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神 诗性创造——解读《红处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处方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毕淑敏曾经说过：“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这似乎是毕淑敏自身创作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尺度。在当前许多人更注重形式操作的情况下，她对作家理性意识的强调显示出一种新质来，在她的创作观念中，深度的理性精神是一部优秀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的创作实践、她所特有的审美视角、她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对人、人性的审视，都在显示着她对理性精神的张扬。她的长篇新作《红处方》再一次展现出她在创作中力图要表现出的由种种生活体验中所敛聚、升华出的巨大的理性精神。
《红处方》是毕淑敏创作思想的合逻辑的延续和深化。作品所选取的仍是现时性的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生活素材，所观照的视点依然是人、人性，只是这一次不是在临终关怀医院，而是在戒毒医院。在这个从人生理念到生理状态均呈病态的特殊患者群构成的特殊环境中，两种人生理念的矛盾与冲突所造成的强烈反差，放大了观照对象，使表现着理想、崇高、责任、奉献精神与表现着物欲、自私、颓废、恶毒等截然对立的两种人生理念在比较中都得到鲜明的显现。在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性的弱点和迷误的释放，是怎样改变着公共秩序和人的正常的生活理念，摧毁那些属于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宝贵的东西；更可以看到崇高在社会生活中是怎样的珍贵而须臾不可丢失。这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它显示着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时代性特征。
《红处方》对人、人性的审视，是在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中完成的。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是寄托着作者理想与情感的人物。她不仅外表清秀端庄、落落大方，而且医疗水平高超，对事业有着执著追求的献身精神，对社会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在从事着极其艰巨的特殊工作。围绕在她身边的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实践着性质相同的事情，不是很支持她的事业。她的患者是一群从精神到行为都发生了畸变的病态人，他们以毫不掩饰的方式表现着人性的弱点和迷误，可以公然地鼓吹自己的物质欲、金钱欲和毫无羞耻的自私自利，将野蛮与兽性带入医院。而一些医护人员则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与她的不和谐。医生孟妈在医院工作的全部目的是得到经济上的满足。护士栗秋有着极“现实”的人生原则，工作中兼有为自己择偶的任务，终于如愿以偿。她们混淆了是非界限。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简方宁该是痛苦的，她一方面要应付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一方面要应付这些挑战带来的内心冲突。她对好朋友沈若鱼说：“我赤手空拳，事业又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步，没有人理解。真的……我疲倦极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努力工作着，死而后已。她的这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精神，使作品拥有了强烈的精神震撼力，每位读过本小说的人，都会为此而感奋不已，良久反思。
毕淑敏不是猎奇性的作家，她的创作总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她的审美视角总是以社会、人生为参照系，贴近生活、揭示人生。因此，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她对人的性格的揭示和描纵从不只为了抒发个人的一己私情，她没有那种隔岸观火式的任意评点和潇洒，这使她的创作显示出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红处方》中，读者能够清楚地体会到一种悲壮的情绪。她的胸中似乎积聚着难以排遣的情愫，为了社会，为了人性。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的不良现象和人性的弱点，实际上最先冲击的是她自己的生活理念，她的人生观和价值尺度。她为那些不良现象的发生感到痛恨、困惑，然而，她没有失落，她的生活理念不允许她采取幻灭的态度，而要将那些不良的现象揭示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她将自己的意绪化作了对社会、对人的理想和期待，渗透在作品的营造中，对于人物的表现，都受到了她的审美理想、生活理念和调控与整合。在作品中，她借用了沈若鱼的眼睛观察和评价种种人物，这使她比较方便地获得了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生活理念的渠道，那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扭曲的人性在这个审美视角的观照下失去了伤害的力量而成为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醒世教材。
《红处方》的题材其实是极难写的，很容易使作品陷入两个极端：猎奇性的展览和缺乏诗性的理性批判。作品既要有理性的力量，又必须有巨大的诗性魅力，难度极大。对此，毕淑敏显得游刃有余。在对生活、对人的理性思考和把握方面，她所具有的宏观意识和历史感直逼哲学。所以，超越局部的、偶然的现象层面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和表现，是她审美兴趣所在，也是她的作品深厚的理性穿透力所在。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指出：“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确确实实，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身的探寻，“认识自己”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毕淑敏对人性的探寻，正是反映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探寻自身的意识，特别是反映了处于转折时期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要求。她是带着某种哲学意识进行创作的，当她状写那些生活现象时，总是在人性、社会历史的背景下揭示它们的意义，这使《红处方》带有浓厚的理性韵味。
毕淑敏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哲学意识明显地影响到她的语体风格。在《红处方》中，读者可以读到各种对社会与人性问题形而上的议论，无论是从叙述人角度还是出自人物之中，都时时透露出哲学家的深刻与冷峻，闪烁着人生的睿智。对于人性的探寻，她从未停留在感性的体验上，这就常常使她的人物在谈论问题时有如学者之间的讨论，其中的谈幸福、谈物质与精神、谈医学、谈人性、谈心理等等，无不有思想家的深刻。读《红处方》，很容易回味起读托尔斯泰、读雨果的感受，他们作品中的那种史诗性的品格，很大因素是由蕴涵在“较大的思想深度”中获得的。
对于诗性的创造，毕淑敏表现出较深的艺术功力。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着的女作家中，她属于实力派的一位。她的实力得益于她对生活的不懈追求和深刻理解，同时，也得益于她对艺术规律的深度把握。在《红处方》中，她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情绪空间，作品中的每一章每一节以至每个细节描写，都体现着作为艺术作品整体生命的律动。她以倒叙的结构形式，令读者立即进入状态，跟随作者走向探寻的征途，与之共同燃起崇高的理想。作品中每一处描写都不是孤立的，都从一个点、一个侧面、一个层次展示着大故事形成的过程，在严谨的结构形式中，那些点和面的现象描写，组合成有着生命意蕴的艺术空间。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毕淑敏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她诗意的情绪。她将简方宁与沈若鱼的关系作了理想化的处理，写得那样的真挚与默契；将每一个戒毒人的叙述写得曲折而富于感染力；将人物语言处理得简约而有表现力。这一切，都给作品带来了诗性。对于结局的处理，诗性化的表现带有很强的浪漫色彩：当简方宁的追悼仪式在效外公墓举行时，竟有许多她治好的吸毒患者自发赶来，为他们心中尊敬的简院长送行。这样的情节当然是作者诗意的想象。她的这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情绪在作品的结尾达到了高潮：沈若鱼坚定地做出了选择——“到戒毒医院去”。简方宁与她的事业、她的精神将得到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结连理”、“化蝶”式的艺术手法，也诗意地表现了作者的理想与愿望。
在文艺作品中，最宝贵、最持久、最与美接近的，不是某种单一的东西，而是显示人的生命意识的种种意蕴、情感、情感方式——它们是心灵之光对历史的折射，是心灵与历史的统一。新时期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因为生存状态的改变而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内心冲突，都在寻觅新的精神家园。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小说创作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时至今天，已经将审美视点由政治层面、生存状态的层面、个体的层面转向了对人、对人性、对社会的理性批判。毕淑敏的创作代表着这一倾向。《红处方》在小说创作中的思想深度方面，在作品的理性精神与诗性的统一方面，都为写实小说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提供了一个新鲜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