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唐代论文,航线论文,中国论文,海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2-0114-08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发展迅速。公元762年，阿拨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后，每年有不少阿拉伯商船来到中国贸易，据公元748年第五次东渡日本而遭风飘到海南岛万安州的鉴真和尚说，在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①另据《贞元新订释教目录》记载，公元717年金刚智搭船从锡兰出航时，有大约35艘波斯商船随行，驶向苏门答腊的巴邻旁，然后再前往中国。②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在《黄金草原》一书中亦写道：“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阁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各自的商货逆流而上。”反之，到阿拉伯贸易的中国商船则直接驶往阿曼、斯拉夫、波斯沿岸、巴林沿岸、乌巴剌(Oballa)和巴士拉等国。③由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商船来往频繁，故两国史书中有关这些海上交通航线的记载甚多，本文拟根据这些记载对该航线作一初步考释。
一
《中国印度见闻录》系由几位曾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根据其亲身见闻记录而成。据阿拉伯史学家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uid Hassan)考订，该书大约撰写于公元851年。其提供的史学价值，按1946年法译本译者索瓦杰(J.Sauvaget)所言：“就目前看，是任何别种著作也不能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早四个半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的最古的中国游记。”日译本译者藤本胜次也说道：“这个文献，对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商人，或更确切地说，对当时的斯拉夫商人，堪称是一部通俗的南海贸易指南。”④该书记载了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下面分段将航线中的有关地名进行考释。
1、从伊拉克阿拉伯河口的巴士拉(Basra)出航，向东航行经过的第一个海是波斯湾的法尔斯(Fars)海，第二个海是拉尔(Lar)海，第三个海是哈尔干(Hsrkand)海。拉尔，一般认为是印度西海岸北部古吉拉特(Gujarat)的别称，拉尔海指的是古吉拉特所处的阿拉伯海。哈尔干海，即孟加拉湾。“哈尔干”来自于梵文“Harikeliya”，指的是东孟加拉湾。⑤
2、在哈尔干海与拉尔海之间，岛屿星罗棋布，据说共有1900个，标志出上述两片海域的分界……那些岛屿中的最后一个是锡兰岛，在哈尔干海中，所有被称为迪瓦(diva)的诸岛中，锡兰岛是最主要的一个。在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之间“星罗棋布的岛屿”，指的应是拉克沙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马尔代夫群岛由19组环礁、1200多个珊瑚礁组成。锡兰岛，今斯里兰卡(Sri Lanka)；迪瓦，为梵文dvipa或巴利语dipa的音译，意为岛、洲。
3、船只向锡兰岛航行，途中岛屿为数不多，但都很大，有一个叫南巫里岛(Lambri)，岛上有几个王国……有一名叫范苏儿(Fantsour)的地方，盛产优质樟脑……这个岛位于哈尔干海和海峡之间。“船只向锡兰岛航行”，由此说明这条航线是分段记载的，前面载述的是从巴士拉到锡兰岛的航线，而现在叙述的是从马六甲海峡到锡兰岛的航线。南巫里岛，一般认为指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班达亚齐(Banda-Aceh)。范苏儿，亦名班卒儿(Pancur)，即今苏门答腊岛西岸出产樟脑的婆鲁斯(Barus)，《新唐书·室利佛逝传》名之为郎婆露斯。梁朝时名樟脑为婆律膏，即物以地名之证。⑥海峡(Selat)，指马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而言。
4、再往前进是楞伽婆鲁斯(Langabalous)……越过楞伽婆鲁斯，便是两个被海水分隔开的岛屿，叫安达曼(Andaman)。楞伽婆鲁斯，为一复合词。楞伽，《新唐书·师子国传》作棱伽山，斯里兰卡岛上的山名，亦以名全岛。⑦婆鲁斯仍为前面所述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婆鲁斯，之所以冠上“楞伽”二字，可认为是锡兰的属地。据爪哇出土的八世纪的梵文碑铭记载，当时统治苏门答腊岛的山帝王朝是属锡兰国王统辖。⑧安达曼，指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分为大安达曼岛和小安达曼岛。
