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衡与均衡之间：破解宏观调控困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6）05—0028—04
肇始于2003年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有效化解：一是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模式没有彻底改变；二是房地产、信贷两大闸门调控难度加大，且依然膨胀；三是固定资产投资仍在高位运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短期内仍不能有效化解。此外，通胀与紧缩互现周期缩短。因此，在2006年6月中旬，央行及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中，又传出了第二轮调控的呼声， 将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进一步抑制货币流动性增加及信贷过快增长、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等作为主要工作来抓。纵观目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根本原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调控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内外部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所致。本文将分析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原因及其对宏观调控形成的挑战，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宏观调控的深层背景：内外经济失衡
（一）内部失衡：体制内循环的“高储蓄”、“高投资”与“低消费”
内部失衡主要是指在中国经济体制内循环中的“高储蓄”、“高投资”与“低消费”现象。截至2006年5月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7.6％。2005年投资率则高达44.8％，比2004年上升0.8个百分点，消费率则只有50.7％，比2004年下降2.7个百分点，而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是62％。从投资看，在屡次经济“过热”（如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以及2003年至今）中，投资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绝大部分月份，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左右的增速，其中部分行业如钢铁和汽车投资的增幅显著大于平均增速，2004年前者是130％，后者则超过70％。
如果国内的高投资全部来源于国内高储蓄的顺畅转化，那么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要义，内部经济是平衡的，但在这里，高投资并非高储蓄直接转化的结果，因为国内居民高储蓄缺乏有效实体经济投资渠道与足够的转化动机。高投资的资金来源实质上主要有多种途径：央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外商直接投资；在升值预期不减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国外短期游资；四大商业银行在改制后随着信贷能力的强化及通过结售汇获得了大量人民币，在“早投放、早受益”理念下，这些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导致社会增量资金增加。此外，还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关于前几个原因容易理解，最后一个原因则具有隐蔽性。据世界银行计算，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目前已经超过0.45。社会分配不合理会使大量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形成庞大的储蓄与投资能力。目前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如钢铁业，许多就是由私营企业完成的，这些企业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筹集起巨大的资金量投资于重工业领域。
国民的高储蓄与低消费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受转轨经济条件下体制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国市场化条件日益成熟及成功加入WTO， 一系列有关配套制度改革如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没有跟上，使得国民预防性储蓄以及高收入群体储蓄增加，边际储蓄倾向增加的同时削弱了边际消费倾向。二是人口结构特点以及传统的“崇尚节俭”美德等也造成高储蓄与低消费并存。此外，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农村财政收入及农民收入增长难以保持稳定的水平，由于农村消费占全社会消费比重很大，这将进一步降低社会消费率。这种长期形成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逆转。
（二）外贸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重失衡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严重，这是涉及贸易与资本金融账户的结构性失衡。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2005年，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 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我国尤受关注，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而2006年5月份我国外贸顺差达130亿美元，又创出历史新高。
对于中国，外部失衡的原因主要是贸易与投资的体制外循环带来贸易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重不平衡。其一是贸易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上升，2005年在进出口总值中的比重高达49％，所形成的顺差高达1425亿美元，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体制外循环弱化了贸易内部门的竞争力，使外需的强劲增长影响到了内需增长效率，而且可以认为，我国被动地持有高额外汇储备，从表面看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剧增，从实质看则是国内消费不足的结果，即局部过剩的生产力难以被孱弱的内需所消化。甚至可以预期，如果国际资本流入量不能足以平衡美国的贸易赤字，致使其进口增长变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就会加剧中国部分行业生产过剩的局面。其次是资本金融项目的不平衡。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销大幅增加，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并生产了部分进口替代品，以至于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额来自外商投资企业。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就占了我国总进出口的59％，实现的顺差占中国总顺差的56％。与此同时，中国没有适时强化自己的国际投资地位，2005年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2875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占比68％，其增量占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增量的71％，没有形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意味着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失衡。由于人们长期关注的是贸易平衡问题，资本金融项目失衡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力。
二、内外经济失衡对宏观调控的挑战
