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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们正因为忽视了这个问题，拒绝对它进行认真的反思，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本质。换言之，把马克思“费尔巴哈化”了。今天，只有廓清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上的种种传统的误解，使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阴影中走出来，才有可能重塑马克思的理论形象。
（一）
在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那里，最流行的一种误解是：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这种误解至今仍然充斥于各种哲学教科书中。我们认为，这一根本性的误解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理解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有人也许会反对我们做这样的引伸，理由是马克思并未站立在纯粹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是在这一立场中融入了被批判地改造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换言之，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一辩解看起来是有力的，其实却是十分皮相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使物质或自然界的发展得到了辩证的说明，但它却保留了费尔巴哈对物质或自然界的传统的、抽象的理解方式。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作为自己哲学的前提和基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观时写道：“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州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按照马克思的思路， 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根本改造的办法是：把他的哲学的前提，即抽象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物质或自然界改变为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媒介的具体的，亦即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通常把这样的自然界称之为“人化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如果不改变物质或自然界的抽象性，即不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观察并说明物质或自然界，那末即使人们一千次地把辩证法与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界联起来，一千次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与传统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异，以下这个事实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即他们的哲学基础仍然是传统唯物主义。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马克思哲学在斯大林那里的经典性表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又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所研究的自然界完全是与人类社会、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易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热衷于谈论的是抽象的、“自身运动着的”自然界，是抽象的、带有形而上学诗意的物质（如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等等。这类抽象的表述完全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狄德罗、霍尔巴赫、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找到）。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部分，自然把整个马克思哲学都“费尔巴哈化（唯物主义）”了，说得宽泛一点，就是把它“旧唯物主义化”了。
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理论的本质差别，就要重新解读马克思下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 〕所以，马克思哲学决不是在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引伸出来的，而是在对这一基本立场进行彻底改造的基础上，即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如果说传统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学说在内）是以感性直观为本质特征的话，那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实践活动为根本特征的，而实践活动乃是对感性直观的根本性的扬弃。明白这一点，就会抛弃“基本内核+合理内核＝马克思哲学”的神话，从“费尔巴哈化”的马克思哲学走向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哲学。
（二）
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另一种根本性误解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误解的共同的特点是把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全部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比如，弗洛姆在他的名噪一时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哲学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得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人就是他实际上呈现出的那个样子，人的本性展现在历史之中。”〔3〕人所共知， 《手稿》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写下的，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如果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在《手稿》中已“获得最清楚的表述”，那就等于：一方面，把《手稿》看作是马克思的成熟的哲学著作，从而否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否认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换言之，把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了。
第二种倾向是：把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完全等同起来。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对上述倾向，即把马克思哲学，尤其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的倾向作过深入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还完全处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问题框架的影响下，因而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没有上升为科学。阿尔都塞的初衷是反对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但结果却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哲学完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化”了，即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之间划上了等号。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相互关系，既要避免那种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作区分的错误倾向，又要避免那种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截然对立起来的非此即彼的错误倾向。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实发展史出发，为《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正确的定位。我们并不否认，在《手稿》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对马克思还有相当的影响，但也必须注意到，通过对现实斗争的关注和对国民经济学的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已经包含着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费尔巴哈只是通过宗教本质的异化来说明人的本质异化，也就是说，他关于异化的论述还停留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而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从而把对异化的批判引向现实的领域。另一方面，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为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人本主义，还仅仅是理论性的，而马克思当时信奉的人本主义已具有实践的倾向。正如马克思所说：“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4〕
由此可见，乍看起来，阿尔都塞与弗洛姆的见解是相互对立的，实际上，他们都未厘清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前者把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等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后者把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包括成熟时期的思想）都等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三）
如何才能使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阴影中走出来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从唯物主义学说和人的学说这两个方面搞清楚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根本差异。
就唯物主义学说而言，无庸讳言，费尔巴哈的哲学确实对马克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必须记住：第一，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时是有一定的保留的。恩格斯在提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1841）的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时，这样写道：“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5 〕所以，说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影响并不等于说他已无保留地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
第二，不能武断地肯定在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的阶段。事实上，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说，费尔巴哈归根到底是不重要的。在《〈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简略地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他本来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后进行研究。1842—1843年间，他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6〕紧接着这段话， 马克思表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自己发展的回顾中，马克思提到了黑格尔，但并没有提到费尔巴哈。事实上，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始终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人和自然，他的美文学式的、富于挑战性的论著虽然给沉溺于醉熏熏的思辨中的德国宗教界和哲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但包含在这些论著中的见解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这些空泛的、抽象的说教并不能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正的动力。从哲学上看，推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于他对黑格尔著作，尤其是《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性解读。从马克思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解读黑格尔的著作时，关注的重心始终落在市民社会问题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7〕 正因为马克思始终关心的是市民社会的问题，所以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通过他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和对国民经济学著作的批判性解读，从青年黑格尔式的历史唯心主义直接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的所谓中间阶段。道理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关心市民社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这样写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8〕这就告诉我们， 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不能帮助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作出深刻的解剖，所以，这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上是无用的。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引伸出来的，这就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本质。
就人的学说而言，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同样是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马克思的思想背景中契入了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和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在起点上就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存在着差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指名地批评了费尔巴哈，认为他停留在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见解上，“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9〕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0〕在《手稿》中，虽然马克思有时还使用“类意识”、“类存在”这样的费尔巴哈式的术语，但他关于人的论述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越了费尔巴哈。比如，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又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显然，这些从国民经济学批判中抽绎出来的观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中是找不到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2〕但是在另一处马克思又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13〕这表明，马克思虽然不赞同黑格尔的思辨的唯心主义，但仍从其著作中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虽然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秘密——“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但他的著作并不能展现出人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关于人的学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费尔巴哈的贡献是把神学还原于人学，但他的人本主义完全撇开社会历史进程来观察人，因而这样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不现实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秘密：“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5〕从马克思上面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不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混淆起来，还是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混淆起来，都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这种误解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诚然，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提供过重要的启示（如把德国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还原为人学、以感性对抗思辨等等），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黑格尔《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学的探讨。决不应该夸大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也并不存在着一个所谓“费尔巴哈的阶段”。要言之，不应该用费尔巴哈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而应该用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费尔巴哈哲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3〕《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13〕同上书，第24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15〕同上书，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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