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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色现代化，是中国现实条件下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是符合人类、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规律，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确保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现实一再提醒人们去重视大自然崇高的地位和重要性。上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频频出现了工业引起的环境污染致人死亡的重大事件，其中著名的有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美国的多诺拉事件、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等数十起。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发表，这是一个表明人们要保护地球、保护自然的好的开始。20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里约热内卢宣言》与《21世纪行动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同样，中国要打破世界范围内屡屡出现的“怪圈”——在人均收入达1000美元～3000美元的经济增长阶段，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导致经济滞缓甚至逆增长，就必须按“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转换发展路径和模式。我们既不能因为环境问题放弃经济发展，也不能牺牲前者来换取一时的虚假繁荣。当前的资源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要解决必须从人类的世界观发展现上找原因，从社会改革、经济发展道路这个更深的层次找切入点。发展现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在当前形势下，新的发展道路即“绿色现代化”之路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绿色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目的就是要从大处着眼，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为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资源、环境和人类生存危机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
“绿色现代化”的本质，是符合人类、自然、社会协调发展规律。人类、自然、社会是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是构成世界的三个最基本的系统。协调发展指人类发展、自然进化、社会进步相互促进，互为前提，把经济发展、资源开发、环境污染、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民生状态、政府行为、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来系统性地进行分析，这是支配、决定人类命运的第一原则，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或地区、任何性质的社会都受这一规律支配。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完成的基本使命，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道路。1963年，为了改变国家贫困面貌，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实行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经常强调：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四个现代化”或“四化”。邓小平在描述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时说：“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后在体现国家大政方针的文件中，通常把“2050年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包含了概念提出时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内容，也包含概念使用时发达国家变化着的发展水平，同时还有赶上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追赶”之意。我们当前所提的现代化，应指追赶目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成熟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知识化和信息化、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火山口的危机
李从国 文道全
简单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简称“三高一低”）为显著特征的工业化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浪费与环境污染。初步估算，将我国所有污染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造成的损失会占GDP的7％左右。这一数字，刚好接近我们近些年经济增长速度。
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让人瞠目：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25年，中国的GDP突破了11万亿元，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金，外汇储备突破4000亿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
同时，这样的代价也让人触目惊心：地球自然资源被消耗得所剩无几；粗放式工业化发展及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人口、资源、环境循环即将断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资源枯竭警讯频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简单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简称“三高一低”）为显著特征的工业化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浪费与环境污染。尽管国家在环保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粗放工业化的总体形势下，治理跟不上污染，生态环境一天天恶化，人的生命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资源、环境、生存危机的火山口，人们再也无法对环境恶化视而不见。
粗放式发展的“高投入、高消耗”使人口与资源矛盾更加突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同时又是资源贫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 /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同时，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 /2，600多个县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8亩以下，而且，耕地还以每年近千万亩的速度在减少。总体上看，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主要矿产资源还不足一半，其中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
就在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依然十分低下，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一组最能直观反映我国为增长付出代价的数字是：我国每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同比增长了40多倍。我们创造了世界GDP总量的4％的同时，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分别是世界消耗总量的7.4％、31％、30％、27％、25％和40％。与资源贫乏、消耗大、浪费严重相对应的，是我国人口在以每年约1300万的速度增长。
这一切使我们面临严峻的能源危机。刚过去的20世纪，全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钢。有关专家估计，全球能源矿产资源仅够支撑50到100年，人类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消耗速度也在加快。1990年到2001年，我国资源消耗速度是：天然气92％，石油100％，钢铁143％，铜189％，锌311％，铝380％，常用的十种有色金属平均为276％：这样的消耗速度使中国能源矿产资源产生了严重危机。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石油只能支撑30年，煤炭最多08支撑100年。目前，国内已有以辽宁阜新为典型代表的近百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到2010年，除煤炭外，我国资源对外依存度将迅速升高，石油达到57％，铁矿石达到57％，铜达到70％，铝达80％。
污染损失接近经济增长速度
