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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痛定思痛，为避免灾害的再次重演，我们认为应该建立生态经济型环境水利模式。生态经济型环境水利是构筑在充分协调好治山与治水、生态与经济、资源与环境、组织与管理基础上的模式，该模式紧紧抓住水利建设，植被建设，水文、气象、通信非工程手段建设及政府机构协调管理和干部政绩考核这几条主线，全面展开以治山为基础的治水运作。
生态经济型水利模式的主体内容是：一方面，全面系统研究和正确处理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及防洪减灾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尽量做到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以及雨水和污水资源化统筹，水量与水质并重，点污染源与非点污染源齐抓，蓄泄兼筹、洪涝兼治，兴水利、除水害、化害为利、标本兼治，源头区、上中下游、左右岸以及流域区内的湖泊、水库和蓄滞洪区兼顾，治山与治水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另一方面，则要健全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加强体制管理的力度，以实现水土林草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国土的保安目标。实施生态经济型环境水利，主要应采取以下重大措施：
治水必治山，治山是基础，山水兼治，统筹安排。治山先治穷，山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体系，又是贫困人口数量在我国自然地理类型区中位居首位的地域，因此，治山不仅仅是值树造林，而要从治理山区社会全局和使当地人脱贫致富切入，全面展开。
山区的综合治理要与治水紧密结合，把握全要素的研究与整治。我国大范围水土流失屡禁难止、愈演愈甚的一个最基本原因，就是山区、尤其是大江大河流域内的源头和上、中游山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严重滞后。就一个流域分析，区域水土流失的控制与治理绝非仅是技术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技术问题。水土流失是不合理农业开发的后果，又是生态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因此，山区的建设与改造，要从山区社会全局着手，要把握山区自然资源、经济、人力三个有形要素和技术、管理两个无形要素，以山区大规模、高质量的林草生态工程和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遏制山区水土向大江大河主干道及其支流与湖库的淤积，以减缓江河湖库堤坝汛期的防洪压力。针对这次特大洪灾，在我国大江大河流域区上中游的山地建设与改造中，亟待采取以下办法：
——贯彻“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在国家统一规划并予以适当扶持下，提高我国水利建设的速度与兴利除害的规模。在我国，一般说来，主要大江大河的源头均在山区，若干沟壑之水汇成小支流，若干小支流汇成大支流，若干大支流汇成大江大河。治理大江大河就应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与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从山区的沟壑治理做起，筑塘堰、闸山沟、打旱井、挖水窖、修涝池等，并与植树种草和生态农业建设结合，在坡面修筑高标准梯田，在沟顶和沟底广植林草，把沟沟壑壑都建成林草茂、粮食丰的生态经济沟。这样，雨季降水就将在很大程度上顺山体缓缓下流，以最大限度地把降水拦蓄在大江大河上游的山区里。
——建立坡耕地治理小区。长江上游地区坡耕的土壤侵蚀量约占长江来沙总量的60%，特别是毁林与陡坡开垦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针对这一现状，主要治理方式应采取退耕与还林并举。建议国家在山区、半山区或丘陵区建立一县或一乡的坡耕地治理小区，并实行经济补偿政策：在严禁新的陡坡垦植和严格划定原承包面积的基础上，对原来25度及25度以上的垦植户减免粮税，并在2～3年内按面积给予口粮补贴和按以工代赈方法发放还林基金，考虑到国家财力有限，可先在长江上游或三峡库区小范围试行，成功后再逐步扩大运作范围。
——在山区，要严格控制无政府计划的采石、开矿等生产行为；与此同时，在铁路、尤其是公路的修筑中，加强护坡的工程建设。
加强全国范围的林草业建设，尤其对大江大河源区的林、草植被及其江河上、中游的森林植被不能肆意破坏，要加强立法保护。同时，要加强水利工程与林草生态工程配套建设。国家应重新调整国土保安方略，下决心像搞水利工程——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及城市防洪工程、大江大河与主要湖盆的清淤或拓宽工程那样舍得投入，使生态工程可持续地扩大规模并充分发挥功效，主要措施包括：
