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特区的历史命运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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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诞生以来,特区的命运经历了一次次挑战和考验,特区也在挑战和考验中走向发展和成熟。伴随着特区的发展和成熟,挑战和考验也日趋增多。这些日趋增多的挑战和考验,有些属于日积月累的沉淀,有的则是新近出现的。可以说,特区目前正处于它诞生以来最困难也是最困惑的时期。特区的命运究竟如何?特区还要不要继续“特”,如何特?特区的“戏”今后怎么唱?特区内外,人们广泛关注并议论这些问题。本文就来集中谈谈这些问题。

一、特区命运的现实困境

1、特区引进外资的国际挑战

特区是利用外资为主进行开发建设的专门区域,但从1993年以来,世界上吸引外资的热点地区逐渐增多,国际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显著变化,竞争逐步加剧,使特区引进外资面临新的挑战。

挑战首先表现为国际资本市场供给趋于紧张。这主要是由于困扰发达国家多年的经济衰退问题普遍缓解,走向复苏,造成发达国家本身资金需求增大,可供输出的资本减少。1993年以来,美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火车头”。西欧国家经济于1993年夏季进入谷底,尔后开始复苏,其低通货膨胀率、宽松的政府货币政策和紧缩性投资支出,将维持经济中速增长。日本经济自1991年末进入战后最严重的萧条,1993年第四季度进入谷底,1994年以来恢复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使这些国家本身资金需求趋旺,投资收益增高,从而使其对外投资增速减缓甚至投资减少。

挑战其次表现为国际资本市场需求增大。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纷纷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从而使世界上吸引外资的热点地区增多。

首先在亚洲。在我国周边的东亚和南亚国家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放宽外国投资的行业限制和方式限制,规范市场行为,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外国投资的第一大热区。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老挝等国相继开放了石油开采、电力、电信、航空、航运、金融等外国投资“禁地”,鼓励外资以合资甚至独资方式投资经营。印尼取消了外国独资企业直接投资的最低限额,大幅度放宽外国投资者转移股权的规定,近几年每年吸引大约100亿美元的外资,1994年以来,外国投资成倍增长。有些国家甚至对重点行业的外国投资提供收益率担保,例如,印度、菲律宾等国为消除外国投资者对投资本国电力工业的担心,政府提供年收益率16-17%以上的担保,极大地刺激了美欧等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电力投资。例如,美国工商界对印度基础设施计划产生极大兴趣,使印度向外开放的总额为250亿美元的35个电力项目中,25个由美国电力公司大包大揽。越南虽然实行开放政策时间不长,但引进外资成效显著,势头强劲,1994年以来,日本、韩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高层领导人先后携企业家访问越南,试图同越南建立广泛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纷纷在越南投资建厂,且规模不断扩大。美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将会成为在越南的重要投资者。对外经济一直发展缓慢的老挝,也在1994年5月颁布了《鼓励和管理外国投资法》,鼓励外国个人和法人来老挝投资。在泰国,日美欧1994年掀起了继1973年和1985年之后的第三次投资热。经济增长强劲的韩国、新加坡,吸引外资的势头也十分看好。

其次在拉美地区。1993年以来,拉美经济发展令人鼓舞,而北美自由贸易区进入正式运转又使该地区的发展如虎添翼。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分析,拉美大部分国家的预算都能合理使用,货币基本稳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它们实行一系列私有化政策以调整经济结构并积极引进外资。拉美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已超过1000亿美元,长期以来困扰拉美经济发展的外债问题得到缓解。颇具权威性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说,由于政府宏观管理适当,经济结构调整顺利进行,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和委内瑞拉6个拉美国家已进入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列。墨西哥的新外资法于1994年1月生效,使几年来不断修改和完善的外资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下来,赢得了外国投资者的信赖,于是外资大批涌进,到1994年底达700亿美元。同时,墨西哥政府抓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契机,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革金融体制,全面实施银行私有化,允许设立外国银行,促进金融中心的发展等。但1994年底骤然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墨西哥的做法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教训是开放市场过快,外汇管制过松,过早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过分依赖外债等。智利被称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楷模,军人还政于民的平衡过渡,经济的稳步增长,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解决贫困实现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措施的逐步实行,使外界对其经济充满信心。阿根廷是拉美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连续3年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外汇储备充足,经济发展后劲很足。巴西素称拉美“沉睡的巨人”,经历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经济调整计划初见成效,国民经济逐步好转,结构调整步入正轨,发展潜力巨大。