粗放式发展的“高污染、高排放”对环境之害历历可数。自然界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伤害。煤烟、二氧化硫、污水、垃圾等传统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本就使环境大范围内遭到破坏，二战后化学与核工业的出现带来的大量新的化学和放射性物质更是雪上加霜，有的对生物具有强杀伤力，另一些残留物则有可能在生态系统或大气当中不断富集。南极臭氧层空洞在不断增大；地球大气保护层对紫外线的屏蔽作用严重削弱；地球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由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的280ppm增至近年来的360ppm，“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海平面逐渐上升，预计到2025年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度，海平面将上升20厘米；世界上1 /3到1 /2的森林、近1 /2的红树林以及各种湿地已经消失，自然物种灭绝的速度超过正常物种消亡速度的100倍到1000倍；地球上70％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空气污染情况看，按环保要求，全国最多能容纳每年排放二氧化硫1620万吨；如果基于空气质量要求的二氧化硫容量，则二氧化硫的年排放总量应控制在1200万吨，才能使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而近年我国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根据受监测城市的数据统计，约有65％的城市超过国家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状态。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位列全世界前10位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中，我国占8个。
，近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大约3500万吨，其中有200多万吨危险废物直接向环境排放；城市生活垃圾年生产量约15亿吨，并且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其中只有少数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堆放在城市周围，二次污染极为严重。2 /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在农村化肥、农药大量使用，有毒有害有机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如今都很难见到天然绿色耕地；1 /4的草原在严重退化、沙化、碱化，1 /3的国土荒漠化，并在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北向东南推进。
空气、固体污染外，中国水资源污染也十分严重。目前中国七大水系干流中，只有约50％的断面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城市河段70％受到了严重污染。
环境地质恶化，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不断增多，自然灾害频发；植被破坏加剧，森林覆盖率剧减；20世纪90年代全国平均每年发生海洋污染事件20起，2000年到2003年呈直线上升，分别是29起、77起、79起和119起；城市居民餐桌上的食品，90％以上受过直接或间接的污染……
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了人类健康。世界银行1997年对中国的一项环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的疾病发病率迅速上升；在一些主要城市，每年大约有18万人因大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全国室内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约11万人早亡；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不断增长；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在增加……污染之毒或者明目张胆地侵入人的身体，或者暗里吞噬我们的生命，潜伏着，说不定哪一天、哪一代就会爆发。钟南山院士的忧虑更是形象直接：如果不扭转食品严重污染的局面，再过50年，很多中国人恐怕要生不了孩子了。
实践证明，以经济发展作为环境污染的借口与挡箭牌是站不住脚的，从长远来看，环境的污染会大大牵制经济增长。有关数据表明，1986年环境污染损失之和为381.55亿元，占GNP的6.75％；1990年环境污染损失为367亿元左右，约占当年GNP的2.1％；1992年公布的污染损失为1096.5亿元，占当年GNP的4.5％；1993年的环境污染损失估算的结果为1085.1亿元，占当年GNP的3.16％。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比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初步估算，将所有污染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造成的损失会在GDP的7％左右：这一数字，刚好接近我们近些年经济增长速度。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
危机的产生通常都有着累积的、复杂的原因；总体上看，我国当前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简单粗放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直接原因。西方国家最初的工业化是以高耗能、高排放、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我国工业化客观上从技术方面沿袭了当年西方国家的做法，走了一条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方式必然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再者一直以来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地位、重要性认识不够，更谈不上重视。50年代，出于发展农业的考虑，毁林开荒、大炼钢铁使森林、地貌受到了严重损害，直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国际上环保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污染在中国的危害已非常严重了，政府才真正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但出于工业化水平不高以及追求高增长等原因，我们对环境治理的总思路还只是“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保护还没有上升为一个基本国策。
还有一个问题是治理力度赶不上污染速度。在“边污染、边治理”的总体战略思路指导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对“三高一低”项目的制约不够，工业项目中对“环境评价”的要求不够严格，这样一来，“边污染边治理”实际上变成了“先污染后治理”。“九五”、“十五”期间，国家花了数千亿元治理污染，但由于技术、体制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效果不够明显。如淮河治理到目前已花了193个亿，但污染仍很严重。而且，治理手段大都是行政手段，硬度不够。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环保法。于是，边污染边治理当中，治理速度跟不上污染速度，旧的污染如辽河、海河、淮河、滇池等没有治理好，新的如砣江、泯江等又加入了污染行列，环境形势越来越严重。
另外，较为深层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抑制对资本恶性的手段还很缺乏，而事实是，在我们的资源环境危机中，一半以上是资本或人为造成的。资本的定义是被掌握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用劳动力的货币或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本钱，其目的是牟取最大的利益。资本本身无所谓善恶，但是放纵其牟取经济利益，忽视资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将加快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速度。
在我国，由于社会生活还没有法治化，资本的劣根性客观上还有相当的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人的行为。权力无论用心如何良苦，都无法医治资本之恶，它的天敌是法治。我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三高一低”的增长方式本身的缺陷，也给资本恶的一面带来了机会。资本对有缺陷的经济政策的敏感度是无与伦比的，在资本这只“苍蝇”面前，世界上一切带有缺陷的经济政策都是“有缝的蛋”。同时，许多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不够高，缺乏对资本恶性的免疫力。在利益驱动面前，有些资本无所顾忌地吞噬着城市土地资源；有些资本和异化了的公权结合起来，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肆无忌惮地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一些小资本在暴利的引导下也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我们餐桌上的食物，90％受过污染，当中又有90％来自于小资本的人祸。如严重违犯国家规定和社会公德、有残存农药或用有毒化学药品或工业原料浸泡过的食品、在极差的卫生条件下生产的食品、大量的假冒伪劣食品等等。
解除三道瓶颈
李从国 文道全 苗俊杰
绿色现代化作为新事物，在其前进的路上必然存在着一些障碍和困难。从中国的实际考察，实现绿色现代化，有三道瓶颈必须解除。
解除资源环境的制约瓶颈
走绿色现代化就必须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矛盾这个前提。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在未来20年具有保持GDP年均增长7％以上的潜力，这使我们面临能源供应必须保持每年递增4％左右的压力，而能否守住0.5—0.6的能源需求弹性，则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效政策。传统高速度、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从中长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我们必须走绿色现代化之路。