5、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Oman)以及其他地方运到斯拉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货物装运上船以后，装上淡水就“抢路”——这是航海的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扬帆开船”——去阿曼北部一个叫做马斯喀特(Mascate)的地方。斯拉夫，现址不详，据阿布尔菲达说：“斯拉夫是法尔斯（波斯）的最大港口，该城没有田野，没有牲畜，有的只是卸货和张帆起航。该城人口密集，建筑非常豪华，一个商人要建一所住宅往往花费三万迪纳尔（约合30万法郎）。”洛巴布书中亦写道：“斯拉夫是法尔斯海的一个城市，邻海，在基尔曼(Kirman)附近。”⑨而费瑯译本却记载，斯拉夫遗址位于塔昔里港(Bender-Tahiri)，北纬27°38′，在公元977年被地震毁坏之前，一直是往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大转运港。⑩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据说是因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冲积泥沙所形成的浅滩造成了障碍，使庞大的中国船无法在波斯湾内通航无阻。为解决这一问题，便促使了斯拉夫的发展……海船到达斯拉夫后，货物用吃水浅的小船转运到巴士拉。(11)另据雷洛(Reinaud)译本，也谈到当时中国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装运的原因：“其实，因阿拉伯河口及其附近的海面一带多浅滩，且风浪甚大，殊难航行。对于容积甚大的中国商船来说，当然更感困难。因此，中国商船就把东洋物产，诸如芦荟、龙涎香、竹材、檀木、樟脑、象牙、胡椒等，先载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当地小船陆续把货物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至于波斯本地的物产，也是由小船先载运到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国商船运往东方。于是，斯拉夫港遂成为当时波斯湾头最重要的贸易港口。”(12)马斯喀特，在阿曼湾南阿拉伯半岛东北角处，今阿曼的首都。
6、从马斯喀特抢路往印度，先开往故临(Koulam-Malaya)……在故临我们加足淡水，然后开船驶往哈尔干海。越过哈尔干海，便到达名叫楞伽婆鲁斯岛的地方。故临，一作Quilon，今印度南端西海岸的奎隆。Malaya，《大唐西域记》作秣剌耶山，指今印度科钦(Cochin)以南的喀打莫姆山(Cardamom)。该国以山名为国名，故临在其管辖之下，故称秣剌邪国的故临。
7、船只抢路往箇罗国(Kalah-Vara)，瓦拉(Vara)的意思是“王国”与“海岸”，这是爪哇王国，位于印度的右方……然后商船向潮满岛(Tioman)前进……接着我们起航去奔陀浪山(Pandorang)。箇罗，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称为羯茶(Kedah)，与阿拉伯人所言的Kalah应是同一地，指马来西亚西岸的吉打。潮满岛，亦称地盘山、地满山、苎盘山等，即今马来西亚的雕门岛，位于马来半岛东岸外海。奔陀浪山，一作宾童龙，为占城碑铭中梵文名称Panduranga的译音，指今越南东海岸的潘朗(Phan Rong)。
8、随后，船只航行了十天，到达一个叫占婆的地方，该地可取得淡水……得到淡水以后，我们便向一个叫占不牢山(Tehoms)的地方前进，这山是海中一个小岛。十天之后，到达这一小岛，又补足了淡水。然后，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前进……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占婆，为占城碑铭中Champa的译音，《新唐书》称之为环王、林邑或占不劳，指的是今越南的中南部。占不牢山，亦作不劳山、占笔罗山等，一般认为是马来语Pulau Cham的译音，指今越南广南——岘港省海岸外的占婆岛(Champa)。中国之门，按费瑯的看法，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与中国的台湾岛之间，以及台湾岛与福建之间，有宽数百海里的海道通东海，此即阿拉伯水手所说的“中国之门”。(13)涨海，即阿拉伯所谓Cankhay的译音。伯希和认为：“涨海，即海南岛迄满剌加海峡间中国海之称。”(14)按此处上下文的意思来看，涨海指的应是南海。
二
自幼在巴格达长大的波斯人伊本·库达伯(Ibn Khurdadhbeh)，曾在阿拨斯王朝哈里发麦塔密德(Khalif Mutammid)时期任过吉巴尔(Jibal)邮长。他于844至848年撰写的《郡国道里志》(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一书，亦载述了从巴士拉沿波斯海岸到中国的航程(15)：
1、越过细轮叠(Sirandib)，便是拉密岛(Rami)……愿去中国的人，离开布林(Bullin)，避开右方之细轮叠，朝着楞伽婆鲁斯行进，需十日至十五日……细轮叠，即锡兰的阿拉伯语的异译。拉密岛，一称拉姆尼(Ramni)，为苏门答腊岛的异称。布林，其名无考。按记载：“从布林到细轮叠一日行。”说明其地与锡兰距离很近，且从右方避开锡兰，费瑯认为是“取道保克海峡”(16)。因此，估计其地应在印度南端。楞伽婆鲁斯，指苏门答腊全岛。