进入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出现重大变化,停滞现象消除,并且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拉美经济一体化协定签署后,贸易进一步扩大,资本及技术交流加强,双边、多边协定增多。随着北美经济发展渐入佳境,该地区吸引外资的势头将进一步增强,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有力竞争者。

最后在东欧。1993年以来,东欧一批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逐步完成,市场改革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个别国家甚至出现高速增长,其中,捷克共和国最为突出,外国资本已注意到捷克经济的变化,认为在捷克投资有利可图。1993年以来,德国大企业大量涌入捷克,美国商人纷纷出访捷克,资本投入跃跃欲试。而捷克政府已允诺对外资实行最大限度的开放。波兰经济于1992年末开始恢复增长,1993年国民经济实现4%的增长。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完善,对外资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强,近两年来引进外资数量明显增多。保加利亚于1994年初实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步伐,制订了《国有和乡属企业改组及私有化法》。作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私有化的第一步,政府要求各大中型企业首先改组成为不同类型的股份制贸易公司,为此政府制订了《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管理条例》,对参加股份制贸易公司的国有企业的国家产权做出具体规定。试图通过经济的自由化,实现体制转轨,吸引外国资本投入,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东欧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随着东欧一些国家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又有临近西欧的有利的地理优势,投资环境会渐为外界看好,成为外国投资的又一个“预热区”。①

综上所述,国际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使特区对外开放的课题更艰巨了,特区引进外资的困难更多了。可以预料,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由复苏到高涨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特区面临的国际挑战和考验还会更多。

2、特区国内优势的相对减弱

特区命运的现实困境还在于,特区的来自国际的挑战和考验,是与特区国内优势的减弱结伴而行的。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使特区的处境更加尴尬。

特区优势的减弱主要表现为政策优势减弱、开放优势减弱和体制优势减弱。

首先,政策优势减弱。

一方面,内地普遍效仿特区政策,使特区政策优势相对减弱;另一方面,中央取消了一部分特区优惠政策,使特区政策优势绝对减弱。这些被取消的优惠政策主要是进口关税政策,其中包括:(1)取消进口汽车、摩托车税收优惠,并且规定除大连港、天津新港、上海港、黄浦港、满州里、深圳皇岗等6个口岸外,其他口岸均不再受理整车进口报关业务;(2)取消企事业单位进口办公用品的免税规定;(3)对原准许特区半税进口的市场物资,1995年施行汇额控制,从1996年1月1日起,一律照章纳税;(4)取消外币免税商店进口免税商品的规定;(5)电视机、摄像机、空调器等20种商品,除存储或在保税区内使用者予以保税外,其他均照章征税;(6)生产单位进口自用的成品油,继续免税,供市场销售的,由免税改为半税,并且均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7)房地产建设进口物资、设备,如属生产性项目、基础设施项目、高新技术以及教育、卫生、科研项目,按原减免税规定执行不变;其他项目,如宾馆饭店、写字楼、娱乐服务业场所等,其进口物资、设备,均取消减免税规定。(8)对继续保留减免税优惠进口的货物,均实行额度管理。超过额度者,照章征税。在金融方面,取消原先的外汇留成制,一律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银行售汇制,取消外汇调剂市场;特区“多存多贷”的信贷政策也改为由中央银行实行信贷规模控制。还有其他一些政策调整,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开放优势减弱。