从我国近期的发展来看，能否以较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能的潜力能否被有效挖掘。因此，应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共同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基本国策。根据研究，如果采取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到2020年能源消费水平可以减少15％—27％。单位GDP能耗将每年下降2.3％—3.7％，虽然下降的幅度与过去20年相比可能趋缓，但仍大大超过届时世界1.1％的年均下降率。
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确切地说就是“石油问题”。围绕石油安全制定能源战略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制订中国长期的能源结构调整政策方面将体现如下原则：首先：立足全球、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在保证供给和经济可承受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优化能源结构；其次：是国家能源安全有充分保障；最后：是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能源是国家战略性公共产品，是国家经济的生命线。到2020年的中国能源战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基础。可以预见，这20年将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动机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不断显现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须走绿色现代化之路，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协调发展。
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绿色现代化的有力保证。在我国，权力主要掌握在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手中，就其性质而言，它产生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和保证。稳定，是人民最基本的利益。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稳定的政治保证。但是，权力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既可以用来为公众服务，也可以为运用权力的人本身服务。所以，权力主体拥有强制力量，权力的客体只能服从，从而使掌权的机构和个人有可能在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情况下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由于权力的这种特点，即使权力掌握在廉洁的人手中，也仍然会产生滥用的可能。因此，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功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当前条件下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核心是改善党的领导，要害是实现对权力科学有效的监督，目的是提高执政水平、提高决策质量、保证权力的公权属性。而党内监督问题，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监督列入中央重要议事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十一届五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党内监督作为建国以来的十大经验教训之一加以强调；党的十二大、十二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党的十四大、十四届四中全会等多次会议，都强调要加强党内监督的问题。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内监督建立了一系列比以往更为具体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纪委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央纪委关于处理检举、控告和申诉的若干规定》、中央批转的中组部《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规定等。
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是党建工作一座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从此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条例》的实施为绿色现代化铺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虽然我们党不断的完善党的监督制度，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走的只能是一条在国家法治化未实现之前必须要走的权力推动型的市场经济道路，这条道路上的权力和经济的零距离，客观上给权力进入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由于市场发展不充分，社会人格团体化了，把相应的权力作为经营对象，通过各种迂回手段避开党纪国法，大兴超经济的“经营权力”。这就是我们有许多项目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不了问题，而通过潜规则，则很容易解决的原因。2003年，全国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而落马！所以，我们必须探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模式。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现代化，党的建设也必须实现现代化。然而绿色现代化，比一般现代化要求更法制化，更需要对权力的监督。因此，权力的监督必须要规范化、制度化。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是绿色现代化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机构的管理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起来，政府机构仍然存在着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要求。
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政府制度不够完善，权力被滥用，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政府制度不够完善，导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随处可见。片面追求GDP指标，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甚至财力的制约，争投资、争项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批时增项目、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四处开花，造成社会投资恶性膨胀、大量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并不难列举：其一，与王怀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区区几千万显得不足挂齿。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其二，安徽五河县计划投资7000多万元建造“皖北地区乃至安徽省内县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商务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广场”，大批拆迁户无法得到合理补偿甚至无处安身，并酿成3条人命的悲剧。再如全国先后上马了6000多个开发区，总面积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全部城镇面积的总和，但其中有40％徒有虚名，开而不发；许多城市修建了超大、超豪华的行政大楼、CBD、各种名目的中心。
而且，不少建设项目在拆迁过程中矛盾重重，有些政府动用国家行政工具强制拆迁，百姓怨声载道。如典型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
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充当的即是裁判员的角色，又当运动员。政府的职能应该一方面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职能，另一方面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主要任务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纠正缺陷。凡是市场机制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要插手，这就不会错位与越位。如我国至今70％的土地供给是依赖于行政手段。就是说，由于土地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各种土地违规行为中，其背后大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这些年，土地的问题愈演愈烈，起主导作用的是各级政府。同时，中国经济的信贷总量是明显地向政府倾斜。大量的事实证明，在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中，各级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影响。例如到2002年，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约占全部信贷资金的65％。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各级政府的影响。同时，政府又是投资的主体：2002年投资总量中，政府占了44％，民间占到56％，但是今年1—5月份政府的投资高达60％，民间投资下降到40％。
