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当前我国经济中的困难和出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出路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当前总的经济形势估计
我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好就好在中央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之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现已逐渐显现了出来，以致连续几年处于低迷状态的经济已开始有了新的转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9年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约900亿元，比上年增长70%以上；1997年底确认的全国6599个国有亏损大户，裁至今年6月底已有3626个摘掉了亏损户的帽子；过去许多全行业连年净亏的局面已有根本性的转变。第二，外贸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长38.3%，进口增长36.%。第三，财政金融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政收支分别增长17.9%与25.6%；企业存款增加了3645亿，比去年同期的增加额还要增2691亿元。国内生产值已扭转了连续几年增幅下滑的态势，今年上半年增长8.2%，超过了去年全年增长7.2%的水平。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已出现新的积极变化，是非常可喜的好形势，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
与些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积极变化，主要是由于受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等外在、短期的有利因素影响的结果。例如出口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去年政府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经营权和加大金融对出口的支持力度，从局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二是去年上半年出口基数较低，今年实际是属于恢复性增长的性质；三是出现了有利的国外市场，因东南亚已结束了金融危机，美、欧经济强劲，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再如拉动经济好转的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如加薪、降息、加征利息税和增加假日等；而投资的增长则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的增加。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出现的某些积极变化，主要是靠外在因素的刺激和拉动，而并非主要靠经济内在的动力来实现的。相反，阻碍经济增长内在的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却一个也没有解决，因而经济好转的基础是脆弱的，稍有不慎，又可能出现逆转。
二、当前经济中的几个主要困难问题
（一）内需不足的形势尚未根本改观
据国内贸易局中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主要商品的调查资料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占全部调查商品的比例，1998年为33.8%，1999年上半增加到72.2%，下半年又进一步增加到80%。这种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至今也没有得根本改变。据统计，一般工业生产能力有40%以上是多余的。诚然，目前出现的买方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因为买商品方便了，价格也便宜。但千万不要忘记，广大劳动群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现在过度的买方市场，实际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大量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显，以致亏损、破产、失业，最终对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广大劳动者不利。
（二）国企困难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国企三年脱围的目标，到目前虽已取得相当进展，并使整个宏观经济有了新的积极变化，但离真正完全脱困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即在原规划需要脱困的6599个亏损大户中，到现在已摘掉亏损帽的只有3626户，占54.9%。而且在这些脱困的企业中，有约40%是通过兼并、破产、关闭出卖或债转股的方式，即用转嫁困难或“治驼背”的办法来解决的；而并非真正依靠企业自身加强技术改造、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以及增强激励约束机制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实力的结果。因此，那些脱困的企业虽然暂时有了转机，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并未完全取得相应的好处，或者已取得的脱困成绩并不巩固。更何况还有占约45%的亏损大户继续处于亏损困境之中呢？根据最近国家经贸委的材料，现在盈利的国有企业只占52%，即亏损或不盈利仍有近一半之多。这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转中所难以承受的。即使目前表面看来很火爆的证券市场也存在很大隐患。一般讲，上市公司却是经济效益较好的，否则就不准上市。但在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也有不少处于高亏损状态。到今年8月12日止，公布预亏或已经亏的上市公司有100多家，创下了历史上上市公司亏损的最高记录。
（三）失业问题依然严重
据统计，1993—1997年间，我国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为300万人、360万人、564万人、891万人、940万人。到1999年又上升到1174万人。据劳动和劳动保障部部长介绍，预计今年还将有500万个国企职工下岗，除去去年已实现492万人再就业外，滞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仍有约1000万人，加上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失业人数和当年新增劳动力局未能及时就业人数在内，则当前城镇失业者将大大超过1000万人。据有关方面估算，“十五”期间城镇年约剩余劳动力有约1878万。以全国城镇劳动力总数约18500万计算，城镇失业率当在10%以上，大大超过了美国失业率4%的水平，而与失业比较严重的西欧各主要国家大体持平。我们如果再把农村约15,000万剩余劳动力考虑在内，以且国8.6亿劳动力总数计算，全国失业和潜在失业率更高达19.6%。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忽视的一个高失业率记录。