2、从楞伽婆鲁斯岛到箇罗岛，船行六日。该岛隶属于印度的贾巴(Djaba)王国……贾巴岛上有一小火山，长宽各一百腕尺，只有一枪之高，夜间可看见火焰，白天只能看见烟气。从这些岛屿动身，船行十五日，便到达香料之岛。贾巴岛，贾巴王国是印度的王国之一。据霍尔《东南亚史》称，当时已有印度冒险家到达印度尼西亚，建立他们的王国和殖民地。(17)这里的贾巴岛亦指苏门答腊岛，系印度殖民者以其母国名为岛名。岛上的火山为苏门答腊著名的贝拉必(Berapi)火山。香料之岛，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Maluku)群岛，该地以盛产香料而著称。
3、贾巴岛和梅特(Mayt)岛相距甚近。从梅特出发，左有潮满岛……由此航行五日，到吉蔑王国，国中产芦荟木和稻谷。从吉蔑到占婆，沿海岸前进三日行……从占婆出发，水陆兼行，约一百波斯里，即可抵达中国的第一站龙编(Lukin)。梅特岛，其地无考。据载与贾巴岛相距甚近，且在潮满岛右边，可能是马来半岛东南岸外海中的哲马贾岛。吉蔑王国，吉蔑系柬埔寨民族高棉(Khmer)的译音，其王国在七世纪中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领土包括今柬埔寨、老挝及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接壤。八世纪初，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两部分，九世纪初复归于统一。(18)龙编，今之河内，即唐代之交州，为当时中国最南的对外贸易港口。
出身于阿拨斯哈里发家族的雅库比(Yakubi)，曾到过印度、埃及和马格里布等地旅行。他于公元872年写了一部《阿巴斯人史》，这不仅是由什叶派人撰写的最早历史著作，而且利用了最好最原始的资料，其价值难以估量。该书载述了有关从阿拉伯航行到中国所通过的七个海：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从海上去中国，需横渡七海……第一个海是法尔斯海(Fars)，该海从斯拉大(Siraf)起到戎朱马角(Ras al-djum-djuma)止……第二个海从戎朱马角起，称作哕哕海(Lara)，海面宽阔，海上有瓦克瓦克人(Wakwak)的岛屿和其他僧祗民族……第三个海是哈尔干海(Harkand)，海中有细轮叠岛……第四个海叫箇罗海，海面狭小……第五个海是石叻海(Salahit)，海面极大……第六个海是军突弄海(Kundrang)，海上多雨。第七个叫涨海，这是中国海。只有在刮南风时，方可在海上航行，直抵达一条大江的喇叭形河口，从河口到广府城。”(19)
这七个海的第一个法尔斯海，是波斯湾的别称。其起点的斯拉夫是当时波斯湾著名的港口，位于巴士拉与乌巴剌东南的法尔斯海岸处，今已荒废；其终点的戎朱马角，费瑯认为是位于阿曼的东南处。第二个海啰啰海，又作拉尔海。拉尔为印度西北海岸古吉拉特的别称，拉尔海即指其所处的阿拉伯海。海上的瓦克瓦克指的是非洲的瓦克瓦克，僧祗民族指非洲东海岸的黑人种族。第三个海哈尔干海，指孟加拉湾；海中的细轮叠岛，为今斯里兰卡。第四个海箇罗海，指马来半岛西岸吉打附近的安达曼海。第五个海石叻海，石叻为马来语Salat、Selat的音译，意即海峡，指马六甲海峡而言。石叻海则为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域。第六个海军突弄海，军突弄即马来语的Kundur，意为“南瓜”，中国史籍中音译为“昆仑”，指的是越南东南端外海的昆仑岛。军突弄海为昆仑岛所处的海域。第七个海涨海，前文已述，指的是南中国海。
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于九世纪末出生在巴格达，刚成年时，为实现自己的旅行目的，自愿被流放。他遍历波斯湾、阿曼、印度和锡兰等地，据说还曾乘船经过马来西亚海域，一直抵达中国的沿海地带，因此，他对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他在公元943年出版的《黄金草原》一书中，详细描述过这条航线：
1、波斯海从巴士拉各岛开始，直抵巴士拉、乌巴剌和巴林各国沿岸。接着便是啰啰海，此海环绕着赛义姆尔(Saymur)、印度的索发拉(Subara)、塔那(Tana)、辛坦(Sindan)、坎巴雅特(Kanbayat)以及其他国家，是印度和信德(Sind)的一部。接着是哈尔干海、箇罗海、群岛；再往后便是军突弄海和占婆海……最后是中国海或称作涨海。塔那，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瞿折罗国（即古吉拉特，Guzerate）东部，马拉巴尔(Malabar)以西；另一种认为即当今的塔那赫(Tannah)，位于萨尔赛特(Salsette)岛东岸，孟买的北部。(20)坎巴雅特，即印度西北海岸的坎贝(Cambay)。信德，位于印度河下游地区，东接古吉拉特，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的南部。
2、在第三个海（哈尔干海）和第二个海（啰啰海）之间，如前所说，有无数岛屿，构成两海的分水界，据统计有两千个，或更确切地说有一千九百个……这些岛屿统称迪巴贾特群岛(Dibadjat)，有大量的椰子出口，其中最后一个岛是细轮叠岛。再有差不多一千波斯里的路程，便到达拉姆尼(Ramni)群岛……邻国有班卒儿，以产樟脑而著称，而且越是在多风暴、多地震的年代，产量越高。迪巴贾特群岛，即拉克沙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拉姆尼群岛，亦称拉密岛(Rami)，即苏门答腊岛。