内外经济失衡是互为因果的。从储蓄—投资角度看，外部失衡同时也是内部失衡的表现。宏观经济恒等式及双缺口理论表明，“储蓄缺口＝贸易缺口”，当国内储蓄不能很好地转化为投资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就会相应出现贸易顺差，从而使得国内经济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近似得到一个公式：“发达国家（如美国）的部分贸易逆差＝发达国家（如美国）的部分储蓄负缺口＝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部分贸易顺差”。结合现实，可以认为我国外需的强劲增长正在影响内需的增长效率，尤其在目前我国的出口和投资活动约占GDP的75％，并以每年近30％的速度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投资—出口”的高度路径依赖，对外将触发更多的贸易矛盾，而对内则促使产能过剩和通货收缩。在这种背景下，宏观调控效力受到严峻挑战。
（一）内外失衡使得多目标调控的冲突加剧
对于宏观金融调控而言，要同时克服内外失衡情况，就会出现调控的多目标性，这些目标涉及物价、汇率、投资、经济增长等多个变量。内外部失衡导致多目标下金融宏观调控的困局表现就是从“紧信贷→松货币”到“松信贷”转化，这一传导机制为：储蓄相对剩余→国际收支盈余→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扩张→流动性过剩→信贷由紧变松。这表明越来越严重的由内部失衡推动的外部失衡引致外汇占款增加过快，基础货币被动投放，成为流动性泛滥的源头。2006年前四个月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连续维持在19％左右，远远高于中央银行16％的增速目标；银行贷款增加15740亿元，几乎占全年信贷增量的三分之二，同比多增6943亿元，同时， 长期贷款的数量明显高于短期贷款，致使贷款结构有恶化的可能。这种银行体系出现的流动性过剩最终还是传导到了信贷市场，甚至流入一些投资过度行业如制造业、房地产业，强化了产能过剩及过度投资问题，直接挑战了央行“紧信贷”意图。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一惊人相似的情景，那就是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后，外贸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激增诱致了90年代中期的高通货膨胀。再加上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减导致短期外资非法流入因素，也增加了金融体系流动性，不仅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过快的局面，还刺激了资产市场泡沫的膨胀程度，这一点，同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后的情况有些类似。
央行宏观金融调控的难度还在于，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创造比较宽松的金融环境。目前尚作为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受制于外部平衡的压力，为了避免高利率强化升值压力，同时也为了不使国内股权分置改革环境恶化，利率也不得不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央行2006年4月份以来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加大央行票据发放等紧缩措施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管制的效力已大为降低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在物价稳定目标与汇率目标间的回旋余地减少，大规模的冲销干预以及外汇市场干预大大地削弱了货币政策调控的独立性。
（二）内外失衡使得通胀与紧缩互现周期缩短，宏观调控“松紧两难”
失衡的经济体系与失衡的经济结构互为因果。从2003年至今，在投资结构不能有效适应消费结构的情况下，通胀与紧缩互现周期大大缩短，使得宏观调控“松紧两难”。2003年经济过热的表现，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需求过热导致电力、煤炭、运力等主要基础部门的支撑难以为继，出现生产资料价格、粮食价格、上游能源与建材价格上涨，形成通胀局面，但消费品价格并没上涨。从2003到2006年，随着国民经济瓶颈部门不断拓宽，部分资本品行业供给水平增长超过有效需求水平，从长期看面临着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这些行业供给的相对过剩，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引发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经济趋冷，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效应的逐步显现，粮价、钢铁、水泥等资本品和消费品物价全面走低，通货紧缩显山露水。而且，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过度，也会导致内需进一步减少，进口也会随之减少，从而带来更高额度的贸易盈余，加剧经济内外失衡程度。
由此可见，通胀与通缩只在一线之间。从目前看，物价水平的低迷不仅表明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还表明宽松的货币没有投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资产市场，可能刺激经济泡沫的产生。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宽松的资金流向资产市场一般不会导致物价骤然上涨，因此时下消费物价指数还比较低，但如果货币信贷继续加快增长，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在高位运行，就有可能拉动部分行业过热，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局部甚至整体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可能显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雷德曼的理论，资金供应增加后，6到9个月会导致生产出现过剩，12到24个月后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迫使央行不得不宣布从2006年7月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进一步控制投资过热和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在这种“时冷时热”甚至“一边冷，一边热”，通胀与紧缩压力互现的特殊情况下，新的投资升温对治理产能过剩会产生更大的压力，货币政策调控也更加复杂化，央行将在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同时又要提供宽松金融环境以启动内需、减少失衡程度并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这两个短期目标间陷入两难境地。
（三）内外失衡使得诸方利益博弈更加激烈，削弱了调控的有效性
内外经济失衡源于最基本的宏观投资与储蓄的失衡，这种失衡也同时伴随着经济主体利益、城乡经济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的失衡。随着新旧体制的更替，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人们的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即经济运行本身比过去复杂得多，内外经济失衡只会使得诸方利益博弈更加激烈，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并增加协调的成本。其一是投资主体间的重复博弈产生利益失衡。投资体制改革深化催生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本轮投资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既有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在“民进国退”中利益的协调与权力的竞争，又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及对投资调控方面的政策博弈。在一些需求增长快的领域，民营企业往往蜂拥而上，导致在该领域的投资出现爆发性增长，一段不长的时滞之后就发生生产能力的过剩增长。在2006年的投资主体中，除了私人外，地方政府投资也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8.8％，地方项目投资同比增长31.2％，地方项目投资增速高出中央项目12.4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投资及对投资调控的态度往往是围绕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与中央政府的出发点甚至存在冲突和重复性博弈，会增加调控成本、减小调控效力。其二是城乡平衡、东西部间的区域平衡矛盾也很突出。中国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失衡也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和相互矛盾的利益博弈。从城乡发展格局看，城市对比农村货币流动性压力大得多，农村及落后地区资金向城市及发达地区持续的贫血性的资金输出使得城乡投资、消费出现分异；从地域布局看，基本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区面临较大货币流动性压力，使得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得不到缓解。针对此，宏观调控措施既不能一刀切，又需“有保有压”。例如本次存款准备率上调0.5％就没有针对农村信用社。这使得宏观调控不得不审慎推进，增加了诸方利益协调的成本，削弱了调控的有效性。
