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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长期和重要的任务。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新旧交替和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时期，这项任务又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与物质文明建设一样，合理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如何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完成这一课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总是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前进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进步都需要学习其它民族和国家的优长之处。无论个人还是单个民族对事物的认识和对规律的把握总是有限的，若要更多地获得改造自然界的本领，发展物质生产，创造更加丰富的精神文明，就必须善于学习。我国先秦哲学家荀况认为，与其终日冥思苦想，“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又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与物也”。《诗经》里也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智慧格言，这表明借助他人之长以发展自身，确是古老华夏民族早就认识到的一条规律。其实，善采他人之长以发展自身，也是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创立辉煌文明史的重要因素之一。回溯千年，盛唐时代的中国雄踞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博大胸怀的国度。唐代综合国力的蓬勃发展与它善于博采众长的国策密不可分。此时的华夏文明吸收了世界其它民族的许多优秀的文明成果，当时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都十分发达。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唐人大量吸收了西域尤其是印度次大陆在绘画、音乐、舞蹈及服饰方面的精华，且加以消化和改进，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文化典籍，并将它们吸收到哲学、伦理学和文学创作中，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唐代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达到了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其光芒辉耀后世，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善于吸纳世界文化精华的宽容品格。再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近代以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有不少原本落后的国家由于积极地获取先进国家的文明成果，从而较快地走出了落后被动的境地，有的国家甚至步入了发达国家之列。例如，17世纪末以前的俄国还是一个极为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彼得一世执政后，锐意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国策就是打开国门引进西欧的文明成果。为了考察和掌握西欧的先进科技，大批的俄罗斯人游学西欧诸国。彼得本人也遍访异邦的工厂、船坞、舰队和学院，为本国引进了大量急需的实用技术和文化典籍，从而为俄国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在彼得一世以后的一百余年间，俄国既涌现出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这样具有国际声誉的大科学家，也产生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世界级文学家艺术家。于是，原本被西欧人轻视的俄罗斯民族凭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通过学习和引进异邦的先进成果，在并不很长的时期内便堂而皇之地与其西方邻国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其实，文艺复兴之后发达起来的西欧国家也是利用了包括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内的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而崛起的。当今的时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的更迭可谓日新月异，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大市场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封闭自守，不积极借用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就难以跟上21世纪的前进步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一再告诉我们，开放交流、学习引进，是各国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共同规律。
积极地大胆地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合理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列宁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就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0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里高屋建瓴地阐明了现代世界文化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列宁针对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拉普”派的极左思潮，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他在文中指出：“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列宁特别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建设者共青团员们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同上第106页）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不仅妥善地保存了俄罗斯和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而且利用这些文明成果启蒙培养了千千万万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毛泽东同志也主张积极地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早在延安时期，他在阐述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2—23页）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号召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重要谈话中，他指出：“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第21页）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吸收世界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以上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态度是科学的、正确的和一贯的。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当深入领会和切实遵循这些科学的原理。
进入20世纪后，中华民族在探索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注重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本世纪中国吸收外来文明的第一次高潮。大批的莘莘学子怀着赤诚的报国之心远涉重洋，到东西方发达国家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科技文化，早期留洋的学者们又把先进国家的文明成果大量地译介给渴求新知识的华夏同胞。于是，中华民族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认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宗师鲁迅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这是一个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文化发展构想。他主张，对于外来文化，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设不能只靠被动的交往。必须具有主动的勇气和自己的眼光。他的“拿来主义”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旧中国没有气节的“送去主义”和西方列强霸道的“送来主义”而提出的。任何国家和民族若闭关自守，经济和文化都无法获得发展的动力。他告诫人们，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7页）。而国门开启后，我们也不能坐视外来的东西不分优劣地横行闯入、不分良莠地盲目吸纳。面对外来文化，我们首先要有勇气去拿来，其次是要挑选，目的在于用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成果建设我们的新文化。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思想家理论家，更是合理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辛勤的实践者和楷模。他亲自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代表作家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等等。他还创办了译介外国文化的大型期刊《译文》，开办现代木刻艺术讲习班，并亲自为外国教师作翻译，传播了外国进步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鲁迅先生涉猎的外国文化的范围近至苏联、日本，远达北美、南非，译介外国作家的数量竟多达370余位，其文化研究博大精深。如此开阔的心胸、如此勤奋的治学精神、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毫无疑问，鲁迅先生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在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读点鲁迅”、“学鲁迅的榜样”的号召仍然具有其深远的意义。
