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一种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5-0041-03
一、导言
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共包括五项内容：(1)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推进现代农业建设；(3)全面深化农村改革；(4)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5)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五项内容都同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密切相关。其中，农村改革就是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阻断公共产品不规范的资金渠道；而城乡统筹则要求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为农村公共产品建立新的、规范的资金来源。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只有打破这个瓶颈，才能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公共事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更是离不开生产性、生活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见，农村公共产品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决定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能否实现。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有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很多。张军、何寒熙(1996)认为，[1]农作制度变迁引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国家不再是农村公共产品唯一的供给者。乡镇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制度外财政收入体制创新[2]。制度外财政收入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决策程序；第二，制度内资金不足。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被总结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决策程序”，很多学者对此也表示认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偏好，由“上级”（政府）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3]。
长期以来，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被看作是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外生变量。而哈尔·R·范里安(1994)认为：“公共产品需求机制是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来决定由公众提供的种种公共产品数量。”[4]于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程序属于公共产品需求机制。但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程序确定的需求显然不同于农民的实际需求。
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对此进行很好的解释。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全体人民是委托者，政府官员都是全体人民的代理者，代理全体人民行使各项权力。其中当然也包括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权。中央政府官员是全民的第一级代理者，然后由中央政府选择省级政府官员作为第二级代理者，再由省级政府官员选择市级政府作为第三级代理者……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乡镇政府是全体人民的第五级代理者。也就是说，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通过五级“委托代理”关系表达出来的。
由于全民范围太大，任何单个农民在争取农村公共产品时，都必须面对五级代理人组成的政府集团，要使自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能够真正得到满足，需要付出的交易费是很高的：即使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非竞争”的特性，其他没有付出交易费用的农民也能分享公共产品的收益。于是农民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公共产品需求，都想让别人去表达需求，自己当“免费乘车者”。于是，根据张维迎“变压器”理论，[5]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初始输入电压”很低，甚至接近于零。另一方面，财产的实际支配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政府官员又是五级代理制，相当于在农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加进了五个“降压器”，所以“输出电压”（政府对农民公共产品实际需求的关心程度）就更低，因此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脱节。
从现有文献看，对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大都缺乏理论分析框架，于是本文试图从消费者效用理论视角，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并且求出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解。
二、理论模型
假定1.只有两个农民，农民1、农民2，两者的效用分别表示U[,1]、U[,2]；
假定2.只有两种产品：私人产品X、公共产品G；
假定3.农民1消费X[,1]单位的私人产品，农民2消费X[,2]单位的私人产品，由于个人偏好不同，农民1、农民2消费的私人产品是不同种类的，价格分别为
假定4.公共产品G的成本为C(G)，分别由农民1负担C[,1](G)，农民2负担C[,2](G)，所以C[,1](G)+C[,2](G)=C(G)；
假定5.两个农民的收入分别为W[,1]，W[,2]，且农民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即
。
当农民1和农民2效用之和最大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达到最优状态。于是，可得：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然后，对X[,1]、X[,2]，G求微分，可得：
根据(1)式和(2)式可以先求出λ、γ，然后代入(3)式整理可得：
据有关学者调查和笔者实地调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大都采用人头费的形式，把全部公共产品总费用平均分摊到每个农民身上，所以
，于是(4)式等价于，
其中，MU[,1G]、MU[,2G]分别代表农民1、农民2的公共产品边际效用，MU[,1X]、MU[,2X]分别代表农民1、农民2的私人产品边际效用，MC[,1G]、MC[,2G]分别代表农民1、农民2负担的公共产品边际成本。
于是，在农民均摊公共产品费用的条件下，当(6)式成立时，两个农民的总效用最大，公共产品供给达到最优状态。
这个模型可以扩展到n个农民的情况，
只要有(7)式存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就能达到最优状态。
三、实证分析
（一）农业税减免前
1.供求脱节。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供求脱节的现象。一方面，农民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形象工程利用率低下，而地方政府却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如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全国市场供求信息网络等的供给严重不足[6-7]。供求错位造成了农民对公共产品边际效用MU[,nG]接近于零。
2.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税减免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大都依靠制度外供给。在大多数地区，制度外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农民上缴的乡统筹资金和农业税构成。而对乡镇干部的考核自上而下的，由上级政府考核，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考虑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任务不断加重，而农民收入提高不快，造成了公共产品融资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于是农民普遍反映税费太多，即MG[,nG]不断增加。并且由于供求错位造成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MU[,nG]接近于零，所以(7)式左边远小于右边，因此农民更加倾向于消费私人产品，而不愿意缴纳税费提供公共产品。
（二）农业税减免后
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小，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迫切性。于是各种税改措施相继出台，以2005年大部分省份的农业税相继减免完毕为标志，制度外筹资的口子完全被堵死。相应地，农村公共产品造成的农民税费负担不断减轻，即MC[,nG]不断下降。但是在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内融资渠道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公共产品制度外融资渠道的堵塞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真空。于是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加得不到满足，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MU[,nG]开始提高。于是农业税减免促进了(7)式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以公共产品更加短缺为代价的。
四、政策构想
从(7)式可知，要达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优状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必须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边际效用(MU[,nG])、降低农村公共产品边际成本(MC[,nG])两方面考虑。
（一）提高MU[,nG]的政策构想
1.建立农业协会。中国农民缺乏组织性，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同政府谈判，使得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能有效表达出来。对此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农业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性，从而有效表达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
2.在政府官员考核内容当中加入“农民满意度”指标。对乡镇政府官员的考核都是由上级政府完成的，是自上而下的考核，考核内容不包括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经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传递，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被严重扭曲，而农民缺乏对乡镇政府官员的监督权，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出现脱节。所以要在考核内容中加入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指标，从而减少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民实际需求的扭曲，把乡镇干部的考核从单纯的“自上而下”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考核，从而有利于纠正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偏差。
这两项措施可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实际需求有效表达的程度，减少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民实际需求的扭曲，于是可以增加MU[,nG]，改变供求脱节的现状，促进公共产品供给达到最优状态。
（二）降低MC[,nG]的政策构想
1.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业税免征减少了基层政府可支配资源，导致公共产品更加短缺，所以，上级政府要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结构上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并且大都用于工资支出。于是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就必须继续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增加基层政府可支配财力，从而降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负担。
2.削减财政供养人员。我国乡镇财政素有“吃饭财政”之称，工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高，挤占了有限的财政资金，所以要削减财政供养人员，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公共产品供给，从而降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负担。
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削减财政供养人员可以降低公共产品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从而减少MC[,nG]，促进公共产品的供给达到最优状态。
收稿日期：2006-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