（四）贫富悬殊的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在居民中分配的平均程度。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4以上为差距过大，0.3-0.4为比较适中的平均程度区间。如90年代，西方各发达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34。在发达国家中，两极分化很典型的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已高达0.428。而我国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18，表明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其后便逐渐拉大差距，到1990-1995年，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39，即已接适中区域的最高临界点。近几年来又进一步日趋上升，1996年上升到0.42，已接近美国0.428的水平；1997-1999年，又分别上升到0.43、0.46、0.467，已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差距水平。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也可感觉到这种贫富悬殊的现实。如全国6.2万亿储蓄存款中有80%为20%的富裕储户所有，而占80%的储户只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20%。这种存款贫富悬殊的状态是大家所熟知的，但还不能说已充分反映了人们所拥有金融资产的贫富悬殊的深刻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三个部门共同对全国1.5万户持有金融资产家庭调整查的结果；占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金融资产的60.47%，占43.73%的最贫穷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占全部家庭金融资产的2.99%；平均最富裕家庭每户占有的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每户平均占有的359倍！这差距是大，着实惊人。我认为，近年来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此贫富悬殊所引起的。
（五）财政赤字日益膨胀
自1978年以来，除1985年略有结余外，我国财政年年有赤字，而且总趋势愈来愈大，特别是近几年增加更为迅速。1997-1999年的赤字分别为555.06亿元、918亿元、1,759亿元，今年将突破两千亿元，预算为2,299亿元。据统计，在1979—1999年累计赤字高达6,640.77亿元。赤字总是要弥补的，在80年代，主要靠向银行透支，多发钞票，这就直接刺激通货膨胀；90年代主要靠发行公债的办法虽然比发钞票的办法要好，但发公债是要还本付息的，实际等于延期收税，所以也不能无限扩大发行量，而需要有一个度。根据国际经验，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GDP）的警戒线为60%，我国1999年国债余额为9800亿元，占当年GDP82054亿元的11.94%。因此，从国债负担率的这个指标来看，我国还大有增发国债的空间；但是，从国债依存度（国债收入/财政支出）的警戒线为20%来看，我国在1998、1989年已分别达到36.12%和30.56%，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经验的警戒线。这就意味着我国财政已存在很大的潜在危机。因为当我国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很高，在目前已有约1/3的财政支出靠发国债来承担的情况下，国债余额愈来愈大，每年还本付息的数额也愈来愈大，每年借新债除去还旧债后余下能用来弥补当年财政赤赤字的份额就可能很小。如1997-1999年间，每年新发行的公债用于当年还本付息的比例分别为77.39%、60.24%、47.6%，预计2000年为52.5%。这就是说，在1997年以来，每年发行的公债真正能用于弥补赤字的只不过一半左右，甚至不到30%。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到了一定时期以后，一年发行的公债只够当年还旧债，这的财政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到那时，财政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产生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几个主要的经济困难中，除国有企业问题外，其它几个产生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乃是由于近些年国有经济相对急剧萎缩，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非公有经济的迅速膨胀。
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0.8%，到1997年已下降到只占25.5%，还低于1949年的26.2%的水平。在国有经济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则十分迅速，比重节节上升。截至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150.89万户，从业人员202155万人，注册资本10287.27亿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20.45%、18.28%、36.32%，外资企业，截至2000年7月，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53704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7.46亿美元，按1美元总换8.3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27202亿元。合计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使用的资本达37490亿元，相当于1999年底国有经营性资产65,733.4亿元（已扣除国有资产在境外企业占用的1,015亿元）的57%。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要高于私营外资企业，那么，按净资产计算，私营、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还将更大。另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有约占40%的乡镇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往往被当作集体经济的公有制企业。其实，从经济关系的性质来看，这一块的情况很复杂，笼统地称之为公有制经济并不符合实际，我把它称为处于混纯状态的说不清楚的经济。比如被新闻煤体炒成全国集体经济一面旗帜的诸城股份合作企业，实际是把国有企业按照“先出售，后改制，职工持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企业。在这些改制企业中，领导的股份比一般职工的股份多得多，但决策却实行“一股一票表决权”，而且不得退股。这就很难说是集体经济性质的股份合作制。据了解内情的山东某经济学家揭露的材料，诸城改制的国有企业，在1994年7月以前，除两家为有限责任公司外都统称为“股份有限公司”，只是后来为了掩盖私有化的改制本质才改称“股份合作制的。何况这种股份合作制现在已又进一步推行“二次改制”，即要把企业股权进一步集中到少数领导成员手中呢。持有一股、两股，只不过是大股东为诱使劳动者更加为自己卖力干活的一种骗术。这是西方股份公司都常用的一种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手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遍布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其私有成份就更多，就更不能笼统地说它是集体经济。总之，占整个国民经济约40%的股份合作制和乡镇企业，虽然不排斥其中确有集体经济的成份存在，但有很大一部分却属于私有经济的性质，有的则称之为戴着红帽子的假集体经济。