鲁迅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给了我们这样深刻的启迪：各民族或各国家文化的相互交往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拥有文化建设的自主权和自决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第22页）对待外来文明，应该持有一种庄严的主人翁姿态，学习和吸收决不意味着顶礼膜拜；崇洋媚外的心态和做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必遭鄙视和唾弃。在当代，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自主权和自决权，就要求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中华民族自尊自立的伟大品格。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特别是精神文化成果也应该讲政治。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政治倾向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倾向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利益所决定，所以不容忽视。例如，西方的某些人文学科“大奖”在评选中的政治意图是不言而喻的。鉴于这些因素，我们在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成果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它们加以客观冷静的识别辨析。切不可只因为某些作品得了什么奖，就不加清理地将它们全盘引进。对于国际霸权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渗透，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加以抵制。
当然，我们在注意外来文化的本质特征的同时，也必须懂得人类文化发展所固有的某些共同规律。对于外来文化的成果，哪些可以引进、哪些不可引进，我们还是应该遵循这样一种科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吸收和引进本身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建设的精神文明既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又有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色。毛泽东同志指出：“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第23页）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决不可丧失自我。任何具体的文化成果无一例外地产生于既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它们必然带有既定民族的特点，其成分有的能够为其它民族所适用，而有的却未必能被接受。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史一再证明，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全盘西化更行不通。因此，对外来文化成果的选择和改造，就成为必然。
当代文化理论研究者也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文化交流和研究中的“外在性”因素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文化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70年代就批评过那种丧失民族自我品格和审视力的文化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主张：为了更好地理解异族文化，就应当转移到这种文化之中，忘掉本民族文化，而用这种异族文化的眼光来看世界。巴赫金认为，此种观点大谬不然，在他看来，尽管对异族文化的深入体验或换个角度看世界是必要的，但仅仅限于这一点就会流于简单的复制，其中不会包含任何新的、使之丰富的东西。其实，“创造性的理解并不排斥自我，不排斥自我所处的时间位置，不排斥本民族文化，也不会忘掉任何东西。对于理解而言，重要的是理解者对于他要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事物所具有的‘外在性’——在时间、空间和文化方面的‘外在性’。”这是因为，“一个人自己甚至连自身的外表都不能真正看清和在整体上了解，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上他的忙，只有他人，依靠他们在空间的外在性，依靠他们是“他人”的这种条件，才能看清和理解他的真实外表”。（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艺术出版社第353—354页）由此可见，面对外来文化，借鉴者吸收者无论其所处何种地位，或先进或落后，其实都本能地具有某种优势，即可以发现被观察者缺憾不足的这种优势。所以，巴赫金认为，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族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
本民族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审视外来文化的这种优势，正是使一个民族合理改造消化其它民族优秀成果为自己所用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独立自主地比较和研究外来文化，不仅可以发现异族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而且也能够启发我们发掘本民族自身未曾关注和利用的潜力及优势。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通过现代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国古典诗人在同一诗学领域研究中的领先地位。本世纪初被奉为先锋文艺理论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了所谓“陌生化”的创作法则，即“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曰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但钱先生敏锐地指出，我国宋代文学家梅尧臣对于艺术创作的这一规律的发现理解可以说是“夙悟先觉”，梅尧臣早就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歌创作观念，且“陌生化”的运用不止于艺术的形式，而取材选境，亦复如是。（《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0页）这个例子说明，对于西方的现代文化理论可以研究探讨，但完全不必对它们顶礼膜拜。应该通过平等的对话、交流，从而探索出人类文化创造发展的共同规律。
当代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证明，只有充分尊重和深刻理解本民族的文化优势，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近年来，计算机汉字处理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中国这方面的成就早已令世界瞩目。可曾几何时，却出现过“汉字无法机械化、电脑化”这样的偏见和悲观论调。而有志气创造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充分理解了世界上这种最古老象形文字的深厚文化底蕴，把握了汉字单音简短、增词不增新字，语法简单，信息量极大、灵活融变等拼音文字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字的输入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速度而言中文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文字。实践证明，只要不失时机积极地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在我国民族自身的深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改进发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必然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从而共同推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
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一定要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考虑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习惯。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观念和作法不一定在此时此地也完全有效。精神文化领域的产物更是如此。所谓文明传统大多是由于民族的个性和民族历史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不仅东西方文化可能发生相互抵触，就是西方或欧美民族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和冲突。19世纪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普希金、梅里美在其作品中（《茨岗人》、《嘉尔曼》）早就反映过不同民族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和冲突。不考虑这些因素，也就不能很好地借鉴外来文明成果。因此，我们在翻译、介绍、引进外国的文学、影视、美术作品时，尤其要注意民族的审美习惯审美趣味，总而言之，要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