以上问题都非常现实、具体，意味着走绿色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绿色现代化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它的号角一旦吹响，就会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我们要利用全社会力量帮助化解、稀释、溶解上述难题。
实现绿色现代化的七项要求
李从国 文道全
实现绿色现代化，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支持。“昨天”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急功近利、忽视与侥幸之心必须祛除。赶在“后天”来临之前去认识、去行动，才能有舒适的“明天”。
绿色现代化道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战略选择，是我国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次革命。因此，走绿色现代化道路的突破口，是推动社会治理层次的全面改革，为绿色现代化创造条件。
首先观念上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对环境的变化作出迅速而准确的反应。能否做到与时俱进，是反映一个民族生存力、发展力的首要指标。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形势：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实现了温饱；国家的领导体制、政权建设、法制建设、民主建设、国防建设等在向前迈进；我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提高等。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从国内形势来看，政府内部关系理不顾，资源、环境发生了危机，若不用新的发展观看问题就认识不到资源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十六大后中央政治局从学宪法开始已经组织了13次学习。不学习，就不会了解形势的发展，就会看不清方向。
其次，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改革全面开展也是紧迫要求。纵观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可以用三次革命来加以概括。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温饱革命之后，“第三次革命”是在尊重“人类、自然、社会协调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从更深的层次、更宽的视野设计并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走绿色现代化的道路或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使政治上抬头经济上温饱的中国人民可以有所作为、全面发展、奔向小康。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政风转变和政策着力点已经体现出了这一趋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正式写进党的文件，足以引人重视与深思。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特别是短缺经济转化为剩余经济，社会物质产品非常丰富，正是迎接新的革命到来的好时机。
要进行全方位社会改革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进步，建立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改革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不存在矛盾，关键问题是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水平。同时必须用“人类、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重新认识、改造世界，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艰苦朴素简洁方便的消费观，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服务观。走绿色现代化的道路，任重道远，新情况新问题很多，需要在以往经验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作出新的决策。必须从社会治理结构这个更深层次出发，进一步理顺党委、行政、人大、政协、司法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循环的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从社会治理结构调整这一总要求出发去看问题。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是一个老话题，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是职能错位，也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应使政府的经济职能扭转到宏观调控上来，通过行政法规来调整、引导经济运行。
第三，社会生活法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绿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步入现代民主社会的拐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十六大以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组织学习就学习宪法，紧接着又完成了修宪，最近人大又成立了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法制工作的确在大步向前推进，但我国目前离法治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走绿色现代化道路需要遵循的“人类、自然、社会协调发展”原则，对人权保障、自然权利、社会秩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实现国家法治化，绿色现代化才有保证。
第四，调整现行经济政策，确定绿色经济发展道路。我们不能走当初西方国家工业化时高消耗、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信息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政府系统的所有调控机器都应集中力量，围绕上述要求对现有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综合调整。要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技术性的工作并不难，难就难在认识提高了没有，情况摸清楚了没有，条条块块能不能协调一致，中央一声令下政令能否畅通、执行能否到位。
第五是学会搞城市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迅猛提高，由改革初期的20％提高到目前的36％。大量新城镇的出现，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建设知识和理论。各级政府应把城市经济建设作为业务学习的重点，通过党校、行政学院进行系统轮训，并将其作为平常业务学习的内容，各级领导都要成为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同时，对重大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问题，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攻关，最大限度地保持决策的科学性。
六是培育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加强社会责任感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的生活污染主要来自家庭排污，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和消费方式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如用水用电、处理垃圾、环境卫生等。更重要的是，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千千万万个公民从我做起，节约点滴资源，爱护环境卫生，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只是迟早的事儿；反之，人们漠不关心甚至抱着生怕自己吃亏的心理争相浪费，就没有理由期待问题的解决。
第七，社会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监督对于绿色现代化道路的作用虽然无形，却不容小觑，在改革开放中，舆论监督起到了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生存危机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引起重视与新闻的议程设置之功是分不开的。新闻舆论监督，事实上已经成为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最为有效的监督手段之一。绿色现代化是一项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事关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福祉，需要在强大的舆论监督之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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