3、第四个海乃Kalahbar，即箇罗海。和其他海一样，海水不深，也是一危险之海，在此海航行极为艰难……第五个海是军突弄海，亦有很多山和岛屿，岛上出产樟脑和樟脑液……占婆海与军突弄海相毗邻。在占婆海，有诸岛之王摩诃罗阇的帝国，其土地辽阔无边，军队无数……在摩诃罗阇的帝国里，室利佛逝岛位于距大陆差不多四百波斯里的地方，整个岛屿都是耕耘土地。该岛之国王也同样占有阇婆格和拉姆尼岛以及其他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岛屿；此外，他的治地还延伸到第六个海即占婆海的全部……第七个海是中国海，又称涨海。摩诃罗阇，对音为Maharaja，意即大王。当时的摩诃罗阇岛即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Crivijaya)，自七世纪以来，其地为一强大帝国，建都于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巴邻旁城。统治此国的山帝王朝，不仅拥有苏门答腊全岛，而且扩展其领土，东至爪哇，北据马来半岛，甚至远至占婆等地。(21)阇婆格，对音为Zabag，与室利佛逝同属摩诃罗阇管辖，都在苏门答腊岛上。
三
上述考释的是由阿拉伯商人或旅行家记载的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而从中国到阿拉伯的航线则在中国史书中有记载，其中最完整的应数《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所述的“贾耽所志广州通海夷道”。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潜心于中外地理研究达三十年之久，对“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闤闠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闫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22)由此可见，贾耽的记载是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根据当时航海来华的外国商人的讲述，加上本国商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在百姓中流传的各种传说，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研究而成，其重要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下面将其记载的从广州到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航线分段进行考释：
1、从广州至越南南端海域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屯门，为外国船只进入广州的入口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三曾说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伯希和根据《广东通志》卷一二四地图上尚载有屯门之名，认为其地在大屿山及香港二岛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23)九州石，船只西行二日到达的九州石，大约是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列岛，西文称为Taya列岛。象石，船只沿海南岛东岸南行二日到达的象石，大约为今海南岛东岸万宁县近海的大洲岛，西文称为Tinhosa岛。占不劳山，又称岣崂占(Culao Cham)或占波补罗(Campapura)，即今越南中部东海岸外的占婆岛。环王国，指当时统治越南中部的林邑，《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环王传》称：“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陵山，《隋书》卷八十二《赤土传》称为“陵伽钵拔多”，为梵语Linga-parvata的对音。Linga梵语意为林伽，Parvata意为山，整个词的意思是“林伽山”。因林伽是湿婆神拔陀利首罗(Bhadresvara)的象征，故亦称为灵山、大佛灵、大佛灵山、佛灵山、灵山大佛等等，其地约在今归仁以北附近的Sa-hoi岬，湾内有一港称为Langson。门毒国，门毒距离陵山只有一日航程，故伯希和认为，应在归仁方面求之。古笪国，占城碑文中的Kauthara为其对音，系越南东南海岸芽庄的梵文名称(Nha-trang)。奔陀浪洲，即宾童龙(Panduranga)，今越南东南海岸的藩朗(Phanrang)。军突弄山，为马来语Pulau Kundur的对音，意为“南瓜岛”。黄衷在《海语》卷三《畏途·昆仑山》曾描述：“冬（南）瓜延蔓，苍藤径寸，实长三四尺，大逾一围，糜腐若泥淖。”华语将其音译为“昆仑山”(Pulau Condore)，指今越南东南端外海的昆仑岛。
2、从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