以开放为特点和重点的特区的创办,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迈出的第一步。此时,我国的开放只是局部开放。以特区为标志的局部开放是我国在长期封闭之后稳步进入国际市场的试验性和探索性步骤。正因为如此,特区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当长期封闭的“墙体”上骤然开启一扇“窗口”时,这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外国资本和同样渴望走向世界的内地,起到多么强烈的震憾、振奋和吸引作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海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纷纷涌向特区,成了特区超常规发展的暴发力。开放成了特区的重要优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特区的“先行优势”之一。特区凭借这种优势,创造出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建设奇迹。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特区的开放优势则相对减弱,1984年开放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和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形成三个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岛办全国最大的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浦东享有特区的同等待遇,并在有些方面比特区还“特”,这种更加开放的态势与上海居于沿海中部的区位优势、较好的基础设施优势和雄厚的技术人才优势相结合,使浦东一下子成为我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地区。1992年3-6月,开放沿边13个城市(镇),7月开放长江沿岸5个城市,8月开放内地11个省会城市。这样,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由特区开放扩大为80年代的“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内地”的梯度开放格局,而且进一步发展成90年代的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省会城市的全方位、多元化开放的新格局。这种开放之花在我国大地四处开放的格局,使特区开放不再是“一枝独秀”,它原先所独享的开放优势便自然减弱。对此厦门特区的学者说得十分形象:如果把局部开放比作打开“窗口”,把全方位开放比作打开“大门”,那么,“大门”一旦开启,“窗口”作用和优势必然会受到影响,或者说,在“大门”打开之后和“大门”打开之前,“窗口”的作用意义就发生的变化。②

第三,体制优势减弱。

为适应特区开放的需要,特区一开始就与国际经济运行的主导体制接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较之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使企业享有充分的经济自主权。撇开市场经济的活力优势不谈,仅仅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件事本身,就对海内外投资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吸引力:外国投资者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是他们所采用的、熟悉的和习惯的经济体制而对特区怀有认同感,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态度怀有好感,国内企业由于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冲动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显身手的欲望而对特区普遍向往。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成了特区吸引投资的重要优势,这一优势和政策优势、开放优势相结合,构成了特区大规模吸引投资的力量源泉。

特区体制优势的减弱,比起特区政策优势、开放优势的减弱,在时间上要晚,在进程上要慢。虽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发展而早已被逐步采用,尤其在先后被辟为开放城市、开放区的区域得到更多的采用,但使特区体制优势受到明显的削弱的,则是党的十四大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之后的事。随着这一《决定》的颁布与实施,市场经济成为全国各地共同的经济体制而被正式确立起来,从而使特区这方面的体制优势大大减弱。

特区政策优势、开放优势和体制优势的减弱,便是所谓“特区不‘特’”的主要表现,是人们感到“特区不‘特’”的主要依据。当然,特区不“特”还有特区自身的运作问题。

3、基于客观挑战的主观“路障”

特区引资的国际挑战和国内优势的减弱,是特区面临的客观困难或客观挑战,但更严重的困难来源于人们对特区的主观态度——要求使特区不“特”,甚至要求取消特区。这种态度成了特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观“路障”。

要求使特区不“特”或取消特区的态度,提出了种种理由,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3点:

一是特区使命已经完成。当初特区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试验场而设立的,因此,国家给予特区一些特殊政策使它与非特区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特区的开放已发展成为全国的全方位开放,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全国正在实施的目标,特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此,特区不应当再享有特殊政策,特区和非特区的界限应当消失。特区今后只能在执行全国统一政策的基础上去谋求自身的发展。

二是特区的存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则。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之一是平等竞争,而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因此,让特区不“特”,与大家一样,在市场竞争面前人人平等,是结束“放权让利”时代,走向“制度创新”改革的必由之路。这种观点提供的佐证是:特区这种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少见的,也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所严格禁止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规定不得对任何一个地区、部门、企业实行优惠性或歧视性政策。

