行音乐评论成了一种商业包装、广告效果。我知道有一位叫梁茂春，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写音乐评论。还有金兆钧，从80年代开始写音乐评论。我读得多的是李凌的，当时他是中央乐团的团长，写了很多的音乐评论的文章。看这些文章有好处，在创作、表演上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对艺术家很有益处。我希望多几个这样的评论家，并希望媒体给他们充足的版面，使中国的音乐事业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阿正：大家共同努力
流行歌曲是大众文化中最具号召力的艺术形式之一，任何文化工作者都不应该忽视它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也不应忽视自身在大众文化建设与批评上的责任。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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