上述各种形式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从本质上讲，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或者有的还不很成熟和不规范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们共同特点是，由工人新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都为少数资本家或私营企业主所无偿占有；有些依附于外资私人资本的高层人员，也能从他们携取的剩余价值中分得一份残羹剩汤而形成较高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广大职工群众只能取得大体与劳动力价值相当的勉强糊口的工资奖金。这就是说，随着外资、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按照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企业发展，对提供增加社会产品，增加就业岗位等都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任其无限制地迅速发展，从而带来了明显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随着国有企业萎缩，便有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有些职工虽然暂时尚未下岗，但工资下降，甚至不能领得工资，或长期领不到工资，长期无处报销医药费；还有大批离退休人员，不仅离退休金很少，有的还常常不能及时兑现。这样，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贫困群体。
可见，近些年来我国城镇下岗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贫富悬殊的加剧，与国有企业的急剧萎缩和私营、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是直接相关的。由于贫富悬殊造成市场消费需求不足，又进一步加剧国企困难，引起下岗人员增加，贫困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加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有效的出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便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和潜在失业队伍，以及贫悬殊日趋严重的状况。
前述几个经济困难中，还有一下财政赤字日益膨胀问题，其根源也在于国有企业的萎缩。因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国有企业一向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和经济基础。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上交国家财政的利税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1971-1975年为87.5%，1976-1980年为86.319811985为82.6%，1986-1990年为72.8%，1991-1995年为71.4%。可见，国有企业真是国家的“摇钱树”和“金宝盆”。现在这棵摇钱树都在萎缩，财政收入相对于GDP来说自然会下降，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就不可避免，国企愈萎缩赤字就愈严重。
有的同志或许会说，国有经济萎缩了，但可以靠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弥补，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不会减少。然而事实是，外资、私营企业等非公有经济依靠国家“减二免三”等倾斜政策的扶持，只享受改革的收益，却不付或少付改革的成本，更不用说他们猖狂偷税、漏税、所以实际缴交财政的税额很少。据经过国家统计局核实的材料表明，各类工业企业每100元产值所交纳的税金：国有企业为13.28元，乡镇企业为4.88元，中外合资企业为5.06元，外资企业为2.41元；就每100元销售收入所交纳的税金来看，国有企业为9.28元，乡镇企业为5.08元，中外资金业为4.75元，外资企业为0.02元。可见，国有企业与非公有经济的税负是极不公平的，国有因萎缩而减少的税收，不可能靠非公有经济的发表来弥补。而且国有经济正由于与非公有经济担负着极不公平的税负。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很不公平的地位，很明显，这也正是国有企业急剧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国企的萎缩乃是形成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摆脱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本出路
摆脱我国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切实按照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首先就是要坚决搞好国有企业，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整个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其他非公有经济当然也要发展，但必须在服从这个主导和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而不能无条件、无限制地盲目发展。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也正是如此。我们只有首先搞好了国有企业，上述的一切困难才能迎刃而解。
然而现在舆论界有的却公然提出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也是违反我国宪法要求的“非国有化”的方针。1999年7月《中国改革》杂志发表的署名为“本刊评论员”的文章：《非国有化：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就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什么是非国有化(denationalizatiln)？这是作为企业国有化的对立物局出现的一个私有化概念。它最初产生于80年代西方私有化浪潮兴起的时期，到1990年前后，前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广泛这一说法。他们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有关文献中，实际都是把非国有与私有化当作同义语来看待的。1987年出版的在西方经济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说道：“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当风气开始愈益要求私有部门大企业分散、‘独立’或放松集中控制时，这股风就被右翼政党利用，很快地变成了要求公有部门‘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运动。