三是让特区再“特”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是现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拉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极为明显,特区已经富得冒油。让特区继续特下去,实在不公平,势必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为了走向共同富裕,特区不应当再享有特区政策,特区不能再“特”。

这些观点十分尖锐,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特区外,这些观点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赞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决策,这些部门或者对特区政策采取收势,或者在特区需要政策支持时显得犹豫不决;在特区内,这些观点,加上特区有些具体政策已经被取消的事实,使人们对特区的地位和前景心存疑惑,忧心忡忡,已经进入特区的投资者,有的信心动摇,或者不敢再大胆投资经营,或者转移资本,投入其他地区;而那些想进入特区但至今尚未进入特区的一部分投资者,这些观点使他们不敢贸然而来,继续徘徊观望。一句话,这些观点对特区发展的消极影响已经日见严重。

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的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关于“特区姓资姓社”的议论曾给特区造成过很大压力,束缚了特区改革开放的手脚。这种议论刚刚平息不久,关于“特区该不该继续特”的议论又如风起云涌。特区正处在它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关键时期。

如何看待和对待特区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认为,特区引资的国际挑战,是国际经济和国际投资市场的内在规律所致,是一种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态势,我们无法改变它,也不应该企图去改变它。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把特区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好,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市场的竞争,靠发挥和创造自身的优势去吸引投资、争取投资。在国内,特区政策优势、开放优势和体制优势的相对减弱,也是一种必然的客观趋向。从全国来看,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好事而不是坏事。特区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被各地借鉴和仿效,在全国推广:特区的开放引来了全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试验结为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果;这些都是特区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的结果,是特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特区对此不应感到失落,而应该感到欣慰和自豪。如果特区办了多年,仍然是一枝独秀,一花独放,那才是可悲、可叹的。唯有人们对特区的种种不正确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要求让特区不“特”或取消特区的态度,才是特区发展的真正障碍和最大障碍。不消除这种障碍,特区就难以积极对待国际投资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挑战,就难以积极创造特区 的新优势,就会过早取消目前还不应该取消的特区政策,就会人为损害特区已经形成的盎然的生机和活力。

二、历史的选择:特区还要继续“特”

1、未来发展全局上的特区作用

消除甚于客观挑战的主观“路障”,关键在于正确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区在我国发展全局上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特区和非特区的关系。

从特区在我国发展全局上的地位和作用来说,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国家创办特区并对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指导思想不是出于支持和帮助广东、福建的地方发展,而是为了让特区承担起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的地位和作用,为了让特区闯出一条有中国特区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全国服务。对此,我们在第一章已作过详细论述。因此,特区政策的本质不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地区倾斜”政策,而是国家为了探索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而采取的一种带有全局意义的“特殊国策”。“地区倾斜”政策则是一种照顾性政策,照顾的目的是为了扶持和帮助照顾对象的地方发展,例如,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就属于这种照顾性的“地区倾斜”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把特区政策等同于地区倾斜政策,不能从平衡、协调地区发展的角度去对待特区政策。根据这个道理,各地也不应把特区仅仅看成是广东的特区,福建的特区,海南的特区,更不能从攀比心理和平均主义观念出发去对待特区和特区政策。

从特区和非特区的关系看,它们之间并非是竞争关系。特区从来不是作为我国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出现的,而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出现的。它无意与其他地区去竞争什么,只是为其他地区搭台铺路,提供改革开放发展的空间和舞台,为其他地区提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试验、思路和范例,一句话,特区是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因此,特区和非特区的关系是一种先行和后行、探路和借鉴的关系。根据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则要求取消特区的态度之所以不正确,就在于它不懂得或无视我国创办特区的特定历史背景,不懂得我国经济特区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地位和承担的特定的历史功能,不懂得特区和其他地区的真正关系,更是无视或否定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实际发挥的巨大作用,因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至于这种观点以市场经济国家为佐证,要求让特区不“特”,更是值得怀疑。创办经济特区,既不是我国的发明,也不自我国发端,恰恰是由市场经济国家创始的,并且至今仍在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存在。美国恰恰是世界上设立经济特区最多的国家。即使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经济特区,也不能成为我国必须取消特区的理由。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创办特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需要。