“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四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兰洲。”海峡，为马来语Selat的意译，“石叻”则为音译。土著所谓的“质”，是Selat的节译，指的是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罗越国，马来半岛有一种族称为雅贡人(Orang Jakun)，学术界称之为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a)，属海洋蒙古利亚种(Oceanic Mongoloid Race)，大多居住在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森美兰、彭亨及廖内群岛等处。该种族分为两类，凡居住在陆地者称为“陆雅贡”(Land Jakun)，居住在海滨者称为“海雅贡”(Sea Jakun)。海雅贡主要集中在柔佛海峡及柔佛群岛，当地人称之为Orang Lant，意即“海人”。贾耽所言的“罗越”殆为Lant的音译，其地为新加坡北岸的柔佛。(24)佛逝国，亦名室利佛逝，为Crivijaya的音译，其地在苏门答腊岛东北的巨港(Palembang)、占卑(Jambi)一带，或泛指苏门答腊岛全部。诃陵国，诃陵一名的起源，据说是印度羯陵迦(Kalinga)民族东移后，以其母国名来名其移居地，指的是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葛葛僧祇国，费瑯认为，此名或为马来语Kakap Jengi的音译，疑即黑人峡(Selat Zangi)，即今之Gaspar峡。(25)箇罗国，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称为羯茶(Kedah)，阿拉伯人称之Kalah，其地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哥谷罗国，伯希和认为，此地应求于吉打西北或西南的朗卡维岛(Langkawi)或槟榔屿(Poulo Pinang)。(26)胜邓洲，伯希和认为，胜邓并非一洲，而为苏门答腊的一部分，即在德利(Deli)与朗加(Langkat)一带。”婆露国，即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婆鲁师、《新唐书·室利佛逝传》的郎婆露斯，指的是苏门答腊岛西岸以出产樟脑著名的巴罗斯(Baros)，因中国人称樟脑为婆律膏，故将其产地译为婆律。婆国伽兰洲，殆为马欢《瀛涯胜览》中的翠兰山之讹，指孟加拉湾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冠以“婆国”二字，可能当时为婆露国的属地。
3、从斯里兰卡至波斯湾
“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山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师子国，亦作僧伽罗(Simhala)，或细轮叠(Sirandib)等，指印度洋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没来国，为《大唐西域记》卷十的秣罗矩吒(Malakuta)，亦即秣剌耶(Malaya)或麻啰拔(Malabar)，今译马拉巴尔。因bar在波斯语意为临海国，故贾耽仅译其国名为没来(Mala)，指今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沿岸，似特指奎隆(Quilon)一带。拔国，疑指昔日之Barygaza，今之布罗奇(Broach)，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纳巴达河口，在坎贝湾内。提国，为阿拉伯人Daybul的译音，亦殆为《大唐西域记》的谢屈，对音为Zabul，其地今印度西北部卡提阿瓦(Kathiawar)半岛的第乌(Diu)。弥兰大河，阿拉伯人通称印度河为Nahr Mihran河，“弥兰”为Nahr mihran的译音。新头河，即梵语Sindhu的译音，意为“甘”；或即波斯人所谓的Sinda，Sind为河之义，指今印度河(Indus)。渤崑山，殆为崑崙山之讹。印度河在今巴基斯坦，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克什米尔，在提（第乌）之北入于海。提罗卢和（罗和异）国，即靠近伊朗，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 Tigris)会合处的阿拉伯河东南面的Djerrarah。桑原骘藏认为，马素地在《黄金草原》一书中记载在巴士拉(Basra)与乌巴剌(Oballah)所处的波斯湾头，或距乌巴剌不远处有一海滩，为著名的Djerrarah地方。在航道的入口处，建立三个高木架，夜间点火于其上，从Djerrarah海滩上则可看到。因此，贾耽谓之“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28)乌剌国，即今波斯湾头，阿拉伯河河口的乌巴剌(Oballa)。弗利剌河，为幼发拉底河，即Furat的译音，指今阿拉伯河(Shatt ul Arab)。末罗国，从其所处的位置及对音来看，应属巴士拉(Basra)无疑，当时为两河流域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缚达城，茂门王即哈里发，其都缚达城为阿拔斯(Abbas)王朝的首都巴格达(Baghdad)。