三、均衡性调整：破解宏观调控困局的长期性对策
要使宏观调控走出“囚徒困境”，就必须在控制过剩的流动性，创造有利的金融财政环境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稳定汇率预期，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及抑制贷款过度扩张，避免宏观政策调控过度而使经济陷入紧缩等诸方面之间寻找平衡点。从最优角度看，这个平衡点应该是内外宏观经济的均衡点。但内外同时均衡点在现实中很难达到，所以必须找到次优点。从短期看，今后央行还将通过发行定向票据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提高利率、适当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引导资本流出等措施，以调控贷款和投资增速。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失衡问题以破解宏观调控的困局，就必须从长远目标着手，注重贸易平衡与金融平衡，强化财政政策调控的中心地位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一）在注重外贸平衡的同时强化资本金融项目平衡
中国长期重视的是外贸平衡问题。根据传统的国际收支理论，汇率是调整外贸平衡最迅捷的手段。中国从2005年7月开始了人民币汇率在真正意义上的浮动， 使长期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这种外部调整的压力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并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及产业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继续通过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带动贸易平衡，缓解当前基础货币投放以及信贷增长的压力，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也要配套出台全面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以促进对外贸易平衡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扩大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扩大境外投资规模，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存量，减轻基础货币扩张的压力，以促进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平衡。这就要求改革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外汇管理制度，如逐步放宽私人用汇限制，通过实现“藏汇于民”化解储备成本与风险；松动外汇资本项目管制，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利用升值契机增强对外投资规模，从而化解外汇占款压力，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调节实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
（二）强化财政政策调控，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可以说一直是重头戏。但是，根据蒙代尔的汇率理论以及米德冲突问题，在汇率灵活性不够，资本管制效力降低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会受到削弱，而此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较大效用。如果在外部需求下降和人民币升值的同时积极地扩大财政支出，并行使财政的再分配职能，促进社会公平协调发展，将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兼顾外部平衡的同时优先达到内部平衡，从而摆脱对高出口—高投资模式的依赖，建立起由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带动消费购买力和消费品价格上升，使工业品旺销，缓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就能获得可维持性，并且还可能带动产业升级，引发新一轮自主性投资。
财政政策要启动内需主导型经济，首先，要以促进农村有效消费为重点。应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应对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举措，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及对贫穷农户的收入补贴，并建立覆盖农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与教育的安全网，以释放农村的消费需求。其次，完善社会转移支付体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分配矛盾与财富集中又会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脱节，并进而触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导火索。可以使用税收政策，如提高个人所得税比例，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公情况经过二次分配后有所改变来予以缓解。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降低企业总税负水平、调整进出口关税、实行有差别的行业税制和税收优惠政策，刺激内需。
（三）解决导致经济失衡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目前，宏观调控重中之重的投资过热问题以及产能过剩问题，从宏观方面看是内外经济失衡问题，从具体、微观方面看又是经济结构问题。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包括如下方面：其一是协调上述的消费与投资比例结构问题，即必须推动投资、出口增长型经济向消费增长型经济转化，发挥消费作为最终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这里不再详述；其二是必须解决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投资过热及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包括钢铁、水泥、焦炭、电石、汽车、铁合金、电解铝等行业，而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可以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契机，提高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促使资源更多地向作为非贸易品部门的服务业转移，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生产效率及部门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内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其三是解决实体商品市场与虚拟资产市场结构的不平衡。为克服升值的消极效应，同时为避免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宽松的货币过度流入资产市场如房地产、证券市场，必须综合利用金融、财政、行政手段平抑资产市场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使其实现软着陆，以避免这类资产市场过多透支居民消费购买力而影响居民长期消费，形成宏观金融风险。其四是完善能源及资源瓶颈类产业如煤电油等产品的定价机制，同时协调好战略性产业如粮食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保障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安全发展。
［收稿日期］200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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