特区还要不要继续“特”,关键是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不是还需要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看特区的历史使命是不是已经完成?答案显然是:仍然需要;尚未完成。

在改革方面,我国虽然已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并制定出这个体制的框架结构,但要真正建立起来,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许多市场正在培育,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规范、市场监督还不完备,市场功能还不正常;现代企业制度没有普遍建立,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措施还没有真正找到,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和作用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和调整;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传统的行政调控手段仍然占很重要的地位,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仍然是一项远没有完成的重要任务;与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初始阶段;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路程还很漫长;……所有这些,都需要继续试验和探索。10多年来,特区经过艰苦努力,虽然建立起了领先于全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也只是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路子,还拿不出更具体、更成熟的成套经验,在计划经济积习很深的基础上实行经济转型,绝非轻而易举。因此,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需要特区强化它作为改革的先行区和试验场的地位和作用,特区也有条件进行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试验和探索;因此,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规则不仅丝毫不影响特区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种认为平等竞争规则要求取消特区的观点,纯粹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推论。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虽然已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但对外开放不能只有“大门”而没有“窗口”。况且,光是打开“大门”并不等于完成了对外开放的任务。对外开放是一项战略性和战术性都很强的复杂工程,绝不简单地等同于打开“大门”迎资金,走出“大门”销产品。如果说此前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是引进外资(包括技术和管理),增加出口,那么今后目标的重点应在参与国际分工和融入国际市场,构筑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因此,当全国全方位地踏上特区当初的对外开放之路时,特区应当深入进行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试验和探索,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以从税收优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为主要引力的开放,向以产业结构、体制质量、环境素质等为引力的开放转变,使特区即使在没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也充满魅力。二是从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为重点的单向开放,向全面参与国际分工转变,形成双向开放的新局面,并在这种双向开放中进一步谋求经济运行与国际惯例的对接连轨。三是从侧重开放的规模和数量向提高开放的水平和质量转变,例如,提高利用外资的层次,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或改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途径和方式等等。显然,特区在对外开放方面的这种新试验和新探索,对于全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全国的对外开放仍然需要特区这个窗口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实质内容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来说,特区今后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以为我国的建设和发展道路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路和经验;第二,它是我国发展全局上宝贵的经济增长极。这个增长极是我们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和特区人民花费了10多年的漫长时间,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辛努力才培育起来的,它对我国的发展已经发生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强大的驱动力、辐射力、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增长极,只能一无既往地支持它,维护它,推动它,激发它的生机和活力。不好好利用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对经济增长极的巨大浪费;轻易限制它、削弱它,更是一件于国于民都划不来的事情。当代经济发展历程一再证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增长极的作用,整个世界是如此,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地区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改革开放迈开了更大的步伐,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踏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程,但毕竟刚刚开始;虽然现代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些情况客观上要求特区在更高的起点上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试验和探索,特区的历史地位不能动摇,特区的历史使命没有完结,特区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特区的率先试验和探索只会有助于推进我国其他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不会妨碍或延缓这一进程。

从我国的发展全局去认识特区,决定特区的命运,这是我们当前考虑特区问题必须端正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离开这个方法论,从别的角度去权衡特区,说什么“不能让特区继续占便宜”,责问“特区凭什么要继续给它优惠”等等,都是一种不应有的心理的反映。我们应该从全国发展的大局出发,克服这种心理。

(待续)

注释:

①以上分析参见吴强:《我国引进外资工作面临新挑战》,载《理论研究参考》1995年第41期。

②朱崇实、陈振明、翁君奕等:《中国经济特区政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海口,1995年4月)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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