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应该是全方位的。中国有个著名的成语叫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成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学习他人方面所具有的朴素的辩证的方法论。东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先于世界发展中国家，他们率先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方法和国际贸易模式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科技和经济上暂时处于落后状态，但是，经济的落后并不意味着所有方面都无可取之处，特别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相对不平衡的状况，因此，要善于学习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文化方面的一切优异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文明。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1页）鲁迅先生在译介外国文化时也十分注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他既翻译东西方发达国家的佳作，也译介亚洲和非洲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既介绍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化，也宣传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学创作。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早在60年代初，他就提出要学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在他的亲自倡议、关怀和指导下，创立了东方歌舞团，30多年来，中国艺术家们铭记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努力学习亚非拉民族的歌舞艺术，并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创作出许多艺术精品，繁荣了祖国的文艺事业，并且赢得了世界声誉。可以认为，这是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精华方面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必须认真吸纳其内在的精髓，而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更不可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在外来文明借用方面的形式主义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崇洋媚外。一个时期以来，在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某些作者和研究者，不顾国情地一味追逐和模仿西方时髦的创作模式和批评模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外国时兴在小说或剧本中“淡化”故事，模仿者们也就把情节抛在一边；别人“消解”人物形象，模仿者的作品中也就再也见不到主人公。西方理论家提出个什么新术语新名词，模仿者们也照猫画虎般地拣了过来，生吞活剥地套用在文章里。例如，“后现代”这类时髦的文化术语原本是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生活中特有的文化产物，它适用的范围本来应该在西方精神生活的领域，研究者能够结合彼时彼地特有的具体的文化现象对西方“后现代”进行透彻的分析研究，也就适得其所了。而有的论者却偏要生搬硬套地用这个概念来诠释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于是，“后”这个、“后”那个的标签在其文章里四处游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中国的读者们不禁要责问这些模仿者，为什么纯中国的文化现象，非要用万里之遥的西方术语来命名阐释。如此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土壤上是不可能有发展前途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不良现象，某些店铺商场的命名、产品的商标名称一味地追求有“洋味”，尽取一些中国人看不懂、异邦人也莫名其妙的“外国”名称。这些人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将名称包装得洋里洋气，在汉语里夹杂一些半通不通的洋文，就会身价百倍或与国际接上了轨。其实，如此拉“洋”旗作虎皮的拙劣伎俩与借鉴吸收外来文明风马牛不相及。这类惟“洋”是从、贬抑本民族文化的殖民心态和借用“洋名”以售其劣的不良现象应该杜绝。
我们在吸收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还应该清醒地注意到，虽然这些国家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其制度和意识形态固有的根本缺陷，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人类文明发展相背的产物。在他们的精神文化中包含着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相当腐朽的成分，对这类东西我们必须坚决抵制。有些人盲目地羡慕西方富豪们的那种超高级消费方式。殊不知，这种生活方式说穿了是建立在疯狂掠夺发展中和贫穷国家资源、剥削其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毋庸置疑，这种生活方式的本质是极其腐朽的。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投机方式和冒险行径严重毒化了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后工业化”的病毒已经在西方肆意弥漫。以个人主义为其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衍生出诸如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代精神瘟疫。这些消极和腐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滋生着大量的社会问题，精神危机反过来又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要有效地抵制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的侵蚀，就要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道德传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教育。让青年一代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文化传统和遗产，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风尚，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环节和组成部分。有了正确的政治观、人生观，有了民族的自尊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就能以清醒的头脑和不卑不亢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辨其利弊，析其良莠，从而纳其精华。
同时，为了对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消极的思想意识进行有效地抵制，我们应该让青年人了解，这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为正直的人士所不齿，为公正的舆论所谴责。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中，有良知的文艺家们（如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卡夫卡、德莱塞、山崎丰子等等）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尔虞我诈等诸多丑恶思想和现象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杰作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些作品“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5页）。恩格斯的评价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我们可以用上述有认识价值和批判倾向的外国文艺作品来帮助我们的青年一代正确地认识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使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形形色色经过乔装打扮和巧妙包装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意识和生活方式不仅不是什么“现代新潮”，而是早就被西方有识之士批判过的精神沉渣。作为跨世纪的一代新人决不能接受和追求连有良知的资产阶级文艺家都竭力抨击的西方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正是这项长远的建设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工程是宏大的，也是艰巨的，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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