英国斯密研究所也认为“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并总结出有22种私有化方法，例如，以股份形式出卖国有资产等等。我国在1995年也开始出现了非国有化一词，有的还提出了非国有化的改革方案，遭到了许多同志反对，我也当即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指出了它的私有化改革的实质。这次《中国改革》提出要把非国有化作为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不过是老调重弹，并进一步自我表明，所谓“非国有化的实质就是将国有企业产权由归属全体社会成员缩小为一部分社会成员或单个社会成员”，实际就是要把国有企业的产权“量化到个人”，实行私有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提到非国化时，一开始就很明确说出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前苏联在开始时却只说非国有化，避而不谈私有化；只是在苏联解体，公开宣布实行私有化以后，正如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所说的，这时才道出了真象：“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可以说，非国有化是私有化的初级形式，私有化是非国有化的高级形式”。目前我国一些鼓吹私有化的人也只说非国有化，避而不提私有化，是否也觉有时机来到的难言呢？
与非国有化提法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民营化”之说。民营化论者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将国企通过拍卖转变为民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一词最初出自日本，是指相对于国营而言的私营企业。我国1998年出版的公认具有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辞书》修订新版的解释，也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就是私营企业。有趣的是，今年7月11-12日《参考消息》连载国外作者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中，原文是说现在中国“大规模的私有化和重组浪潮才刚刚开始。”但在公开发表时却时却把其中“私有化”改成“民营化”。可见，在公开场合，一些“民营化”一词的人，往往也是心照不室地把它视“私有化”的同义语。然而他们却始终不直截了当亮出“私有化”三字的底牌，很明显，其用意无非是为了逃避人民的谴责而玩弄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字眼的一种骗术，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为了避免“争论”的需要而已。
现在理论界还有人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要求国有企业一律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去取而代之。有的还说要国企“迅速和坚决地从竞争领域退出来，将这些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交给私人去办，交给外商去办，是当务之急。（参见《经济日报》1999年12月10日载《“退中有学问”》）。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竞争。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造币厂之类极少数企业由国家垄断不参与竞争之外，还有哪个行业不属竞争性领域，甚至连金融、邮电、通讯、铁路、航空、能源、高科技产业等等国家经济命脉和基础骨干、尖端技术部门，却没有不竞争的，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竞争还相当激烈。可见，“国退民进”的口号是一个十足的全盘私有化的口号。而且这种私有化的主张比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还要彻底。
上述主张非国有化、民营化和“国退民进”的主要现由，就是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私有企业优于国有企业。其实，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根本点在于宏观上，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从而克服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失业，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以高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这已为苏联和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
从微观上讲，也不能说国有企业的效率注定比私有企业低。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具有最大的优势，就是企业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因而能充分发挥主人翁的聪明才智和生产积极性。大量数据充分说明，国企效率是很高而不是很低的。例如从反映企业效率最主要的综合指标资金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在1952年为25.4%、1957年为34.7%、1965年为29.8%、1970年为30.6%、1975年为22.7%、1978年为24.2%、1984年为17.7%、1988年为20.6%。可见80年代以前，都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百分点水平。据专家研究，1998年，世界500强的利润水平，平均只1.129%，以我国国有企业要低许多，怎么能说国企效率低呢？再从劳动生产率来看，国企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1975年间，年均增长3.9%，而美国在1973-1995年间年均增长1.4%，仅及我国改革前约1/3。的确，在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国企效率逐渐下降了，资金利税率在1997年已降到6.3%，并有大批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但这不仅与国企在历史上承担着繁重的社会任务、人员过多、机构臃肿和近些年某些改革措施（如拔改货等）失当，技改资金不足等有关，而且与国企的税负很重同外资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有关，而决非国有制的本质决定的。因此，如果经过改革，兴利除弊，平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就一定能胜过私营、外资企业。那些拼命鼓噪国企退出竞争领域的观点，实际上除了希望私有制一统天下外，在相当程度上是映了私企老板们害怕竞争不过国企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的结论是，摆脱我国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切实地而不是虚假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切实地而不是虚假的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