——在大中城市、大江大河流域大力加强各类防护林体系的营造。鉴于林木、尤其是生态防护力强的林木种群生长周期长的生物学特性，更要尽快地大力加强各类防护林体系的营造，确保我国大中城市、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利枢纽在生态方面的防护效能，以奠定江河、水利枢纽和大中城市在自然界良性循环的生态基础。
——林木保护要真正做到立法科学性与执法严格性的统一。对现有原始林和天然次生林，要在加大政府干预力度的前提下，加强立法保护。而天然林的保护，最关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国有森工企业的转产与生存问题。当前，国家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但涉及国家财政、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只有尽快妥善安排，才有可能尽早解决生态财富殆尽的危机。
——长江上游重点林区县几乎都是贫困县，应考虑实行比经济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的同时，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在林木全面禁伐后，如果这些地区在选择新的发展道路时，在地方财政愈趋紧缩，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保护执法力度非常薄弱的情况下，缺乏环保观念、尤其是缺少保护环境诚心的人们，自然就把生财的焦点放在采金、开矿、偷猎等行当上，就将形成新的生态破坏，有些行为甚至造成比林木采伐更为严重的生态恶果。鉴于此，在采取优惠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加强环境管理与执法机构建设。
加强大江大河主干道及主要支流的控制性工程建设。除在建的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大型工程外，还应在其上游或主要支流上建设一批控制性工程。如果用20～30年时间，在长江中长游主要支流上建成大渡河的瀑布沟、岷江的紫坪铺、清江的水布垭、沅水的三板溪以及乌江的洪家渡和构皮滩等一大批水利水电工程，就将使长江上中游滞洪总量约达到500亿立方米，并使我国的水能资源利用率达到50%以上。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防御长江洪水，并相应解决或缓解长江流域乃至相关省区电力资源和淡水资源紧缺的局面。
河道清淤、险工险段除险加固、重要城市和重要堤段修筑钢筋混凝土堤坝以及蓄滞洪区和民垸合理安置并举，大幅度提高我国内陆载水体的防洪与疏洪标准。民垸和蓄滞洪区不合理设置的主要原因：一是众多人口的压力，而人口的安置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又处于相对无序的状态；二是低廉的地价、以至于通常无需支付便可获取建厂和居住的权利。因此，要严格控制人口，搞好计划生育；并以高额的土地价位，遏制乱建工厂或经济开发区的行为，以阻断目前分洪成本的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平垸行洪，要迁村并点，移民建镇；蓄滞洪区则要尽早出台商业或非商业的社会保险及淹后的经济补偿政策。
加强气象、水文和通讯等非工程手段建设，以加大“科技减灾”力度。全流域的防洪减灾是跨省区、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工程，尚需各省、市、自治区同中央的水利、林业、气象、水文、通讯、地质、交通等业务主管部门统筹安排，通力合作，尽最大可能从气象、水文、通讯、地质等非工程手段提高防洪减灾的效能。这一综合性工程的调控权在汛期来临或汛期中应归属国家防洪总指挥部，该部的被领导权在党中央和国务院。
国家应尽早将治理水患及防洪的投资额度按照占国民收入相对稳定的比例依法确定下来，逐年付诸实行，并随国民收入的增长，适度提高其额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防洪效益与资金投入总额的比较，我国水利建设、尤其是防洪工程是全国回报率最高的产业。新中国建立以来，湖南、湖北、江西等7省各级财政共投入防洪工程建设资金278亿元，而7省防洪总效益累计减少经济损失约3000亿元，资金投入总额同防洪效益之比约为1:10。
根据国民经济建设是建立在生态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系统上的理论，应进一步考虑国民经济部门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任期政绩的考核内容。例如林草业的组织建设问题，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林草业建设与保护，没有政府行为干预，很难搞好。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林草业的行政管理、政策引导及扶贫工作。在干部任期政绩考核上，除要考察经济建设与经济效益方面的内容外，也需增加环境与生态管理方面的考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