从上述考释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非常发达，由于两国的商船来往频繁，故对由巴士拉出航，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或者从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域、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至巴士拉的航线，无论在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或者在唐代的官方文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当时在这条航线上穿梭航行的，除商人外，还有不少往西天求法的高僧，如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常憨禅师，“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谕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明远法师，“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为君王礼敬”；义净本人亦于咸亨二年(671)，随龚州使君冯孝铨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29)同时也有唐朝官员从阿拉伯直接搭乘商船到广州，如天宝十年(751)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的杜环，在怛罗斯(Talas)战役中被俘，在阿拉伯居留了12年，至宝应初年(762)才从波斯湾搭乘商船返回广州。(30)这些说明，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然而，至唐末，双方的贸易则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使阿拉伯商人失去了货源，特别是丝绸；二是唐朝官员对阿拉伯船主和船商过度搜刮，强迫他们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往日规定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得到纵容。阿拉伯商人遂渐渐不到广州进行贸易，而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使该城市成为从斯拉夫和阿曼等地来的阿拉伯商船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与从广州来的中国商船会合。而中国商船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远航到阿曼、斯拉夫、波斯或巴林沿岸，以及乌巴剌、巴士拉等港口，只要在吉打就可得到阿拉伯的商品。(31)于是，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重心遂从广州转移到了马来半岛。
注释：
①真人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②③⑨(15)(16)(19)(20)费瑯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第114页；第66页；第41～46页；第42页；第66～67页；第115页。
④⑤⑩(11)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32页；第29页；第40页；第41页。
⑥(13)(21)(25)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腊古国考》，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第38页；第119页；第59页。
⑦冯承钧编：《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页。
⑧韩振华：《公元六、七世纪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厦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
(12)(28)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1页；第24～25页。
(14)(23)(26)(27)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90页；第63页；第131页；第132页。
(17)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页。
(18)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页。
(22)《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4)韩槐准：《旧柔佛之研究》，新加坡：《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52、72、152页。
(30)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31)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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